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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a论文】试探学校教育与未成年人犯罪经验研究——以可控变量为中心(论文范文案例)

星级: ★★★★★ 期刊: 《教育研究与实验》作者:赵军,祝平燕浏览量:3883 论文级别:热门本章主题:未成年人和学生原创论文: 5156论文网更新时间:12-19审核稿件编辑:Ives本文版权归属:www.5156chinese.cn 分享次数:2879 评论次数: 7717

导读:本论文是一篇关于未成年人和学生方面的优秀论文致谢参考文献,对正在写有关于学校教育与未成年人犯罪经验研究——以可控变量为中心论文的写作者有一定的参考和指导作用,免费供学生们阅读下载。

赵军祝 平燕

[摘要] 回归模型显示,学校在未成年人心目中的地位及校内人际情感因素对未成年人犯罪具有预测力;不同教育方式在防止未成年人犯罪中的实际作用各不相同,被普遍否定的“嘲笑式教育”可能具有相当的积极作用, “放任式教育”与“批评式教育”在一定范围内是适用的,而被普片肯定的“劝化式教育”则具有一定局限性;学习兴趣而非学习成绩对未成年人犯罪具有预测力,升学导向下应试教育对成绩的片面追求和对兴趣的磨灭必须反思;强化思想品德、法制教育以及严格对学生“一般性错误”的管理并非防止未成年人犯罪的有效措施,对学生“犯罪接近行为”的适当干预才是问题的关键.

(关键词] 学校教育 未成年人犯罪 经验研究

关于学校教育之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影响,晚近研究并未对以下三个问题作出确切回答:(1)在影响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社会性因素中,学校教育在整体上占据着多大权重? (2)学校教育的各个方面对未成年人犯罪分别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3)以往哪些有关学校教育的观念、设想有助于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哪些尚需进一步的检验或应予直接摒弃?只有找出这些问题的确切答案,未成年人犯罪的防止体系才可能合理构建.

一、研究方法

1.调查对象.本研究采自陈问卷法收集资料,样本取自京、鄂、黔三地.研究人员先在三地未成年人管教所采等距离抽样法抽取30%的男性在押人员,形成总数为966人的未成年犯样本;[1]再依未成年犯样本在年龄、户籍性质和地域上的比例,在三地的10所中学中随机抽取了1076名普通中学

学校教育与未成年人犯罪经验研究——以可控变量为中心
未成年人和学生论文致谢参考文献

生形成对照样本.

2.研究工具.研究者针对未成年犯和普通中学生设计了两个版本的“有关未成年人成长问题的调查问卷”,学校教育是其中的一部分内容.

3.资料分析方法.曼一惠特尼U非参数检验,对数回归模型.

二、学校教育因素在未成年人犯罪

促成体系中的权重

对包括未成年犯和普通中学生在内的并合样本进行对数回归分析,得到以17个具有较大控制可能性的学校教育因素为自变量,[2]以未成年人是否犯罪为因变量的预测模型(见下表).[3]

回归模型分析了并合样本59。8%的个案;整个模型的卡方检验为608。175,概率水平为0。000,具有很强的统计意义;R平方的两种计算方法得出的结果分别为0。392和0。524,所选学校教育因素变量合在一起解释了未成年人犯罪四至五成的方差;共有80。0%的个案被正确划分归类,所选自变量在整体上对因变量具有相当的解释作用.

一般认为, “家庭功能丧失,是导致青少年问题的根本原因.……学校、社会当然有需要改进之处,然而只有家庭能彻底改造,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4]P85显然,模型数据并未完全支持将学校教育因素置于未成年人犯罪促成体系次要位置的通常观念.

一方面,这可能与现代社会变迁下传统家庭功能向社会转移有关.传统家庭一般负有繁衍后代、社会化下一代、为家庭成员提供支持与保护等三大基本功能,[5]P121-122但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却使传统家庭的各项功能遭到不同程度的削弱并逐渐转向社会.家庭、父母对子女的影响逐渐弱化,同辈团体、学校或社会对未成年人的影响日渐增强.

另一方面,该现象也与未成年人所处的人生阶段有关.“青少年就象卫星,在完全独立自主之前是环绕父母运行的,个体依赖父母并接受社会化,青少年渐渐发展,愈来愈自主,亲子间的关系亦逐渐‘去卫星化’,慢慢脱离依赖父母的轨道,……将对父母的依赖转至老师或同伴等人身上”.[6]P230

两相结合,学校教育因素自然会在未成年人犯罪促成体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将之视为“次要”或可以“嗣后”考量的变量并不合适.三、学校在未成年人心目中的地位及校内人际情感

“在乎老师”的概率水平为0。000,Exp (B)为0。170,提示如果未成年人在乎老师对自己的评价,则其犯罪的发生比I7|将减少至17。0%; “在乎同学”的概率水平为0。033,Exp(B)为0。565,提示如果未成年人在乎同学对自己的评价,则其犯罪的发生比将减少至56。5%.这表明,学校在未成年人心目中的地位越高,他们犯罪的可能性就越小;反之,就越大.

“老师倾诉”无统计意义; “同学倾诉”的概率水平为0。005,Exp(B)为0。424,提示如果未成年人在遇到烦心事时愿意向同学倾诉,则其犯罪的发生比将减少至42。4%.和谐的校内人际互动、紧密的校内人际距离可抑制未成年人犯罪的假设得到了部分支持.

“师生情感”的概率水平为0。003,Exp (B)为1。339,提示师生情感由“都比较喜欢”、“部分老师比较喜欢”、 “个别老师比较喜欢”到“都不喜欢”每下降一个档次,则未成年人犯罪的发生比就会增大至1。339倍,良好的师生情感可抑制未成年人犯罪的研究假设获得强烈支持.

在Hirschi的社会控制理论中,个人与社会的连接被视为社会控制及约束个人行为的关键,未成年人对学校的依附则被视为保持这种社会连接、继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和其他偏差行为发生的重要环节.而所谓依附,就是指“个人与他人有亲密的感情,并尊敬及认同他们”.[6lP32显然,除“老师倾诉”之外,上述数据均呼应了Hirschi理论有关学校依附的观点.

不过,“老师倾诉”变量的不显著也未构成对Hirschi理论的实证反证,理由有二.其一,青春期少年正处于极力摆脱师长控制、塑造独立人格的“去卫星化”阶段,遇事倾向于与同辈沟通是该年龄阶段未成年人普遍的行为模式;其二,当前以升学为核心的教育模式(尤其是中学),已在事实上将教师职责狭隘定位于帮助学生掌握应试知识,教师不再将帮助学生应对成长困境、与学生进行学习以外的交流沟通视为其职责所在.于是,师生关系的“表面化”、 “形式化”成为普遍现象, “老师倾诉”也就自然失去了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预测力.然而,学校依附越强则未成年人犯罪可能性越小的研究假设,毕竟在整体上获得了预测模型的支持.故如何改变师生关系“表明化”、 “形式化”的普遍现状以强化未成年人之学校依附,反倒是防止未成年人犯罪的可能策略之一、

四、老师的教育方式

(一)体罚

“体罚”不具统计意义,体罚式教育能纠正未成年人错误行为、防止其犯罪的假设,以及体罚式教育可促成未成年人陷于犯罪的假设,均未获支持.鉴于老师对犯错学生实施体罚的目的是为了教育而非单纯的痛苦施加,既然体罚对犯罪预防无效,则其作为一种教育方式而存在的理由也就当然应予否定了.[8]

(二)放任

“放任”在模型中虽无统计意义,但在移除“入校内帮”变量后,其概率水平即变为0。007.其时,“放任”的Exp(B)为1。796,提示对犯错学生采“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态度,则学生犯罪的发生比增大至1。796倍.这表明, “入校内帮”的介入,使“放任”失去了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预测能力.申言之,老师对学生诸如上课讲话、迟到、不出操等“一般性错误”的放任态度,并不会加大未成年人犯罪的可能性;只有在学生出现加入校内帮派这种与犯罪具有更为密切、更为直接关联的“特殊错误”时,老师的放任才会加大未成年人犯罪的可能.

Edwin Schur认为,绝大多数发生在未成年人身上的偏差行为都仅仅只是成长过程中的“自然现象”,不必过度干预.[4]P167“标签理论”亦认为,对未成年人普遍存在的“初级偏差行为”予以严厉的批评或惩罚,反倒会造成“罪恶夸张化”,并由此使未成年人产生偏差的自我形象,最终导致“次级偏差行为”的发生.[9]因此,对学生类似“初级偏差行为”的“一般错误”,采“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放任教育方式”,并不会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发生.但是,当学生犯下加入不良帮派这种与犯罪更为接近的“特殊错误”时,老师的视而不见、放任不管就有可能“增强”未成年人进一步实施犯罪行为的机会.这也是Trasler“增强理论”所主张的核心内容.[10]

“嘲笑”的概率水平为0。003,Exp(B)为0。431,提示如果老师对犯错学生采取“嘲笑”的教育方法,学生犯罪的发生比将减少至43。1%.通常认为,未成年人遭到来自教育者的嘲笑极易造成心理伤害并诱发偏差行为.A。Bandura和R.H。Walters曾发现,少年犯罪人的父母经常使用嘲笑和体罚,而守法少年的父母则更多地使用归纳和爱来取消[11]P142.但本研究却并未支持这一理论.与其他人际关系中那些恶意程度较高的嘲笑不同,为人师表的老师在“嘲笑”犯错学生时往往基于相当的善意,而这种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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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适当范围内是能够为具有一定认知能力的中学生所理解的.在特定场合,这种善意的嘲笑甚至很难与幽默相区分,其较为正面的教育效果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批评

“批评”的概率水平为0。001,Exp(B)为0。550,提示如果老师对犯错学生采取批评的教育方式,学生犯罪的发生比将减少至55。0%.这当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Trasler“增强理论”的观点,对未成年人的偏差行为给予惩罚(如批评),未成年人就可能为免受惩罚(如批评)而学会遵守社会规范,并在这种行为的正面增强中增强其免于犯罪的机会[10].但结合以上对“放任”变量的分析,老师应根据学生所犯错误的不同性质,决定是否给予批评以及批评的强度和具体方式.

(五)劝化

“劝化”的概率水平为0。000,Exp(B)为0。447,提示如果老师对犯错学生采取“规劝、感化”的教育方法,学生犯罪的发生比将减少至44。7%,该结果支持了人们对规劝、感化式教育所普遍持有的正面印象.但值得注意的是:劝化式教育对抑制未成年人犯罪所起的正面作用,并未表现出相对于普通批评式教育的明显优势,其预测未成年人犯罪的能力仅只与通常遭到否定评价的“嘲笑式教育”相当.因此,在未成年人教育问题上过分强调规劝感化式教育的正面价值,忽略带有较强惩罚意味的批评式教育,继而完全否定嘲笑式教育所可能蕴含的积极意义,似乎更源于某种意识形态上的笃信,而非经验事实.

五、学习成绩与学习兴趣

(一)学习成绩

“学习成绩”不具统计意义,提示学习成绩的好坏对未成年人犯罪不具预测力.同时,在本研究所建立的另一个预测模型中,学习成绩的好坏对学校联系紧密度具有相当预测能力,学习成绩越差,则旷课、逃学、辍学的可能性就越高.[12]两相结合,Merton失范(迷乱)理论(Theories of Anomie)中的部分内容在本研究中获得支持.按照该理论的解释,当未成年人学习成绩不佳,无法达成升学导向的学校教育目标时,就会有部分学业失败者以“退却型适应模式”[6]P43因应这种“文化认可的目标和制度方法无法连接之后所造成的紧张”,放弃对学业的追求,并由此引发旷课、逃学及辍学的发生,但却不一定导致犯罪的发生.

相反,社会控制理论在此问题上则没有获得本研究的支持.Hirsc}u认为,孩子愈依附于学校,愈不可能从事偏差行为.因个人对学校的附着或喜欢的程度,决定于其在学校的表现、能力和智商,因此学术能力和犯罪有某种程度的负关系.[13]从本研究的数据出发,Hirschi这一看似经过严密推导的逻辑结论显现出过于笼统、过于绝对和一定程度的形式化倾向,在这一点上显不及Merton区分不同类型的反应模式进行分析论证的做法更具解说力.[14]

但问题是,学习成绩差与未成年人犯罪之间的相关性是相当符合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的.以曼一惠特尼U非参数检验比较本研究未成年人犯与普通中学生的学习成绩,未成年犯的平均顺序为1106。67,比普通中学生的平均顺序935。23高171。44(顺序值越高则学习成绩越差,双侧检验的实际P值为0。000).亦即,学习成绩越差,发生犯罪的可能性也就越大.然而,统计上的相关性并不等于事实上的因果性,回归模型中的数据是学习成绩在切断其他变量干扰情况下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净关系”,其意义当然优于以曼一惠特尼U非参数检验等方法所发现的那些可能仅仅只是形式相关的变量关系,这也正是回归模型在探寻事物因果关系时的优势所在.

(二)学习兴趣

“学习兴趣”的概率水平为0。037,Exp(B)等于1。316,提示未成年人对学习的兴趣由“喜欢”、“一般”到“讨厌”每下降一个等级,则其犯罪的发生比就将增大至1。316倍.一个人若对学习产生兴趣,必然会在学习上投入更多的精力.结果,无论其学习的实际效果如何,他都会因在学习上花费大量精力而无暇从事其他偏差行为.可见,本模型有关学校成绩的相关数据虽反证了社会控制理论有关学术能力、学业表现决定学校依附并继而决定犯罪可能性的观点,但却部分呼应了该理论有关“参与”的论述:个人参与传统活动的程度愈高,便愈没有多余的精力及时间消耗在不法的活动中,从而愈能抑制犯罪的发生.[5]P34

该发现表明,学校教育的重心不应立于灌输知识、提高学习成绩,而应更多专注于学习兴趣的启发、培养和保有.只要学生对学习有兴趣,其学习成绩就有提高的可能;即便成绩仍旧不够理想,他也会在学习兴趣的引导下习得有益的知识;至少,学习兴趣会促使他“参与”学习,减小陷于犯罪的可能.

然而,提高考试成绩已在升学导向下成为学校教育事实上最主要、乃至于唯一的目标.而对考试成绩的过分强调会必然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使成绩不佳者在反复的挫败中失去对学习的兴趣.立于防止未成年人犯罪的立场,升学导向下的应试教育模式,着实是一套舍本求末的制度设计.

六、思想品德、法制教育与校内秩序

(一)思想品德及法制教育

晚近研究常把学校思想品德及法制教育之缺失、形式化或不到位视作促成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因素,将加强思想品德教育,尤其是法制教育,当作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当然药方”.[15]然而,本调查却并未支持这种已被主流认同的观念. “思想教育”的概率水平为0。613,提示学校是否为学生开设专门的思想品德或法制教育课程、开设频率的高低,以及老师是否以其他形式对未成年人进行这方面的教育,对未成年人是否犯罪并无预测力.

Bandura认为,影响道德行为实践的因素有个人控制能力,对行为、情境、行为后果的主观诠释等,单纯的道德判断能力及道德发展层次无法预测一个人实际的道德或犯罪行为.[16]p96,既如此,以提升学生道德判断能力、道德层次及法律意识为直接目标的思想品德及法制教育,自然也就无法影响未成年人犯罪发生概率的高低了.

另一种源于Durkheim的解释路径认为,道德是一种集体意识,集体道德对个人的影响“如同空气渗透到每个人最深层之处”,[17]P38犯罪缘于社会文化整体的道德沦丧,而非肇因于个体层次上的道德差异.因此,对于生活在社会文化整体中的未成年人来说,其所在学校是否对他们开展以及开展多少思想品德及法制教育,与他们是否陷于犯罪没有关系.要想降低社会的犯罪率,可行的路径不是针对个体的道德教化,而是提升整个社会的集体道德层次.而后者是诸多复杂因素合成的结果,绝不是学校思想品德及法制教育这一层面上的问题.

(二)校内秩序

学校管理不善、纪律松弛亦常被晚近研究作为学生偏差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18]P219但模型中“校纪管理”变量的概率水平为0。121,表明在切断其他变量的干扰之后,校纪管理对未成年人犯罪并无预测力.而模型中其他三个与校内秩序相关的变量,概率水平均达0。000.其中, “校内侵害”的Exp(B)为0。498,提示学校“以大欺小、恃强凌弱、强行索要同学财物”的现象从“有很多”、 “有一些”、到“没有”,校内侵害每下降一个层级,则学生犯罪的发生比将减小至49。8%;“校内帮派”的Exp(B)为0。519,提示学校存在校内帮派的情况从“有”、到“听说有(或感觉有)”、再到“没有(或没听说过、没见到过)”,每下降一个层级,则学生犯罪的发生比将减小至51。9%; “入校内帮”的Exp (B)为0。296,提示学生对校内帮派的态度从“参加过”、到“没有参加,但希望参加或有兴趣参加”、再到“没有参加,也不想参加”,每下降一个层级,则学生犯罪的发生比将减小至29。6%.

综合来看,学校在诸如学生迟到、早退、不出操、课堂纪律差、未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或打架之类的一般性纪律问题上的管理是否松懈,与未成年人犯罪概率的高低没有必然联系;但学校对校内侵害、校内帮派等“犯罪相似现象”控制不力,对学生加入校内帮派等“犯罪接近行为”无从发现、视而不见或束手无策,则会大为增大未成年人犯罪的概率.这正好与之前对“放任式教育”的分析形成呼应.晚近研究中,那些笼统、抽象地强调校纪及学校秩序管理的主张,并不科学.

结语

总之,学校教育中的诸多偏差是促成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因素,应成为未成年人犯罪原因研究及相关干预对策考量的重点.但在研究方法和思路上,晚近研究过于倚重定性资料和西方犯罪学理论的倾向,以及定量分析手段的滞后,均应予以克服.本研究所获数据表明,细致的、建立在科学抽样和适当分析方法基础上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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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研究,才是揭示相关问题真相、检验相关理论之本土适合性的关键所在.因此,关于学校教育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促成作用,尚有展开进一步定量检验的必要.

注:

[1]三地少管所中的女性在押人员数量太小,相应数据难以具有统计意义,故样本只含男性.

[2]本研究反证了旷课、逃学、辍学与未成年人犯罪之间的因果关系(笔者已另行撰文介绍),故本模型未包括这些“学校联系紧密度”变量.

[3]以下推论仅为针对样本特征的解释,是否适合于总体,尚需进一步检验.

[4]赵雍生.社会变迁下的少年偏差与犯罪[M].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7.

[5] James William Coleman, Donald R。Cressey, SocialProblems, Harper&Row, Publishers&Inc。, 1980。

[6]齐力、董旭英,台湾青少年偏差行为之剖析[M]。高雄:复文图书出版社,2003。

[7]发生比即Odds,等于某一事件发生的概率除以未发生的概率,其公式为Odds=p/(l-p).

[8]近年来,有人建议仿效日、韩等国,规范老师对学生的惩戒行为,有限度、有条件地允许老师对学生实施体罚.

[9] Edwin Lemar, Human Deviance, Social Problems andSocial Control (2 nd ed。)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73。

[10] Gordon Trasler, The Explanation of Criminality,London: Routledge&Kegan Paul, 1962。

[11][美]Ronald Blackburn.犯罪行为心理学理论、研究和实践[M].吴宗宪、刘邦惠等,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

[12]该部分内容,笔者将另行撰文介绍.

f13]Travis Hirschi, Causes of Delinquency。 Univ。 ofCaliforniapress, Berkeley, 1969。

[14]为应对文化认可之目标与制度方法无法连接所造成的紧张,Merton发展出的五种适应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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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只有改革型和反抗型适应模式比较接近犯罪.

[15]宋欣等,未成年人暴力犯罪危险因素的研究[J].现代预防医学,2003,(3).

[16]周愫娴.少年犯罪[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

[17] Wallwork, E。Durkheim Morality and Milieu。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18]关颖、鞠青,全国未成年犯抽样调查分析报告[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5.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

邮 编:100875 430079

(责任编辑董泽芳)

[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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