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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制论文】浅析“瘦肉精事件”引发的法律问题及其解读(论文参考资料)

星级: ★★★★★ 期刊: 《河北法学》作者:周一平浏览量:1340 论文级别:最新本章主题:责任和利益原创论文: 5156论文网更新时间:12-23审核稿件编辑:Winston本文版权归属:www.5156chinese.cn 分享次数:3406 评论次数: 425

导读:此篇文章是责任和利益相关的论文的提纲是什么,供需要写此方面相关本科和硕士以及专科生毕业论文的学子们鉴赏。

周一平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陕西 西安 710055)

摘要:“瘦肉精事件”的发生绝非偶然.在一个失却诚信、监管无力、救济渠道不畅的环境中,此类事件过去有过,现在还在发生,更无人敢担保将来不再发生、此类事件已不再是单纯的产品质量问题,它同时在无情地考验着我们的基本社会价值观、我们的政府能力、我们的法律正义.作为一个社会问题,人们可以从多视角审视、评说之,法律上的思考、检讨亦不可少.

关键词:诚实信用;企业社会责任;政治责任;注意义务:公益诉讼

中图分类号:DF5l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33(2011)10-0002-07

2011年3月15日央视新闻频道当天上午曝光了河南生猪产区养猪户利用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瘦肉精”喂出“健美猪”的新闻,并且这些服用禁药的猪肉竟然有许多进入了著名肉食品加工企业双汇集团.节目播出后,在A股上市的双汇发展股价大跌7。 53%.双汇因质量存疑,导致河南省“瘦肉精”喂出“健美猪”的事件被媒体曝光,随后国家质检部门对全国肉制品进行大规模抽检.陆续曝出的产品丑

“瘦肉精事件”引发的法律问题及其解读
责任和利益论文的提纲是什么

闻,令国人为之震惊.瘦肉精事件不只是个案,几乎遍及肉制品全行业.国人不禁要问基本的社会诚信何在?我们的企业和企业家还有起码的社会责任吗?政府要不要承担责任?那些明星代言人该负何责?受害者寻求救济路在何方?对诸如此类问题进行考问既有难度亦有必要,作为普通公民和法律研究者,我们试图对这些问题从法理角度给以解读.

问题一:诚信原则是一项普遍适用的法律原则?

从根本上讲,“瘦肉精事件”所暴露出的问题,就是诚信的丧失.笔者认为,“诚实信用”一词,有三个层面的意思.

(一)道德观念.它指诚实无欺,言行一致,遵守承诺等.作为中华传统道德的基本规范,它是儒家文化关于君子个人修身养性的首要准则.“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鞔,小车无轨,其何以行之哉?”[1]即为此意.在西方文化中道德诚信,是建立在契约论基础上的社会性的生活准则,其基本理念是每一个人对其他任何人都具有基本的社会责任.维系这种社会责任的纽带就是社会契约,表现为人和人之间的互惠与合作.所以,诚信是“对承诺和协议的遵守和兑现,如果某人不履行他允诺的事,他就是在恶意行事.”!

(二)法律原则.就是诚实信用原则,其发端于罗马法,到近代被确立为债法的基本原则,1907年制定的《瑞士民法典》第2条规定:“(1)任何人都必须诚实、信用地行使其权利,履行其义务.(2)明显地滥用权利,不受法律保护.”这一规定第一次在立法上将诚实信用原则提升到民法基本原则的高度,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的诚实信用原则的确立,为大陆法系各国所仿效,使诚实信用原则成为大陆法系国家普遍的民法基本原则.

(三)社会价值观.由于人间普遍存在着的虚伪、欺诈,危害着社会群体的正常社会化生活.因此,从其滥觞之时,诚实信用就以其否定欺诈、褒扬诚实的面目出现,在生活中转变为一种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观,成为维护正当的日常生活秩序的重要理念.因此,诚实信用是一种“历史连续性价值.”[3]正如亚当-斯密所言:“与其说效用、仁慈是社会存在的基础,还不如说信用、诚信、正义是这种基础,而信用、诚信、正义则犹如支撑整个大厦的主要支柱,如果这根支柱松动的话,那么人类社会这个大厦就会顷刻间土崩瓦解.”[4]

从法律发展史看,诚信原则成为民法基本原则有其历史必然性.恩格斯曾指出:“商业所产生的第一个后果就是互不信任,以及为这种互不信任,采取不道德的手段达到不道德的目的.”[5]到了19世纪末,毫无限制的契约自由和自由放任主义造成种种弊端,使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经济危机加重,社会经济生活动荡不安.“为了协调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立法者开始注重道德规范的调整作用,将诚实信用等道德规范引入法典.”[6]诚实信用发展为一项民法基本原则,首先决定于其道德价值,使其成为人们普遍公认的社会价值观,同时体现了法律对道德影响的日益关注.诚实信用被誉为民法中的“帝王规则”,可见其影响作用之非凡.然而在人们努力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商业社会,诚信又不断地因人类作恶而经受着无情的考验.“瘦肉精事件”所暴露的行业诚信危机何止不是如此.

作为一项民法基本原则,诚实信用的精神实质即在于合理平衡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其旨意就是达成当事人利益、社会利益两方面的利益平衡,对此可以从国内许多学者的见解中得到同样解释.江平先生说现代民法中的诚信原则有两个方面,即“诚信要求和衡平权.”[7]徐国栋教授也认为“诚信原则就是要求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维持双方利益的平衡,以及当事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平衡的立法者意志.”[8]细述之,在当事人间的利益关系中,诚信原则要求尊重对方利益,以对待自己事务的注意对待对方事务,保证法律关系的当事人都能得到自己应得的利益,不得损人利己.在社会利益平衡方面,诚信原则要求当事人在维护自己利益的同时,不得损害第三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正因为诚信原则是一项形而上的、调整各方利益的最佳观念形态,其普适性毋庸置疑.史尚宽先生认为,“诚信原则不仅是民法的基本原则,而且是适用于一切其他法律部门的原则.”[9]据此,我们的结论是:由于人性存在不完美,特别当面对利益诱惑时会见利忘义,故诚实信用应当成为人类社会所有活动都遵循的根本原则.在法律层面,应当是一项横跨公私法领域的法律基本原则.我国在将来制定民商法、经济法、行政法等方面的单行法时,均应当将其确立为基本原则,全面彰显诚信原则的普适性①.

问题二:何谓“企业社会责任”?

“瘦肉精事件”的发生,暴露出一些企业家和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淡薄.“企业社会责任”一词,在西方文献中原本是“公司社会责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大概是因为“公司”为“企业”之一种,即“企业”为上位概念,“公司”为下位概念,“公司”不能涵盖“企业”的全部,故在我国的文献中有了“企业社会责任”一词.“公司社会责任”也好,“企业社会责任”也罢,其实为异名同谓,且学界已著述颇丰.而“企业家社会责任”一词在我国频出则是近年来的事,且将其目标多指向企业家代表企业为社会捐款.笔者认为,企业家本为企业之代表,企业为企业家之依附物,离开企业就无从谈论企业家社会责任.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企业家社会责任”与“企业社会责任”概而论之.而以下相关问题尚有解读之必要.

(一)用“企业社会责任”一词更佳.“公司社会责任”一词,是一个直译词、舶来品.作为这一理论问题的最早研究者之一,卢代富博士在其博士论文及其相关论文中使用了“企业社会责任”一词.在全面研究当时相关资料的基础上,他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于20世纪初首先出现在美国.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其旨在建构企业与社会和谐关系.传统理论秉持企业责任的_元化,即以最大化企业利润、进而最大化股东利润为企业的惟一目标.企业社会责任的倡导者则认为,利润最大化仅仅是企业目标之一种,除此之外,企业尚应以维护和提升社会公益为其目标;企业法律制度须在企业的利润目标和公益目标两个维度之间维持衡平.在这二元的企业目标中,前者集中体现的是企业及其管理者对股东的义务,后者着重反映的则是企业及其管理者对企业非股东利益相关者的义务.因非股东利益相关者具有相对广泛的社会性,“企业社会责任”作为表示企业及其管理者对其所负义务的一个简约说法,便由是得以确立.因此,企业社会责任,乃指企业在谋求股东利润最大化之外所负有的维护和增进社会公益的义务[10].在国内的类似文献中,更多人则着眼于西方文献的原本意义,普遍地采用了“公司社会责任”一词.对此尽管行内人心照不宣,但在现实生活中其存在引起歧义乃至诡辩之嫌疑,恐无人敢百分之百地排除.中国先哲留有“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1]之古训.其“名”就是概念,从逻辑上讲,属概念反映事物共性,种概念反映事物特性,以种指称属之全部则为“以偏概全”.“企业”涵盖“公司”,而“公司”却不能涵盖“企业”之全部.因此,有必要对“公司社会责任”这一舶来品加以改造,通用“企业社会责任”一词更加适宜②.

(二)企业社会责任的性质.从企业社会责任的本质看,其实质是企业针对于企业非股东利益相关者的义务.其价值追求超然于狭隘的“股东至上主义”,对传统的“个人本位”做了适时的修正和补充,更加关注的是企业或市场经营者对市场利益的增进和维护[11].因此,可以将企业社会责任概括为“法律义务和道德义务的统一体.”它不只是法律上独立的责任形态,也是企业应有的一种社会道德观念,这种观念要求企业在谋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尊重社会中其他人的利益.学界较为普遍地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包括企业对雇员、消费者、债权人、环境和资源、所在社区、社会福利和社会公益事业等方面承担的责任.我们认为,在一个诚信犹存的社会,企业承担这些责任当属无疑.但是,在一个诚信缺失乃至泯灭的社会,企业社会责任之首要应当是对消费者的责任.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首先要做到对消费者负责,为他们提供安全可靠的高质量产品.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在消费者心目中塑造自己的品牌形象,取得消费者的最终信任,实现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双赢,进而履行其他方面的社会责任.否则,一旦被消费者唾弃,其生存将无可能.那时谈论企业社会责任就纯属多余.

(三)企业社会责任的主体及其责任分配.如上所述,企业社会责任是法律义务和道德义务的统一体.因此,企业一旦违背义务,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付出相应的代价,而绝对不应当是像时下流行的那样,由有关人员面对电视镜头,轻描淡写地说一声“对不起”了却一切.这种道歉与其说是忏悔,毋宁说是炫耀.因为,那些低俗的发言人总算有了在公众面前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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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的机会,至于责任由谁承担,对他来说不过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有责必究”是一条基本的法律原则,企业没有履行其相应的法律义务,则必须追究其法律责任.然而我们目前的制度设计往往是在事故发生以后,直接追究企业责任,对其进行罚款,而造成事故的相关决策者和责任人却往往没有受到相应的处罚.其结果是企业受到了处罚,最终损害的却是股东的利益,而真正的始作俑者却依然逍遥法外,由此也使法律的正义性受到亵渎.

那么,如何确定企业社会责任的主体及其责任分配呢?从法理讲,企业分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公司企业.其中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适用无限责任.如果企业需要承担民事责任,则投资人不仅要付出其全部投资,而且当其全部投资不足以承担全部责任时,投资者还要以其个人的其他财产承担民事责任.可见,对这两种企业来说,责任主体及其责任分配在法律上并非难事.如果是民事责任,先以企业财产承担,不足部分以投资者其他财产承担;如果构成犯罪,则由负有责任的企业主及其相关人员承担.公司企业则完全不同,由于公司适用有限责任,公司只以其全部财产承担民事责任,致使在责任分配上公司有着天然的缺陷.因为在有限责任的大前提下,作为股东的投资者其投资之外的利益当然可以保全,但是债权人(包括侵权受害人)的利益极有可能泡汤.因此,笔者认为,对公司的责任应当如此分配:在民事责任上首先考虑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如果证据能够支持适用该制度,则首先由公司相关高管以其个人全部财产承担责任,直至其倾家荡产,不足部分则以公司财产承担.在刑事责任上,除了对责任人科处刑罚,对公司则科处罚金.

问题三:政府该承担何种责任?

政府该不该对诸如“瘦肉精”之类事件承担责任?我们的看法是既要做理论上的探讨,同时更要遵循现行法的既有制度.“瘦肉精”事件之所以能够产生,究其根本原因,是因为质检部门以“免检”为名,放弃对某些肉制品的抽检,而不法奸商利用此机会,大行作奸犯科之能事.对此以下几方面需要进行详析.

(一)理论上讲,政府应当承担立法赔偿责任.“瘦肉精之健美猪”之所以能够逃脱质量检验,其依据的就是2001年11月21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公布,于2008年9月18日废止的《产品免于质量监督检查管理办法》.而我国《产品质量法》第15条规定:“国家对产品质量实行以抽查为主要方式的监督检查制度……监督抽查工作由国务院产品质量监督部门规划和组织.”由此可见,对产品进行监督检查是法律赋予国家质检部门的一项行政职权.《产品免于质量监督检查管理办法》与《产品质量法》的有关规定相抵触,是一种违法的行政立法行为.同时,质检部门在一定时间内放弃对产品的抽查,涉嫌行政不作为.从理论上讲,依照“社会契约论”和“人 权论”,任何国家权力都来源于人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只是人民的公仆,得向人民负责.如果国家机关违背甚至损害人民利益,那就得对人民承担相应责任.其实“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政府也可以被看作是企业,它靠提供公共产品来收取税收,如果政府连最基本的安全和质量监督等公共产品都不能提供,它还有什么存在的理由?这是道永远也不能退让的底线.”[12]针对瘦肉精事件政府该承担何种责任,学界已有“行政立法责任”之说,认为“行政立法主体在其行政立法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是导致行政立法责任产生的前提”,“我国虽没有有关行政立法赔偿的规定,但现实确实需要建立行政立法的赔偿制度.”[13 3对此我们表示赞同3,许多法律制度的诞生乃至完善,往往是以相关理论为先导的.“现代法制的建设能否成功,不仅取决于政治力量,也有赖于学术的质量.”4同时,我们认为,政府拿出部分税款对受害者给以救济,并无可非议,但不能将此误判为政府赔偿.

(二)从现行法出发,政府不承担赔偿责任.宪法第41条第4款规定:“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取得赔偿的权利.”《行政诉讼法》第67条第1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造成损害的,有权请求赔偿.”《国家赔偿法》第2条第1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这些现行法的规定,是我国关于国家赔偿的基本法律依据.依据“责任法定”的一般法理,对瘦肉精事件适用国家赔偿制度与法不符,故政府不承担赔偿责任.就其实质而言,“瘦肉精”事件所涉及的还是民事侵权责任.江平先生也认为民事赔偿“不能让政府成为最终的义务赔偿人.”5否则,岂不成了“奸商作恶,政府买单”.

(三)政府工作人员承担政治责任、刑事责任.政府不承担赔偿责任,并不意味着政府相关人员亦不承担任何责任.我们认为,依具体情况不同,政府工作人员主要承担政治责任、刑事责任,且优先承担政治责任.因为,如果不优先追究政治责任,政府官员仍然握有公共权力,其作为法律责任主体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特别是刑事责任就可能因为权力的影响而得不到有效追究.

1.政治责任.“所谓政治责任,是指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所作所为,必须合乎目的性(即合乎人民的利益、权利和福利),其决策(体现为政策与法规、规章、行政命令)必须合乎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如果政府决策失误或行为有损国家和人民利益,虽不受法律追究,却要承担政治责任.”[14]众所周知,政治责任在西方国家政治生活中是常见之事,是体现 和宪政原则的一种重要的制度安排.但是,由于国人普遍认为“在中国 是最少风险的.”[14]因此,长期以来,政治责任制度在我国的推行与完善,如同裹脚老太太,步履维艰.然而,近年来随着重特大事件的频发,已有不少高官以“引咎辞职”的方式承担了政治责任,使得中国的政治生态环境为此耳目一新.我们认为,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制度,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政治责任应当以“引咎辞职”⑥为主.

2.刑事责任.在责任人优先承担政治责任的前提下,如果其行为构成犯罪,则政治责任的承担并不免除其刑事责任,不能以政治责任冲抵刑事责任.

问题四:代言人承担赔偿责任吗?

“瘦肉精”事件曝光后,人们在对其代言人进行道德谴责的同时,追问他们对受害者承担赔偿责任吗?目前,我国立法对品牌代言人的法律地位并没有明确规定,相关法律责任也难以确认.因此,长期以来,明星大腕为产品代言成了一种时尚,即便是产品出了问题,代言人也只不过受到舆论对他们的道德谴责,忽视了对他们在法律上的连带责任的追究.我们认为,现在该是对他们上一个法律“紧箍咒”的时候了.具体讲,就是让产品代言人与生产商承担连带责任.但是,对此不能一概而论,应该从法律层面设计一个相对具体的制度安排.我们的观点是:产品代言人应当对社会、对消费者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其所代言的产品出了问题,对消费者构成侵权,如果产品代言人能证明其尽到了注意义务,那么他们可以不承担责任;反之,如果产品代言人不能证明其尽到了注意义务,那么就应当与生产商承担连带责任.

法律上的“注意义务”理论,首先出现于刑法,后来逐步向民法特别是合同法领域扩展.《牛津法律大辞典》对“注意义务”的解释是:“一种为了避免造成损害而加以合理注意的法定责任.在侵权法中,行为人无需因疏忽而承担责任,除非其造成损害的行为或疏忽违反了应对原告承担的注意义务.如果一个人能够合理地预见到其行为可能对其他人造 身上的伤害或财产上的损害,那么,在多数情况下他应对可能受其影响的人负有注意义务.”[15]可见,在英国注意义务是指法律上的一种责任.我们赞同“注意义务是指法律法令及社会日常生活所要求的为一定行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时应当慎重留心,以避免危害社会结果的责任”[16]的观点.从民法角度讲,注意义务就是要求行为人应采取合理的注意而避免给他人的人身或财产造成损害的义务.它所要求的就是义务主体谨慎、小心地作为或者不作为,而不使自己的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害,从而在终极意义上达致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以及当事人与国家、社会的利益,维护市场交易秩序,实现法的正义之目的.代言人是一种社会公众人物,他们之所以被选择为产品代言,依仗的正是他们的社会知名度,在收取高昂代言费为产品代言以后,其信用以及知名度就相应地转移到产品中,应当为产品在消费者心中的信用负责.如果其代言的产品存在质量问题,给消费者带来损害,就应当从以下两方面考察,确定其法律上的赔偿责任.

(一)是否注意产品形式缺陷.按照我国《产品质量法》第46条的规定,所谓产品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健康、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产品有保障人身健康、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其包括设计缺陷、原材料缺陷、制造缺陷和指示缺陷.笔者认为,前三种缺陷实为产品实质缺陷,而“指示缺陷”为产品形式缺陷.所谓指示缺陷是指生产者或销售者,没有提供真实完整、符合要求的产品使用说明和警示说明.产品代言人作为非专业人员,要求其注意产品实质缺陷,实为强其所难,实务中也难以做到.但是,作为一群理性人,他们自然具备正常人的判断能力,对产品表示所存在的缺陷理应正常判断.在此情形下,为产品代言而使消费者遭受损害,产品代言人就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二)是否注意产品宣传内容的真实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9条规定“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真实信息,不得作引入误解的虚假宣传.”我们认为,在考察产品代言人的注意义务时,可以对此条规定作扩大解释.即产品代言人如果明知产品存在虚假宣传而仍然代言,就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问题五:受害人从何求偿?

诚如罗马法谚语所言“有救济才有权利”,反推则是“无救济即无权利”.“瘦肉精事件”曝光后,不少民众质问“受害人如何寻得赔偿”?究其深层次的原因,是我们的诉讼制度不完善所致.学界一谈到此类问题,便是“公益诉讼”之说,且多从美国的“集团诉讼”和“公益诉讼”制度寻求立论.我们认为,“公益诉讼”的说法并无不妥.但是,对与之相关的基本理论问题必须予以厘清.

(一)关于美国的集团诉讼.美国学者玛莉·凯·凯恩认为:“集团诉讼是允许一个人或几个代表他们自己或那些声称受到同样侵害或者是以同样的方式被侵害的其他人起诉或被诉的制度.”[17]集团诉讼的要件为:(1)集团成员人数众多,以致全体成员的合并在实践中并不可行;(2)该集团成员具有共同的法律问题或者事实问题;(3)集团代表的请求或者抗辩是集团成员中具有代表性的请求或者抗辩;(4)集团代表之代表行为具有适当性[18].美国法院受理集团诉讼案件的范围广泛,不限于民事侵权案件,而且涉及公共政策领域,如种族歧视、公民基本权利、公共政策等社会问题,当然也包括消费者提起的集团诉讼.因此,集团诉讼就是在法律上允许一人或数人代表其他具有共同利害关系的人提起诉讼,诉讼的判决则对所有共同利益人有效.

(二)关于美国的公民诉讼.美国的公民诉讼条款,首先出现于1970年的《清洁空气法》中.从其法律实践看,公民诉讼虽然以“公民”为名,但实际上任何个人、团体,包括企业、州政府,都可以提起诉讼.公民诉讼的案件实际上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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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类:一是针对行政机关的公民诉讼,特别是不能完成自己职责的环境保护的诉讼;二是针对排污者的公民诉讼[19].由此可见,美国公民诉讼的适用范围是相当有限的,仅限于环境保护方面的案件.

(三)关于我国的代表人诉讼.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的规定是《民事诉讼法》的第54条,其特征为:(l)仅适用于民事诉讼,且为解决群体性纠纷而设计,其实质是对具有相同或同一种类诉讼标的的众多当事人纠纷进行诉讼主体上的合并;(2)以共同诉讼制度为基础,诉讼代表人所进行的诉讼必须符合共同诉讼的基本条件,如果所代表的当事人不能作为共同诉讼人,也就不能在诉讼中推选代表人代为实施诉讼行为.同时又吸收了诉讼 制度的机制,使众多诉讼主体的诉讼行为通过诉讼代表人集中实施,而且其权限仅相当于委托 中的一般 ,他们要变更、放弃诉讼请求或者承认对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和解,必须经被代表的当事人同意;(3)根据法律规定,未参加登记的权利人在诉讼时效期间提起诉讼的,适用已作出的判决或裁定.

可见,学界所谓“公益诉讼”不是一个法律术语,而是一个学理上的概念.经济法研究者普遍认为,公益诉讼就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和相关的组织和个人,对违反经济法律、法规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或不特定的他人利益的行为,向法院起诉,由法院依法追究相对人法律责任的诉讼制度.学界普遍认为,公益诉讼的特点有:(1)原告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社会团体,还可以是特定的国家机关;(2)原告起诉的目的未必是出于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维护法律的尊严与社会的公平;(3)原告请求的内容,不仅仅是损害赔偿,还有可能包括预防性停止侵害;(4)法院的判决不仅对参与诉讼的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同时对案外所有具有原告资格的人都有约束力.从已发生的案件看,我国的公益诉讼有两种情况:一是纯粹为了公益,即当事人从诉讼中不能直接获得利益;二是私益与公益兼顾.据此,我们认为,学界关于“公益诉讼”的理论兼有上述美国集团诉讼、公民诉讼和我国代表人诉讼的特点,但又不是三者之任何一种.

从诉讼渠道维权的情况来看,我国现行的代表人诉讼制度远不能发挥其满足大规模群体性侵权救济的需要.因此,应当借鉴美国的集团诉讼、公民诉讼,修改完善我国的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法,建立起我国的公益诉讼制度,以解决消费者群体性权利诉讼案件.否则,类似“瘦肉精事件”等大规模侵权行为受害人的权益就会缺乏有效的救济渠道.而权利得不到救济,其后果不单是个人的权利遭到践踏,人们的法律信仰也会受损.

注释:

①1986年《民法通则》颁布,诚实信用原则被确立为民法的基本原则.之后,民商事、经济法单行法普遍确立了诚实信用原则的基本原则地位,如1987年通过的《技术合同法》第4条、1993年通过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1993年通过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条、1995年通过的《担保法》第3条、1995年通过的《保险法》第4条、1995年通过的《票据法》第10条、1998年通过的《证券法》第4条、1999年通过的《合同法》第6条、2005年修改的《公司法》第5条等.而《产品质量法》以及《食品安全法》草案并无此规定.在国外率先将诚信原则引入公法领域的是德国,用以行政法上调整公共领域内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如交通、通讯和能源服务,道路、照明、水电等市政服务等.

②2005年10月27日修改,于2006年1月1日施行的《公司法》第5条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从而使“公司社会责任”首次进入正式立法.但它同时也昭示着其他任何形式的企业均应当承担社会责任.

③从广义讲,立法赔偿是指国家对享有立法权的立法机关违法行使职权的行为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按照传统理论,因立法机关的行为违法、失职而给人民利益造成损害肘,国家不承担责任.在立法史上,1936年法国最高行政法院以判例的形式开创了国家对经济措施立法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的先例,德国于1981年6月实施的《国家赔偿法》第6条规定:“一项立法如果被联邦宪法法院宣布为违宪,立法者如在18个月内没有完成替代性的立法,从而导致公民的权益受到侵害时,国家应负起赔偿责任.”尽管该法于1982年10月因某些条款违宪而被联邦宪法法院宣告失效,但仍可视为立法赔偿之立法例.

④“当代法学名著译丛”总序,第1页.此处引自[美]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周汉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⑤这是吴伟民对江先生的一次采访,据此成文.参见吴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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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引咎辞职”被普遍认为是一种政治责任.从实践看,国外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并无引咎辞职的标准法律条文,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更像是一种“不成文的规定”.作为一种自我追究责任制度,引咎辞职以自愿为原则.因此,各国宪法并未将其作为一种违宪责任,我国宪法亦如此.但在我国的行政法上,它是一种法律责任,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82条.

[ 参考文献 ]

1、企业社会责任、利益相关者响应与企业价值 宋晴晴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对不同的利益相关者都承担着相应的社会责任,然而企业履行这些责任是否会对以及如何对企业价值产生影响尚不明晰。本文运用2008-2012年的沪深A股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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