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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专论文】有关我国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特色”理解(论文范文资料)

星级: ★★★★★ 期刊: 《河北法学》作者:王戬浏览量:5645 论文级别:优秀本章主题:法律和检察官原创论文: 5156论文网更新时间:12-24审核稿件编辑:Valentine本文版权归属:www.5156chinese.cn 分享次数:3144 评论次数: 2235

导读:我国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特色”理解是一篇相关法律和检察官的论文提纲格式模板,免费分享阅读下载是对毕业生写作论文有着参考意义。

王 戬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200042)

摘要:检察权的内容是由检察权的特性所决定的,因而分析检察权的差异内容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一国检察权的特殊属性,而对检察权共有内容的分析,则有利于抽象检察权的本质属性.我国检察机关的“特色”不是指其所具有的法律监督职能,而是指检察权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属性,是指这一权力在权力结构配置中的特殊存在、发挥的特殊作用以及运行的特殊机制.这些“特色”根植于我国权力结构模式中,是我们改革的根基,也是我们改革的方向.

关键词:检察权;特色;权力结构;权力模式

中图分类号:DF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 -3933( 2010) 07 -0183 -07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在宪法中明确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进而界定检察权的内涵属性,是我国宪政和检察制度的一大特色.正确认知这一特色内容,将有助于检察制度的深化改革,并以此为基点合规律地配置检察机关的各项权能属性.

一、检察机关具有法律监督职能——一个普适性的适用

检察权的内容是指检察机关或检察官所享有或行使的各项具体权能,即检察权所包含的各项具体权能,或称检察官或检察机关的职权范围.检察权的内容是由检察权的特性所决定的,因而分析检察权的差异内容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一国检察权的特殊属性,而对检察权共有内容的分析,则有利于抽象检察权的本质属性.从法的运行过程考察,法律监督是法的运行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是保证法的实现的贯穿性机制和维护法的统一、权威和尊严的保障性机制.可以说没有法律监督,就没有完整意义上的法的运作,也就没有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在政治法律制度的演进中,与 制度、法官制度相比,检察制

我国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特色”理解
法律和检察官论文提纲格式模板

度在司法系统中并非一种“原生”的法律制度,它是随着社会的变革,司法制度的发展而产生的.因为有社会共同体存在就需要社会规制,而破坏规制的行为是时常发生的,因而,也就需要 来维持社会秩序,所以国家的 职能及其存在的合理性是不证自明的.另一方面,有利益冲突、有个案纠纷就需要仲裁者,因此法官(裁判者)的角色也是社会不可或缺的.然而,检察官却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产生的,而检察权从其产生之初到随后的变革发展一直就具有一定范围的法律监督内容.

现代检察制度源于中世纪的法国.公元12世纪初,法兰西国王为了加强 集权,将分散于封建领主的司法权收归 .同时为了加强国王在司法中的地位,还派遣代表进驻法院,监督法院工作,维护国家利益,这就是法国检察制度的开始.到了13世纪,为了弥补私诉形式的缺陷和加强 集权,法王腓力四世(1285年- 1314年)正式设立检察官,原来的国王代表成了政府官员.最初,检察官主要关心国家的经济利益和维护王室的产业,在涉及王室利益的民事诉讼中,出庭维护国王的利益.后来,检察官的职责渐渐变为负责维持公共秩序,特别是在犯罪地区维持公共秩序,以保卫国家的利益.他们还负责监督官员们是否恪尽职守,并惩办那些玩忽职守、 枉法的官员.此外,检察官还具有监督地方当局的权限.总而言之,他们要负责保证王国的“法令得到遵守”.从上述过程可以看出,法兰西王国建立检察制度的初衷是为了监督封建主和政府官员的活动,以保证王国法律的统一实施和普遍遵守,以及监督法院的审判活动,防止封建司法专横.无论是封建领地法庭的专横还是落后的地方习惯法所盛行的自诉形式,都严重威胁到王室的利益,也与商品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统一民族国家的进程相违背.因此,最初的检察官是以法律监督者的面目出现于历史舞台,最早的检察制度是一项法律监督制度,法律监督一开始就成了检察权的重要职能和主要使命.但产生之初的检察机关或检察官是代表君主或国家进行法律监督,检察官是国王的官员.因此,此时的法律监督职能和国王的政府管理职能相混合,相应地,检察权就是尚未分权的封建王权的一部分.

资产阶级革命废除了君主专制制度,却继承了君主专制制度下所培育的检察制度.在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国,检察官对诉讼活动拥有广泛的权力.作为政府派驻法院的 人,作为行政权力对司法权力加以制衡的主要力量,起着专门监督司法的作用.这种监督贯穿诉讼始终,包括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全过程.检察官不仅监督诉讼,而且还监督法院司法行政本身.在日本,根据1872年8月3日制定的日本《司法职务 》规定,检察官是保障宪法及人民权利,通过程序性监督,扶良除恶,监督审判当否的公共利益的代表.日本检察厅的任务,主要是对刑事案件进行侦查,行使刑事案件的侦查起诉权,对法院的审判工作实行监督,以及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监督其他法令的实施.可见,日本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也十分明确.在德国,检察机关对 的侦查进行指导并进行法律监督,以保障刑事诉讼程序的法治性和公正性是检察机关最古老的任务之一.德国检察机关除了作为刑事追诉机构领导对刑事案件的侦查和决定是否提起公诉外,还对刑事审判活动实施监督.这种监督主要通过提起法律救济的方式进行.无论在初审程序还是在上诉程序中,检察官均有权对法院的不公正裁定提起抗告.抗告的理由可以分为程序上的错误和实体上的错误.前者主要指程序违法、管辖错误以及作出判决的法庭非依法定条件组成等;后者是指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明显错误、量刑不当以及出现新的犯罪事实等.德国检察官既可以针对初审法院的裁决提出上诉,也可以向原审法院提起不利于被告或者有利于被告的再审申请,提起再审的理由由法律通过列举的方式明确规定,其中对于提起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做了较为严格的限制.葡萄牙检察机关也具有比较广泛的监督职能.《葡萄牙检察署组织法》规定检察机关的权限有:“……7.监督司法官员的工作;在自身权限内,维护法庭的独立,并监督司法职能依照宪法和法律进行.……9.在监督司法职能依法进行时,依据宪法法院组织法的规定,可向宪法法院提出上诉.10.监督常规法律的合宪性.共和国检察长可请求宪法法院对任何违宪的规定进行宣布……”

在英美法系国家,检察机关传统上不具有一般意义上的法律监督职能.美国联邦检察系统的刑事检察权限包括:对联邦政府官员的犯罪行为进行侦查、对违反联邦法律的普通犯罪案件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出庭支持公诉以及与被告人方律师进行辩诉交易等.在美国,随着检察官权力逐步扩大,检察官履行越来越多的职责,每四个检察官中就有三个负有代表县行政委员会或代表地方管理机构进行民事诉讼的责任.检察官的职责已经扩大到包括受理未成年人案件,出席家庭关系法庭,回答或处里公民投诉,主持援助无人赡养者的计划,处理交通、消费者或环境保护问题.他所涉及的管辖权和诉讼事务已经扩大到范围更广的社会问题.虽然美国的检察官经常被称为当地执法系统的首脑,在整个司法系统中有很大的决定权,但他们并不享有一般意义上的法律监督职能.在法庭上,他们无权监督审判活动,只是与辩护律师平等的一方律师.在澳大利亚,检察院的主要职能是对刑事案件提起公诉,不同级别的检察官在刑事诉讼程序中享有的职权不同.根据1986年《皇家检察官法》规定,皇家检察官的职责职权有:一是代表检察长,以律师的身份出庭进行诉讼;二是审查可起诉犯罪的起诉书;三是应检察长的要求,对某些事情提供建议;四是经检察长批准,履行作为律师的其他职责‘4.

相较于大陆法系国家,英美法系国家检察机关的职权相对较小.近年来,随着两大法系的融合发展,在传统上职权较小的英美法系的检察机关,其权力也由起诉阶段向两端即侦查阶段和执行阶段延伸,成为刑事诉讼中唯一的一个能参与各个阶段诉讼活动的机关.在英国,检察机关同样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司法监督职能.根据1879年制定的《刑事检控法》及其解释,检察官署是对全国刑事法庭所进行的诉讼实行监督的有效手段,公诉人的职责是由他自己或他的下属监督刑事诉讼正常进行和诉讼的合法结论,在英国,“检察官的性质是做出起诉决定,在这同时也要权衡从法律、公共利益和政治领域提出的各种互相抵触的考虑”,“英国政府正是希望通过总检察长的公诉权力,达到监督司法诉讼的政治效果,在诉讼过程中起着法律上、政治上的把关作用”.根据1879年法令,检察官是在总检察长监督下,提起、着手进行或处理案件,检察官署是对全国刑事法庭所进行的诉讼实行监督的有效手段.在美国,《美国法典》第28卷第547条规定,检察官对涉及联邦利益的民行案件,既可以作为原告,也可以作为被告参加诉讼,并有权对判决不服提出上诉.在刑事案件中,20世纪70年代以来,立法者允许检察官在不违反一事不再理的情况下享有一定的上诉权.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检察权在诉讼监督领域的扩展.在加拿大,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主要体现在对 执法活动的监督上,特别调查小组对致人严重伤害、致人死亡和性侵害等案件进行专门调查,特别调查小组不对政府和 组织负责,只对省检察总长负责.在监督方式上,个别省出现了由 自我监督处理向检察机构对 进行监督的新趋势,这种监督具有大陆法系司法制度的特色,体现了对大陆法系监督制度的借鉴和融合之势.

二、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一个争议中的命题

在我国,检察机关具有法律监督职能.根据我国宪法、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规定,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主要体现在对立案的监督、对侦查的监督、对审判的监督以及对刑罚执行的监督几个方面,监督的方法和途径也较为多样,如人民检察院认为 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的,或者被害人认为 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 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人民检察院认为 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 机关立案, 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检察机关在审查批准逮捕工作中,如果发现 机关的侦查活动有违法情况,有权通知 机关予以纠正, 机关应当将纠正情况通知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发现法院审理案件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时,有权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检察机关发现监狱、看守所等刑罚执行机关的执行活动,减刑、假释活动有错误的,有权通知执行机关纠正.对于民行案件,检察机关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裁定,可以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对于刑事案件,如果检察机关认为地方各级法院的一审判决确有错误,在判决生效前,有权提出抗诉,引起二审程序,二审法院判决后,检察机关认为确有错误,还可以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检察机关的抗诉既可针对案件事实方面的认定,也可以针对案件法律方面的认定,抑或二者兼而有之.

综观各国,检察机关作为单纯的公诉机关的情况是不存在的,不同权力结构模式下的各国检察机关或多或少都承担了一定的法律监督职能,只是行使法律监督权的范围不同、监督的方式不同、监督的内容不同而已.无论是在法律监督职能相对强化的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家,还是在法律监督职能较为弱化的英国、加拿大等国家,通过抗诉、检察建议、检察纠正等权力运行监督制约 权与审判权构成检察权的重要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检察机关具有的法律监督职能与其他国家具有同质性,并不具有任何特殊性.在我国当前的检察制度研究中,对检察机关能否监督审判的争论最为激烈.反对观点认为我国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权作为中国“特色化”的法律监督内容,应当予以变革,并以此为支点质疑检察权的法律监督属性,如有学者认为,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只是承担控诉职能的具有国家公务员性质的公诉人,作为求刑者的检察机关不应当对作为裁判者的人民法院实施法律监督.检察机关在我国宪政体制以及在刑事诉讼中都不应该定位为法律监督机关,更不应该具有国家法律监督的主体资格.中国检察官只能定位为刑事公诉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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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国家承担控诉职能的具有国家公务员性质的公诉人.有学者认为,检察官实行审判监督,将会产生诉讼角色的冲突并由此导致对审判中立、控辩平等的经典诉讼结构的破坏,因为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是侦查与公诉机关,是代表国家的原告人,即实质上的诉讼当事人,而既是诉讼当事人又是法院的监督者,这是明显的角色“冲突”,这种冲突是刑事审判中的检察监督制度难以治愈的“硬伤”.还有学者主张,公诉人诉讼地位必须做如下调整:转变为当事人一方,尊重与维护法官的裁判者权威;与被告人作为平等的诉讼主体出现在法庭的审理中;与辩护律师之间的关系应当表现为平等武装理念下的对抗、合作关系;与被害人成为目标与利益一致的控方组合,并在这一组合关系中发挥主导作用.重塑公诉人诉讼地位的另一核心要旨在于摒弃法律监督观念,明确公诉人的当事人地位,实现“法律监督”职能的程序化回归.

我国检察机关与西方国家检察机关在具体职权上有多重交叉合一内容,法律监督只是体现共有权能的一个方面.检察机关具有法律监督权能并不构成中国检察制度的“特色”内容.由于赖以存在的社会土壤存在差异、经历不同的产生与发展过程,我国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内容有不同于他国之处,在内容上,其实不只我国检察制度与西方国家检察制度有差异,西方国家内部即大陆法系国家与英美法系国家由历史传统等因素的不同,也呈现较大的差异性.如检察官在法庭审判阶段都承担公诉职能,但因诉讼模式的不同,其履行支持公诉职能的方式自然存在着差异,检察官作为公诉人在法庭上的诉讼地位也不尽相同.英美国家实行当事人主义,检察官是作为一方当事人参加诉讼的,公诉人与被告人在法庭上诉讼地位对等.而大陆法系实行职权主义,不仅法官在法庭上不是消极地进行仲裁,而且公诉人在法庭上也是依法履行法律规定的各项诉讼职能的检察机关的代表,检察官在法庭上既是公诉人,又是法律监督者.例如德国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官“在法庭审理阶段,充任国家公诉人,同时监督审判程序是否合法”.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诉讼地位的这种不同,决定了在英美法系国家,检察官作为一方当事人,在法庭上只负责提出其所指控的事实和证明该事实的证据,以达到对被告定罪的目的,而不承担提出有利于辩方的事实和证据的责任.而在大陆法系国家,公诉人不但要提供不利于被告人的有罪和罪重的证据,同时还必须考虑对被告人无罪罪轻的有利的证据,以使法庭作出公正的判决.例如,德国检察机关“对判决的合法性负有监督职责.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案件审查起诉阶段,检察官不仅是指控被告的公诉人,而且是国家法律统正确实施的保护者,检察官负有全面收集证据,包括收集证明被告人有罪和无罪两方面的证据的义务.法律要求检察官遵守客观中立原则而不是对抗被告人.因而有人认为在检察机关与被告人关系上,检察机关是中立机构.另一方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检察官对证据及其认定的合法性,对判决的合法、公正性负有监督义务.”在对审判的监督上,多数国家都赋予了检察机关对法院判决、裁定的上诉权或者抗诉权,只是相较于其他国家,我国检察机关的抗诉,尤其是针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再审抗诉,抗诉的理由,以及由此关涉的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价值取向和利益保护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法国强调从保护被告人的人权出发,再审程序的提起限于有利于被告人的利益.在德国,检察院只有在重大公共利益或者诉讼参与人提出请求以及救济理由充分的情况下才可提出救济程序.针对已经生效的判决和裁定,德国将刑事再审分为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和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就区别而言,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理由允许接受新事实,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理由则不允许接受这种证据.此外,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可以根据被宣告无罪人在法庭上、法庭外做了值得相信的犯罪行为的自白而提起.由此,德国虽承认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但这种再审是以裁判者或诉讼参与人在诉讼过程中的枉法裁判或舞弊行为作为再审理由的,根据任何人不得从自己不法行为中获利的原则,这种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所惩罚的是诉讼中的不诚实行为,并非在继续行使追诉权,因为并未允许以发现新事实为由的不利于被告的再审.在日本,检察官提出再审请求时,必须为了被判有罪的人的利益,“有罪判决确定之后,发现其认定事实有重大错误时,为计被告之利益,准其提起之特别上诉也.于下之六种情形,准其再审:(一)发现证物系伪造时;(二)发现证言、鉴定、翻译虚伪时;(三)告诉人受诬告之处分时;(四)发现关于推事职务之犯罪时(曲庇或陷害或受贿等与植物上之犯罪);(五)用前之判决为基础之判决,因后之判决当受变更时(为刑事判决之基础之民事判决变更时);(六)发现可为无罪、免诉、弃却公诉较轻处分之明确证据时(如甲杀乙已判罪,后发现杀乙之日甲实出外).”在我国台湾地区,检察机关提起的再审可以有利于被告人,也可以不利于被告人.根据其刑事诉讼法第425条规定,不利于受判决人的再审期间禁止以任何理由延长.这与有利于受判决人的再审期限从宽正好相反.同时,如果不利于受判决人的再审出现期间延误,则不问原因,一律不准申请重新开始期间,意即限制重新追诉.

救济程序一般具有很强的特殊性和例外性,由于再审的提起对判决的稳定性和当事人的利益产生直接的影响,再审通常受到很多的程序限制.相较于通过抗诉等方式实现对审判监督的其他国家,我国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既适用于原已作出有罪判决的案件,也适用于原已作出无罪判决的案件;既可以对有利于被告人的判决提起再审,也可以对不利于被告人的判决提起再审.在价值取舍和目的构想上,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以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为导向,对事实真相的不同追求产生了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利益保护内容.在实践中,由于我国刑诉法及相关法律对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规定过于原则,“五无限”问题,即申诉主体、时间、审级、次数及申诉和再审理由五个方面没有限制,使得刑事审判监督程序存在诸多弊端.但这些只是审判监督完善的一个内容和方向,并不能反转过来成为我国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特色”内容,成为主张取消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继而质疑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一个理由和依据.

三、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一个特色化的内容

按照词典解释,“特色”是事物所表现的独特的色彩,风格等.所谓特色是一个事物或一种事物显著区别于其他事物的风格、形式,是由事物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特定的具体的环境因素所决定的,是其所属事物独有的.半个多世纪前,新中国的建立推翻了中华民国的五权分立和六法体系,效仿苏联模式构建起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人民检察院应运而生.作为一个法律事实,我国检察机关具有的侦查监督、审判监督、执行监督等法律监督职能与其他国家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不同的是他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都未能发展成为一项独立的国家职能,基本上是和政府的行政职能相混同,或附属于行政职能,其本质是行政监督职能.而我国检察机关拥有的法律监督权是一种独立的国家 权力,作为国家权力因子参与权力体系的分配和运转.而这个权力因子由于超出了西方传统的政治理论的分析术语范围,而具有了“特色”内容.所言“特色”不是指向我国检察机关的具体法律监督职能,特色的是检察权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属性,是指这一权力在权力结构配置中的特殊存在、发挥的特殊作用以及运行的特殊机制.这些“特色”根植于我国权力结构模式中,是我们改革的根基,也是我们改革的方向.

在一元多立的权力架构下定位检察权的性质,我国议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以法律监督为使命的检察权独立存在,有其客观必要性和现实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即人民 理论是我们研究中国宪政问题的现实合理性的分析工具.这种政治理论决定了中国的政治制度具有权力一元化的价值倾向.正如同英国的宪政排斥分权一样,中国的体制也因为本国的特殊国情而排斥分权.但是,对权力进行适度的分离设置和建立制约机制始终是现代法治的共同精神.于是有了人民代表大会之下的分权形式:检察机关作为二级国家权力与国家的行政权、审判权平行设置相互独立.这种体制决定了中国的分权机制特有的禀赋:权力一元之下的分权和受限制的分权.由此可见,我国宪政过程落实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过程,也是明确或落实检察权的过程.为了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这一过程既吸收了权力分配与制约的精髓,又保持了我国的文化传统.

将检察权确定为法律监督权,这样的权力定位不仅符合检察权本身具有的多重属性,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权力制约机制内在规律的必然选择,是国家权力分配和有效控制的重要保障.毕竟权力分立与制衡理论是权力协调的一种精神,而不是作为一种模式存在,其真正的目的在于保证国家权力的和谐和有效运行.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是运用程序权力的特征,通过科学分解,希望建立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检察权来制约审判权与行政权,同时确保司法公正与行政高效.虽然这种监督属性,目前存在被弱化和空置的现象,但这应该作为我们改革这一具体法律制度的出发点,而不能作为我们质疑检察权就是法律监督权这一本质属性的理由.从二级权力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在行政权与审判权之外,中国多了一个平行的权力:法律监督权.法律监督可以通过追究行政官员的职务犯罪行为来实现对行政权行使的积极的、间接的干预;在传统的西方语境中的起诉权外,法律监督权可以通过对审判行为违反程序法进行事后的督察,可以通过民事、行政、刑事的抗诉权等实现对错误审判的纠正程序.因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下的监督机制的设置有自己的特点:即实施一种积极的、源自一元权力的、集中的控制机制.这种控制机制的特点也具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权力特征:排斥分权,强调权力集中.这种控制机制是在权力一元化之下,建立适当的职能分离和建立 控制系统.这种 控制系统就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这也是法律监督的法治化定位.在另一个层面,即权力的运行实践中,我们看到,这种权力制约机制对维护中国的法律秩序和确保法制的统一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法治化功能.法律监督的实践运作表明,这项制度是中国法治化进程中的一项实在的权力,是一种实然的制度设置,是中国法治化进程的重要保障制度.

“社会制度作为特定时空下人类的一种文化或生活方式,并没有跨越时空的具有普适性的制度存在.作为以制度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研究必须避免陷入边陲化的陷阱,而应当进行一种本土化的研究.中国检察制度由于不同的深层哲学基础与产生发展过程,不同的权力来源和权力结构模式,而具有不同于西方国家检察制度的中国特色.就是这种中国特色决定了中国检察制度的理论研究不能以西方国家检察制度理论为模版,更不能在制度构建上对西方国家检察制度亦步亦趋.”我国现行宪法对检察机关的地位、性质作了规定.根据宪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其他法律规定了检察机关的具体职能及其运转的程序性内容.但是我国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其权力属性不是因为宪法的规定而当然具有了正当性内容,其法律监督属性是我国权力结构配置的必然选择,是政治体运行的必然要求,同时,我国检察机关是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但专门不是唯一,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实现,以一般检察权能的运作为载体和路径,受检察权共有属性和本质属性的双重制约,这是考量、评价、构建有中国特色检察制度必须牢记的一个逻辑性前提.

作为一种国家体制,它不是设计品,也不是法律改革的直接指向,而恰恰是法律改革的既定的逻辑前提和制约的机制,但是它的存在和发展会成为法律改革的间接成果[14].我国的权力结构模式不同于西方,新中国成立后,没有采取西方国家三权分立的权力架构,而是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建立了自己的宪政制度和国家权力体系,其制度安排是:将权力进行职能分工,并以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形式来监督其所分工的各项权力,即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下,设有三个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法律监督机关.从检察权的宪法属性看,权力的应然性应当来自检察权所赖以存在的宪法确认的根本政治制度,宪政制度不同则权力性质的应然性就不一样.我国著名的检察理论专家王桂五先生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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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人

撰写法律专业中专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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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检察制度,是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决定和产生的一项法律监督制度.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法律监督职能从其他国家职能中彻底分离与专门化,是历史的进步.不能仅仅把检察制度看作是一项诉讼制度,主要执行诉讼职能,应从国家政治制度的更高层次上加以研究,充分肯定其法律监督职能,才能看清楚检察制度的本质,从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法律监督机制.在这种国家权力结构模式中,检察机关作为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向人民代表大会负责的一个独立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专门行使检察权,履行法律监督职能.

注释:

①“五无限”中最根本和争议最大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申诉和再审理由”上.我国刑诉法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确有错误”的表述涵盖非常广泛,既包括实体方面的错误,也包括程序方面的错误,既包括法律适用方面的,也包括事实认定方面的,既包括针对有利于被告人的,也包括针对不利于被告人的.而综观其他国家的法律规定,申诉和再审的理由大多做了较为严格的限制,尤其是针对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有些国家甚至严禁以任何理由提出.而在申诉的主体、时间等内容上,其他国家的法律规定与我国并没有重大差异, 如日本,可以请求再审的人包括检察官、受有罪判决的人及其诉讼关系人.其规定只能针对有利于被告人提起再审,出于对被告人权益的保障和对司法终局性的追求,再审请求的提出期间没有限制,在有罪判决后,从刑罚的执行到执行完毕期间都可以提出,没有执行刑罚的也可以提出.

[ 参考文献 ]

1、法律监督权的制约机制研究 浙江省湖州市人民检察院课题组 (浙江省湖州市人民检察院,浙江湖州313000) 检察权在我国宪法定位上是一种法律监督权,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授权检察机关专门行使,对其他权力进行

2、“帮、宣、访”,让法律与温情走近群众—一黄石市下陆区人民检察院依托执法办案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通讯员 肖克 下陆区检察院坚持以执法办案为依托,探索“帮、宣、访”模式,通过爱心帮教、预防宣传、带案走访,积极参与社区管理创新,取得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该院多次荣获市、区综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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