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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a论文】浅论死刑案件刑事和解“破立”之博弈解读——以S省M市中院239件一审刑案为视角 (论文范例)

星级: ★★★★ 期刊: 《法治研究》作者: 蒋志如浏览量:5950 论文级别:优秀本章主题:案件和死刑原创论文: 5156论文网更新时间:12-24审核稿件编辑:Bruce本文版权归属:www.5156chinese.cn 分享次数:4022 评论次数: 2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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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志如

摘 要:死刑案件刑事和解在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中属于明确被拒绝的范畴.然而,其却一直存在,并广泛运行于司法实践,还呈现出诸多特点和规律,如死刑案件达成和解比例越来越高,赔偿金额逐年增长,赔偿金额与量刑刑种、刑期呈反比等特点.但死刑案件刑事和解之负面影响也不可小觑,对其也应予以规范和完善,如成立国家赔偿专项基金,补足低于法定赔偿金额的案件,将超出法定赔偿金额的部分收归国有等.死刑案件刑事和解只有在“破”与“立”的博弈中才能寻找到其最后归宿所在.

关键词:死刑 刑事和解 社会互动 司法独立

一、难题源起:死刑案件刑事和解引发的争议

(一)典型案例

1,案例-:①2011年1月29日,被告人杜某因与吴某债务纠纷,便伙同被告人祁某、王某、陈某、咎某、姚某帮忙收账,纠纷中,王某、祁某持刀将同吴某随行而来的蒋某刺死.2011年2月1日,被告杜某向 机关投案,并动员被告祁某、咎某、姚某于同日到 机关投案.

杜某系该市人大代表,且系知名民营企业家,明确表示愿意积极赔偿被害人亲属,而被害人一方态度强硬,并扬言如果赔偿不满意,就要求法院必须判处死刑,否则要背着尸体进京上访.此案备受社会关注.经法院多次组织调解,杜某代各被告向死者亲属共支付150万元赔偿款.之后,死者亲属向法院撤回了对各被告的附带民事诉讼,并向法院出具了谅解书.最终,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祁某有期徒刑14年:王某有期徒刑15年;陈某有期徒刑5年:杜某有期徒刑3年,宣告缓刑3年;昝某、姚某免于刑事处罚.

本案民事部分如果按照法律规定计算,只有丧葬费13476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4957元,即使酌定考虑到交通费和误工费等,赔偿总额不会超过3万元.但经过法院组织调解,本案以150万达成民事和解,调解金额是法定金额的50倍.

2,案例二:2011年2月7日,被告人杨某与唐某因口角纠纷,继而发生抓扯,杨某用随身携带的一把水果刀刺向唐某颈部,唐某受伤后倒地死亡.案发当晚,杨某自首.

庭审后,经法院主持调解,被告人杨某的亲属代杨某一次性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各项损失20万元,原告自愿放弃其他诉讼请求.最终,法院以被告人杨某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

本案如果按照法律规定计算只有丧葬费、误工费和交通费,赔偿总额不到2万元.但法院经过多次调解,以赔偿20万元达成民事和解.调解金额是法定金额的10倍.

3,案例三:1997年1O月30日,被告雷某因不满刘某与其妻有不正当关系,持刀追打刘某,刺中刘某右腿部致其失血性休克死亡.2011年雷某被抓获归案.

庭审后,经法院主持调解,被告人雷某亲属一次性赔偿死者亲属3万元,原告自愿放弃其他诉讼请求.最终,法院以被告人雷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

本案依照法律规定计算赔偿费用共计为14万余元.但被告人长期外逃,自身没有赔偿能力,经过多次对被告家属做工作,其亲属愿意代为赔偿,但是由于经济条件也差,只能赔偿3万元.在法院加大调解力度后,最终促成双方达成协议.调解金额远低于法定金额.

上述案例较典型地代表了目前死刑案件刑事和解的现状.三案件均是拟判处死刑的一审刑事案件,均有附带民事诉讼,且均在法院积极调解后达成和解.三案件的事实和判决结果相类似,但赔偿金额却是天壤之别:“15

死刑案件刑事和解“破立”之博弈解读——以S省M市中院239件一审刑案为视角
案件和死刑毕业论文提纲格式范文

0万”、“20万”、“3万”,实际赔偿金额与法定赔偿金额大相径庭.在此,笔者无意点评判决的正确性,只是意欲从中窥视出现象背后所隐藏的深层次问题:死刑案件刑事和解应该如何诠释?其现状如何?其是否还具备现实价值?对此,我们应破之抑或立之?

(二)问题分析路径

本文拟从两个方面研究上述问题:

其一,笔者以S省M市239个一审刑事案例为样本进行综合分析,以便全面描述死刑案件刑事和解的现实图景.同时,通过与M市司法实务部门人员交流和访谈,获得第一线原始资料,,以期探寻司法人员对死刑案件刑事和解的内心独白.因为,仅仅通过对官方判决书的窥视,根本无法诠释制度“背后的故事”,只有通过将案例、数据、访谈相结合,才能揭示死刑案件刑事和解的实然规律.

其二,以社会学角色互动理论展开分析.因为,从微观层面看②,任何具体事件都是由当事者根据主客观环境形成的自我与他人互动,形成个人在事件中互动的社会现象.事件中的具体个人根据自己的角色定位、角色期待和角色矫正调整自己的行为.同时这一过程还受到利益和情感的影响.进而言之,当事者的利益得失和情感倾向会影响他们的有些决策.③死刑案件刑事和解是各方当事人在法院搭建的平台上对话,并达成和解协议的一种制度,其不仅仅在于补偿被害人,恢复社区秩序,还在于各方当事人的充分参与④,意味着在和解过程中,当事人、诉讼参与人和法官根据自己角色、利益与他人交流信息、转变观念,进而形成角色之互动,并在互动中达成和解、解决纠纷、恢复社会情感和秩序.

二、现状揭示:死刑案件刑事和解的现实图景

(一)立法现状

刑事和解制度首先经过学者从西方引介而来,并发轫于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2002年制定的《轻伤案件处理程序实施规则》,随即,在全国迅速推广,经过近十年努力在全国各地(如四川、湖南、上海、福建、山东、河南、重庆、广东等地)已形成一道非常亮丽的司法实践风景.⑤其适用范围也不断扩大,包括青少年犯罪、大学生犯罪,甚至扩展到了死刑案件.⑥

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关于刑事和解程序的规范有3个条文:第277条规范了刑事和解的范围为故意犯可能判处3年以下的轻罪(限于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第四章、第五章的犯罪案件)和过失犯可能判处7年以下的重罪(渎职罪除外),但5年以来曾经故意犯罪的除外⑦,第278条规范和解协议的达成和审查⑧,第279条规范刑事和解达成后的法律效力⑨.第277条主要在于界定刑事和解程序的适用条件和适用范围,后两条在于描绘和规范刑事和解程序.

这3个条文对已有的司法实践,有吸收、有抛弃.但关于死刑案件的刑事和解明确被“拒之门外”.死刑案件的刑事和解虽然被新《刑事诉讼法》拒绝而缺少合法性,但其长期以来自发地广泛存在和运行于司法实践中,且实务部门在整体上持支持态度,因此要在短时间内取消或杜绝的可能性极小.

总而言之,死刑案件刑事和解制度通过引介进入中国,在国家和谐社会理念的倡导下,在司法实务部门的实践中,也在学者对其的梳理共识中,呈现出一种景象,西方理论中国化过程,亦即“理论一实践一再理论化一再实践”的良性互动,是西方法律制度与中国本土资源的紧密结合.

(二)实践现状

本文以S省M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死刑案件239个案例作为样本进行综合分析,以便客观全面描述死刑案件刑事和解的现实图景,以期能以管窥豹.

1,附民调解的观察:调解率及达成和解率越来越高.⑩表一反映出如下特点:(l)该法院近4年一审刑事案件总数呈逐年递增趋势;(2)一审刑事案件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数占据相当高比例,前3年均达到76%以上,只是2012年大幅下降至53。3%;(3)附民案件中达成刑事和解的案件数逐年递增,从2009年的21 。4%上升到2012年的54。2%;(4)结合访谈可以得知,和解主要发生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死刑案件中.总体而言,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是:死刑案件刑事和解越来越兴盛,越来越为当事者和公众所接受.

2,赔偿金额的印证:赔偿金额绝对数急剧增长.表二反映出如下特点:(1)就和解达成案件赔偿金额总体情况而言,2009年最高不超过10万人民币,2010年最高不超过20万,2011年和2012年均出现20万以上的赔偿,赔偿金额越来越高;(2)低赔偿额(1万元以下)的情况逐年减少,较低赔偿额(1万到5万)的情况也呈下降趋势;(3)赔偿金额集中在5—10万的案件数较多,且相对稳定,2010年至2012年该金额段基本占据当年的案件数一半以上;(4)较大额赔偿(10万以上)的案件呈逐渐上升趋势.其总体特征表现为:赔偿金额呈急剧增长态势.

3,量刑情况的对照:达成和解案件量刑趋于轻刑化.⑩表三反映出如下特点:(1)对达成刑事和解案件的被告人,一般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4年来死刑立即执行案件数均为0;(2)判处死缓的案件逐年减少,判处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的案件数量逐年增长,且保持相对稳定的态势;(3)在判处有期徒刑的案件中,对被告人的量刑也越来越轻型化,判处13—15年有期徒刑的案件数均在30%以上,判处10~12年有期徒刑的案件数均在23%以上.其总体特征表现为:第一、达成刑事和解的案件量刑越来越趋于轻型化.第二、量刑的轻重(包括刑种与刑期)与赔偿金额成反比.

4,赔偿主体的对比:亲属代为赔偿已成普遍现象.表四反映如下特点:在达成刑事和解的案件中,由被告人自己财产进行赔偿的情况极少,最高是2010年达到23。1%,其余年度均在10%至16%之间徘徊,而由亲属代被告人赔偿的案件数比例极高,各年度均在76%以上,最高是2009年达到88。9%.由此可见,达成和解案件的赔偿责任主要由被告人亲属在承担.

5,实际赔偿金与法定赔偿金的对比:实际赔偿金高于法定赔偿额状况越来越普遍.表五可以说明:(1)达成和解案件实际赔偿金额完全与法定赔偿金额一致的案件数相对较少.2009年和2012年为0件,2010年有2件,201 1年有1件,占达成和解案件总数比例在16%以下.(2)2009年实际赔偿额低于法定赔偿额的案件数达到77。8%,但从2010年开始情况大幅度转变,2010年、201 1年、2012年连续3年实际赔偿额低于法定赔偿额的案件降至30%多,且一直趋于稳定状态.(3)实际赔偿额高于法定赔偿额的案件数呈平稳增长趋势,从2009年的22。2%逐年递增至2012年的61 。5%,增长态势明显.总体来看,达成和解案件的实际赔偿金越来越高于法定赔偿金.

综上所述,下列判断应该成立:(1)死刑案件的刑事和解的比例越来越高,且与刑附民有密切关系.(2)赔偿金额越来越高,10—20万已成常态,20万以上也逐渐增多,100万以上时有出现.(3)赔偿金额与刑种、刑期呈反比.(4)达成和解的案件,在量刑时都倾向于刑种和刑期轻刑化.(5)正因上述4点,死刑的刑事和解受到质疑,认为其已发生扭曲、侵蚀法治、司法的不正常现象.

当然,这还仅仅是数据展示的一种静态意义上的中国死刑刑事和解,还应该从刑事和解程序角度、从动态视角展示该实践的运行情况,以进一步探求死刑的刑事和解实践是否出现了扭曲、侵蚀法治、司法的情况——这是下面将要展开的分析.

三、运行程序:死刑案件刑事和解的运行状况再现

在死刑案件中,犯罪行为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非死即重伤,其不仅使受害人及亲属受到重大伤害,对被告人及家属也产生严重影响,对社会也有相当冲击力,特别是在传媒、通讯高度发达的今天,这种冲击力即刻就传遍到社会各个层面.因此,在死刑案件刑事和解中,当事人情感与利益的互动,各方力量的博弈,需要行为者根据角色定位和各种情势进行角色矫正.

(一)被告人角度的观察

在已经形成互动的刑事案件中,一方面,虽然刑事案件的起因、过程各异,但在成为被告人的过程中,被告人角色确立(角色构建),在可能判处死刑的规范下,逃脱死刑可能是最高的角色领会.同时,由于中国人的家庭传统观念,为了救命而不惜一切代价的思维理念根深蒂同(如孙伟铭案).进而言之,在规范和具体情势下,被告人构建和领会了自己的角色,期望通过各种方式与司法机关、被害人(及其家属)互动,在互动期待(角色期待)中各方实现角色矫正.另一方面,如果不能实现角色矫正后的判决结果改变,或者一开始就没有角色期待问题,即如果法院判处被告人死刑,被告人就没有动力与被害人及家属互动.

(二)被害人角度的观察

被害人及其家属遭受双重打击,由于被害人死亡而带来物质损失(失去创造财富的能力)和精神损失(失去亲人、改变家庭结构等)◎,如果被告人要与之和解,被害人及其家属在互动中不仅仅期待抚慰受伤的心灵,更是期待被告人弥补其物质损失,特别是在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这种期待更加强烈.这一对被告人的期待就常常从感情期待转移到赔偿金的期待,甚至出现主要以赔偿金为根基的期待,在条件满足时被害人就修正自己的行为.但在不同案件中被害人有不同侧重.在本文案例中,根据法官的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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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第一个案例主要侧重于金钱,第二个案例金钱因素与感情因素参半,第三个案例则感情因素占据主导地位.

(三)法官角度的观察

法官的基本角色是以中立的立场判决,即使在刑事和解程序运行中,也主要是为当事人提供一个和解的平台,而非主导、推动甚至掺杂自己利益去积极参与和解过程.但在中国现行体制下,法官需要讲政治、能动司法、司法为民⑤,要以“大调解”为工作的重点,即通过加强调解,解决纠纷,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因此,在死刑案件的刑事和解中,法官扮演的不仅仅是居中裁判的角色,更是提供平台并积极促使当事人和解的角色.法官在促使和解达成过程中的利益考虑表现为:

1,庭审后,合议庭初步认为案件可能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原则上不组织调解.被告人与被害人自愿和解的除外.其理由是:在中国人心中普遍存在的“杀人偿命”的传统观念一直占据重要位置,如果对被告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被告人亲属一般不愿意再赔偿,原告方对民事赔偿问题相对看得不重,不会太追究民事赔偿问题.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再组织调解,被告人及其亲属基于保命的角色期待而进行了赔偿,最后如果还是被执行了死刑,其后续矛盾会层出不穷.

2,庭审后,合议庭初步认为可能判处死缓、无期的案件,法院会积极组织调解.对达成和解的案子,赔偿情况一般会在量刑时作为酌定情节予以考虑.

3,法官组织刑事和解基于多种因素:一是调解金额的确定.法院一般在调解之前会初步计算依法判决应该赔偿的数额,然后再基于此进行调解工作.二是法院会事先调查了解被告人及亲属的赔偿能力,还会对被害方的情绪、态度、对赔偿金的期待值和期待程度进行考察,并基于此开展工作.

4,调解达成的案件法院会考虑降低幅度从轻判处.对可能判处死缓的案件,则判处无期徒刑;对可能判处无期徒刑的案件,则判处15年有期徒刑;对可能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可能在原量刑幅度上减少几年.

基于以上法官角色的观察可以看出,法官基于中国国情和自身角色,在刑事和解中扮演了一个积极、主动角色,同时他们还利用职权影响了当事人决策.进而言之,被告人一方与被害人一方的互动构成和解程序中的角色,既有角色期待,更有角色矫正.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法官角色并非绝对中立,而是主动介入,从而形成一种有些偏向的互动格局.法官权力不仅为死刑案件的刑事和解提供平台,还对结果有重要影响.

综上所述,根据在程序中的角色、地位、权力、权利关系分析:首先,在关于死刑的刑事和解程序中,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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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发挥重要作用,对案件产生各种影响.其次,这些影响是在与当事人互动过程中产生的,在当下司法环境下,在当事人的正当的、不正当的“努力”下(特别是以钱为媒介的交易),这种互动的确可能(这是仅仅从制度运行就可以推断可能)出现在前面通过数据展示的结论,即死刑在刑事和解运行程序中受到了社会公众的质疑,并认为其已扭曲、已侵蚀法治、司法的正常运行.

当然,这一点还不够,因为其仅仅是理论推演,还需要对各方参与者进行利弊权衡,以进一步思考其发生到底是高概率还是低概率的现象——这是第四部分的内容.

四、利弊考量:死刑案件适用刑事和解的利弊

从司法实践来看,对死刑案件适用刑事和解,尤其是公权力的介入,利弊兼有.

(一)针对被告人而言

其利为:一是,法院量刑有不同程度减轻.二是,如果民事部分处置好,被害人一方不会申诉、申请抗诉,检察院一般不会抗诉,这一减轻的量刑有很高的确定性,对被告人有“无限诱惑”,三是,被告人因为犯罪产生的内疚心理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有利于他们将来的再社会化.

其弊为:一是,刑附民赔偿本应该由被告人本人(除被告人为未成年人外)财产进行赔偿,但基于和解,被告人亲属被纳入赔偿范围,且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由被告人亲属赔偿的.这实际上没有起到对被告人刑罚的功能,而且如果是“富二代”,对其和解反而会产生只要花钱就能解决问题的错误观念,进而可能出现更多刑事犯罪.二是,一些案件被告人的赔偿金额远远高于法定应当赔偿金额.如本文的案例一,被告人杜某系富翁,其为了和解,付出了150万的赔偿金.但如果换做普通家庭,如本文案例二和著名的孙伟铭案,被告人为了能与被害方和解,不堪承受高额赔偿金,甚至倾家荡产.

(二)针对被害人而言

其利为:一是,被害人及其家属能够及时得到赔偿金.实践中,在既定损失确定的情况下,被害方常常持这样一种观点,即“多得不如少得,少得不如现得”,从而免去因为执行难而得不到实际赔偿的困扰.二是,被害人精神上得到一定程度的抚慰,通过双方当事人的交流,被告人的道歉,经济上的赔偿,能产生对被害方精神上的修复作用.

其弊为:其一,与被告人进行了和解,被害人一方从内心放弃了上诉、申诉的权利.这基本上就属于“铁案”.如果其间出现权利受到侵害的情形,在发现之后即使寻求救济也无法再次得到救济,因为当事人可能因信息不充分,或者说可能对和解事项缺少判断能力产生重大误解.其二,一方面,部分案件被害人为了现实拿到赔偿款,不得不少于法定赔偿金,而国家在此却没有补助或救助,如本文的第三个案例,仅仅获得3万元的赔偿远远低于应该获得7万元赔偿的数额,其三,另一方面,很多案件被害人得到的赔偿金多于法定应赔偿的金额,从而让当事人不当得利,如本文的第一案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还有就是杭州飙车案的被害人家属(获得110余万的赔偿款)——这两点违背了平等、公平等基本正义.

(三)针对法院而言

其利为:其一,一旦关于死刑的刑事和解达成,其意味着“铁案”,既完成了上级的考核,又不担心上诉、申诉、抗诉.其二,一个案件,一次审理,就解决刑事、民事、执行三重问题,节约了诉讼成本,提高审执效力,达到良好的社会效果.

其弊为:其一,从技术上说,一方面,增加了刑庭工作量,相当于一个半月时间处理了刑事、民事、执行三件案子;另一方面,要实现调解,就要牺牲时间,一般一个半月内无法完成,大量案件需要延期,造成刑事部分久拖不决.其二,从司法权的行使上看,它无形中损害了法官“公平、公正”的形象.根据前述,死刑刑事和解,法官必须主动积极从事司法行为,其影响了案件的审判结果.它一方面产生前述互动的正面效应:对被告人而言获得生命和更多自由,被害人获得精神上和物质上的赔偿(即前述被告人和被害人都有利的组合).在另一方面,这一积极角色也可能产生负面作用:一边是,被告人更跋扈、嚣张,产生更多的犯罪(如“我爸是李刚”等囧言囧语的产生)、在经济上不堪重负(孙伟铭案),一边是被害人获得多于本应获得的不正当利益或者少于本应获得的赔偿.简而言之,这会给人“以钱买刑”的印象.

总而言之,当事人在互动中可能产生的危害无足轻重,但法官的积极努力可能产生更严重的其他延伸问题,即影响到法官在刑事案件处理中的公正形象.不仅仅当事人,就是社会大众也会对司法权威、法官的中立角色、公正形象产生强烈的负面观感,进而不相信司法、不相信法律,整个社会都处于“丛林法则”之中.

五、死刑案件适用刑事和解的未来规范

任何一项制度都是复杂的,不会只有正面效应,而是正负掺杂.但是,好制度在于发挥正面功能,限制其负面效应.任何人都可能因为一己之私而尽量利用各种合法,甚至非法的手段最大化自己的利益,进而言之,作为个人而言,他们在制度中一般不在乎制度的正负功能,只在乎私利,服务于公共利益的政府、司法则必须通过规则规范当事人的行为,限制制度的负面效应,让当事人主要发挥制度的正面功能,同时也要防止自己的不恰当利益渗入到纠纷解决的过程中.

在死刑的刑事和解中也应如是,具体描绘如下:

第一,关于死刑刑事和解的事实现状.根据前述,必须理解到以下事实(方能在此基础之上提出有效建议):1,死刑案件刑事和解不可避免,且有扩大趋势:2。毋庸置疑,它有正面效果,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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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就不会产生或继续扩大;3。负面效应也有,但最大的负面效应来自法官权力的介入.

二、在此基础上,关于死刑案件的刑事和解的走向应该考虑到如下因素.

1,刑事和解的正面功能,由当事人主动互动,法官仅为其提供讨论、思考、磋商、妥协的平台实现.在此,参与者可以充分表达己方立场、观点、情感,并与他人互动,实现(1)犯罪人在情感上认错、道歉,受害人及其家属受到抚慰;(2)行为上,犯罪人以赔偿、服务社区、帮助受害人等形式赎罪,受害人发自内心谅解犯罪人,表现出和解姿态;(3)受到犯罪行为伤害的社区秩序在各方的参与下得到恢复.

2,关于死刑刑事和解的负面效应.当事人可能由于自身能力问题,无法对有些事项作出符合最佳利益的判断.因为当事人之能力可能迥异,认知、思考有偏差,一方可能会利用占据的无形优势极端化己方主张,导致其主导法院为其提供的刑事和解平台,进而损害这个本来可能实现共赢的平台.因此,在和解阶段,不仅应为被告人提供律师服务,也要为被害人及其家属提供,双方才能在具备能力的基础上充分讨论,进而避免了和解中的“丛林法则”现象.

3,防止当事人谋求不当的利益,特别是巨额利益,正如沃克在评论恢复性司法中的赔偿问题时所言,“相称更有利于保持量刑一致”.它有以下情况:(1)仅仅因为金钱赔偿(但赔偿可能符合要求),被害人及其家属出具虚假谅解书,简言之,谅解书意思表示虚假.(2)被告人由于这一虚假谅解书获得更轻的刑种或者刑期,进言之,被告人不是内心忏悔、道歉,也没有努力恢复被破坏的社区秩序,而仅仅通过金钱获益——这是被告人获得的不正当利益.(3)被害人及其家属获得超过法定赔偿金,或者其获得少于法定赔偿金的情况.

就前两个方面,法官必须审视谅解书的真实性,并将之与未来的量刑捆绑.针对第三个方面,则一方面要防止被害人及其家属因此获益,另一方面如果不足则应由国家补足.具体来说:在第一种情况下,将收益收归国有.这样有两方面效果,其一,被害人不会虑及金钱因素而作出虚假陈述(以谅解书为载体),其二是收归国有的赔偿作为专项基金以补助少于法定赔偿金的情况.在第二种情况下,赔偿额不足,则一方面由收归国有的金额作为专项基金以补助,另一方面如果还有不足的情况,由国家成立的资助基金补足.

第三,增强法院、法官的独立性.法官只有在没有其他人干预的情况下,更不是在司法机关内部行政考核的无形压力下作出的判断才具备正当性和合法性,进而获得司法权威,这样即使在有判断失误的情况下,公众也不会对司法、法律失去信心.

第四,在前三方面基础上,讨论其正当性,即是否废除的问题.在司法独立语境下,通过学术界充分讨论以及若干年的司法实践,如果死刑案件的刑事和解在效果上还弊大于利,则废除之,

简言之,关于死刑案件的刑事和解,首先承认现状、思考现状;其次,或者维持现状,或者改变现状.任何简单回答,特别是情绪性主张保留还是废除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因为只有在具体的条件下、经过司法经验的检验后才有是废除,还是保留,抑或限制性保留的答案.

[ 参考文献 ]

1、《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23条的诠释与解读 沈臻懿 内容2010年7月1日《关于 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已正式实施,该规定第23条明确规定了鉴定意见审查判断时应当着重考察的若干事项。鉴定意见作为现代诉讼活动中

2、从死刑错案反观死刑案件中的刑事辩护 刘 娜 内容刑事辩护的价值在于均衡控辩双方的力量,从而查明案件,避免刑事错案。死刑案件的复杂性、重大性和死刑的不可撤销性,使得刑事辩护在死刑案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死刑错案是发

3、民事赔偿与死刑适用的实证分析——以湖北省高级法院关于民事赔偿与死刑适用的调查报告为视角 田 淼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 北京 100720; 政法委法学研究所 北京 100006;贵州省铜仁市人民检察院 贵州铜仁 554300) 摘 要:死刑是历史上最古老的刑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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