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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校论文】试析以审判为中心的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实践思考(论文范文案例)

星级: ★★★★ 期刊: 国家级期刊作者:叶 青,徐明敏浏览量:4481 论文级别:优秀本章主题:证人和鉴定人原创论文: 5156论文网更新时间:10-27审核稿件编辑:Lyndon本文版权归属:www.5156chinese.cn 分享次数:1176 评论次数: 3040

导读:此篇文章是证人和鉴定人相关的毕业论文致谢,供需要写此方面相关本科和硕士以及专科生毕业论文的学子们鉴赏。

叶 青,徐明敏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200042)

摘 要: 近年来,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背景下,学术界和实务部门围绕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开展了学术探讨和试点实践.以S市C区法院为研究样本,认为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有利于实现庭审实质化、实现证据裁判和实现人权保障三方面诉讼价值.同时,该制度在证据裁判操作规程方面还不够具体,操作性不够强,尤其是在司法实践中,证人、鉴定人出庭范围、当庭证言与庭外证言的采信规则、质证环节的交叉询问规则有待进一步明确和细化.同时,还需要从庭前沟通、证人保护、物质补助等方面完善相关配套保障机制,切实发挥该制度在庭审中心、审判中心格局中的关键作用,确保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落到实处、发挥实效.

关键词: 以审判为中心;出庭作证;证据裁判操作规程;配套机制

中图分类号: DF8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1671-2072。2017。04。001

文章编号: 1671-2072-(2017)04-0001-07

Thoughts on the Practice of the Witness and Appraiser Testifying

in Court under the Trial-centered System

YE Qing, XU Ming-min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0042,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on the background of criminal procedure reform centered on trial, academic discussion and trial practice have been carried out around the system of witnesses and appraisers testifying in court。 Take S city C district court as a sample, the authors believe that the system of witnesses and appraisers testifying in court is conducive to the realization of the value of substantive court trial, evidentiary adjudication and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t the same time, the operating rules of evidentiary adjudication of the above system are not specific, nor operable enough。 The scope of the witnesses and appraisers, the rules for adoption in court and out of court testimony, and the rules for cross examination need to be refined。 In order to ensur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system of the witness and appraiser testifying in court, it also needs to improve the supporting mechanism from the aspects of pretrial communication, witness protection and material assistance。

Keywords: trial-centered; testify in court; operation rule of evidentiary adjudication; supporting mechanism

2012年新刑诉法实施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以来,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作为实现审判中心地位的重要环节,备受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关注.2016年6月,“两高三部”联合颁布了经 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的《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改革意见”),为贯彻落实《改革意见》,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2月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上海市作为全国首批司法体制改革试点省份,市高级人民法院在2015年12月颁布了《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试行意见》(以下简称“试行意见”),并于次年制定相关试点工作实施方案,选择了该市八家法院作为改革试点单位,其中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是改革试点的主要任务.笔者拟以试点法院之一的C区法院为样本,对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的诉讼价值、证据裁判操作规程、相关配套保障机制等作一些探讨.

1 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的诉讼价值

“以审判为中心”,就是要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①.也即要发挥庭审对于定罪量刑的决定作用.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既是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题中之义,也是实现审判中心、庭审实质化改革目标的关键环节.具体而言,主要有利于实现如下诉讼价值:

1.1 实现庭审实质化

长期以来,“卷宗中心主义”是我国刑事诉讼模式备受诟病的一大问题,主要表现为司法审判活动中,由于实行书面裁判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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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相应的卷宗移送制度,法官庭前活动极度强化,审判的依据基本来自于侦查机关提供的口供和其他书面证据材料[1-2],无须证人出庭作证.正如有学者把公检法在刑事诉讼中的分工比喻为 “做菜”、检察院“端菜”、法院“吃菜”一样,三机关之间或多或少存在“配合有余、制约不足”问题[3],这个问题甚至影响到三机关正常运作和司法公正的实现,冤假错案的产生也与此不无关联[4].法院审判活动,尤其是庭审活动,往往难以发挥制约前道工序的作用.

从审判与侦查、起诉三机关的外部关系来看,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就是要确立审判活动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中心地位.法官作为审判活动的主导者,不是只能被动地“吃菜”,还应“验菜”,对不符合条件的要“退菜”.同时,“验菜”的手段不仅限于通知证人、鉴定人出庭,还包括侦查人员就其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作为证人出庭,从而避免简单地宣读笔录(或情况说明)代替当庭质证.C区法院2016年推动该区 、检察机关联合会签了《关于推进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实施意见》,就侦查人员出庭的案件范围、 程序、证人保护、质证规则、作证内容等作了详尽规定,该院2013年至2016年,侦查人员出庭作证达15人次,较好地体现了审判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中心地位.从审判流程的内部分工来看,庭审应居于审判活动的中心地位,庭前准备、庭后评议活动都要围绕庭审活动进行,也就是要诉讼证据质证在法庭、案件事实查明在法庭、诉辩意见发表在法庭、裁判理由形成在法庭②.控辩双方举证越到位、质证辩论越充分,法官对关键证据的审核认定和案件事实的查明就越准确,对各种证据资格、证明力大小的综合把握就更全面.可以说,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是法官“验菜”的重要抓手,是实现控辩双方质证辩论实质化的重要手段,也是实现庭审实质化的主要路径,有利于防止法官庭前预断、庭审虚化和庭后阅卷定案.

1.2 实现证据裁判

证据裁判是法治国家的基本司法原则,是人类社会从神明裁判、口供裁判发展到现代司法制度的一大跨越.证据裁判要求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以证据为依据,而且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从形式意义上看,证据裁判要求法官作出的裁判必须有证可依;从实质意义上看,其还要求裁判所依据的证据具有足够的证明力,形成闭环的证据链并且证明力足以达到定罪量刑的证明标准.就证人证言而言,其客观、全面、准确性容易受到证人本身认知能力、品行、记忆力,乃至证人发现案件事实的客观环境、作证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因此,域外法治发达国家大多排除法庭之外形成的传闻证据,而要求证人亲自到庭接受询问.此外,虽然鉴定活动本身是根据科学原理或者特殊技能探究案件客观真实的活动,但鉴定中的观察、解释、评断却均是人的主观活动[5].新的刑诉法将1996年刑诉法中的“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意见”,就凸显了鉴定本身是构建在客观材料基础上的主观判断属性.为避免控辩双方因专业知识限制无法就鉴定意见质证辩论的局面,新刑诉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还专门规定了专家证人制度,其第一百八十七条严格规定经法院通知出庭而拒不出庭的鉴定人,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根据.同时,笔者也注意到,近10多年来,媒体披露了国内大量极具轰动性的错案,国外的众多典型错案也为国人所知,从这些公开报道的错案中,我们不难发现大多与司法办案机关错误使用鉴定意见或使用错误的鉴定意见不无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因为审判人员缺乏对案件专门性事实问题的判断知识与技能,鉴定人所出具的鉴定意见在一些案件中往往就是定调证据.鉴定意见使用不仅对审判人员认定案件事实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对诉讼当事人的最终司法结局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故对其如何审查判断大有讲究.在英美证据法中,将鉴定人视为专家证人,将鉴定意见作为专家证人提供的证言,而不作为一种独立的证据种类.区别在于专家证人可以提供意见,而普通证人只能陈述事实,但是,专家证人和普通证人一样要出席法庭接受控辩双方的询问.在大陆法系国家,鉴定是一种证据方法,鉴定人应当出庭,对鉴定作出报告和说明,并接受询问.一般而言,在法庭上,鉴定人被问的问题主要集中在:(1)为鉴定人提供的鉴定材料是否充分、可靠;(2)鉴定人的资格、专业技术水平和责任心如何;(3)鉴定过程是否严谨,方法是否科学;(4)鉴定人是否受到外界影响,有无影响鉴定意见正确性的其他因素;(5)鉴定程序是否合法[6].鉴定意见最终是否被采信取决于法庭对鉴定人就上述问题作答的被说服程度,否则,法庭可以决定是否需要重新鉴定或补充鉴定.

综上,从查明案件事实的角度来看,证人、鉴定人如不出庭作证,控辩双方围绕书面的证人证言和鉴定意见,尤其是辩护方无法针对控方指控的事实进行质证,不利于法官居中裁判、兼听则明,更不符合证据裁判原则的实质要求,也不利于发挥质证辩论在探明案件事实方面的积极作用.如C区法院在 一起贩毒案件中,被告人庭审中拒不承认其车中被查获的毒品系其所有,尽管当庭宣读了侦查人员所作的笔录,被告人始终矢口否认这一事实.后该院通知最初查获该案的2名民警出庭,详细地陈述了查获被告人时车中毒品的情况等细节,被告人无法反驳,当庭表示认罪.

1.3 实现人权保障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加强人权司法保障,这也是我国刑事诉讼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并重司法理念的体现.为此,《改革意见》第一十七条专门规定应健全当事人、辩护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保障制度.《实施意见》指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是完善人权司法保障的必然要求”.在刑事诉讼中,对质权是保护公民基本人权的核心权利,在美国甚至作为公民的一项宪法性权利,无论是奉行当事人主义的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对质权在降低证人作伪证的可能性以及提高法官心证的准确性上[7],都有利于帮助法官更好地进行证据采信和发现真实,进而从程序和实体上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是被告人对质权实现的前提条件,正如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规定的,人人“得亲自或间接诘问他造证人,并得声请法院传唤其证人在与他造证人同等条件下出庭作证 ”,对质权就是要让被告人能够与不利于己的证人、鉴定人在庭上进行对质,质疑控方证人的可信度和合理性,对对方证言的真实性进行证据审查,避免己方因不真实或不准确的不利证据获罪量刑.

2 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的证据裁判操作规程

“以审判为中心”就是要以庭审为中心,而庭审要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案件事实的认定问题.新刑诉法虽然对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较1996年刑诉法作出了大幅修改,形成了涵盖“证人、鉴定人出庭范围、强制证人出庭与例外、证人、鉴定人保护及经济补偿、拒绝作证的法律后果和救济”等内容的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机制,但证人、鉴定人出庭的证据裁判操作规程还不够具体,操作性不够强,也不利于司法机关执法统一、导致原本实施情况就不理想的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再度面临虚化的风险.

2.1 证人、鉴定人出庭范围

新《刑诉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应当出庭的证人需符合三项条件:(1)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 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2)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3)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应当出庭的鉴定人需符合两项条件:(1)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 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2)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人民 就其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作为证人出庭作证,适用证人出庭的规定.因此,我国刑诉法确立起了证人、鉴定人的有限出庭原则[8],这种有限出庭原则以保障诉权和查明事实为前提,赋予了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但也有学者为此担忧,“法院认为有必要”会导致法院自由裁量权过大,削弱辩方对证人质证的权利[9].这也是在实践中让申请人头疼、法院倍感无奈的问题.为此,不少地方法院积极探索关键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为司法实践提供相对合理的操作规程.关键证人一般包括:(1)涉及犯罪构成要件事实方面的证人;(2)其证言对区分此罪与彼罪起决定作用的证人;(3)其证言严重影响量刑轻重的证人;(4)目击证人;(5)对犯罪分子和犯罪事实仅有的知情主管人员或是仅有的知情工作人员[10].笔者认为,实践中,证人、鉴定人出庭的范围应当要综合考量刑事案件的构成、控辩审三方的实际需求、司法实践运作情况以及当前司法资源的承载力等方面因素来决定.具体而言:一是从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出庭的实际需求来看.C区法院2013—2016年,共审结一审刑事案件(含自诉案件)4 610件,其中,共适用简易程序结案3 630件,占比达78。74 %(图1).

而简易程序案件均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且被告人承认自己所犯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的案件.即使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中,也有很多案件并非是对证据事实有争议,对于证人证言或鉴定意见有异议并且需要证人、鉴定人出庭质证的案件数量占比更低③.二是从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出庭人次来看, 2013—2016年,该院有证人、鉴定人员、侦查人员出庭56人次,其中,证人出庭29人次,占比达51。79 %;鉴定人出庭12人次,占21。43 %;侦查人员出庭15人次,占26。79 %(图2).该院2016年共有证人、鉴定人员、侦查人员出庭27人次,占48。21 %.

三是从提请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出庭的情况来看,2013—2016年,该院依辩方申请通知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28人次,占50 %;依控方申请通知出庭作证达12人次,占21。43 %.此外,法院为了查明案件事实,在控辩双方均未提出申请的情况下,主动依职权通知出庭16人次,占28。57 %.(图3)

综上可见,第一,基层法院适用简易程序案件比例高,被告人认罪案件较多,控辩双方针对证人证言、鉴定意见存在异议的案件数量较少,司法审判中证人、鉴定人出庭的需求量并没有想象中那样大.第二,随着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不断深化,2016年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出庭人次明显上升,改革成效初显.第三,证人出庭的需求远高于鉴定人和侦查人员出庭的需求,这与证人本身的不可

以审判为中心的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实践思考
证人和鉴定人毕业论文致谢

替代性有关.第四,法院依据辩方申请通知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比例较高,一方面说明辩方在推动诉讼证据质证在法庭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说明法院较为重视保护辩方的对质权,庭审中心地位初显.第五,法官出于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的需要,即使控辩双方均无异议,往往也会主动依职权通知证人、鉴定人到庭接受询问,并非简单机械地审核书面证据.

因此,证人、鉴定人有限出庭原则总体符合我国刑事诉讼的实际情况,法官的必要性审查也是基于庭审驾驭和认定事实的需求,与“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实体性审查需求是一致的,出发点都是关键证人应当出庭作证.需要注意的是,法律关于应出庭作证实体性条件和依法可不出庭作证的规定仍较为笼统,不利于制约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笔者认为,一方面要对实体性条件和依法可不出庭作证的情形进一步予以细化;另一方面,法官应逐渐淡化实体性条件的影响,更多从有利于对质权实质履行的角度来审查必要性.

2.2 当庭证言与庭外证言的采信规则

证人当庭证言和庭外证言相比,何者可采?当庭证言与庭外证言矛盾时,何者具有优先效力?

针对第一个问题,我国刑诉法采取了较为务实的做法,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意见,可以当庭宣读,只要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质证并且查实,就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但是,刑诉法同时也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最高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解释》(以下简称《最高法解释》)进一步规定对于应出庭而未出庭的证人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的,法庭只有对其证言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该证言才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由此可见,证人当庭证言和庭前证言均有证据资格,能否被采信并不取决于其形成的阶段和场合,而是取决于证言本身的真实性.这主要是因为证人证言具有不可替代性,绝对地排除庭外形成的证言,不仅不利于案件事实的查明,也不符合当前大量被告人认罪认罚案件的实际情况.我国法律将证人出庭条件审核和证言证据资格认定等权限交由主审法官裁量,主要还是基于我国追求实体真实的职权主义刑事诉讼模式,办对案件始终是一线审判人员的第一考量,更何况在大力推行主审法官办案责任制的当下,谁办案谁负责,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然而,在当前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尚未成形前,尤其在公检法三机关配合有余、制约不足的现实背景下,要注意平衡依据职权探明真实和保障辩方诉权的关系,保障应出庭作证的关键证人到庭接受询问,注重强化裁判文书中对证据采信和事实认定等方面的说理,以司法公开倒逼法官强化证据裁判意识.

针对第二个问题,新《刑诉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当庭证言与庭前证言矛盾时,何者效力更优.仅《最高法解释》第七十八条第二款规定了证人当庭作出的证言与其庭前证言矛盾,证人能够作出合理解释,并有相关证据印证的,应当采信其庭审证言;不能作出合理解释,而其庭前证言有相关证据印证的,可以采信其庭前证言,最高院颁布的《实施意见》第二十九条再次肯认了这种以真实性为导向的证据认证规则.可见,立法者在两者证明力的考量上,并没有坚持绝对的庭审证言优先原则,而是将证明力的裁量权赋予了法官.就我国当前的司法现状而言,一方面要考虑提高关键证人出庭作证率,保护控辩双方的质证权;另一方面,关键证人出庭接受控辩双方质询,一般来说更有利于还原案件事实.控辩双方通过对证人的充分诘问、盘问等,有利于案件事实还原过程更加公开,也利于法官心证的形成过程更透明,事实认定结论更易为辩护方所接受.为此,笔者认为庭审证言证明力原则上应高于庭外证言,法官在裁判文书中应着重就证言矛盾部分进行说理,公开认证理由.

2.3 证人证言、鉴定人意见质证环节的交叉询问规则

《改革意见》明确要求完善庭审规则.因为庭审实质化涉及到一些操作性问题、技术性问题,如证人证言、鉴定意见的庭审调查规则,法官引导与控制庭审包括对控辩双方当庭提出的诉讼异议、证据异议进行裁判的尺度与方法,法官认证和裁判的方法和要求等,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妥善的解决,就会影响庭审实质化工作的有效推进.我们知道,交叉询问规则是在英美法系对抗制法庭下,控辩双方对各自传唤证人进行盘问质证的规定,被认为是发现事实真相的最佳途径.通过直接的提问特别是交叉询问,更易发现证言中的虚假、想象、夸张、漏洞和矛盾之处,从而起到去伪存真的作用[5].我国虽然从1996年刑诉法开始引入对抗制诉讼模式的一些特点,但对于证人、鉴定人在法庭质证环节如何接受询问,没有系统地建立一套交叉询问规则.而交叉询问的顺序和步骤不够明确,反过来也会制约发挥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的效果.

《最高法解释》第二百一十二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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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审质证中先由提请传唤证人、鉴定人的一方进行发问,发问完毕后,经审判长许可,对方也可以发问.提请传唤证人、鉴定人一方先行发问是主询问,主要作用是通过询问来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对方再针对主询问内容和证人诚信等方面问题,经审判长允许进行反询问,目的是指出证人、鉴定人陈述中的纰漏和疑点,进而质疑该证言、鉴定意见的真实性、证明力.双方可围绕询问内容进行再主询问和再反询问,进而实现反复论证、质证证言和鉴定意见的真实性、可信度的效果.在借鉴域外一般的询问顺序之外,我国刑事诉讼中还有两种特殊情形:一是由于我国并不排斥侦控机关庭外获取的证人证言,如辩方对庭外证人证言提出质疑并提请证人出庭,则会导致辩方成为提请方,并要进行主询问.但该证人应为控方证人,理应由控方先行主询问,再由辩方反询问核查证言的真实性或质疑证人或其证言的可信性.因此,应以证言内容为划分依据,如证人为控方证人,则由控方进行主询问,辩方进行反询问.二是在法官依职权通知证人到庭接受询问的情形中,控辩双方的发问顺序应由法官确定,并依次对证人进行交叉询问.因为无论是法官依职权还是依申请传唤证人、鉴定人到庭,法官仅是依职权查明案件事实,并非主询问.控辩双方应在法官询问后,依次对证人进行交叉询问.

3 保障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的相关保障机制

“徒法不足以自行”,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要从立法文本转化为司法实践,还需要不断摸索完善相应的配套保障机制,确保该制度具有可行性和操作性.以下笔者将结合C区法院所开展的系列探索举措,探讨完善相关保障机制.

3.1 庭前沟通机制

证人、鉴定人不愿意出庭作证有着深厚的社会心理根源,“厌讼”观念、看客心理、畏证心态以及法律意识不强,都是影响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的重要心理因素.新刑诉法仅规定了法院确定开庭日期后,应当将开庭的时间、地点通知证人、鉴定人,通知书上也仅载明了出庭的时间、地点、案由、审判组织等基本信息.为进一步增强证人、鉴定人对出庭作证的理解和认识,建议在通知上载明证人、鉴定人的权利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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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拒不出庭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并附上相关法律条文,以强化证人、鉴定人依法履行作证义务的法律意识.同时,法院不能仅靠发一纸通知了事,还应在书面通知的同时,通过电话等形式事先与出庭作证人员进行沟通.一方面,了解通知出庭作证人员的意愿,包括是否愿意出庭、是否需要隐蔽作证,是否适合当庭作证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方面的顾虑.这里面既有尊重与保护的关切,更有合目的性的把握与判断;另一方面,要依法告知其出庭作证的义务,并结合其思想顾虑,开展一定的法律释明工作,帮助其打消思想顾虑,缓解证人、鉴定人的紧张情绪,让其愿意到庭接受询问,同时也让他(她)熟悉并了解庭审的询问规则与节奏,预先有个心理准备.

3.2 证人保护机制

目前,我国的证人、鉴定人出庭保护制度还不够健全,仅新刑诉法第六十一条、六十二条,《最高法解释》第二百零九条、二百一十条作了框架式的规定,操作性不强.(1)公检法三机关保护责任分工不明确.三机关都有保护的义务,但是具体到不同的诉讼阶段向谁申请、由谁认定、由谁保护不够明确.当前,法院和检察院资源配备不具备庭外保护证人的条件,也无法实现证人的全程保护,而分段式保护容易造成保护脱节和职责推诿.因此,建议在 机关或单独设立专门的证人保护机构,实现对符合法定条件证人、鉴定人的全程保护,实现证人、鉴定人保护“权责利”的统一.(2)证人保护的范围过窄.美国将应当出庭作证者、家人或处于危险之中的证人及其家人纳入到保护范围之中,德国证人保护范围及于证人、证人亲属和最亲近的人.我国法律保护的对象仅为证人及其近亲属,将与证人有其他亲密关系的人排除在外,这种规定并不符合现实情况.建议将与证人及有其他亲密关系的人纳入保护范围,由证人保护部门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决定采取保护措施的对象范围.(3)证人、鉴定人保护的措施还不够丰富.目前,我国法律规定的保护措施主要集中于信息保密、隐蔽作证等方面,而且规定较为粗疏,缺乏细致的操作规定.笔者认为,针对有保护需求的证人、鉴定人,可以①在卷宗中技术化处理证人、鉴定人的相关身份信息,如侦查阶段发现有保密需求的,在卷宗中应隐匿证人、鉴定人的真实信息,案卷移送检察院和法院时也应控制相关信息的知晓范围,避免证人、鉴定人身份信息外泄;②采取庭前核对证人、鉴定人身份的方法,庭审中只需要告知控辩双方,已于庭前核对证人、鉴定人身份,无需再当庭核对即可;③为需要隐蔽作证的证人提供独立于当事人的专门通道,避免与案件相关人员发生接触.如C区法院建造的隐蔽作证室与法庭分别位于该院两个不同的区域,证人到隐蔽作证室无需经过法庭,有专门的通道到达;④建造专门的隐蔽作证室和安装隐蔽作证系统.如C区法院安装的隐蔽作证系统,系通过单向视频传输和双向音频传输实现“当庭作证”和“隐相变声”的效果.同时,证人通过隐蔽作证系统作证的视频和音频可以分别打上马赛克和变声后同步录入庭审录音录像系统,从而同步完整记录和保存案件庭审过程;⑤对于保密需求较高的证人、鉴定人,可视情况安排警车专门护送证人出入法院.

3.3 物质补助机制

现行刑诉法对于证人出庭的经济补助范围规定比较狭窄,补助仅为因履行作证义务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费用,对鉴定人甚至没有规定应进行经济补助.此外,经济补助的范围仅限于交通、住宿和就餐,不能涵盖证人、鉴定人因出庭作证而产生的实际损失.尤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尽管法律规定所在单位不得克扣或者变相克扣其工资、奖金及其他福利待遇,但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往往会影响其正常工作,出庭作证人员难免担心因为出庭而直接或间接影响工作单位对其的评价.因此,笔者建议对于误工损失也应纳入补助范围,有工作单位的证人、鉴定人可以由单位开具相关出庭人员的收入证明,并由法院根据必要、合理的标准对相关单位予以补助.如C区法院系根据鉴定机构开具鉴定人出庭作证费用的 ,将补助费用转账给相应鉴定机构,从而打消鉴定人对出庭影响工作评价的后顾之忧.对于从事自由职业的证人,建议由法院根据证人收入的实际情况对其本人予以适当补助.在补助标准方面,不同地区可以根据经济发展水平、消费水平,参考各法院干警公务差旅费用规定,制定不同的细化的操作标准,但应以出庭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的实际开销、作证次数等实际情况为基础,同时允许存在一定比例的浮动空间.

4 结 语

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是构建以审判为中心刑事诉讼制度的题中之义,在制度推进过程中要把握好证人、鉴定人“应出尽出”与简案、简审之间的关系,兼顾好诉权保障和查明事实的关系,才能更为理性、客观、科学地形成符合中国刑事诉讼实际的“审判中心”、“庭审中心”诉讼格局,实现刑事诉讼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价值追求.

[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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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探析专家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路径 文/李义松 马翠霞 环境公益诉讼强烈需要专家参与 环境公益诉讼作为一种新型专业化的诉讼,是弥补环境所受损害、维护公众环境利益的司法途径。环境公益诉讼的专业性、公益性、审判程序的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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