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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科生论文】浅析检视与推进:我国社区矫正制度深化路径之(论文案例)

星级: ★★★★★ 期刊: 知名作者:张凯浏览量:5339 论文级别:优质本章主题:社区和刑罚原创论文: 5156论文网更新时间:10-28审核稿件编辑:Brandon本文版权归属:www.5156chinese.cn 分享次数:1053 评论次数: 1737

导读:检视与推进:我国社区矫正制度深化路径之是一篇关于社区和刑罚的论文纲要范文,免费分享供广大学者参考,希望对学生们写作论文提供清晰写作思路。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401120/ 司法警官学院,河北保定071000)

摘 要:社区矫正是行刑社会化的产物,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体现.我国社区矫正经 历了十余年的发展,在理念更新、制度建立和方法应用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然 而,我国社区矫正制度仍面临适用偏低、社会力量参与不足、规章制度差异明显, 以及矫正措施层次较低等困境.行刑理念的偏差、专门立法的缺失以及专业人 员的匮乏是阻碍社区矫正制度深化的症结所在.由此,在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 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的法律背景下,司法行政机关可能通过增强理 念人道化、制度规范化、措施精细化以及队伍专业化等路径,不断创新中国特色 的社区矫正制度.

关键词:社区矫正;刑罚理念;规章制度;矫正措施

社区矫正制度是我国行刑社会化的重要方式,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题中之义.自社区矫正制度实施以来,司法行政机关敢于探索,勇于创新,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区矫正制度的内涵.但如何克服重刑主义的观念,形成科学的法治思维和执法理念?如何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协调地区间差异,建立统一的制度体系?如何在总结现有矫正经验,借鉴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创新具有中国特色的矫正措施?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并急需回应的关键问题.有鉴于此,笔者总结我国社区矫正制度施行以来取得的积极成效,通过调查分析其面临的现实困境及潜在的客观原因,并提出推进其深化发展的现实路向.

一、我国践行社区矫正制度取得的积极成效

(一)在理念上,贯彻了轻缓的刑罚观和科学的矫正观

矫正理念是社区矫正制度有效施行的基础.近年来,我国刑罚执行的话语方式发生了重大变革,矫正、服刑人员逐渐取代了改造、罪犯,映射出法治思维从“惩戒型”转向到“保障型”,行刑观念从“刑本位”过渡到“人本位”.社区矫正是非监禁刑罚执行制度的典范,是刑法谦抑性、刑罚经济性和行刑人道性的集中体现.自社区矫正制度施行以来,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引下,人民法院和监狱管理机关不断更新观念,克服重刑主义的传统,贯彻刑罚执行的轻缓,准确适用非监禁刑刑罚执行制度与方法,推动社区矫正工作深化发展.截至2015年2月底,全国全面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社区服刑人员数量不断增长.

在矫正过程中,社区矫正工作者树立了以人为本、科学矫治的理念.社区矫正工作者根据社区服刑人员的犯因性问题,制定符合他们个体差异性的矫正计划与方案,并综合利用监督管理、教育矫正和社会适应性帮助等措施,努力把他们矫正为合格公民,促进其融人社会,实现了矫正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自社区矫正工作开展以来,社区服刑人员重新犯罪率始终处于O.2 %的较低状态.

(二)在制度上,强化了工作机制和矫正流程的建设

矫正制度是社区矫正工作顺利施行的条件.在专门立法缺位的情况下,为保证社区矫正工作规范开展,最高人民法院等相关部门联合发布了相应的规范性文件,司法行政机关也先后出台了《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等部门规章.这些规范性文件和部门规章为建立社区矫正机制,探索矫治流程提供了指导.

自社区矫正制度实施以来,各地区司法行政机关在现行法律的范围内,在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指导下,结合本地区实际,积极探索建立相关的矫正制度,出台了《社区矫正工作实施细则》等系列性的配套规章,详细规定了社区服刑人员的入矫、权利义务、监督管理、教育矫正、社会适应性帮助、执法审批以及解矫等具体内容,促进了社区矫正工作规范运行.同时,一些司法行政机关重视社区矫正流程的规范,基本形成了接收社区服刑人员与相关法律文书、登记并建立档案、入矫宣告、建立矫正小组、制定并实施矫正计划及方案、执行法定的矫正措施、矫正期满的鉴定与宣告、保存社区服刑人员档案的工作程序.不容置疑,合理的矫正流程既有利于司法行政机关与其他部门间的协作,也有助于指导具体矫正项目的实施.

(三)在方法上,推动了信息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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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循证矫正的应用

矫正方法是社区矫正工作高效运行的关键.自社区矫正制度施行以来,在借鉴国外社区矫正的优秀成果,吸收国内监禁矫正的有益经验基础上,北京、上海等地区司法行政机关不断探索适合社区服刑人员的矫正方法,积累了个案矫治与分类矫治、行为矫正与心理矫治、观念教育与社区服务相结合等矫正方法.例如,上海市重视个案矫治的优势,针对融入社会困难,日常矫正表现不佳,有违法犯罪倾向的社区服刑人员,根据其特殊的犯因性问题及个体特征,实施差异化的矫正措施.江苏省在重视行为规训的条件下,充分利用心理咨询与矫治技术转化社区服刑人员的不良心理,司法行政机关联合医院、心理咨询机构等单位,根据科学的方法是提高矫正效果的关键.自社区矫正试点以来,各地区司法行政机关积极创新矫正方法.例如,北京市提出社区服刑人员分类、分阶段教育;上海市强调个性化教育的重要性,对融入社会困难,日常矫正表现不佳,重新犯罪倾向明显的社区服刑人员,围绕其个体,开展个性化、社会化的矫正措施.

在方法创新上,值得关注的是信息化技术在监督等矫治实践中的应用.截至2015年9月底,河北等15个省(区、市)实现了省、市、县、乡四级联网,324个地(市)和2768个县(市、区)推进社区矫正信息化建设.截至2015年9月底,48。2万名社区服刑人员被手机定位管理,占全部社区服刑人员总数的一半以上.信息化技术的应用在节约司法资源,实现信息共享,提高工作效率等方面都大有裨益,值得倡扬.此外,北京、上海、江苏等地区开始关注并实践风险评估等循证矫正技术.循

检视与推进:我国社区矫正制度深化路径之
社区和刑罚论文纲要范文

证矫正主张根据研究证据开展矫正工作,重视研究成果与矫正实践的联结.循证矫正是现代科学精神对矫正实践领域的渗透,为罪犯改造工作带来了一场方法论革命.社区矫正应当引入并实践循证矫正的方法,以提高工作效率和矫正效果.

二、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

(一)社区矫正适用偏低

重罪重刑是我国刑法的总体特征.在我国,现行刑罚结构是以自由刑为中心,以死刑为重要刑罚方式的封闭性刑罚结构.目前我国正受刑罚处罚的人员共约300万(其中监狱约为160万,看守所约为70多万人,在社区执行缓刑、假释、管制、监外执行等服刑人员约为70万人,监狱人数约80 %不到;在社区中人数约为20%多一点.)虽然社区服刑人员的数量呈现激增趋势,但是,我国的非监禁刑适率远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根据美国联邦法务部2015年的统计,美国2014年被处以监禁刑和缓刑、假释的罪犯共有6,851,000人(其中监狱有1,561,500人,看守所有744,600人,监禁罪犯总数2,224,400人,缓刑人数为3,864,100人,假释人数为856,900人,社区罪犯总数有4,708,100人)‘引.

同时,我国假释适用率低,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社区矫正的发展.假释的本质帮助服刑人员实现监禁过渡,其主要目的是促进服刑人员融人社会.假释是西方社会普遍适用的刑罚执行制度.然而,我国将假释定位为一种激励手段,其适用受到限制.2009年全国监狱在押犯约160万计算,每年的减刑率约占在押犯人数的30%,假释约占在押犯人数的2%‘:].各级人民法院每年审理减刑案件的数量远远超过假释案件.以2013年、2014年为例,据全国法院司法统计数据,各级人民法院审理减刑案件分别是606,970件、575,018件,而审理假释案件仅有48,896件、37,254件.由此可知,在监狱服刑人员回归社会的路径上,我们更多是选择减刑,而假释是普适性的刑罚执行制度,也是社区矫正的主要类型.谨慎、甚至控制适用假释无疑影响我国社区矫正的推进与发展.

(二)社会公众参与不足

社区矫正的开放性为社会力量的介入提供了条件.与强调封闭隔离的监狱相比,调动社会资源与力量参与矫正工作是社区矫正的优势所在.社区矫正的深化发展离不开社会公众的宽容心理和主动参与.然而,目前公众参与的广度和深度都无法满足社区矫正的实际需求.截至2015年9月,全国从事社区矫正工作的社会志愿者689,851人.但由于缺乏系统化保障及规范化管理,社会志愿者的优势并未得到充分挖掘.

社会志愿者匮乏,其构成成份单一是社会公众参与不足的集中体现.笔者对六地区355个司法所①调查发现,其中264个(占74%)已经聘请1-2名社会志愿者,但仍有1/4多的司法所未聘请.目前司法所聘请社会志愿者的主要成份相对单一.笔者对六地区355个司法所聘请志愿者成份情况进行了调查(如图1所示).村(居)委会成员是志愿者的主体,其他社会成员介入不多.

(三)规章制度差异明显

各地区规章制度的差异化必将破坏刑罚执行的统一性与公正性.一方面,部分地区制定的专门规章制度,效力有限且破坏刑罚执行的统一性.在社区矫正专门立法缺失的情况下,各地区“创新”性地建章立制.但是,这些地方性的规章制度对社区矫正的工作内容、运作机制及部门职能等有不同的界定,可能导致执行中的差异,且有违刑罚执行的统一性;同时,这些制度的效力范围只限于本地区,若适用于其他地区便困难重重.例如,根据《安徽省社区服刑人员异地委托管理暂行办法》,司法行政机关可以在本省内实现对社区服刑人员的异地委托管理.但随着社会开放性和流动性的增强,特别是农村籍社区服刑人员有出省务工的需求,根据此规章便难以执行,除征得异地司法行政机关的同意.但是,异地司法行政机关通常以本地区没有相关规定为由,拒绝代为管理.

另一方面,对同一矫正措施,不同地区的差异规定会害及刑罚执行的公平性.例如,对社区服刑人员的考核奖惩,地区间的差异尤为明显.第一,考核方法不同.对社区服刑人员的考核,广东省采取实时记载扣分的方法,而江西省则采取得、扣分的方法.第二,考核指标不同.广东省《关于社区矫正人员考核及分类管理的暂行规定》第14条规定,“社区矫正人员违反下列行为规范的,应当扣分:……(五)组织或参加非法集会、结社、示威、游行等活动,情节轻微的,一次扣4-5分;……(十一)未按期当面报告或上交思想汇报的,一次扣1-2分;……”江西省《社区服刑人员计分考核规定(试行)》第20条规定,“社区服刑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扣2分:(一)当月未按规定到乡镇(街道)司法所报到并上交书面汇报材料的;(二)经批准外出,返回时未立即报告并销假的;第23条规定,“社区服刑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扣10分:……(四)擅自参加公民组织的集会、游行、示威活动,情节轻微的.”通过上述规定的对比可知,同一行为在不同地区扣分标准不同.例如,擅自参加公民组织的集会、游行、示威活动,情节轻微的,广东省规定一次性扣4 -5分,而江西省规定扣10分.在未按规定上交书面汇报材料的处罚上,两省也略有差异.考核方法与指标的不同会导致社区服刑人员的同一行为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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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差异而产生不同的处分效果,破坏刑罚执行的公平性.

(四)矫正措施层次较低

低层次的矫正措施是影响社区矫正质量的症结所在.为了解监督管理、教育矫正和社会适应性等现行矫正措施开展的客观情况,笔者对六地区355个司法所的社区矫正措施执行情况进行了调查,其具体表现如下:

首先,监督管理的形式化.监督管理是社区矫正的基础.司法行政机关坚持严格监管,才能预防社区服刑人员脱逃及重新犯罪,并保证刑罚的有效执行.笔者对六地区355个司法所执行定期报告、走访、手机定位、亲属监督、分类管理、外出审批、考核奖惩等监管措施进行了调查(如图2所示).

根据上图可知,大部分司法所能够按照《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开展监管工作,但仍有一些司法所没有执行相应的监管措施.同时,笔者对上述355个司法所开展风险评估、个案矫正和效果评估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其中129个(占36%)司法所执行风险评估工作,1 14个(占32%)建立了效果评估机制,279个(占78。 6%)开展了个案矫正.根据访谈得知,在开展上述科学化、精细化监管措施过程中,司法所没有规范、科学的定量式风险评估工具和效果评估量表,评估方法以主观、定性为主,个案矫正方案存在同一化和固定化的缺陷.总之,司法所强调控制型的监督内容和形式化的监督措施,专业性的风险评估、个案矫正和效果评估仍处于探索阶段.

其次,教育矫正的单一性.教育社区服刑人员有助于转化其不良心理,促进其融入社会.教育矫正也是保持社区安全的根本之策.笔者对六地区355个司法所教育矫正的内容和方法进行了调查(如图3和图4所示):

从上图可知,司法所积极开展不同内容的教育,并将法制教育作为教育的重点,但其他社会适应性教育不足.集体教育是司法所应用最为广泛的教育方法,利用社区资源和力量的社会教育相对欠缺.综上,目前教育措施呈现单一性特征.因此,重视社会适性教育,进一步挖掘社区资源,开展多种类型的社会教育是深化教育矫正措施的重要内容.

再次,帮困扶助的低层次.帮助社区服刑人员是人道主义的体现,也是预防其重新犯罪 的重要措施.根据社区服刑人员的具体需求,目前司法所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帮助措施,具体 情况如图5所示:

可见,最低生活保障和法律援助的频次较高,而帮助社区服刑人员适应社会,促进其发展的职业技术培训和帮助就业等发展型帮助措施适用不多.易言之,目前我国社区矫正帮

困扶助措施仍处于较低层次.因此,如何挖掘和利用社区资源,组织多种形式的职业技术培训,创新帮助就业措施,是深化帮困扶助措施的重要内容.

三、导致我国社区矫正发展困境的原因分析

(一)理念束缚:行刑观念偏差

偏差化的行刑观是束缚我国社区矫正制度深化的理念因素.社区矫正蕴含着文明、 、轻缓、经济等现代刑罚理念,其发展需要以人道主义观念、公民司法参与以及社会宽容心理为基础.换言之,社区矫正制度的推行是与重刑主义相冲突,与人道主义相契合的刑罚执行方式.

目前,偏差化观念束缚社区矫正制度的扩大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立法机关打造了重刑化的刑法典,导致非监禁刑执行制度与方式适用低.法家重刑的思想对中国社会和法学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国定性兼定量的犯罪圈划定标准导致刑罚设置相对较重,偏重自由刑.以5年为标准,在中国刑法典中,绝大部分罪名在法定刑中都设置了5年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短期自由刑.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导下,我国犯罪圈呈扩大趋势,近三次刑法修正案共新增36个罪名,其法定刑全部设置为自由刑,且以短期自由刑居多.可见,自由刑是我国刑罚结构的中坚力量.

其次,司法机关形成了“减刑优于假释”的行刑观念.从刑罚执行的发展现状及规律来看,假释制度得到绝大多数国家的认可与推广,很少国家大规模地应用减刑制度.然而,重视减刑,慎用假释是目前我国刑罚执行的观念障碍之一,客观上限制了社区矫正容量的进一步扩大.减刑缺乏预后性,具有不可逆的缺陷,同时对回归社会的服刑人员缺少适度的监管与帮助.有关统计资料显示,刑满释放人员回归社会后前3年是重新犯罪的“危险期”、“高发期”.与减刑的弊端相比,假释具有可逆性和过渡性的优点,应当予以倡扬.

再次,社会公众仍保持朴素主义的报应主义刑罚观念.报应主义刑罚观念具有追溯性、消极性的特征,以追求抽象的社会正义以及修复社会秩序为宗旨,强调刑罚轻重与已然犯罪行为的均衡.在这种刑罚观的影响下,至今不少公众仍认为,“服刑人员就应当进监狱”、“假释就是放虎归山”,不能理性评价服刑人员及行刑制度.犯罪是客观的社会现象.然而,把犯罪看作反社会行为,进而把罪犯看成不适应社会生活的敌人加以排斥和拒绝,将之恶魔化、去社会身份化,是传统社会理论、刑法理念不约而同的主线.由于长期受到传统社会理论和重刑主义观念的浸淫,社会公众难以遽然摆脱其束缚,接受宽松刑事政策及轻缓行刑方式,不能理解社区矫正的性质及优势,造成其被动接受,主动介入的动力不足.

(二)制度阻碍:专门立法缺失

差异化规章制度是阻碍我国社区矫正制度深化的客观因素.由于立法缺失、阶段性推进和地方性差异等因素,从形式和内容上看,各地社区矫正工作制度差异化明显.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运行从政策层面开始,并历经了试点、试行到法制化的发展轨迹,缺少标准和统一.因此,各地区根据实际情况颁布了暂时性的规章制度,寄望推进社区矫正转向正规化、专业化、科学化的轨道.虽然这些规章制度具有一定的“创造性”,但这些区域性强,内容差异明显,缺乏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必然导致刑罚执行混乱,破坏刑罚执行的统一性与公正性,且与我国单一制国家的基本要求和法治精神背道而驰,不利于社区矫正制度的深化发展.当前依靠地方立法、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指导社区矫正工作只是权宜之计.

立法空缺是我国当前开展社区矫正的最大障碍,不仅会使其陷入“合法性危机”,也影响其系统规制.《刑法修正案(八)》和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了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和执行主体,尽管未明确其实体及程序等内容,但仍对社区矫正制度法制化具有重要意义,也标志着我国刑罚执行制度趋向理性与人道.但从目前法律规范的条文来看,涉及社区矫正的相关规定都是原则性的,而执法主体身份、职责权限、惩戒措施、效果评价等内容都没有具体规定.因此,为保证刑罚执行的统一性和公正性,我们认为司法部应当积极推进社区矫正立法,在归纳地方实践的前提下,择优选择和规范社区矫正制度.

(三)组织限制:专业人员匮乏

专业化人员匮乏是限制我国社区矫正制度深化的关键因素.犯罪是个人因素和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社区矫正以改造人为中心,兼具刑罚执行和修复矫正的职能.犯罪原因的多样性、犯罪个体的复杂性决定了社区矫正工作的艰难性.社区矫正工作者应当具备良好的政治素养、心理素质、职业道德以及罪犯矫正的知识与技术.

然而,目前我国社区矫正工作者面临力量不足和专业不强的双重困境.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县级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机构是社区矫正工作的执法主体,司法所负责日常矫正工作.截至2012年6月,全国司法所总数达40,440个,专职人员为1 1万多人,每个司法所平均不到3人可分配到社区矫正工作的人员更加有限.同时,司法所还从事人民调解、法律服务、特殊群体的帮教等工作,难以有更多精力开展专业化的矫正工作.目前司法所工作人员基本具有大专以上学历,且以法学专业为主,心理学等与社区矫正工作相关专业的人数比例相对较低.这基本能够满足社区矫正工作的实际需要,但他们普遍缺乏教育矫正、心理矫治和个案工作等方面的知识与技能.法学专业背景在熟悉法律法规,掌握刑事执行程序和内容等方面具有优势,有助于社区矫正工作依法开展,但缺乏社会工作、教育矫正和心理矫治等方面的经验,影响社区服刑人员社会适应能力之提升,也限制风险评估、个案矫正以及效果评估等技术性矫正措施的应用.

四、推进我国社区矫正制度深化的实践路径

(一)增强刑罚理念人道化

人道化的刑罚理念是深化社区矫正的基础.社区矫正是行刑人道主义的集体表现.犯罪行为侵害了国家、社会以及其他公民的法益,破坏了社会秩序.但是,国家以预防犯罪和矫正罪犯为目标,将促进服刑人员回归社会置于首位,不将他们置于封闭性、强制性、规训性的监狱,避免而在开放性的社区中对他们进行监督和教育,最大限度地保护他们未被剥夺或限制的权利,这无疑是国家司法宽容和人道主义在行刑领域的体现.社区矫正的健康发展需要国家和公民都理性认知犯罪及其预防,并秉承人道主义原则.正如台湾学者林山田所言:“事实上,只有在一个能够了解犯罪,并且具有认知犯罪的形成及其抗制是社会的共同责任的成熟社会,人道原则才有其存在立足之地与落实的空间.”

为克服上述行刑观念偏差及社会公众参与不高的难题,笔者认为,首先,我国刑事立法上应建立轻刑化的刑罚结构,刑事司法上重视轻刑和非刑罚处罚措施的积极效果.轻缓化是刑罚结构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我国立法机关应当克服重罪重刑的思维,弱化自由刑,提高缓刑、罚金刑的适用.针对轻微犯罪,刑事司法机关应当坚持人道主义原则,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控制监禁刑的实际适用.监禁刑曾一度被美誉为“近代刑罚之花”,在刑罚史上也被认为是一种真正促进罪犯改造的理想方法.但是,监狱制度不利于罪犯再社会化,其自身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矫正目的与矫正手段的悖论.为避免监狱刑,特别是短期自由刑的各种弊端,对轻微犯罪,审判机关应当谨慎适用监禁刑,提高管制、缓刑的适用比率.同时,监狱机关也应尝试建立半开放式或开放式监狱,实行罪犯分类分级处遇.其次,监狱机关应当转变长期以来重视减刑,慎用假释的行刑思维,扫清承担责任风险的误区,充分认识假释制度的价值与优势,提高假释的适用比例,并规范适用暂予监外执行,加强与社区矫正机构的协作与互动,推进矫正一体化的进程.在执行过程中,社区矫正机构应当尊重社区服刑人员的人格,保护其权利及合法权益.此外,为增强社区矫正的社会基础,司法行政机关应当顺应并利用“互联网+”、自媒体的发展,借助网络平台的优势,创新社区矫正宣传的形式与方法,推动社会公众了解、认同并参与这项矫正制度之中.对社会公众而言,转变重刑主义、报应性刑罚观念需要一个艰难的过程.公众要理性看待犯罪与罪犯,摒弃“以眼还眼“的同态复仇观,摆脱用负向标签评价社区服刑人员以往全部行为的感性思维,为社区服刑人员顺利融入社会提供宽容、和谐的社会环境.

(二)加强规章制度规范化

规范化的规章制度是深化社区矫正的条件.为克服地区间规章制度的差异与混乱,保证刑罚执行的统一性和公平性,笔者认为应当推进社区矫正专门立法的速度.

明确的法律法规是维护刑罚执行统一与公平的基础.自社区矫正试点以来,一些全国人大代表、专家学者等积极推进专门立法,并提出了相应立法建议.有学者指出“社区矫正制度与宪法人权保障原则的理念相契合,是刑法在人权保障和社会保护的博弈之间所作出的理性选择.社区矫正的入刑对于最大限度地实现刑罚的效果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亟需完善.社区矫正的国家立法有待完善.伴随着我国社区矫正制度从政策层面转向法制轨道,仍依据规范性文件以及地方性立法和规章对其进行指导显得十分尴尬,法律保障与矫正实践的矛盾日益凸显,因此,急需更高位阶的专门法律给予指导.鉴于法治精神的坚守和现行执法的需要,立法机关应当尽快制定专门的《社区矫正法》.

学术界对社区矫正立法采取何种模式和思路有不同观点.笔者认为,社区矫正立法应当遵循刑事一体化的思想,立法机关应当考虑我国当前的刑事政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遵守《宪法》和国际公约,参照现行部门法、程序法等相关法律,制定与之相协调的《社区矫正法》,以保证社区矫正法制化和规范化发展.为增强社区矫正法的可操作性,解决执行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尽快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为保证不同位阶法律规范之间的协调,专门立法及实施细则出台后,相关部门要及时废止和修改已有的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在上述法律体系的框架下,为尊重地域之间的差异,鼓励和确认符合本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法律或实施细则.

(三)促进矫正措施精细化

精细化的矫正措施是深化社区矫正制度的关键.针对上述矫正措施初级化的表现,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改革:

1.在监督管理方面,从形式化向科学化转变.对于司法行政机关而言,社区矫正制度是一项新事物.为严格管控社区服刑人员,防止其危害社会,监督理念具有浓厚的“刑本位”色彩,即基于报应主义,强调刑罚执行的过程与内容,注重刑罚完整准确地执行.因此,各地注重监管制度的建立与落实,如上述按时报到、走访、严格外出审批等,强调从形式上的监管.随着社区矫正制度的深化,监管理念应当转向“人本位”,即基于目的主义,强调尊重人格和保障权利,重视对服刑人员的转化与矫正.

在更新监管理念的前提下,监管内容应从注视控制逐渐向关注矫正转变,促进监管措施向科学化方向发展.具体举措有:首先,重视风险评估.风险评估可以帮助社区矫正机构维护社区安全,实现分类管理,对危险性大的服刑人员强化监督,对危险性小的服刑人员降低投人成本,进而科学配置司法资源.国外重视定量式风险评估,并研发了大量风险评估工具,例如危险评估指南量表( Risk Assessment Guidance Framework)、爱荷华罪犯危险评估量表( Iowa Department of Corrections Assessment of Client Risk)等.这些值得我们借鉴. 目前我国上海、天津、江苏等地已经开发并使用定量式评估工具进行风险评估.各地司法行政机关可以根据社区服刑人员生理性、心理性和社会性因素的基本情况,以及犯罪前、犯罪中、犯罪后、矫正后的行为表现为中心,尝试建立风险评估体系,并坚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评估方法,将其贯彻到整个社区矫正过程之中;其次,重视效果评估.检视、修正矫正计划与方案,进而提高矫正质量是效果评估工作的目标所在.因此,效果评估是社区矫正的必要环节.促进社区服刑人员再社会化是社区矫正的根本目标,司法行政机关应当以此目标为中心,从法律意识、心理素质、道德品质和社会适应能力等维度,探索构建效果评估体系,并综合应用观察法、面谈法和心理测验法等评估方法,客观揭示社区服刑人员的实然状态,为调整矫正方案和总经工作经验提供依据;再次,强化个案矫正.社区矫正工作者应当坚持矛盾特殊性和发展规律性的哲学观念,克服目前矫正方案同一化和固定化的弊端,以社区服刑人员的犯因性问题及其变化为依据,努力促进矫正方案的个别化和动态化.

2.在教育矫正方面,从单一化向多样化转变.大量研究表明,对服刑人员进行教育可以有效地降低他们的重新犯罪率.在美国,罪犯教育属于公共政策的范畴.在英国,罪犯教育被列为监狱与社区矫正工作考虑的目标,要求专业人员为服刑人员提供个别化的教育帮助指导.在社区矫正过程中,促进服刑人员适应社会生活,实现再社会化是其根本目标.特别是对有过监禁矫正经历的社区服刑人员,由于长时间脱离社会,更应当加强适应社会的生活教育.因此,在教育内容方面,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实施差异化的教育,克服强调法制教育的惯性思维,并提高以社会角色、人际关系和生活方式为内容的社会适应性教育,实现教育内容多样化.

为缓解司法所工作人员的压力,在集体教育和个别教育的基础上,司法所可以调动辖区中的人力资源、智力资源和组织资源等,积极开展社会教育,促进教育方法多元化.例如,对于女性社区服刑人员而言,司法行政机关利用其亲情优势,发挥其家属、亲友等强关系的积极作用,鼓励他们接纳、感化、监督和帮助社区服刑人员.从社会学意义上讲,大学生与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属于同辈群体,具有共同的“话语”和“课题”.对于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而言,司法行政机关可以借助辖区内大学生志愿者的力量,发挥其榜样效应,在学习指导、心理引导、社会关系疏导等方面帮助社区服刑人员.此外,司法行政机关可以邀请退休党员、教师等以及各行业的先进模范、优秀工作者等开展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组织法官、律师等法律工作者开展认罪悔罪教育、法制教育;等等.

3.在帮困扶助方面,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各

社区专业专科生论文怎样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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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将社区服刑人员纳入最低生活保障适用对象的政策设置,以及长期以来司法所承担法制宣传与法律援助职能,形成了目前帮助措施以生存型和支持型为主,促进社区服刑人员发展的帮助措施相对匮乏.然而,职业技术培训和就业帮助对降低罪犯重新犯罪具有重要作用.美国监狱局的Miles D.Harer博士调查发现:释放前获得监狱提供的就业帮助的罪犯重新犯罪率是27。6 %,没有获得相应帮助的罪犯的重新犯罪率是51, 8% .由此,各国十分重视对服刑人员进行职业技术培训和就业帮助.美国矫正机构普遍对服刑人员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并成立专门的就业帮助部门;英国将技能培训列为监狱工作目标.目前我国在矫的社区服刑人员中失业的仍占一定比例.截至2015年9月,我国在矫社区服人员721,581人,其中无业150,662人(占20。9%).因此,在保障社区服刑人员基本生活的前提下,帮助措施应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化,提高职业技术培训和就业帮助等措施的应用.

司法行政机关应坚持个别化、导向化和参与化的原则,通过与当地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合作,或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途径,与周围资质信誉良好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合作,或通过集中办班的方式,不断丰富职业技术培训的方式.同时,司法行政机关通过开展就业指导,建立过渡性安置就业基地,提供资金或信用担保,鼓励自主创业等方法,拓宽就业帮助的路径.

(四)提高矫正队伍专业化

专业化的矫正队伍是深化社区矫正制度的保障.“徒法不足以自行”.司法所工作人员是社区矫正工作队伍的核心力量,扮演执法者和领导者的角色,承担惩罚、管理、教育和帮助等职能.目前司法所人员少,职能多,任务重.为提高社区矫正工作的效率和效果,司法行政机关应当通过法定程序,吸纳政治思想坚定和业务素质优秀的公务员担任执法者,依法履行刑罚执行职责.

培训是提高司法所工作人员专业素养的重要途径之一.培训应当坚持个别化和常态化的方式.个别化是指根据工作人员的具体需求,开展不同内容和形式的培训.因工作人员的专业背景不同,培训的内容也应有所不同.根据社区矫正工作的性质和任务,培训主要包括以下课程:法律类课程,如刑法、刑事诉讼法等;矫正理论类课程,如矫正教育学、矫治心理学、个案矫治技术等;矫正技能类课程,如风险评估、个案管理、突发事件处置等;社会工作类课程:如小组工作、人际沟通、危机干预等.同时,司法行政机关定期或不定期举办培训班,聘请理论专家或实务工作者进行讲授,也可以组织执法者外出学习或考察先进地区经验.常态化是指司法行政机关每年至少应当组织两次相关业务培训.常态化的培训能够保证社区矫正工作者的知识更新和视野开拓.

结论

替代监禁刑是社区矫正制度的重要功能之一.社区矫正在预防重新犯罪、减少社会排斥、节约刑事司法资源等方面具有监狱矫正无法比拟的优势.社区矫正符合刑罚人道性、经济性的原则,符合世界各国刑罚执行体制发展的趋势.自2003年施行以来,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在预防重新犯罪、减少社会冲突、修复社会秩序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实现了预期的刑事政策效果.但是,我们也应当适时反思阻碍社区矫正制度发展的现实因素.笔者仅从行刑理念、规章制度和专业人员三个方面剖析社区矫正面临的困境.但是,对诸如,市民社会发育滞后;社会志愿者缺乏,服务内容单一;司法所管辖范围大,任务杂而多;经费保障不到位等现状也急需寻找出路.

总体上讲,我国社区矫正制度仍处于建设阶段.为真正发挥其应有的监禁刑代替功能,除更新行刑理念、调整刑罚结构、降低监禁幅度、限制监禁刑的适用等外部激励外,社区矫正制度自身也急需完善.监狱矫正与社区矫正已成为我国刑罚执行的两大支柱.在积极推进社区矫正立法,统一规范社区矫正制度之时,社区矫正机构要重视与监狱的协调与合作,以推进矫正一体化的进程;公众认同、参与是社区矫正深化发展的坚实基础.社区矫正机构在协调与审判机关、检察机关、 机关等刑事司法机关外,更应注重社区矫正价值的推广,鼓励社会公众介入服刑人员的矫正工作.社区矫正工作者应当注重发挥监督、教育和帮扶的整体效应,通过不断丰富矫正专业知识与技能,探索和创新科学化、专业化、精细化的矫正措施.唯有如此,我国社区矫正制度才能真正发挥其应有的刑事政策效果,而不会成为刑事司法体制与工作机制改革的“摆设”.

(全文共15,727字)

[ 参考文献 ]

1、中国古代、近现代类似社区矫正刑罚制度 曾毅1 刘智颖2 (1南昌大学科学技术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9;2南昌大学法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9) 在我国,社区矫正这一概念虽说是舶来品,但具有社区矫正

2、社区矫正的性质再论 吴海峰 内容社区矫正的性质关乎其今后的发展方向,针对我国现阶段社区矫正的实践现状,必须对社区矫正的性质进行准确定位,由此引发对社区矫正有关的处遇定义、理论根基、价值理念、法律规定、

3、试论我国社区矫止的困境与前景(四川大学法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摘 要】社区矫正作为一种非监禁教育改造的刑罚执行方式,经《刑罚修正案(八)》正式写入刑法,既是对社区矫正试行的肯定,同时也是对我国刑法轻型化、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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