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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教育论文】浅析我国医疗风险治理模式转型与制度构建——兼评《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条例》(送审稿)(论文范文选题)

星级: ★★★★★ 期刊: 知名作者:张博源浏览量:5236 论文级别:优秀本章主题:风险和医疗原创论文: 5156论文网更新时间:10-28审核稿件编辑:Kenneth本文版权归属:www.5156chinese.cn 分享次数:1378 评论次数: 1521

导读:现在请大家一起欣赏本篇文章风险和医疗专业方面的毕业论文范文,为广大学生们写作毕业论文是提供参考帮助。

张博源

(首都医科大学卫生法学系,北京100069)

摘要:风险观的差异导致了人们对医疗风险的不同理解.我国医疗风险规制法的功能定位于被动性的纠纷解决而非积极的风险预防,陷入了规制主体监督职能弱化、规制依据缺失、预防功能不足的困境.基于风险预防原则,提出建立起医疗风险多元共治、理性商谈的治理结构;确认和保障患者参与医疗风险治理;建立相应的风险信息规制工具,强化信息披露制度.藉此为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的专门立法提供有益的参考.

关键词:医疗风险;风险治理;风险预防原则;医疗纠纷;立法

中图分类号:DF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33( 2016)11-0114-11

医疗风险治理是世界各国医疗行业规制的重要课题之一.长期以来,我国医疗风险治理沿袭着一条“末端治理”的制度进路.无论是《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还是《侵权责任法》,都不是以风险预防为主要的立法目标.伴随着医患矛盾加剧与信任缺失,侵权法预防功能的局限性日益显著,促使立法者深入反思医疗风险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制度设计的合理性以及“风险预防原则”立法植入的可行性问题.2015年10月30日国家卫生计生委起草《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条例(送审稿)》(以下简称《送审稿》)并公开征求意见,能否破解医患纠纷困局颇值得期待.本文藉此契机重点讨论基于预防原则下的医疗风险规制及其制度设计问题,以期推动立法的顺利出台.

一、两种不同的风险观:医疗风险属性的再认识

风险观的差异深刻影响对“风险”概念的理解以及风险规制的范式选择.具体来说,风险的界定,直接关乎如何分配、预防和补偿….关于风险的概念存在着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两种界定方式.现实主义论者的思维方式是以结果为导向的线性思维,认为风险及其表现形式具有可观测性、可预测性,其评估方法主要是风险概率估算方法,其优点是具有可证实性和可操作性.建构论者则认为,相当程度上,风险是由社会定义和建构的.主体应对风险的理据是多元的,除了对风险的科学评估之外,更重要的是个人对风险的认知.因此,现代社会的医疗卫生问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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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是纯粹的科学问题,而是社会行为主体的观念和理性重构的结果.在这两种不同的风险观影响下,人们在风险评估、风险沟通和管理方面存在差异化的价值取向和处理方式.风险现实主义论者选择的是专家理性和技术理性的分析进路;而建构论者则关注不同主体的价值偏好,注重塑造风险规制专家与公众之间的信任关系,体现着更为鲜明的 和公平的价值导向.对医疗风险的复杂面向的理解同样表现出两种不同的价值偏好.

医疗风险是医疗纠纷产生的重要诱因,医疗风险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引发患者的维权诉求,法律纠纷随之产生.关于医疗风险存在着不同理解.狭义的医疗风险仅仅限于医源性损害及其可能性,是指医疗行为引发的由医患双方或一方承担的不利后果,其主要表现形态包括医疗事故、医疗意外、并发症以及后遗症等‘纠.还有观点认为医疗风险除了包括对患方带来的生理、心理机能损害的不安全事件,还包括医院及其医务人员的各种行政处罚和纠纷等,揭示出医疗风险的“负外部性”特征.美国杜克大学则认为还应当包括医院由此失去的市场份额.笔者认为,不能一厢情愿地割裂或泛化医疗风险的技术性和社会性,而是应该廓清其有别于环不境、食品安全等风险的特殊属性:

其一,个体性与公共性.一方面医疗风险发生常常以患者个体生命健康利益的损害为危害后果.即便是同一种医疗风险,其后果往往因患者个体差异、医疗机构资质、医务人员素质等因素而存在差异.除了因药品、疫苗及其他医疗材料问题导致大规模侵权事件之外,群体性医疗不良事件很少见①.另一方面,在现代社会,健康风险越来越具有主体间性.风险因素、风险后果的“风险放大”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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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很可能波及公共领域.由于医疗流程管理问题和投诉处理不及时,以及医疗差错鉴定等环节的过度拖延,媒体有关纠纷的不实报道,将诱发“医闹”等违法、犯罪案件,严重威胁社会稳定.为此,西方学者把包括健康、环境、安全和经济福利在内的风险,统称为“公共风险”②.

其二,系统性与输入性.医疗风险既有可能源于系统性医疗差错,也可能源于医疗材料、药品等医院外购产品所致.对系统性差错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是指医疗行为系统,指称医疗过程中不同环节的操作方式;另一种则指称医疗制度设计问题.例如首诊医师制、主诊医师制、最终责任医师制等制度的不完善.医疗风险的成因相当复杂,医务人员技术水平不同、患者个体差异、疾病演变过程复杂、人为及社会心理等多种因素交互影响着医疗风险的发生和发展.国外统计表明,很难将医疗风险完全归咎于某一方当事人,或者归罪于哪一位医务人员,危害结果的发生往往是在医疗团队协作过程中发生的‘”.患者遭受的许多损害都源于有缺陷的医疗管理所导致的不合规医疗行为,而来自医院外部的安全问题同样很严重.2006年的“齐二药”事件、2016年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医用气体致盲事件”③都暴露出药品、医疗材料等质量风险的典型例证.

其三,社会沟通性.根据国际风险管理理事会( IRGC)的风险诱因分类法则,医疗风险可以归人社会沟通性风险④.统计表明,在我国由于医生对患者的治疗措施和预后告知不当引发医疗纠纷的占比达60%以上而美国学者研究表明,近50%的医疗不良事件是可以预防的⑤.医患之间信息的严重不对称性使得严格履行知情同意制度,成为依法行医的必然选择.实践中,许多案件由于医患之间不仅在事前缺乏有效沟通,事后也存在沟通不畅的问题,导致原本脆弱的信赖关系彻底瓦解.

风险治理实践表明,在现实主义的“风险客观说”进路与建构主义的”风险主观说”进路之间,还存在一条“风险因素结合说”的折中路径,它要求我们既要关注风险产生的原因、后果,更要关注人类行为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可以预见,当代中国的医疗风险管理正在经历着一个从单纯的“医疗事故”处理、民事法律的“损害救济”过渡到全行业性的“风险规制”的理念转换和制度重塑进程之中,更具有当代风险意蕴的、以“患者安全”为价值依归的医疗风险内涵,在制度设计方面更具有规范和引领作用.

二、我国医疗风险规制模式的逻辑起点和现实挑战

(一)医疗风险规制法的历史演进

目前,我国健康风险规制的行政法主要包括先后颁布、修订的《母婴保健法》、《传染病防治法》、《国境卫生检疫法》和《食品安全法》等专门法律.2015年修订的《食品安全法》旗帜鲜明地将风险规制作为核心制度.相对于有关公共健康的公法而言,医疗风险规制的基础性法律制度长期“需置”,“事故处置法”成为我国医疗风险规制法的一种早期形态.在2002年之前我国一直以国务院1987年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作为解决医疗纠纷的法律依据.而2002年至2009年,《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与我国民事基本法形成了解决医疗诉讼的“双重标准”对峙的局面.《侵权责任法》实施后,医疗行政法并未得到应有重视,致使医疗风险规制仍然囿于“纠纷解决型”的诉讼治理模式.在医学“父权主义”文化观之下,行业性、技术性管理规范构成了医疗法的主体部分,虽然在行业管理实践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缺乏上位法的节制,立法理念上有着明显的技术理性导向.随着2002年开始的医疗诉讼数量“井喷”,这种基于专家理性的“自我规制”模式越来越缺乏科学性,在缺乏风险预防“顶层设计”的制度架构情形下,作为技术密集型实体的医院在事实上承担着风险治理的“无限责任”,风险预防和处理的实效取决于医院对医疗行为的风险控制水平以及医务人员的重视程度和执行状况,前瞻性、系统性的风险预防体系尚未建成.

(二)医疗风险规制的现实困境

医疗风险是诱发患者人身健康损害的重要原因之一,更是诱发医疗纠纷的根本原因.医疗风险治理并没有基于“风险社会”的时代氛围和医患矛盾的现实挑战而产生积极转变,政府规制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也备受社会质疑.在“纠纷解决型”思维模式和工作定位的影响下,行业风险治理暴露出以下突出问题:

1.对医疗风险议题的重视不够

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和风险沟通是风险治理制度框架的三个重要支柱[10].然而,国内医疗行业风险治理却沿袭了一条“反逻辑”的技术路线,医疗安全与风险管理的理念先后经历了从“医疗质量”到“医疗质量与患者安全相结合”再到“注重(风险)预防控制”的变化历程.2007年以前,学界对医疗质量监管问题缺乏必要关注,2009年国家医改政策实施后才略有增加①.医疗风险规制只是“后医改时期”才逐渐成为一个重要议题.

2.规制职能的弱化

我国医疗风险行业规制主体主要包括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卫生监督执法机构和医疗机构自身.事实表明,作为“院外监督”的卫生行政执法和医院的自我监督机制都十分薄弱.长期以来,政府对于医疗行政执法的投入不够,执法队伍编制少、经费不足、执法水平无法满足监督执法需求.权威研究表明,“卫生执法职能交叉,职责不能完全落实”成为卫生系统内部认同度最高的监督体制存在问题之一①.其中,与医疗行为合规性监督最为密切的医政监督执法在资源配置、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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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性等方面都不尽如人意,监督执法难以有效开展,客观上造就并强化了“医院自律”的“一元化”风险治理格局.《侵权责任法》实行医疗责任的“替代责任”制度,医院承担对患者的损害赔偿责任之后,只有通过强化风险管理预防医疗风险,方能实现诉讼赔偿损失得以“内部消化”.然而,在“公立身份、私人行为”[12]的人格扭曲和价值偏离之下,只能在防范医疗风险和经济效益最大化两者之间进行艰难权衡,防范医疗风险、为患者提供安全医疗服务的公益性目标,始终缺乏坚实的制度根基.

3.行业标准规范不健全

规制缺乏依据.国内至今尚未披露专科医疗风险状况的权威数据,使得公众无法评估某一类疾病的风险性质和规模.以位于高风险科室前三名的产科为例,我国产科纠纷的高发性和高赔付率,难以降低医疗错误和医疗损害,加剧了医患关系的紧张,其根本原因在于医院的产科安全程序和风险预警系统尚未建立,而医疗行为规范混乱、缺乏统一性是首要原因,凸显了风险监管的严重失灵②.2009年国家医改政策要求,加快制定统一的疾病诊疗规范,健全医疗卫生服务质量监测网络,间接地说明我国当时并未建立起一套权威性的疾病诊疗规范体系,这无疑严重阻碍了常规性的医疗监督执法活动.这种状况直至2009年《侵权责任法》颁布后才逐步改观③.

4.规制呈现“两极化”现象,预防性不足

风险规制是人类控制未来的抱负[13],医疗机构、人员与技术应用的“市场准人”和后期的医疗事故处理,一直是卫生行政部门关注的重点.医疗过程的风险控制则相对薄弱.这是因为,风险预防功能的实现,需要以确定当事人的主观可归责性、因果关系等问题为前提.作为一种高度复杂性的风险类型,医疗风险的成因有时难以查明,加上诉讼前调解、司法审判、司法鉴定等环节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很高,有可能让双方当事人在寻求个案公正过程中都付出巨大代价①.我国《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不以“事前预防”为制度目标.《侵权责任法》虽然预设了“预防并制裁侵权行为”的立法宗旨,在医疗替代责任模式之下,风险预防功能取决于看医院在“代医师受过”后,能否“惩前毖后”地强化内部风险机制,预防类似不良事件( adverse events)重演?国内外实践都表明,对医院实施风险治理的“自由”、“放任”的“市场化”取向,严重背离了国家对公民健康权的保障义务和政府在风险监管中的法定职责.医疗风险预防需要“看得见的手”的积极干预!在当代社会,几乎所有国家都试图通过行政性的风险规制的法律手段,重构卫生防疫、食品药品监督、自然灾害预防等领域的风险治理活动.侵权法、刑法在医疗风险治理领域的功能衰微,促成了世界发达国家患者安全立法的蓬勃发展和公法规制医疗风险模式的勃兴.

三、医疗风险规制的制度框架——基于《送审稿》的讨论

笔者认为,我国医疗风险规制法制框架设计需要重点解决以下问题:

(一)确立风险预防原则

风险预防原则( precautionary principle)发源于德国环境法,却成为当今世界风险治理法律构建的重要原则之一.其思想核心是强调政府在缺乏充分、确切证据的情形下,采取积极干预的预防策略措施,防止损害结果发生[14].发达国家患者安全立法的迅猛发展,体现了各国政府对医疗风险的积极而审慎的干预.政府对于医疗科技发展引发的健康风险负有预防职责,政府应当改变过度注重医学发展的思维定式,纠正忽略“重技术发展,轻风险规制”的认知偏差,切实履行政府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定职责.通过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审慎监管.作为一种直接的风险控制力量,行政规制的使命是通过制定规则、监督与检查、执行与制裁,实现对医疗风险的持续、有效管控.从应然意义上讲,医疗风险的行政规制以公众健康的总体安全为设计宗旨,带有“面向未知而决策”的特征,其立法“植入”将为治理模式的转型带来契机.《送审稿》就首次鲜明提出应当遵循预防为主的原则,防范和处理医疗纠纷,理念的转变无疑有助于促进“风险预防”从观念形态转化为更为具体的制度安排.

(二)建立风险共治、理性商谈的治理结构

安全是在人类需求中居于首位,保障安全,对威胁生命、健康、财产的因素予以排除,是现代政府对其公民最重要的承诺[15].然而,在安全与发展医学技术的价值冲突中,政府迫于对医疗纠纷的社会风险、压力有意无意地舍弃了规制风险、保障安全的职责,造成制度设计的理念缺失和内容构造失衡,都有可能致使《送审稿》偏离了医疗风险规制法的功能定位,流于一部“医疗纠纷社会综治法”.医疗纠纷源于诊疗行为,以医源性风险为其内在技术理路,包括患者、医务人员在内的参与医疗行为进程中的每一个主体都对于风险预防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当面临医疗科学技术应用中的不确定性问题时,不能交由“市场”中的利益主体“自生自发地”应付风险,而是应当强化行政法上的权力、职责配置,构建一个风险共担、信息共享、平等协商、相互合作的风险规制模式.

医疗风险预防应当遵循“患者本位”还是“管理本位”?国际经验表明,为了消除风险决策的不确定性,必须保障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理性商谈和风险知识交流.《侵权责任法》只是“单向度”地把“风险”作为告知患者的一项具体内容,而不是作为医患双方共同治理的对象.这种“简约化”的制度缺陷需要通过行政立法进行“补强”.医疗个案中的特定的风险告知与我们当下讨论的风险预防并非同一层次的概念.我国立法上侧重在客观主义语境下使用“医疗风险”概念,忽略了风险的人为性,以及医患双方对于风险认知、感受和选择上的显著差异,直接造成医患双方的理解障碍.因此,当务之急是通过行政法制建立协商式的风险规制程序,最大限度地整合理性与科学、 与公平等价值目标,使得患者更有机会增加对医疗风险的认识和理解,更有机会与医方分享风险知识进而参与决策.协商不只是医患纠纷发生后的重要解决途径,而是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程序性进路.协商涉及医务人员、患者及其家属和社会团体的参与,也用以指导专业知识、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及社会公众所关注焦点的整合.有效的协商需要风险规制中的各类角色平等地、全面地、负责任地交换意见和观点,公开、公平、科学、理性的协商程序显得尤为重要.由《送审稿》总则部分的表述可见,立法者试图构建一个以卫生计生行政部门为核心,司法、 、保险监督、新闻媒体等多种力量共同参与的医疗纠纷社会共治体系①.然而,仅有原则性规定还不足以实现政府部门、执法机构、司法机构、鉴定专家、患者、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之间的风险沟通和有效商谈,规范、保障和衡平相关主体的权利、义务才是立法的正途.

遗憾的是,《送审稿》规定了医院在内部制度建设、人员管理和投诉处理方面若干法定义务,对于监管者的职责表述则相对模糊和概括,权责配置不尽合理,客观上产生了医疗机构在承担了风险预防的“无限”责任与淡化行业监管的强烈反差,更有转嫁监管责任之嫌.立法中应当明确规定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下列职责:其一,建立和完善提高医疗质量、保障患者安全和防范医疗纠纷的管理体系.其二,依法规范和监督医疗人员准人和技术准人.其三,制定和发布医疗安全管理规范、行业标准、风险信息以及相关监督执法信息.此外,还应授权行业主管部门适时设立全国性医疗风险监测和管理机构的法定权力,强化组织建设.在明确监管责任的基础上,还应当在科学界分医源性风险、社会性风险等医疗风险源基础上,通过建立和完善医疗风险量化分级管理制度,监督医疗机构执行医疗质量监控和评价制度、学习型不良事件报告制度、赔偿分担制度、过失处罚制度、安全培训制度等执行,防范医源性风险的发生,避免不良事件演变为医疗纠纷.针对已经不可避免的纠纷,应当通过设立医患关系管理部门负责,管理投诉和纠纷处理等事务,促进医患和谐,避免普通纠纷激化为社会治安恶性事件.

此外,鉴于10年来,医学会在医疗过错鉴定的权威性日益得到司法机关的认可,在立法中应当通过完善专家、涉案医务人员、医疗机构、司法审判机构、调解机构的商谈机制,促进医疗行业内部的风险知识积累,提高医疗风险预防的科学水平,完善司法界、医务界与监管者之间建立的积极的多向度对话法律机制,将有助于医疗风险的因果规律认知及其对风险预防法律规范的重塑与再造.各级医学会还应当依法发挥在合作治理中的规范创制功能和声誉惩戒机制[16],以高标准、高技术性的同行评价,为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行政处理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提供专业依据,提高医务行为的合规性和医务人员的自律性.故上述主体还可以参与协助式执法活动,积极参与卫生监督执法部门对医疗机构的执法活动,以便灵活、能动地参与医疗风险管理活动.

(三)规范和保障患者参与风险治理

1.患者参与的必要性

“无参与,则无沟通;无沟通,则无信任;无信任,则无和谐医患关系”.患者参与是矫正失衡的医疗风险治理结构和重建和谐医患关系的重要战略措施.2006年3月,世界卫生组织发表《患者参与患者安全伦敦宣言》提出:患者有权利参与医疗活动①.患者及其家属是医疗过程的参与者,又是风险后果的潜在受害者,处于自身健康利益和经济利益的考虑,通常高度关注医疗过程和结果.患者在医疗服务中的参与程度也是影响患者能否对医方产生信任的重要原因[17].患者参与制度旨在重塑患者的法定地位和补强其话语权.实践中许多医疗纠纷多是由于医方告知不充分导致的患者对于最终的医疗决策的参与非常有限,不仅时间仓促而且选择权也受到医方的剥夺.《侵权责任法》第55条规定了医务人员对诊疗活动中的病情和医疗措施的“说明”义务,就是旨在提高医方的风险沟通程度,以便患方更有条件参与医疗决策.虽然只是把过去医务界耳熟能详的“告知”改为“说明”,但是从文义上看“说明”义务更能强调医方对于病情和医疗措施的解释程度有所提高,因为在说明过程中,通过有效沟通,医患双方将更为有效的沟通个案中的医疗风险信息,为后期患者参与决策提供更为充分、可靠的信息.然而,《送审稿》并没有预留患者参与的制度空间.第12条规定方便患者投诉的具体措施之外,并无任何创新性规定.相比国内患者参与的积极进展实属一种制度的倒退.2008年卫生部发布的《患者安全目标》的最后一项即为“鼓励患者参与医疗安全”.2013年版《患者安全目标》第十项规定了“鼓励患者参与医疗安全”的4项内容,即手术部位确认、用药、护理和风险告知.但是,2014、2015年版本中有关患者参与的内容却被“有意无意地”删除了.由此观之,医疗行业技术管理规范难以为患者参与提供有效的制度规范.由于规范层级过低,患者参与制度不属于严格法律意义上的诊疗规范,更不具有侵权法上的可诉性,医疗风险的一元化治理格局仍未打破.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由于参与主体不够广泛,造成了医务界对医疗风险知识的高度垄断,更加剧了医疗知识和信息的不对称性.从而使医疗风险规制陷入难以自拔的“恶性循环”.

2.患者参与的制度保障

英国近代史表明,医学进步与病人参与权的削弱几乎同步出现,病人可能成为单纯意义上的受动者[18].随着医学科学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患者参与医疗过程的呼声日渐高涨.患者作为自身生命健康权益的承载主体,对于医疗风险有着比较真切的主观感受,在条件允许的情形下参与医疗活动过程,不仅是一种患方的合法性诉求,更是医疗质量的政府规制内在动因.首先,风险防范需要众多利益主体的参与,在立法中应当赋权患者、医务人员、行业组织等利害关系主体的多元参与.在合作治理模式下,患者并非是医疗行为的客体,他们不仅应当通过知情同意制度行使知情权,更可以通过医疗机构发放的健康指南和安全读物获得抗病防病知识和信息.第二,为患者参与风险治理提供组织保障.应当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支持建立患者安全组织.美、英、澳大利亚等国积极建立国家性的病人安全组织,将其作为医患关系之外的独立第三方从事病人安全活动,增进医患沟通和交流,医患双方在其诉求的呈现、应对和处理过程中需反复沟通或协商,帮助患者提高安全防范、自我管理意识,增加诊疗信息含量.英国国家病人安全中心( NPSA)的组织框架中设置了“病人和公众参与”( Patient and public involvement)职能,从根本上增强了患者的话语权.鼓励医、护、患之间的合作,积极预防医疗过失,改善医疗安全管理,建立以“患者安全”为核心的组织文化,在医疗决策、康复照护等医疗过程中逐步提高患者安全意识.2007年,北京协和医院通过建立病人安全办公室( Patient Safety Office,PSO),构建了以改善系统安全性和改进流程为目的内部质量管理平台.通过建立不良事件和病人安全隐患报告、分析和反馈系统,构建善于从差错中学习的病人安全文化.其中的一项重要职责就是对医务人员和患者进行病人安全知识培训[19].北京积水潭医院则以“医疗投诉系统”为基础的内部纠错机制也开创了患者参与医疗质量管理的典型模式[20],这些成功范例都为立法者提供了本土化的实证样本.

(四)医疗风险信息规制及其组织构建

1.医疗风险信息规制的理论基础与现实状况

信息是风险规制政策的命脉[21].医疗安全(不良)事件具有隐蔽性强、随机性大、危害严重等特征,在监管中注重发挥信息工具的特殊功能,有助于改善医患信息不对称的格局,提高行业主管部门风险决策的科学性和时效性.知情同意权在本质上要求医务人员应当做出充分、完整的风险信息披露,充分尊重患者人格,并给予其充分的时间和机会做出决策.公众对风险信息的知晓程度又是促进其参与风险治理的积极因素和重建医患信任的重要前提.我国医疗风险信息管理存在着底数不清、共享缺失、沟通不畅、监管不力等诸多弊病.首先,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通常能够比风险规制机关更全面、更及时地掌握和发现风险信息,风险规制机关通常处于劣势状态,阻碍其有效地行使定安全风险的规制政策以及医疗安全风险等职权.第二,我国医疗风险信息“碎片化”、共享和披露的非均质化现象比较突出.医疗风险信息现状的复杂性在于不仅存在着医患双方在医疗知识上的严重不对称,也存在着医疗机构与医疗监管部门之间的不对称,以及监管部门与患者、社会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第三,我国缺乏医疗差错信息强制报告法律制度,监管部门对于医疗差错信息讳莫如深,公众对于医疗过失的认识更多是源于网络媒体对于医疗纠纷热点案件的报道,除了监管者惯常的缄默外,更多的是公众的不满和医疗机构力证其非的激辩.医疗监管部门信息披露的不及时、选择性管理或者“应急式”管理等现象较为突出.第四,医疗行业内部与外部主体的患者、媒体之间也存在着信息待遇“内外有别”的不平等状态.2013年国家卫计委《医院向内部职工公开的信息目录》中的医疗质量主要指标属于仅“对内公开”的范畴,患者和社会公众很难获知这些信息①.

2.强化风险信息规制

医疗风险信息的采集和利用既是患者参与所必需的重要物质条件,又是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的重要决策依据.下列具体制度的建立,将有助于发挥信息工具在风险规制中的特殊功能:

其一,建立严格、规范的风险信息采集制度.首先,应当借鉴国外经验,建立我国统一的病人安全事件自愿报告制度,建立统一、规范的风险信息术语体系,扭转当前术语、分类、标准和分析指标不不统一的状况.尽快建立医务人员医疗风险信息匿名报告奖励制度,完善激励机制,鼓励医务人员主动报告医疗风险信息.其次,积极鼓励患者及其家属参与医疗风险信息呈报.国家食药局、卫生部2008年颁布的《药物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管理办法》、《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和在评价管理办法(试行)》,都规定了鼓励公民、社会组织参与风险信息报告、鼓励医疗机构、药品生产者和销售者共享信息②,以及鼓励公民、社会组织报告医疗器械不良事件③的内容.为此,应当尽快修订卫生部201 1年颁布的《医疗质量安全事件报告暂行规定》,增设鼓励患者及其家属报告医疗不良事件的内容,拓展不良事件信息来源渠道,进一步促进患者参与医疗风险预防.可以借鉴英国2002年《国家卫生服务改革和卫生保健职业法》等项立法的经验,通过建立国家病人安全机构承担收集和分析医疗风险事件信息的职能,加强风险信息搜集的宏观指导.

其二,建立医疗风险信息公开制度.医院信息公开制度是实现患者知情同意权的重要保障.从风险预防原则出发,强制医院公布其医疗质量信息,有利于患者和社会公众及时获取相应的“市场信号”,有助于促进医疗服务的有序竞争.我国医疗风险信息披露时效性差,公开范围较小,针对性不强,缺乏客观性,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规划,对患者最关心的治疗效果、质量等隐性信息以及医疗费用等信息公开极为有限.2010年,卫生部发布《医疗卫生服务单位信息公开管理办法(试行)》尚无医疗风险信息的相关规定.为此,应当通过强化政府监管职能的视角,确立行业主管部门、行业执法机构医疗风险信息披露职责,依法、及时披露医疗风险警示信息,以及医疗违法行为查处信息,从根本上确立行业监管者的公信力和执法权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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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和医疗论文标准格式及范文

效发挥全行业的风险预防警示作用.具体而言,应当以强制性信息披露为主、自愿性信息披露为辅、中介机构信息披露为补充的公立医院信息披露制度.公开内容的范围应当包括但不限于前述“对内公开”的全部信息.其中,将重大医疗事故、医疗差错及其处理情况应当归入强制披露的范畴.其次,还需要规定有关医疗质量的信息应当及时公开和动态更新.

[ 参考文献 ]

1、风险资本在中国医疗健康行业投资及退出情况研究 肖玮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北京100191) 本文研究了近十年风险资本中国医疗健康产业的投资和退出情况。通过具体的统计数据,主要从投资(退出)金额及增长率、投资(退出)数量及增

2、在用医疗器械风险管理相关问题 王良 山西省医疗器械检测中心 山西太原 030012 在我国的医疗机构中,发生过很多使用医疗器械的过程中出现的事故。近年来,这些医疗事故不仅没有减少,而且呈现上升的趋势,医

3、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3)【摘 要】本文主要从被保险人、医疗和保险机构三方主体扮演的不同角色以及医保制度本身的缺陷探究其道德风险产生的原因和表现形式。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我国医疗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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