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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学士论文】简谈“当场醉酒”刑事归责的路径——基于实体与程序的双重视角(论文案例)

星级: ★★★★ 期刊: 国家级期刊作者:陈伟浏览量:3957 论文级别:推荐本章主题:证据和行为人原创论文: 5156论文网更新时间:10-28审核稿件编辑:Oswald本文版权归属:www.5156chinese.cn 分享次数:4339 评论次数: 6825

导读:“当场醉酒”刑事归责的路径——基于实体与程序的双重视角是一篇属于证据和行为人的论文综述格式范文,免费分享给每一位正在论文写作的学生们阅读参考。

摘 要:当场醉酒作为司法实践中的非典型情形,对刑事司法的归责带来了现实挑战.对醉酒驾驶的基础理论的梳理表明,尽管针对当场醉酒行为的刑法适用的路径具有多种方式,但是基于刑法罪名的系统分析并结合经验判断,在追责的前提下以危险驾驶罪予以论处具有正当性.当场醉酒纳入刑事责任的难点在于,事后的酒精含量检测结果与“醉驾”时的非直接对应性,在基础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应当合理运用刑事推定并进行证据补强,从而合理化解当前司法实践处理过程中遇到的难题,防范行为人逃避刑事打击的主观动机与客观行为的发生.

关键词:当场醉酒 路径 证据 推定

一、问题的提出:当场醉酒作为现实问题的存在

“醉驾”入刑后曾发生过这样一起真实的案件,2016 年7 月12 日33 岁的黄某某酒后开着灰色雪佛兰轿车行驶至汉阳大道赫山路口时,遇到民警检查.在民警示意停车检查后,加油门闯红灯逃跑,最终被民警逼停.因黄某某有醉酒驾车的嫌疑,民警要求他当场进行酒精呼气式检测.但是黄某某却做出了惊人之举:他升起车窗、锁上车门,拿出酒瓶,当着民警的面猛喝了几口.随后,他才下车配合民警进行酒精呼气式检测,测出的结果竟然是3220mg/100mL.后抽血检测结果显示酒精含量为97。1mg/100mL.黄某某的此种作法一经曝出,网上广泛流行一种说法:开车随身携带一瓶酒,遇到交警当面把酒喝,声称自己不是酒后驾车,通过这种作法来逃避侦查,正如俗话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于这种故意利用当场醉酒来规避法律惩罚的行为有必要进行规制,不然刑法修正案八新增的危险驾驶罪也就形同虚设.

危险驾驶罪是《刑法修正案(八)》增设的新罪名,此罪的相关规定一出台就引发了学术界激烈的学术争论.学者们主要的争论点集中在此罪是否有存在的必要性,仅将醉酒驾驶和道路上追逐竞驶情节恶劣两种行为纳入刑法并设定相应的刑罚,而将毒驾等危害相当的行为排除在刑法范围之外是否合理.然而,自新增危险驾驶罪后至2013年,根据全国 机关的相关统计资料,“醉驾入刑”后,酒后驾驶车辆案件的数量大幅下降,其中侦查机关侦查终结, 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案件9。3 万起,审判机关作出刑事判决的案件有7万余起.①可见,“醉酒驾驶入刑”的威慑作用效果非常显著.之所以将“酒驾”纳入刑法中规制,是因为醉酒驾驶是极具危险性的危害行为,对于实践中多发的交通肇事罪和醉驾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引发两罪的主要诱因多是行为人在醉酒状态下,意识控制能力下降后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刑法将交通事故的多发源头“醉酒驾驶”单独定罪,有利于减少交通事故的发案率,保护了人民的生命、身体健康和财产利益.本文笔者不探讨增设危险驾驶罪的合理性,而是针对醉酒驾驶案件中的关键问题,往往也是是否构成犯罪的决定性因素,即行为人在驾驶过程中是否“醉酒”问题进行论述.实践中,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都主要依据行为人的血液酒精含量作为认定醉驾标准移送审查起诉,作出最终判决.然而,行为人是否达到“醉驾状态”是个复杂难以证明的问题,一旦行为人实施驾车逃跑、查获后检测前当场再次饮酒等妨碍侦查的行为,意图逃避法律追究,这些都会造成检测工作难以继续进行.过分依赖行为人的血液酒精含量值还存在一个难以避免的问题:当难以获得血液酒精含量值时,如何认定危险驾驶罪的成立,醉驾中间接证据的运用等都是实践中遇到的非常棘手的难题.②本文着重就当场醉酒行为的刑法规制进行探讨,意图对实践中正确处理此类案件提出有益意见.

二、当场醉酒的基础性问题及其厘清

(一)何谓“醉驾”与“当场醉酒”

目前,我国关于“醉酒驾驶”的入罪标准是依据血液中酒精含量的具体数值而定,而非具体结合行为人的意识状态来认定.一般情况下,只要行为人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检测数值达到入刑标准,即构成危险驾驶罪,至于其实际地意识状态如何在所不问.根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局发布的《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规定:醉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80 毫克/100 毫升的驾驶行为.这是醉酒驾驶的认定标准主要是依据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数值的法律依据.就当场醉酒的概念内涵,学界少有人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当场醉酒行为是在酒醉驾驶入刑后,人们为规避法律所“创造”出来的产物.即在 机关依法检查时,临时有饮酒,以此为借说之前并未醉酒.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部制定的《关于 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的明确规定:行为人在呼气酒精含量检验或者抽取血样前又饮酒的,经检验其血液酒精含量达到醉酒标准的,应当认定为醉酒的行为.

通过不同酒精度含量的酒种间的换算得知,法律上的醉酒标准基本上相当于70 度白酒二两八钱、60 度白酒三两、50 度白酒四两、40 度白酒五两、10-20 度黄酒1 斤、12-16 度的葡萄酒1 斤2 两、3-5 度的啤酒喝3 瓶(6 听易拉罐).在醉酒驾车检查时,一般情况下大概两瓶或者6 听易拉罐量的啤酒就达到“醉酒状态”,白酒大概是一口杯的量.从以个人为本位的社会学角度出发,每个人在生理上对于酒精的敏感度都是不同的,有些人千杯不醉,有些人一杯即倒.但是从法律角度讲“醉酒驾驶”的醉酒标准,则是一种客观标准,是事先规定好的,针对社会普通大众普遍适用的客观标准,与具体个体的实际意识控制能力不存在必然联系.③而对于“醉酒”的司法认定标准, 理论界仍存在不同的观点,主要有客观标准说、主观标准说、综合标准说.不同的观点各有优缺点,下文详细论证.

(二)“醉酒”的司法认定标准

理论界关于“醉酒”的司法认定标准存在三种学说:其一,客观标准说.该学说认为醉酒标准是指在法律中明确规定一个人体内血液酒精含量的临界值作为考量标准,具体的测量结果超过这一临界值即认为达到了“醉酒状态”,而这个临界值的设定往往是以医学学理上一般社会的普通大众的身体条件和耐酒性为根据.④其二,主观标准说.该学说认为醉酒标准要考虑到不同的行为人对酒精的耐受力不同,进而确立相应的一系列具体的因人而异的判断标准,最后以综合指标来确定行为人是否达到“醉酒状态”.⑤其三,综合标准说.该学说认为醉酒标准的认定要在具体限定条件下进行主客观相结合的方法,先采用客观标准进行测试,若测试结果远高于医学学理认定的“醉酒状态”临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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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确定无疑地反映出行为人已达到“醉酒状态”,即可直接认定.若测试值仅在一定范围幅度内略高出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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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临界值,再通过反应力和身体协调性等方面的测试,进行主观判断后综合主客观两方面评判行为人是否达到了“醉酒状态”.⑥

笔者赞同综合标准说.首先,虽然客观标准最大的优点是容易操作且可操作性强,司法人员只需要先行对行为人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初步判断后再对行为人进行抽血检测,根据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值决定是否达到“醉酒状态”.其适用统一、节约司法资源、降低司法成本、提高司法效率;能够更好地防止酒驾,保护他人利益.但客观标准没有考虑个体差异,对所有人适用统一确定的标准,虽然易于操作,但忽略个体正义.这对酒量好的人过于严苛,对酒量差的人则显得过于宽松.刑法对人的身体自由与财产法益的剥夺具有不可挽回性、严厉性,适用刑法必须严谨,而且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角度出发也应在司法实务中实现个案正义.其次,主观标准说虽保证了个案正义,但具体操作程序和界定规则显得繁琐复杂.主观标准的认定方法不易操作,各种方法反映出酒驾者饮酒程度的实际效果不同,到底哪种方法更能准确界定行为人的“醉酒状态”,原地转圈,单脚站立,走直线,抑或其他?醉酒认定标准不统一,每个人生活经历和阅历不同,形成的价值趋向各异,自由裁量的主观标准就不同,即使是同一个执法人员在面对不同行为人时,都不可能作出相同的处理.加之有的执法人员认为行为人已经达到“醉酒状态”,但另一些执法人员很有可能认为行为人并没有达到“醉酒状态”.同样的或类似的情形,不同人、不同地区处理结果却不尽相同,必然会导致不公平.最后,司法资源是有限的,针对不同案件司法资源的占用量也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对于危险驾驶罪这类比较简单的案件不应占有过多的司法资源.因此,兼顾两者的利弊,采综合标准更为科学合理,既兼顾了效率,又考虑了公平、正义.

三、当场醉酒行为刑法适用的可能路径

在侦查机关依法进行检查时,针对行为人为逃避法律追究,在呼气式酒精含量检验或者抽取血样前又饮酒这一妨害侦查的当场醉酒行为,司法实务中通常的处理方法是只要经检验其血液酒精含量达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部制定的《关于 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规定的醉酒标准的(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80 毫克/100 毫升),即可认定为醉酒,构成危险驾驶罪.但对于当场醉酒行为以检测前再次喝酒后的人体中的酒精含量作为定罪依据是否科学合理,以及这种行为是否应纳入刑法范围,定危险驾驶罪是否准确,有无可替代罪名等存在争议.

(一)当场醉酒的域外适用

一些观点认为将当场醉酒行为生硬地塞进现行刑法的罪名中显得非常不协调.因此建议新增设“拒绝酒精检测罪”来打击当场醉酒型的醉酒驾驶,让那些企图通过当场醉酒逃避法律追究的驾驶者无任何狡辩理由.从世界上各国的现行法律规定可知,为了不让醉酒者有任何逃避责任的理由,许多国家将当场醉酒等规避侦查机关侦查的行为单列出来单独成立犯罪,处以刑罚.例如,在日本拒绝配合酒精检测将会被判处3 年以下监禁和44万日元的罚款;而韩国为了加大醉酒驾驶的打击力度,在新实行的“禁止醉酒驾车”的相关法律中,增设了拒绝酒精检测罪;⑦在澳大利亚,拒绝配合酒精检查将面临被吊销机动车行驶证的处罚;在加拿大,拒绝配合酒精检测也是独立构成犯罪的;在美国加州地区,拒绝配合酒精检测将面临被判处1年监禁和1000 美元罚款的风险.⑧在我国,立法者可以参考有关国家的立法规定,新增设拒绝酒精检测罪,以便更好地解决在醉酒驾驶型危险驾驶罪中的当场醉酒等积极妨碍司法侦查的行为.

(二)当场醉酒在国内可能的路径选择

1.罪与非罪的相关争议

对于当场醉酒行为,有学者主张不应该纳入刑法处罚范围.因为在刑事侦查过程中,仅仅因为车辆驾驶人拒绝配合侦查工作,拒绝并采取使侦查工作难以顺利进行的妨碍行为,不分具体情况,直接以当场饮酒后的血液酒精含量值作为定罪处罚的证据,其证据的正当合理性受人质疑.首先,明显损害事实真相的认定.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定罪量刑的证据是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和材料,其具有客观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刑法中的醉酒驾驶行为需要侦查机关、检察机关查明的犯罪事实是“行为人在驾驶车辆过程中处于醉酒状态”,而不是“血液检测时处于醉酒状态”.针对当场醉酒的行为,若直接以饮酒后的血液酒精含量值作为认定酒驾成立的决定性证据,显然违反了证据的客观真实性要求.而且停车后饮酒的血液酒精含量不能证明行为人驾驶过程中的醉酒状态如何,二者不必然存在联系,如果将饮酒后的血液酒精含量值作为认定酒驾成立的证据,违反了证据的关联性要求.刑法是保护法益的最后一道防线,基于其涉及人身自由和财产限制、剥夺的严重性,对于证据真实性要求较之于民法更高,要求证据具有更高的证明力,在没有证据能够充分证明犯罪事实成立的情况下,不能认定犯罪.而成立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直接关键的证据就是“行为人的血液酒精含量”,欠缺这一决定性证据,有没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不能认定危险驾驶罪的成立.其次,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奉行无罪推定的精神,犯罪事实的存在主要由控方承担举证责任,行为人没有义务证明自己无罪.以酒精含量检测前再次喝酒后的人体中的酒精含量作为定罪依据违反了控方举证责任、无罪推定、有利于被告人的精神.为了保证程序的公平正义,保障人权,建议将当场醉酒行为排除于刑法的适用范围内,将其纳入行政处罚的范围.⑨

但是,有学者指出将当场醉酒行为排除刑法适用的弊端.如果真将此类行为排除在外,每个醉酒车辆驾驶人都可以以此为辩解理由,主张自己不成立危险驾驶罪,那么醉酒驾驶型危险驾驶罪就形同虚设.这违背了设立危险驾驶罪的最初立法目的,不利于打击醉酒驾驶行为,与刑事诉讼法中认定犯罪成立的证据需要达到确实充分程度的要求相背离.因此,这些学者认为当场醉酒行为应构成犯罪,但应该设置严格的程序规范,对于执法侦查部门、检测时段、检测程序等方面都应当有相应法律、法规、规章、司法解释予以明确.考虑到个案正义,可以用刑法第13 条规定的“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的“但书”规定来出罪.

2.以妨害公务罪进行论处

有学者主张将当场醉酒行为纳入妨害公务罪中.原因在于,根据刑法第277 条的规定,妨碍公务罪的行为方式是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而当场醉酒者明知有义务积极配合 机关工作人员的执法行为,仍然在检测前再次饮酒,逃避侦查,属于间接威胁.但是,刑法明文规定构成该罪的行为方式需要采用暴力、威胁方法.将行为人检测前再次饮酒勉强归属于阻碍了侦查机关的执法行为的间接威胁的依据不足,因此有论者建议在暴力、威胁后加上其他方法作为兜底规定,将此类行为囊括进去.

3.以毁灭证据罪进行论处

有论者主张将当场醉酒行为按毁灭证据罪定罪处罚.由于刑法第306 条明确规定此罪的犯罪主体为特殊主体,即刑事诉讼中的辩护人、诉讼 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缺乏期待可能性对于其毁灭、伪造证据等妨碍诉讼的行为,一般不构成犯罪.然而,行为人当场醉酒行为已然对醉酒驾驶案件的侦查、审判起诉等造成严重影响,处理不当,或放纵犯罪,或无限扩大犯罪圈.行为人血液的酒精含量是判断危险驾驶罪成立的主要证据,不同于其他证据,其具有唯一决定性.而一旦在检测前又饮酒,将使酒精检测难于进行,甚至无法进行.因此可通过设立在特殊情况下被追诉人也可以构成毁灭证据罪来打击积极妨碍司法侦查的行为.

4.以危险驾驶罪进行论处

考虑现行刑法的稳定性、统一性、体系化.也有主张在现行刑法中的危险驾驶罪里解决当场醉酒问题,并认为不适宜将当场醉酒纳入其他罪名.其论据主要是将行为人醉酒驾驶机动车行为的结束时间的临界点,推后至交警对醉酒驾驶者酒精含量检测工作结束前,以该时间点为标准来衡量.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解释,是因为从停车到交警开始酒精含量检测存在一定的时间差,为了避免在此段时间间隔中行为人作出规避侦查的行为,理应将这段时间也涵盖在驾驶行为里面.这主要是具体考虑到在司法实践中,有醉酒驾驶人员故意利用这一短暂的时间间隔再次进行饮酒,企图混淆视线,意图使执法工作人员陷入区分是驾驶前醉酒还是停车后醉酒的泥潭中,进而逃避法律追究.为了避免驾驶者利用当场醉酒逃避罪责,这一时间间隔理应包含在整个驾驶行为之中.⑩此种解释在刑法理论上可借鉴劫持航空器罪的相关规定,按照刑法学界的理论通说,作为该罪的犯罪对象航空器必须是处于飞行中的状态.具体是指航空器装载结束,机舱外各门均已关闭时起,到打开任一机舱门以便卸载时止的任何时间,在航空器是迫降的情形下,则在主管当局履行接管该航空器及其所载人员和财产的责任以前,均视为在飞行中.?以此类比,行为人醉酒驾驶机动车的驾驶行为的持续时间为行为人启动机动车到交警开始进行检测前,在此时间段中都应视为“驾驶中”.因此当场醉酒这种在检测前再次饮酒行为理应按醉酒驾驶型危险驾驶罪定罪处罚.

笔者也认为在当前应当在危险驾驶罪里解决当场醉酒问题,不适宜将当场醉酒纳入其他罪名.就上述有关学者的论述,笔者认为都欠妥当.就妨害公务罪,将当场醉酒行为解释为该罪的行为方式中的威胁(间接威胁)似乎超出了扩大解释的范围.在行为方式中加入“其他方法”,而其他方法具体指哪些方法,需不需要达到暴力、威胁的程度等会引出一系列问题,不利于刑法的明确性.再如毁灭证据罪,首先该罪的主体不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即使是特殊情况下也不应当包括,这不符合期待可能性理论的核心理念,况且“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在国外例如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对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的行为其犯罪主体不但不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且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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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亲属实施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的行为的处罚也有别于一般主体.因为我们不能期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近亲属不为此类行为,法不强人所难,也体现了刑法的人性.对于行为人、被告人实施的毁灭、伪造证据、逃跑、销赃等妨碍侦查的行为,因缺乏期待可能性不纳入刑法的犯罪圈中,不对其进行刑事处罚.最后就论学者主张将醉酒驾驶行为的结束时间推后至侦查人员对醉酒者的检查工作开始时的时间点,以此种时间标准来衡量醉酒驾驶行为,虽然很好地解决了危险驾驶罪中的当场醉酒等妨碍诉讼行为,但有扩大犯罪和处罚范围之嫌.当然在未来我国刑法进一步修正时也可以参考有关国家的作法,通过增设新罪名,强调打击积极妨碍血液酒精检测行为的重要性,例如“拒绝酒精检测罪”.

以危险驾驶罪处罚当场醉酒行为的现行法律依据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部联合制定的《关于 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第6 条第2 款和第1条的规定;国家 部制定的《关于 机关 醉酒驾驶机动车犯罪案件的指导意见》中有关危险驾驶罪立案侦查标准的规定.?既然对于当场醉酒行为的处罚有明确的法条规定,笔者认为就不宜随意推翻法条的规定,一条法律规定的内涵只要通过合理解释可以正确适用,那它就是正确的,随意否定它则有损法律的权威性和国民的信赖利益.因此,笔者建议以危险驾驶罪规范当场醉酒等妨碍酒精检测的行为,且主要从当场醉酒有关证据收集的规制上解决当场醉酒的问题.

四、当场醉酒构成危险驾驶罪的实体认定与证据完善

(一)当场醉酒构成危险驾驶罪实体认定的法理依据

行为人在呼气式酒精含量检验或者抽取血样前又饮酒后,在行为人驾驶过程中血液内的酒精含量值已无法准确获得,又不能将当场醉酒后检测出的血液酒精含量值直接作为认定犯罪事实存在的证据时,要不要将当场醉酒行为认定为危险驾驶罪?笔者认为对于当场醉酒行为不能一概入罪,这样有扩大犯罪圈的嫌疑,与刑法的谦抑性相悖.当然,也不能一概不入罪,让犯罪嫌疑人钻法律漏洞,不利于打击犯罪,让醉酒驾驶构成危险驾驶罪形同虚设.在具体个案中,应该根据收集的证据认定是否构成犯罪

“当场醉酒”刑事归责的路径——基于实体与程序的双重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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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酒精含量检测结果作为证明醉驾之最有力证据的证明力减弱、无法成为构成危险驾驶罪的直接证据时,可以通过侦查机关收集的证明行为人醉驾的间接证据来认定行为人行为成立危险驾驶罪.当场醉酒构成危险驾驶罪实体认定的法理依据,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刑法中的推定来解释.

有学者反对在刑法的适用中进行推定,认为这违反了无罪推定、罪刑法定原则.然而,纵观世界各国的立法规定,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也无论是在制定法还是判例法中都存有关于推定方面的规定.例如,德国在1874 年的《帝国出版法》第20 条第2 款规定的出版法罪;日本理论界普遍认为日本刑法中业主责任的认定依据是推定业主负有责任,即只要业主对从业工作者的选聘、监督上存有过失,即推定成立业主责任;英国的《盗窃法》第22 条规定的被盗物品罪中相关认定问题也运用到了推定.在我国,刑法条文中没有推定的相关明确地规定,但理论界和实务界普遍认为刑法中存在推定的适用.例如,刑法第348 条规定的非法持有毒品罪.在世界经济高速发展,犯罪出现高发态势,严重地危害社会安定的现实情况下,合理运用刑事推定不仅有利于有效的打击犯罪,而且符合我国宽严相济、严密法网的刑事政策.

推定,是指根据一定的规制对A 事实进行逻辑演绎推导出B 事实的存在.推定在理论上分为法律推定和事实推定,所谓的法律推定是指根据明确的法律规定进行逻辑演绎,从已知事实推出未知事实.在有法律规定的场合,一旦符合法定前提条件的因素发生,直接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内容,认定推定事实的成立.即若B 事实的存在需要以A 事实的发生为前提,一旦在A 事实客观真实发生后,直接推定B 事实存在;事实推定是指无法律规定的场合,有权者依据经验法则,从已知事实中推出另一未知事实为真的过程.而经验法则,是指法官依照日常生活中所形成的反映事物之间内在必然联系的事理作为认定待证事实的根据的有关规则.刑事推定依据的经验法则不同于社会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经验,其更加理论化、专业化、形式化,是法官等法律工作人员长期理论与实践的经验总结.推定的运用与证据证明联系密切,并左右证据制度中的分配原则.一般情况下,在民法领域,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而刑法领域的举证责任主要是控方承担.根据基础事实推定另一事实存在时,主张推定事实的一方可以某种程度上减轻甚至免除相应的举证责任,并把推动事实不存在的证明责任转移给对方,即对方可以通过举证证明对推定事实是否客观真实存在存有疑问,相对方提出的反证不要求确实充分的证明推定事实不存在,只要提出的反证能够对推定事实产生合理怀疑,法律即不承认推定事实的证明效力.若没有相反的证据质疑推定事实时,法律即可承认推定事实的成立.推定事实是允许被反驳的,这也是尊重保障人权的要求,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被告人是脆弱的,处于劣势地位,为了保障被告人的权利,不宜扩大刑事推定的适用范围.且在适用刑事推定时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不能随意适用,须非常之慎重.

(二)刑事推定在当场醉酒实体认定中的具体适用

在任何学科领域中运用推定,都不是凭空地、随意性地进行演绎推导,然后得出让人接受的结论.而刑法由于具有处罚的严厉性,更是不轻易介入某一行为领域,只有在其他部门法穷尽自身的救济手段仍无法全面救济损害时,刑法作为保障法才介入,其具有保障其他部门法实施和救济权利的功能,“无救济就无权利”.刑罚具有不可挽回性、严厉剥夺性,因此在决定对行为人处某种刑罚时必须慎重,既然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情况下动用刑罚都要严谨,何况是运用刑事推定来认定犯罪的成立.推定之所以在刑法上存在,是为了不放纵犯罪,不让犯罪分子借助法律漏洞逃脱法网的制裁.但是刑事推定又面临着人权保障尤其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问题.所以进行刑事推定时:首先,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必须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推定的前提性基础事实客观真实存在.具体到危险驾驶罪中,必须有证据证明行为人客观上实施了某种危害行为或者导致某种危险状态的存在.推定的前提依据必须是以客观真实存在的行为人实施的活动为基础,基础事实的客观真实性是刑事推定成立并为刑法所采用的关键,而且证明基础事实的证据必须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其次,当场醉酒构成危险驾驶罪的认定原则上要用直接证据来证明事实,只有在直接证据证明不能的情况下才能够适用刑事推定从已知的间接证据中整体认定事实,且作为推定依据的基础事实,也必须要有证据证明.再次,在对当场醉酒构成危险驾驶罪进行刑事推定时要充分保障行为人运用反证否认推定的权利.积极有效地打击犯罪不能以牺牲当事人的人权为前提,要平衡两者的需要,不能仅侧重哪一面.

(三)当场醉酒构成危险驾驶罪的证据完善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或者自诉人承担,被告没有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疑罪从无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原则,该原则的存在意味着在公诉机关无法证明犯罪事实确实存在,收集的证据达不到确实充分的程度,综合全案证据无法排除合理性怀疑时,就不能认定犯罪事实的成立.而公诉机关负有证明犯罪成立的举证责任,证明犯罪事实存在的证据须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的重任也就落在公诉机关的肩上.这就意味着控方必须采用一切合乎程序正义的方法、技术手段,尽一切努力去收集现有证据,不能以“不处罚会放纵犯罪”为由减轻甚至免除公诉机关的举证责任.当场醉酒,即在呼气酒精含量检验或者抽取血样前又饮酒.针对此类行为,在已无法准确获得行为人体内的血液酒精含量时,侦查机关可以寻求酒精血液含量检测结论以外的有力证据,酒精含量检测结果作为鉴定结论系证明醉驾之最有力证据,但酒精含量检测并非指控成立必需且唯一之证据.而且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成立某种犯罪必须存在某种证据,此种证据无法收集到就无法认定犯罪事实的成立,在刑事诉讼中,在无法以直接证据证明犯罪事实的成立时,若间接证据可以形成证据链,足以排除合理怀疑,也可以作为认定犯罪成立的定案依据.所以,即使缺乏血液酒精含量鉴定结论,也可以运用间接证据认定当场醉酒成立醉酒型危险驾驶罪.

当场醉酒后酒精含量检测结果作为证明醉驾之最有力证据的证明力减弱.此时的酒精含量检测结果仍可以作为认定证明醉驾的证据,但该证据是具有瑕疵的,要作为认定犯罪成立的依据,需要其他证据来补强.证据的补强规则,是指在某一证据存在瑕疵时(证据资格或证据形式存在缺陷),不能单独作为认定犯罪事实的根据,需要借助其他证据证明其真实性,补强证据价值.若无法补强特定证据,就不能直接将该证据作为定案的依据.而补强证据则不能直接单独证明某种犯罪事实存在,但其可以增强待补强证据的证明力,担保真实性.补强证据作为证据的一种,也必须符合证据的合法性、客观真实性、关联性的三大特性.瑕疵证据在其他证据佐证时,才能被法院采信为定案证据.

在侦查中,侦查机关证明当场醉酒型醉酒驾驶的补强证据有:(1)现场勘验.交警在查处醉酒驾驶时,应进行现场勘验,制作勘验笔录.笔录的内容应包括检查时间、地点、车辆信息、驾驶员的精神状态、车内其他人员信息等,勘验笔录有勘验人员和见证人签名.有条件的,应当拍照、全程录音或者录像,以此佐证交警人员执法程序的正当性,驾驶者的精神状态如何,有无逃避侦查等拒绝配合检测的行为等等;(2)言词证据.在存在被害人和目击证人的场合,应尽可能地重点收集被害人、证人等关于行为人驾驶时精神状态的陈述,犯罪嫌疑人对于自己驾驶时精神状态的辩解,综合分析不同利益主体陈述内容的真实性.尽可能找出行为人的喝酒同伴,询问有关行为人喝酒的数量、时间、地点、所喝酒的品种,通过模拟实验计算出一般人正常情况下此时的血液酒精含量;(3)专家计算法.现在是高科技迅速发展的时代,通过收集行为人事后饮酒的数量、品质(即酒精含量)、当场醉酒后的血液酒精含量,由专家根据专业理论公式推算出行为人驾驶时的血液酒精含量.实践中已经出现利用此种技术的先例,在被告人辩称检测出的酒精含量系停车后饮酒所致,侦查机关按照专业理论公式对比分析后得出结论,以此否定了被告人的辩解;?(4)妨碍检测行为.当侦查机关掌握初步证据证明行为人可能构成犯罪,行为人负有配合侦查取证的义务,若行为人以故意实施使自己陷入不利状态的行为阻碍取证,污染证据,该不利后果应归于行为人承担.呼气酒精含量检验或者抽取血样前又饮酒行为本身系案件发生后的一个证据,此妨碍酒精检测的行为也可以成为指控危险驾驶罪的证据之一.人都有“趋利避害”的心理,如果行为人驾驶时并未醉酒,则其在侦查机关对其进行呼气酒精含量检验或者抽取血样前又饮酒,基于生活经验常识非一般人的正常行为表现.行为人妨害侦查的行为作为间接证据反映了行为人有逃避侦查的心理,当场醉酒行为本身可作为间接证据证明行为人醉酒驾驶.

[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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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环保投资:OECD国家的历史证据与未来中国的情景模拟 文/杜雯翠 摘要 文章研究分析了20个OECD成员国的环保投资历史数据,结果表明,大多数OECD 国家环保投资占同期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已经接近10%,远超过公认的2%:基于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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