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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论文】试析中国古代法官裁判权限制原则探析 (论文范本)

星级: ★★★★ 期刊: 知名作者:吴海航浏览量:2448 论文级别:优质本章主题:裁判权和司法原创论文: 5156论文网更新时间:10-28审核稿件编辑:Patrick本文版权归属:www.5156chinese.cn 分享次数:4937 评论次数: 9834

导读:中国古代法官裁判权限制原则探析 是一篇属于裁判权和司法的毕业论文提纲初稿,免费分享给每一位正在论文写作的学生们阅读参考。

摘 要:中国古代法官裁判权的限制原则,既有来自法律的直接约束性规定,也有来自特定的司法指导原则设定的自由裁量权限制.法律规定或司法原则因适应不同案件的复杂性需求而产生,为司法实践提供了适合的裁判依据或标准,目的是为降低冤假错案的发生几率.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同时还设计了审判程序中的纠错机制,供当事人在遇到冤错案件时作出救济选择.诚然,法律规定与司法原则并非完整地呈现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任何时期,而是随着古代法制的发展逐渐演变和丰富起来,并在司法实践中展现了它的功能.古代法官裁判权的限制原则对当今司法制度仍不失借鉴意义.

关键词:裁判权限制 罪疑惟轻 宁失不经 论心定罪 翻异别勘

一、古老的裁判权约束原则——“罪疑惟轻”及“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

中国人自远古时期就有“罪疑惟轻”的认识,并且,这一认识在司法官员处理案件时成为需要遵守的原则;法官处理案件时还要遵循“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的原则,两项古老的原则结合一处,成为中华法律文明传统基因中的积极要素.

毋庸置疑,中华法律文明在远古时期已走在世界法律文明前头.史料所载,部落联盟时代的原始社会末期,中国古人就已认识到某些类似于今天施行的具有进步意义的刑罚原则.当然,这些原则在当时实践中的适用状况究竟如何还需要进一步的历史资料来证明,但至少在古代文献中的记述能使我们约略地发现其源头所在,尽管它不过是一种制度的雏形.①《尚书·舜典》载,部落联盟首领帝舜任命皋陶执掌部落联盟的司法权和执法权.文献表述:“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②据东汉时期郑玄的解释:“士,察也,主察狱讼之事.”③另见《周礼》郑玄注:“有虞氏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④可知虞舜之际,皋陶为士,主要职责为处理狱讼案件.所谓“狱讼”,即处置“寇贼奸宄”事也,今之刑事与民事案件.《左传·成公十七年》:“御奸以德,御轨以刑,……德刑不立,奸轨并至.”⑤《尚书正义》谓:“群行攻劫曰寇,杀人曰贼.在外曰奸,在内曰宄”,⑥可见其主管是以刑事案件为主,因此用“五刑有服”作进一步解释,即“致之五刑之罪,受罪者皆有服从之心”⑦.

史书记载,皋陶不仅在舜的时期执掌司法大权,在大禹时期仍然继续执掌司法大权.《尚书·大禹谟》载:“帝曰:‘皋陶,惟兹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无刑,民协于中,时乃功,懋哉!’皋陶曰:‘帝德网愆,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罚弗及嗣,赏延于世.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⑧这段文字一方面证明了大禹任命皋陶为士,为部落联盟掌五刑的实施,目标则期于无刑.同时,书中记载了皋陶回答的内容,这也是本文分析的核心素材所在——即,司法官员在调查案犯时,若遇到犯罪事实有疑问,则应从轻处罚;当奖赏人员的功劳时,遇到事实有疑问,则应从重奖赏.很明显,此处强调的“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两个原则.那么这两个原则为何重要?据《尚书正义》注疏云:“刑疑附轻,赏疑从重,忠厚之至.”⑨即刑、赏二者体现了“忠厚”的价值追求,这显然是当政者在对当事人施行刑罚或奖赏时,当遇到“事实不清”或“证据不足”时的释疑手段.“刑疑附轻,赏疑从重”,自然地上升为执法者或司法者的公正处理原则.那么,如何理解古人所谓“忠厚”的涵义?“忠厚”一词应以“忠”为核心要义,据《左传·成公九年》的一种解释,“不背本,仁也;不忘旧,信也;无私,忠也;尊君,敏也.”⑩这里将“忠”与“无私”密切联系起来;另据《后汉书·任延传》亦云:“臣闻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节.”?两部文献都将“无私”称为“忠”,可见“忠”字的意涵体现了对官员忠于职守,无私和公正的履职要求,即官员在履行公务过程中不应怀有私情,官员“不私”,便可“履正奉公”,才能体现“臣子之节”.因此,执掌国家刑罚大权的司法官员必然应以此标准来要求自己.“罪疑惟轻”原则体现的是“忠”,又与“无私”建立起联系,这就形成了司法官员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司法官员在运用裁判权时应遵守这一原则,不可以利用手中掌握的司法权进行有罪推定或徇私擅断.

《尚书》在皋陶作士的“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之后还道出一项更为重要的远古裁判原则:“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文中“辜”字与“经”字的含义,据《说文解字注》:“按辜,本非常重罪,引申之,凡有罪,皆曰辜.”?另据《康熙字典》:“经者,道之常.”?以及《周礼注疏》:“典,常也,经也,法也.”?可知“经”之本义当为道之常理,或与官府之常典同义.在理解了这一涵义的前提下,《尚书正义》释文部分便给了我们言简意赅、有理有据的理解:“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与其杀不辜非罪之人,宁失不经不常之罪.以等枉杀无罪,宁妄免有罪也.由是故帝之好生之德,下洽于民心,民服帝德如此,故用是不犯于有司.”?“枉”:弯曲、不直之义.这段话的理解是:与其杀掉一个没有罪错的人,宁可放过一个有罪错的人;或理解为:与其错杀无罪之人,宁可免除有罪之人.理由是,这样做对待上司可以贯彻统治者的“好生之德”,对待下属则可以合乎百姓的心愿.百姓臣服于统治者的“好生之德”,就不会犯上作乱.可见这些解释性文字的分析与推理逻辑,是关乎国家政治统治目标的,也符合儒家经典描述的远古以来即有的仁爱政治的标准.“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这段话虽然以孔子和学生樊迟的对话开始,后半部分却是樊迟与子夏的对话,但其对话内容一定符合孔子本人的观点.

国家司法权的运行是和政治统治效果有必然联系的,上古刑罚原则的目标和价值都与国家治理效果有关,甚至对社会秩序的稳定至关重要.因此,“罪疑惟轻”、“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原则才会成为自古以来的重要刑罚原则.虽然中国古代由于皇权至上而一直缺乏对国家公权力进行约束的合理性制度设计,但上述刑罚原则的解释及其在有限范围内的运用却体现了对国家司法权或执法权的原则性要求,起到了约束执法者或司法官员的裁判权滥用的效果,这表明我们的祖先在中华传统法律文明起源时期就已经产生了符合法律发展方向的进步思想.这些古老的刑罚原则及其体现的政治价值与目标方向,在当今的执法和司法实践领域中依然有值得借鉴的价值和精神.

二、裁判权的灵活与限制——“论心定罪”及“断罪皆当具引律令格式正文”

尽管,我们有理由相信帝舜、大禹所领导的军事 制时期曾经存在前述的原则性认识和司法实践经验,但随着司法制度的复杂化以及历史的发展,仅有远古圣贤制定的原则性标准和实践经验还远不敷适用,法律制度为适应政治文化发展的需求,自身朝着更为多元的方向发展,例如汉代法制由于儒家思想的逐步渗透,裁判权的运行被赋予了表面看似灵活的裁判标准,即类似于今天所谓的自由裁量权的运用.而这种灵活的裁判权在施行时依然没有脱离国家对裁判权的限制性要求.

(一)表面灵活实则受限的裁判权

所谓法官裁判权的灵活运用,是基于裁判中可能出现冤案或错案的预防性需求而设计的,以期降低冤案错案的发生率,能够从实质上公正地判断案件的事实,从而作出古人认为符合公正标准的裁判结果.在这一司法程序中,司法权的运行表面被赋予了所谓的自由裁量权,但是,当司法官员在实践中面临法律规定与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之间的矛盾冲突时,便会出现古代法律实践中常见的“司法困惑”的难题.之所以称其为“司法困惑”,是因为中国古人设计的司法制度,是依据了非严格意义的法律逻辑,即在一定范围内允许法律制度存在自相矛盾之处.简言之,法律的儒家化过程导致法律与道德在很多情形下运用各自的解释标准解决司法难题,法律虽然也限制审判案件须严格依据规范法条,却又在司法制度中掺杂着道德解释过程,这就使得具体案件的处置在目标、过程和结果之间发生背离.因此,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设计既有预防冤案、错案发生的良好初衷,反之却又可能是造成冤案、错案发生的肇始源头,这一矛盾的无法调和直接源自于道德的法律化及其立法解释标准.

譬如,汉代董仲舒的“论心定罪”即开启了司法官员拥有一定自由裁量权的历史先河.“论心定罪”限制法官不经过法理分析而进行机械判案,以《春秋》经义附会法理思维,阐释案件判决时不依据僵化法条的理由.桓宽在《盐铁论》中有精妙的总结:“法者,缘人情而制,非设罪以陷人也.故《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此处的“人情”正是汉代儒学家所强调的制定法律以及执行法律的必要依据.“论心定罪”为董仲舒致仕以后,酷吏张汤等人向其咨询处理疑难案件的解释内容.据《春秋繁露·精华》载:“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可见,《春秋繁露》中强调“志”,《盐铁论》中突出“心”,实际上此二者所指实为同物,是指罪犯的犯案“动机”.因此,有了“论心定罪”原则,“志善”体现的动机即为“本直”,是基于“善”的意志而导致案件的发生;“志恶”与“志邪”大致为同物,是基于“恶”的意图导致案件的发生;“首恶”则最为严重,是指“造意”者即抱有邪恶的意图导致案件的发生.可见,汉代司法实践将人的犯案“动机”作为断案的首要判断,而不是以犯案结果作为判断的唯一标准.

古代司法实践中的“论心定罪”原则,主要是在处理疑难案件时不拘泥于具体的法律规则,而是要求司法官员须主动发挥对案件的审度和思维,提出法律规则以外的判定标准.但是,这种所谓的能动思维依然是受限制的,法官所能依据的标准主要来自儒家经典史书《春秋》经义,因《春秋》经书具有微言大义的功能.所谓“微言大义”,即以极简的文字见诸宏大的道理,而这宏大道理的原理阐释则来自孔子编订六经之书所表达的价值要义.因此,董仲舒的“春秋决狱”便在另一层次的规范中为古代司法官员给出了新的断案依据.《太平御览》有载“春秋决狱”案例:

甲夫乙将船,会海盛风,船没,溺流死亡,不得葬四月.甲母丙即嫁甲.欲皆何论?或曰:“甲夫死未葬,法无许嫁.以私为人妻,当弃市.”议曰:“臣愚以为《春秋》之义,言夫人归于齐,言夫死无男,有更嫁之道也.妇人无专制擅恣之行,听从为顺.嫁之者归也.甲又尊者所嫁,无淫衍之心,非私为人妻也.明于决事,皆无罪名.不当坐.”?

这一案例内容很简单,但对当时的司法官员来说则无疑是一件疑难案件,恰如案例前半部所言,依据汉代法律,夫死尚未下葬则妻不准嫁人,若私自嫁为人妻,则处弃市罪.因此,最简单的处置方法就是机械地依照汉代法律规则断案,判处妻子弃市罪即可.而且,这样一种判决甚至会被认为是严格依法断案的结果.然而,综合全案的实际情况是,丈夫出海遭遇强风沉船而死,死后四个月未能下葬,而这一实事结果并不在妻子的掌控能力之内;同时,改嫁一事,也是严格听从家母的安排,并非妻子本人私自成婚.综合这些实事因素,或许办案法官也感到案件的棘手,有必要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逻辑.董仲舒依据《春秋》经义之要旨,并非有意进行扩展解释,只是指出“夫死无男,有更嫁之道”和“听从为顺”的基本常识,按照儒家经典所强调的义理关系,指点司法官员于迷津之中,为此案作出了应判决无罪的结论.

实际上,“春秋决狱”或“论心定罪”并没有从判案标准上给司法官员以更灵活的判决依据,恰恰相反,法律的实体依据仅仅扩展到《春秋》经书的义理之中,这对于那些刑名法术之人反而提高了要求,也增加了判案的难度,需要其理解并精通儒家经典义理,而这在当时汉承秦制的法制大背景下,对司法官员来说不啻为是一个更高的标准.众所周知,秦朝为“凡事皆决于法”的朝代,司法实践中不存在一个高高在上的以儒家经典进行逻辑解释的适用环境,秦朝已经形成法律制度运行的基本框架,其直接影响到汉代司法实践.因此,汉代的司法官员断案只需要精通律典的操作规则即可,而儒家经典内容及其义理原则无疑是额外增加的一套限制性规范,为此他们不得不经常请教大儒董仲舒,解决疑难案件审判时遇到的司法困惑.

汉代将“春秋决狱”原则引入司法实践,启用了法官不必机械运用法条与事件结果量刑断案的做法,从表面上看是法官自由运用法理精神指导案件的审判,但实际上是对法官判案提出的更高要求,它在本质上仍然是对法官裁判权的严格限制.“春秋决狱”成就了中国古代审判理念的最高境界,可以肯定是我国古代司法审判理论的历史性进步.

(二)裁判权的直接限制规则

中国古代法官裁判权的限制,是以法律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为前提的,成文法规则的粗疏与细密决定了裁判权施行的依据是否完整和齐备.当法律制度具备了细密的规则要件,裁判实践中便会产生需要严格依据法律条文断案的原则,形成法官裁判权的严格限制性条款.“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就是古代约束法官裁判权规定的继承和发展,目的是为严格限制任意出入人罪现象的发生.它的适用应来自隋朝继承和发展前代的律典当中,因隋朝《开皇律》已散佚,其直接的继承范本——《唐律疏议》自然保留了该条款,而后来又被《宋刑统》完整地继承.唐宋律典中均有如下表述:“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 违者,笞三十.若数事共条,止引所犯罪者,听.”21表达了严格限定法官判案须遵守成文法条的要求,法官判案必须完整引用法律的规定.在唐朝,严格的成文法形式即为律、令、格、式,若法律有规定而法官未严格依照成文规则判案,则要受到笞刑处罚.可见唐代法律文献中即已明确规定对法官裁判权的限制,将其明文撰写在法律规则之中,成为具体的法律条款.在此规则要求下,唐律禁止法官任意出入人罪,此条规则曾经被日本学者仁井田陞称之为“中国古代的法定主义思想”,并且向上追溯至魏晋乃至周、秦时代.他指出“中国古代支持法定主义的思想与欧洲近代的支持罪刑法定主义的思想,两者在外形上存在着类似之点.”22显然这一观点是能成立的,这也是中国古代刑法思想对世界人类法制发展的贡献.

诚然,唐代在“法定主义”实践经验下也并没有严格限定法官适用类推,只是要求适用类推时须严格遵循法律限制.据《唐律疏议·名例》所载:“诸断罪而无正条,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入罪者,则举轻以明重.”23其中的“应出罪”,即指对被告人的行为,虽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应当判处刑罚,但是当需要对其行为进行惩罚时,则应当依据相近法条规定的重罚标准,在其标准之下从轻判决;而“应入罪”则正好相反.此原则的适用是规定法官在严格依据律令格式判案的基础上,又规定了补充性的类推适用原则,这一原则也是明确地写在立法之中的.

在唐代,如果法官判案时故意出入人罪,应受到刑罚的处置.据《唐律疏议·断狱》载:“诸官司入人罪者,若入全罪,以全罪论.”此处所谓的“官司入人罪者”,是指非“应入罪”而言,即法官不当入罪.据疏议部分的详解:“‘官司入人罪者’,谓或虚立证据,或妄构异端,舍法用情,锻炼成罪.”24这一立法解释显然是指法官在判案过程中故意诬陷被告人,从而抛开法律,或运用私情,使被告人遭受刑罚而陷于有罪的状态.据疏议的进一步解释:“‘若入全罪’,谓前人本无负犯,虚构成罪,还以虚构枉入全罪科之.”25这段文字涵义非常确定,法官若故意构陷无罪的被告人,虚构某一完整的罪名,则应承担所加之“全罪”的科罚结果,即,全部科刑罚则对应地返回到法官身上.这一规定,当然符合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很早就设计出的“诬告反坐”原则,因此,同样也适用于法官因故意陷害当事人,虚构某罪名而成为全部刑事责任的承担主体.

但是在中国古代,当法官面对重大疑难案件的审判时,常常会遇到在法律与情理之间进行选择的矛盾与困惑,此时,当裁判权力受到限制的法官无法直接作出判决时,则需要通过奏裁朝廷的特殊程序来完成.例如,唐宪宗元和六年(811 年),民间有一桩私复仇案件的发生,当案件进入到审判环节时遇到了难题,法律与情理的冲突导致法官不能直接作出判决,而是经过向朝廷奏裁的程序得到了裁判指示,即以皇帝名义下达裁判敕令,由此,法官才获得明确的判示.以下文字即表明这一案件的审判结论:

元和六年(811 年)九月

富平县人梁悦为报父仇,杀秦杲,自诣县请罪.敕:“复仇杀人,固有彝典.以其申冤请罪,视死如归,自诣公门,发于天性,志在殉节,本无求生之心.宁失不经,特从减死之法,宜决一百,配流循州.”26上述案例中朝廷下达的敕文,虽然是以维护传统礼教秩序中的“孝道”为判断标准,并非严格依照法律条文作出的判示.但是,最终确定复仇案件裁决结果的并不是法官而是由皇帝作出的,因此,唐代复仇案件大多要经由皇帝特别作出诏敕.27本案的敕文内容,意图说明复仇杀人者并不是大恶之人,而是“发于天性,志在殉节”,这恰恰体现了古人的至孝精神,也是中国古代社会所提倡和保护的价值目标.为此,朝廷最终对私复仇杀人者作出了特别减轻刑罚的决定.文中尤其提到“宁失不经”一句,其正是本文开头所言,意为宁可放过一个有罪错的人.此句虽然隐去了前面的“与其杀不辜”一句,但其完整涵义明显已涵盖在其中.因此,发生在唐代的此类案例,依然是从宽处罚这一精神的再次运用.由于敕令对案件中复仇杀人者梁悦适用的刑罚是降死从流,是替代死刑的配流刑罚,且执行流刑处罚的地区为南部沿海的循州,若以长安城为起点,约已达到流刑“三流”中的最高等级“三千里”的规定,这符合《唐律疏议》引述《尚书》给出的

中国古代法官裁判权限制原则探析
裁判权和司法毕业论文提纲初稿

流刑参考标准:“《书》云:‘流宥五刑’,谓不忍刑杀,宥之于远也.”28

然而,上述案例的处置结果即便已经符合当时的法律价值的要求,却仍然有朝臣提出不同看法.当时身为职方员外郎的韩愈就提出了不同意见,《旧唐书·刑法志》载:“复仇,据礼经则义不同天,征法令则杀人者死.礼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异同,必资论辩,宜令都省集议闻奏者.”29韩愈指出,该案为“礼”与“法”这样的终极价值目标的大事,关涉到王道与政教标准的争议,处置不当可能会出现完全不同的结果,因此,必须经过朝廷有司法权的机构集体讨论和争辩的过程,方能作出最终的裁决.韩愈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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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今天来理解,确也不无道理.但是,韩愈的主张其实也不是简单的反对意见,而是认为需要朝廷启动最高司法机构的集体议决权,虽然议决的结果有可能与上述案件结果相异,但是议决程序的开启则是必要的.由此可见,从这个层面上去理解韩愈的主张,在某种意义上依然是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约束,是通过类似集体议决的程序对法官的裁判权进行合理限制.尽管这一提议本身并不是为了建立一种司法原则,但是如果真正得以通行之后,是完全可能形成关于复仇案件的法官集议原则.

实际上,仅就此类案例而言,唐朝的法律制度虽然已经相对完善,但也并未明确规定“私复仇”是违法还是合法,即“法未禁止”的同时“法亦未许可”,尽管“杀人者死”是历代明确的法律规则.很显然,统治者对于人类社会自古以来就有的复仇行为一直持矛盾态度,《礼记》曾记载儒家经典语录:“父之仇弗与共戴天”,这与官府的法律规则已然形成矛盾.但是当法律规则在后世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渗透进儒家思想因素以后,规则中已融入大量的儒家 精神,于是“子复父仇”的案件才会形成法官断案的难题.韩愈对上述类似案件最终给出的建议,目的就是建立司法集议原则:“宜定其制曰:凡有复父仇者,事发,具其事由,下尚书省集议奏闻,酌其宜而处之,则经律无失其指矣.”30建议由尚书省组织官员集体合议,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实施处置方式.这种通过大臣集议的审断方式的建议,无疑已剥夺了地方法官独立审判“子复父仇”案件的权力,由 的尚书大臣启动合议程序,也符合“应经合律”的价值目标.私复仇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大多属于疑难案件,通常都由朝廷专门发布皇帝敕文,作出具体裁判依据的解释,这也说明中国古代针对疑难案件特殊裁断程序的谨慎运用态度,将法律与情理的冲突巧妙地糅合在一处,其中,却不得不对法官的裁判权进行合理的限制,方能展开情理的解释与运用.

三、限制法官裁判权的最后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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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异别勘”

由于中国古代司法权运行中的法官裁判权限制并不能完全避免案件审断不公的结果,因此,古代司法制度还设置了对冤假错案的纠错程序,尤其是对刑事审判结果中出现的冤错案件设置了纠错与重审制度.虽然这一制度中不可能有刑事辩护制度出现,但重审制度的目的与结果却可以达到类似制度的作用,是在保护被告人利益方面设置了这样一种制度准备,当具备了启动重审程序的条件时,则可以进入特定的司法运行程序,它的功能依然是对法官裁判权的监督与限制.

唐宋都有刑事案件重审程序的规定,《唐律》规定:“诸狱结竟,徒以上,各呼囚及其家属,具告罪名,仍取囚服辨;若不服者,听其自理,更为审详.违者,笞五十;死罪,杖一百.”31可见徒刑以上案件若囚犯本人表示不服,应按照程序变更司法机构审判.宋朝的“翻异”与“别勘”直接为有冤情、错判的案件提供重审程序的保障.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元符元年(1098 年)六月辛巳,“大辟或品官犯罪已结案,未录问,而罪人翻异,或其家属称冤者,听移司别推.若已录问而翻异称冤者,仍马递申提刑司审察.若事不可委本州者,差官别推.”32死刑犯或品官犯罪已经判决结案,仍可“翻异”“别推”.“翻异”:翻供;“别推”:重审,或称“别勘”.《宋刑统》载唐长庆元年敕节文:“应犯诸罪,临决称冤,已经三度断结,不在重推限.”33即临判决前犯罪嫌疑人喊冤,但此前曾经作出过三次审判的结论,“囚徒皆有伏款”,则不可以再度启动重审程序.

尽管如此,“翻异”与“别勘”确为罪囚提供了重要的救济机会,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否定法官初审或二审结果不公的作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囚人的申诉权,避免冤错滥行,从而加强了官吏司法的法律责任.这表明宋朝律典中重推制度更加严密,其更积极的意义还在于律文已接近近代狱法维护囚犯的权利的趋势.”34北宋时期有“三推”,南宋甚至出现“五推”.因此《宋会要辑稿》里有载:“州狱翻异,则提刑司差官推勘;提刑司复翻异,则以次至转运、提举、安抚司.本路所差既遍,则又差邻路.关涉之人愈多,则愈难一案推结.”35在不同的司法机关之间数度“翻异”与“别勘”,有利于避免冤错案件的发生.

宋太宗时有一典型案例,事涉多个司法机构及多名司法官吏,最终经过重审程序的运行改变了案件的审判结果:

雍熙元年(984 年),开封寡妇刘使婢诣府,诉其夫前室子王元吉毒己将死.右军巡推不得实,移左军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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掠治,元吉自诬伏.俄刘死.及府中虑囚,移司录司案问,颇得其侵诬之状,累月未决.府白于上,以其毒无显状,令免死,决徒.元吉妻张击登闻鼓称冤,帝召问张,尽得其状.立遣中使捕元推官吏,御史鞫问,乃刘有奸状,惭悸成疾,惧其子发觉而诬之.推官及左、右军巡使等削任降秩;医工诈称被毒,刘母弟欺隐王氏财物及推吏受赃者,并流海岛;余决罚有差.司录主吏赏缗钱,赐束帛.36

案件嫌疑人王元吉经推官审前讯囚,因考掠而被迫诬服,拟判死刑;后经司录司重审,案情大白.又经其妻张氏击登闻鼓直诉,皇帝亲自过问,方逮捕原审推官,削官职、降品秩,推吏受赃者处流刑,而司录司官则受到奖励.可见,宋朝通过重审制度的运行对冤假错案的纠谬发挥了重要作用,重审制度成为限制与监督法官裁判权的重要依据.北宋前期在 增设审刑院,负责对重大疑难案件的备案、复审和详议,最终仍交由皇帝作出裁决.《宋史·刑法志》载宋仁宗处理的一件著名冤案:仁宗听断,尤以忠厚为主.陇安县民诬平民五人为劫盗,尉悉执之,一人掠死,四人遂引服.其家辨于州,州不为理,悉论死.未几,秦州捕得真盗,陇州吏当坐法而会赦,帝怒,特贬知州孙济为雷州参军,余皆除名流岭南.赐钱粟五家,复其役三年,因下诏戒敕州县.37

案件本为一诬枉冤案.陇安县尉考掠囚徒,一人被拷致死,四人遂诬服.家人申辩于州,州不受理,并全部拟定死罪.幸得其后很快在秦州捕得真正盗匪,则陇州官吏应被追究枉法裁判责任,却巧遇朝廷赦免.此案最终上奏至仁宗裁决,皇帝震怒,将陇州知州贬黜,其余官吏处流刑岭南,又拨赐钱粮给五家平民,特下诏敕于州县.这是发生在地方州县的个别冤案,其纠谬程序竟启动了 层级——皇帝复审程序.仅就此案而言或许有偶然性因素,但是,古代司法体制将最高裁判权和复核权归 控制,针对地方法官所作的冤错案件审理结果,皇帝拥有最终的裁判权,这使冤错案件的纠谬机制又多了一重特殊保障,在当时更有其运行的合理性和权威性.

中国古代形成的法官裁判权限制原则,其在功能的设计或实际作用发挥方面都具有很强的理论价值,尽管从立法及其解释方面看常常为寥寥数语,但这些原则在古代司法实践中为降低冤错案件的发生率起到过重要的作用.中国古代形成的法律原则,以及对中国古代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无疑对当今司法制度的完善具有可资借鉴之处,这应是中国古代司法制度中难得的价值所在.

[ 参考文献 ]

1、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区分的实务继受——以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和裁判文书为分析对象 黄泷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系,北京102400) 在《物权法》颁布伊始,最高法院并没有严格按文义来理解《物权法》第15条,而是从中抽象出了“原因行为与物权变动”

2、民间融资中典当纠纷的裁判困境与司法路径内容民间融资中典当纠纷的司法裁判存在着一系列的困难与问题,背后的原因在于:典当行业立法规则供给不足、法理基础未予廓清、监管机构职能缺位。欲破解典当纠纷的司法困境,须从典当的本质这一逻辑原点出发。

3、竞技体育裁判员受贿行为司法认定与立法规制 (1.宝鸡文理学院 体育系,陕西 宝鸡 721013;2.西北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摘 要:从法律法规视角出发,对全国性的单项体育协会及裁判员身份的法律性质进行了分析。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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