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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士论文】关于审美与消费:金庸武侠小说在日本的接受(论文范文标题)

星级: ★★★★★ 期刊: 知名作者:吴双浏览量:2171 论文级别:经典本章主题:武侠小说和武侠原创论文: 5156论文网更新时间:10-30审核稿件编辑:Wordsworth本文版权归属:www.5156chinese.cn 分享次数:1540 评论次数: 1283

导读:本篇文章是武侠小说和武侠类的论文,提供给准备写作相关这方面大学生论文提纲的应届毕业生们提供参考阅读下载。

吴双

摘要:长久以来,日本对中国历史文化持有强烈的兴趣,然而,研究者向哭着重于关注主流精英层面的文化形态,对大众文化、通俗趣味的研究起步较晚.至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有日本学者注意到,以金庸为代表的中国新派武侠小说作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试图通过这一视点来认识中国文化的社会风俗和信仰心理,不失为解读基层机构中的民族性格以及心理架构的窗口.因为它不仅涉及到侠观念在文学中的具体表现,也牵扯到一个民族的 观念、宗教信仰、审美趣味等具体文化语境生成.本文拟从文化语境的生成的角度,了解侠观念在不同时空中如何源起、解读、消费及其背后的深层文化架构.

关键词:金庸;武侠小说;日本译介;海外接受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金庸以“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开创了中国新派武侠小说的新的一页,不仅树立了其在中国武侠小说史上的地位,且早已蜚声海外,先后在香港、东南亚等地,乃至整个华人世界中长盛不衰.这种兼及海内外均造成了轰动式的影响,可谓中国当代文坛富有传奇色彩的文化现象.冯其庸认为:“金庸是一种文化现象,金庸是不世出的奇才,面对着金庸及其文化现象而不能认识,这是莫大的遗憾.”①

然而,金庸在海外的影响力是否仅仅局限于唐人街的华人世界,他的作品在他国文化中是否可以被译介或具有阅读影响力?国内学者多持悲观意见,甚至有学者提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产,侠的概念,甚至找不到一种对外翻译的外语译词,即如刘若愚《中国之侠》一书提出中的‘Knight-errant’(游动的骑士)与‘underworld stalwarts’(下层社会中的壮士),都辞不达意.”的确,因为中国的武侠小说是极具民族特色的小说类型,无论是遣词造句还是叙事结构、主题内涵,都源自于东方式的思维模式,故而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缺乏了与之对话的话语体系,产生文化误读也是必然.然而,如

审美与消费:金庸武侠小说在日本的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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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我们将眼光放置于同属汉字文化圈的东邻日本,便不难发 庸小说译本所形成的共鸣,要远远胜于其英译本的命运走向.

一先声夺人的光影传神:香港功夫电影在日本的影响

与东南亚等地区首先以纸质文本的武侠小说为接受对象不同的是,日本大众首先接触到的却是光影传神的武侠电影.这一先声夺人的视觉刺激,为武侠小说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奠定了基础.

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大陆严禁武侠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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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武侠小说和武侠电影等)以来,武侠文艺的中心实则转至了香港地区.香港以商业经济为主导的社会环境,决定了商品的市场价值的主体地位,故而在香港,只要有市场空间的商品,就能大行其道.1928年,明星公司推出了张石川导演的神怪武侠片《火烧红莲寺》,风靡一时,开启了神怪武侠片的潮流.至1939年,《红衣侠女》(三兴公司)、《大侠甘凤池》(东方公司)、《大破白莲教》(新大陆公司)、《荒江女侠》(金城公司)、《七剑十三侠》(宝星公司)等作品风行于世.40年代后期,大中华影业公司聘请武侠电影元老王元龙出山拍摄了《儿女英雄》、《大侠复仇记》等影片.至50年代,香港娱乐界迎来了武侠电影的 .1957年,天一公司的邵氏兄弟中的六弟邵逸夫重组邵氏公司,毅然将武侠片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萌生了将中国传统武术技巧与西方的动作打斗相结合的方式来拍摄武侠片的想法.曾以笔名孙寒冰执笔武侠小说的张彻,出任了邵氏公司的编剧部主任,对武侠电影的拍摄方法进行了大胆的改革.

1964年,张彻执导的影片《虎侠歼仇》,即是融合了中国早期的神怪武侠、日本剑道、西部牛仔等元素的实验性黑白片.它打破了过去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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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舞台模式,强调画面的真实感与质感.1967年,另一部由张氏执导的《独臂刀王》,在影片中血腥与暴力、阳刚与雄 相辉映,恣肆呈现,成为张氏个人导演路线与香港功夫类型电影时代风格的奠基之作.除此之外,随着金庸、梁羽生等新派武侠作家的风靡天下,香港的文化市场上早已形成了浓厚的武侠文艺氛围.加上被誉为香港“彩色武侠世纪”开山之祖的胡金铨的全力推进,终于迎来了香港电影史上的武侠 .胡金铨的拍摄风格侧重于通俗趣味、感官刺激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其作品可谓“武中有文、侠中有禅”的电影美学的载体.胡氏奔放的想象力与旧式文人气质在他的电影里铺天盖地满目皆是.既素雅淡泊,却又苍劲奇伟;既有文化抱负和担当,亦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和直面命运的超脱,其电影美学考究堪称独步,对后世武侠电影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据陈墨先生《刀光侠影蒙太奇:中国武侠电影论》统计,仅1950年至1979年三十年间拍摄的武侠电影,粗略算也不下于2000部③,这一数据还不包括异军突起的武侠电视剧的数量.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继成龙、李连杰在欧洲和北美成为广为人知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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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明星之后,他们主演的电影在日本也掀起了“中国功夫”的热潮.人们竞相模仿他们的动作,甚至还出现了为数不少的中国功夫学校.1988年8月,日本举行了盛大的“胡金铨电影祭”,公映其拍摄的九部影片,并配合发行影碟.同时,胡金铨还亲自赴日参与了相关宣传、座谈活动.本次影展不仅使胡氏的作品在日本广为人知,还为他赢得了很高的人气,在日本观众中被誉为“香港的黑泽明”.笔者整理了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在日本上映过的香港电影发现,以功夫题材为主的电影不在少数:

稍加对比即能看出,日本和香港的上映时间间隔时间非常短,几乎可称得上是同期上映.比如由胡金铨所执导的《笑傲江湖》,在1991年5月登陆日本东京香港电影节之后,又分别于1994年、1995年连续公映了《笑傲江湖之二·东方不败》以及《东方不败·风云再起》,与香港上映时间仅间隔一年.第二,从上映的片源来看,以许鞍华、胡金铨、王晶等香港一流水平的导演作品为主,可以说代表了那个时代香港功夫电影的最高水平,至今在大众中仍有一定的影响力.第三,在日本上映时,为了让日本观众易于接受,出版方往往根据市场需求对原作品名作翻译,清一色采取了日本式的译名.比如1989年《书剑恩仇录》在日本东京电影节上映时,原作者金庸及其作品在日本还未见有名,而为了照顾日本观众对中国历史的兴趣,故将片名译作了《清朝皇帝》.这部电影的导演许鞍华是香港著名新浪潮的主持之一,1979年以《疯劫》一举成名.1989年根据金庸原著改编完成的同名电影《书剑恩仇录》是她的第六部作品.由于日本观众对于电影原作者金庸几乎毫无所知,对导演提出了诸多问题,引起了日本中国研究界学者的反思:“作为早已蜚声中外的华人作家金庸、张爱玲,在酷爱研究中国文化的日本居然处于无名状态,这不能不说是现代文学研究界的缺失”④.

由此可见,90年代以前的日本,虽然尚未正式引进金庸的武侠小说,但是根据其同名小说改编的武侠电影却以先声夺人的效果率先进入了日本大众的视野.香港功夫电影不仅成功地打人了日本的受众市场,而且作为中国武侠小说传播的先声,为小说的译介和传播奠定了直观的印象和接受的基础.

二金庸武侠小说在日本的译介策略

(一)媒体及精英译介团体的合力

金庸小说的价值在日本市场得以开掘,首先得益于日本一家综合实力力雄厚的出版社的市场调查及商业眼光——那就是一举买断金庸小说所有版权的德间书店.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金庸的作品在香港及海外一直高居畅销榜榜首.1996年,台湾远流出版公司的调查报告显示,单是1985年到1995年,金庸作品在台湾就发行了四百七十万册以上.如果加上早年的盗版及以后的远景版,发行量有上千万册⑤.同时,金庸的小说也早已被译成多国文字流传海外.据首尔信永出版社统计,韩国有十二家出版社盗译了金庸作品,其中还有不少是一流的出版社.据不完全统计,仅《射雕英雄传》的韩文版《小说英雄门》,1986年初版以来,到1996年为止共有四版五十刷.檀国大学的成宜济教授的解说,在学术界也引起了足够的重视.东南亚国家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出版了金庸小说的越南文、泰文、印尼文、柬埔寨文、马来文等版本,以后又有新加坡、马来西亚的中文简体字本.

然而,相较于东亚其他国家的传播,金庸小说在日本的传播起步较晚,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几乎毫无知名度可言.除了1990年,北九州大学的华裔中国小说专家叶言材发表了《武侠作家金庸》、《关于武侠与武侠小说》两篇文章,1993年,冈崎由美在美国召开的“金庸小说与20世纪的中国文学”学会上,发表了题为《武侠与20世纪初叶的日本惊险小说》(武侠匕20世纪初头日本惊险小说)主题论文以外,极少见到专门的研究,对其作品在华人世界的影响力与价值也知之甚少.依据大量的市场调查信息以及对金庸小说本身文学价值的评断,1994年,德间书店毅然决定斥巨资一举买断金庸武侠小说所有版权,开始大规模译介金庸全集.同年,德间书店社长德间康快亲邀金庸赴日签订了版权合约,并进行了一系列的宣介活动,为译文造势.

最为关键的是,德间书店为译介金庸小说而组织了一批强大的翻译团队,他们多是专门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高校教师(早稻田大学冈崎由美教授、土屋文子、京都大学金文京教授)以及精通中文的专业译者(小岛早依、小岛瑞纪、林久之、阿部敦子、松田京子等).其中,专修中国古典文学的冈崎由美氏担任了总监修,所有的译作都经由其反复修正,历时七年的时间,对金庸小说全集(长篇12部,中篇2部,短篇1部)进行了精译.在媒体、学界、出版界的共同打造下,1990年代中期,终于在日本文坛上掀起了第一股中华武侠热的浪潮.

与世界各国的金庸小说出版物相比,日语版金庸小说的翻译质量和版面设计都堪称精美,不仅采用了高品质的纸张,还聘请了香港著名漫画家李志清为其精心设计封面及插绘,并绘制了大量人物关系图表等形象说明,对主要人物基本用语也详细地说明,一册平均售价在六、七百日元左右.同时,首版《书剑恩仇录》出版之际,德间书店还掷重金购置了日本地铁“丸之内线”的整节车厢广告席位.丸之内线是日本地铁的黄金线路,途经新宿、国会议事堂前、银座、东京车站等重要经济商圈和交通换乘要道.在该线路的电车的重要广告席位刊登《书剑恩仇录》出版广告,可想而知,金庸之名当然不胫而走.在日本出版界翻译介绍的外国作家作品中,积聚了如此多的精英团队来译介,在宣传上斥重金出专著来推介,在日本还为数少见.

(二)导读指南及漫画插绘的双管齐下

为配合金庸小说全集的出版以及加深日本读者对中国武侠文化的了解,德间书店与译者群体一起推出了系列导读性入门丛书.日文的漫画版金庸小说也同期出版,可谓双管齐下.1996年8月,冈崎由美担任监修的《武侠小说的巨人:金庸的世界》(德间书店)出版,是为导读性武侠丛书的先驱.开篇收录了金庸为日本读者所撰写的《致日本的读者诸氏》一文,以及冈崎由美氏所作之序《欢迎来到中华传奇世界》、东京大学藤井省三教授《金庸》、时代小说家田中芳树《金庸作品翻译出版的意义》.正文分为三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金庸的介绍;第二部分展现“金庸小说的魅力”;第三部分主攻“金庸作品的媒介制霸”.其作者来自于先期译者、香港漫画家、日本出版界人士等,他们既作为日本金庸小说的先期读者,又作为金庸小说的推广者,从各个角度撰写了不同的文字,来解读金庸小说和中国武侠文化.

(三)译介的连续性与完整性

一部小说系列在向海外读者译介时,其时间间隔的紧凑性和连续性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读者的审美期待在连续的时间中会激起更为浓厚的兴趣,相反,则会逐渐消磨消失殆尽.金庸武侠小说在西方世界的翻译遭遇鸿沟,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出版时间间隔时间太长.比如1997年《鹿鼎记》译出第一册,第三册的出版却一直等到了2002年.对于真正期待阅读全文的读者来说,这样的等待可谓一种煎熬.这种零星的出版,很难给读者一整体完整的印象.与之相反,这种状况在日译本金庸小说出版时就得到了非常大的改观.从1996年开始到2004年,金庸小说全集连续出版.例如《书剑恩仇录》四卷本,在1996年10月至1997年1月,分月出版,每集出版时间仅间隔1个月,1997年出版《侠客行》三卷本也是间月出版一册.这种集中短时间内出版完整系列图书的做法,有利于保持读者阅读的连续性,也会使其阅读兴趣更加浓厚.金庸小说从叙事策略上看本来就具有很强的连贯性,这样的系列全集翻译有一气呵成之感.

(四)适用方言及喜感营造

在金庸作品中,由于角色年龄、身份、性格的不同,其语言风格也大相径庭.如何在语言对话中还原原作人物身份,使海外读者既能从不同人物的语言中感受到其性格魅力,又不脱离接受语境的话语体系,对翻译者来说是一大挑战.与汉语在不同地域的方言会呈现出不同的语感一样,在日语中,不同地域的方言在语言的表现力及语感方面亦各有特色.相对于以东京腔为主流的普通话来说,大阪地区的关西话方言以极具幽默感而著称,东北方言亦有乡土、诙谐之感.金庸小说的翻译者正是在翻译这些武侠小说中的人物对白时,成功运用各地方言的喜感,在日本读者中引起了极大共鸣.比如老顽童周伯通的对话,在原著中本来诙谐幽默,不分尊长.如果用标准的东京普通话来表现的话,难免显得刻板而上下分明(日语中的敬语限制,对不同的说话对象有严格的等级划分).而要逾越这一尊卑的界限,又要增加幽默感的话,最适合的表达则非关西大阪话莫属.

(五)武侠关键词的诠释

中国武侠小说带有极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对于初次接触中国武侠小说的海外读者来说,直观生动的解说对其阅读兴趣的生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帮助日本读者进一步深入地理解中华武侠世界的原理及思想内涵,每一册日译版的武侠小说中都附有译者精心撰写的“武侠关键词”及“中华武器图解”.针对日本读者理解困难的部分,用日本历史社会中相对应的人物职业及文化现象,作出了简明易懂的解释.例如社会类关键词主要有:江湖、武林、镖局、镖头、帮会;武术用语如:轻功、外功、内功、点穴、剑诀、掌法、内伤、暗器等.

这些都是武侠小说中经常出现,且日语中没有相一致的汉字词汇的专门用语.由于极具时代特色,又是理解武侠小说内涵的关键,故而日文译者在翻译小说时采取了“直译”的手法,然后再用日本历史知识来作对应的解释,帮助读者想象理解.如“江湖”,译者解释说:“语源出自长江、洞庭湖,代表着与‘官’相对立的‘野’,含有‘民间’之意.一般意义上.相当于旅役者、大道武艺者、易者、药贩、香具师等人物所构成的社会.对武侠小说来说,强调的就是在野的英雄好汉与侠客的世界”.这里所用的“旅役者”、“大道武艺者”、“易者”、“药贩”、“香具师”等,都是日本江户时代底层社会常见的人物代表.用他们来比拟中国武侠小说中所谓的“江湖”,能让读者在熟悉的历史场景中找到相类似的对应概念.

又如“镖局”.虽然日本历史上没有“镖局”一说,但是有一种叫做“用心棒”(Youjinbou)的人物,实际就是受雇于人,在日常生活中充当保镖的角色.用他们的行为来解释镖局的含义,有利于帮助日本读者理解.还有“香具师”虽然也是日语独有的一个词汇,但是在中文意义上,就相当于“路旁叫卖商品或表演杂耍的小贩或江湖艺人”.如此一来,中日两国历史文化中,相类似的民间话语体系就形成相互观照,对于阅读体验共感的生成与阐释,无疑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此外,武侠小说的最大特色还在于建构了让人眼花缭乱的武功秘籍,充满诗意的写意.对于英语翻译武侠小说来说,异常困难的“武功秘籍”,日译版也采取了直译的方法,如“九阴真经”、“黯然销魂掌”、“玉箫剑法”、“玉女心经”等都直书其名.其好处在于,既保留了原文的韵味及异域特色,让读者存有一定的想象空间,又对应了日本的历史文化传统,让读者便于理解,符合了日本读者的审美习惯.

三、 日本的金庸小说现象之意义

金庸小说的文化价值被认同是促使这一研究起步的关键因素.金庸小说在日本译介以后,相关研究纷纷出炉,金庸研究成为日本学界为人瞩目的一个新议题,从电视讲座,大学课堂,到学术研讨会的举办,其影响力延伸到大众传播的多项领域.近年来,与金庸相关的研究书籍,论文在日本大量出版,甚至开始出现以金庸为研究对象的硕博士论文.从武侠小说的基础常识、思想内核等方面为日本读者进行详细地导人性讲解.如1996年与日语版金庸小说同时出版的《武侠小说巨人金庸世界》(德间书店),1998年《武侠小说指南》(德间书店).土屋文子在《武侠小说的世界观》一文中,围绕“江湖”、“绿林”、“门派”、“帮会”、“魔教”、“名门正派”、“白道·黑道”、“侠与民族意识”等关键词对中华武侠世界作了较为详尽的描述,目的是为了让日本读者更能亲近中华武侠小说的思想内核.1990年,北九州大学的华裔中国小说专家叶言材发表了《武侠作家金庸》、《关于武侠与武侠小说》(武侠匕武侠小说两篇文章,向日本读者介绍金庸.

1993年,冈崎由美在美国召开的“金庸小说与20世纪的中国文学”学会上,发表了题为《武侠与20世纪初叶的日本惊险小说》(《武侠20世纪初头日本惊险小说》主题论文,2000年,又在北京举行的“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上,作了《金庸作品与日本武侠小说》的大会发言.2001年,神奈川大学召开“探索金庸小说的魅力”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中日学者们围绕金庸武侠小说为中心,分别从“金庸作品的背景”、“金庸作品的主题”、“金庸作品的魅力”等角度,发表论文进行了广泛而深入地探讨.大会论文于2002一年9月由神奈川大学出版社结集发行,题为《金庸的世界与中国》.2003年5月,《历史与文学的境界:以金庸的武侠小说为中心》论文集出版,收录了金文京教授(京都大学)、冈崎由美教授(早稻田大学)等学者的论文.另外,2001年,加藤浩志在《世界文学》(《世界文学》,2001年8月号)上,发表论文《金庸:香港武侠小说与电影》(《金庸:香港武侠小说匕映画》).

随着金庸在日本的知名度的扩大,岩波书店1999年出版的《现代中国事典》中,特增加“金庸”一项词条(执笔者:京都造型艺术大学盐见敦郎).除了金庸小说的日文版翻译以外,池田大作所作的《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旭日世纪老求幻》),可谓日本人从另一个角度对金庸进行阐释.身为创价学会会长的池田大作,本人即金庸小说迷.1996年授予金庸“创价大学名誉博士号”及“世界和平维持贡献奖”.该著作,收集了1995年至1997年,池田与金庸的座谈会、书信,围绕佛教理论、文史哲学、日中关系、香港的未来、武侠小说等一系列话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2002年1月开始,NHK电视台以《射雕英雄传》的中国语版为教材,播放了为期三个月的“中国语讲座”(讲师:冈崎由美),金庸先生本人也接受了该节目组的电视采访.随着讲座节目收视率的增加,“金庸热”在日本也进一步升温.现在,在日本不少大学的中国文学或中国历史课程中,加入以金庸小说为主题的讲义或阅读资料,更多深入性研究有待进一步展开.

不管怎么说,对于金庸现象的研究仍是学术界的一大盲点.因为研究者向来着重于关注主流精英层面的文化形态,其对象集中在古典诗词、正统文学.当我们对一国文化进行研究和认识时,如若仅仅停驻于主流精英文化层面,而不深入体察底层民间信仰、民俗习惯,这样的研究则难免落人空泛的说理,很难触探到实质性的内容.即如徐复观先生在《中国文化的层级性》当中所指出的那样:“不了解中国文化的层级性,也很难接触到中国的文化.”所谓的层级性,即指文化的表现,有可能呈现出不同的横断面,即有我们视之为“正统”的“精英文化”,也有体现民俗风习的“基层文化”.而这两个横断面之间,存在着背反的性质抑或是微妙的贯通关系.至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有日本学者注意到,以大众喜闻乐见的侠文化为视点出发,来认识一国文化的社会风俗和信仰心理,不失为解读其基层机构中的民族性格以及心理架构的窗口.因为它不仅涉及到侠观念在文学中的具体表现,也牵扯到一个民族的 观念、宗教信仰、审美趣味等具体文化语境生成.因而,只有从文化语境的生成的角度,才能了解侠观念在不同时空中如何源起、解读、消费及其背后的深层文化架构.

[ 参考文献 ]

1、武侠片需要侠义精神——《卧虎藏龙:青冥宝剑》导演访 时间:2016年1月9日晚 地点:北京柏悦酒店 受访者:袁和平(《卧虎藏龙:青冥宝剑》导演,著名武术指导)采访者:陈骁(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2014级博士研究生) 一、故事及侠

2、铁打的武侠,流水的江湖——以徐克为例2008年以后武侠电影的“救市”行为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100000)摘 要:徐克导演对于魔幻电影的推动、对于“新瓶装旧酒”创作手段的延续、对于新3D等技术手段的大胆尝试与其传统“侠”观念的微调,使得其电影在武侠片整体式微的情况下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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