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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士论文】浅议交错时空中的精神坚守——李杭育在《公猪案》中回归的“寻根”叙事(论文参考资料)

星级: ★★★★★ 期刊: 国家级期刊作者:王东浏览量:4736 论文级别:优质本章主题:公猪和历史原创论文: 5156论文网更新时间:01-06审核稿件编辑:Clement本文版权归属:www.5156chinese.cn 分享次数:4782 评论次数: 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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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

摘要

此篇交错时空中的精神坚守——李杭育在《公猪案》中回归的“寻根”叙事原创地址:

:李杭育作为“回归”的“寻根文学”代表人物,于2015年末推出新作《公猪案》,以交错时空中不变的人与猪的故事,探讨了“人性”与“猪性”在历史中的“异构同质”,从而阐发了人类社会匮乏对于恶力量抗争的批判性主旨,不仅仍可以看做是作者对“寻根文学”所代表的新时期之启蒙主义的一种遵循与坚守,也因其打破传统、交错时空的叙事方法,带来了现代主义小说在大众文化背景下对于文学叙事技巧的新探索.

 

关键词:李杭育;《公猪案》;回归;寻根叙事

曾有人不无遗憾地指出,“寻根文学”式微的原因在于从它诞生那天起便染上了中国文学遗传下来的“载道病”,而其先天的畸形又使它担不起这一“生命中无法承担之重”,所以“寻根文学以汹猛的势头涌向文坛,却以最平静的姿态隐遁而去,给文坛留下了一连患的向号和87年的疲软、88年的空白”①.但即便如此,或者不管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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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如何不断从“文化的转向”、“知青经历”等②来解析并批评“寻根文学”快速的潮起潮落,它在当代文学史建构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却是不容忽视的.甚至可以说,正是“寻根文学”标志并完成了当代中国文学从“伤痕”、“反思”、“改革”等外向型宏观叙事向主题、题材等文学本质性命题的内向调整与转化,标识并实现了当代中国文学走出文学意识形态藩篱桎梏而进入个人化历史文化体验的实验性复归.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说,作为“寻根文学”当年代表人物之一的李杭育,在避开小说创作20载之后及可以作为纪念的“寻根文学”三十年之际突然现身,说大一点,显然也是具有特殊的文本和文学史意义的.

 

李杭育的新作《公猪案》,写的是在清朝咸丰十年(1860年)、土改时期和2010年的乡间田野中,以近乎轮回宿命的形式发生的一出公猪发狂夺命血案,以不同的时代、相同的事件以及本质上的无差别性,彰显了李杭育在这20年中对于中国历史、苦难乡村、民间文化的认识“深化”,并使他笔下的“游侠”公猪也和它旺盛的繁殖能力一样,注定要在历史与现实、乡野与战场,展开漫无边际的生命行走,从而成为一个文化的幽灵和象征符号,游荡在中国乡村历史的画卷之中.借此,当然也就可以让我们展开对“回归”意义上的文学“寻根”的一种探讨,即“寻根文学”的新时期启蒙主义是否在延续或变形?文学“寻根”所寻找的文化之根是否有了新的依据与落脚点?

无论李杭育试图传达怎样的文化理念,《公猪案》的“故事”都将是最为引人瞩目的,而极强的叙事设计与其背后强烈的“寓言性”和“目的性”的完美结合,给予文本以巨大而特殊的叙事魅力.同对,这个李杭育自陈酝酿几年之久的故事,尽管有着明确的历史时间和故事背景,但所谓的“公猪血案”,还是在作者层层缠绕的叙述中变得枝蔓繁杂而又互相勾连,所以我们也只能像文本所提供的思路一样,从民间法官楼法官调查2010年3月的公猪伤人案件人手,通过对史料的猜想,以对青芝坞进行走访为线索,来观察和理解三段“猪与人”的故事,

故事一的维度建构在历史视阈,文本发生在清咸丰十年,也就是1860年.这个年份最重大的历史史实是咸丰十年闰三月十六日的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围魏救赵”战例,而这场战斗发生在杭州郊外,所以第一个故事中的主人公来福正赶着公猪旺财去青芝坞,因为那里正是江南大营为解决士兵吃饭问题而设立的三千猪舍.恰恰在此时,旺财遭遇了曹监舍滥杀囚犯事件,而张屠户正是曹监舍请来的刽子手之一,因此当张屠户靠近旺财时,旺财突然上前从张屠户身上一块一块地咬下肉来,最后咬住张屠户脖子致其死亡.来福就这样摊上了官司,被打50军棍,赔偿50两银子,而旺财未受到任何惩罚,仍然在江南大营为母猪配种,来福也由此结识储什长和蒙古兵那日达,以及养猪场官胡把总.在“长毛”(太平军)攻陷江南大营时,来福和旺财走散.旺财凭借自身彪悍健壮、好勇斗狠,很快成为流窜猪的头领,并在奔袭中加入了野猪力量,最后顺利返回来福家中.但由于两千头猪的四处流窜,使大南庄村民将“猪瘟”与旺财的吊诡行为联系在一起,最终旺财及母猪珍珍死在了村民的棍棒中.

故事二的来福与旺财其实是叙述者重点讲述、却在楼法官的表述中明显被排除了的故事,原因是“题材太敏感了,他恐怕写不了文章”,然而无论他怎么躲避,他还是“被东穆乡人牵着走了”④,以至于在楼法官调查时,所有的村民都会不由自主的拐到第二个来福的故事里,因为在这个第二个来福身上的故事显然更具有民间趣味.第二个来福与第一个故事的储什长同姓,是财主储宝兴唯一的男孩,家中八个其余都是女子.储宝兴领儿子储来福来到青楼“采月楼”,让一个叫月秀的 带儿子领略了男女之事,未曾想储来福就此迷恋上了月秀并常住青楼,童养媳梨花在愤恨中和与第一个故事中曹监舍同姓的伙计曹得标有了私情,却被储宝兴以毁坏家门名誉的罪名嫁给连升,后来生下儿子才庆.而曹得标在得势归来后,很快就借土改清算的名义 毙了连升.而在才庆撞破曹得标和母亲梨花的奸情时,旺财从曹得标的身上受到气息的刺激而发狂咬住曹得标脖子,被民兵阿尧开 打死,来福也因此昏死过去.

故事三指向现实.这个现世发生的来福与旺财的故事最为简略,这个来福姓胡,在东穆乡正在与曹村长竞争参与村委会的选举,但是他养的公猪旺财却突然在取精过程中咬死了屠户储大,最后尽管胡来福与猪感情深厚,最后不得不卖房子赔偿并对旺财实行了安乐死.

在历史与现世间,三个故事由于人物姓名的承接、事件内容的重复和细节的高度同一,而使整体阅读具有了一种循环感.这种故事情节不同但结构却趋同的模式,类似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家族命运的循环往复,其一百五十年的历史具有质上的一致,即平民永远贫困而弱势,永远依靠着最原始的方式谋生,就像三个时期的来福全都依靠旺财配种来维持最低的生存,而当权者则永远残忍而善于玩弄权谋一样:清咸丰十年的曹监舍提议用处决的俘虏人肉喂猪,土改时的曹德标曹主席为报夺妻之仇处决连升,当下的曹村长为赢得选举雇佣漂亮女孩子送红包.公猪旺财则永远是一种自由自在、依靠兽性率性而活的存在,它魁梧彪悍、呲嘴獠牙、两个雄壮的卵蛋突起,游荡在乡间田野撒播着生命的种子.这不由让人想起了鲁迅《在酒楼上》对中国历史的象征,“像一个小飞虫,飞一圈又落回原地”,而历史这种毫无变化的惊人的相似性,实际是在“寓言”着这种历史循环的残酷性,特别是放在当下文化语境中,显然就有了一种严厉的批判意味.

故事关系及其所映射出的寓言效能如果用格雷马斯的矩阵来表示,则可能会更加一目了然些:

代表民间身份的是草民来福和它的公猪旺财,而与它截然对立甚至最后被咬死的,在三个时代分别是张屠户及其杀人指示者曹监舍、土改时曹得标、当下的储屠户和其后的深刻动因曹村长,楼法官则是作为法律的代表监督和惩罚了来福、旺财.然而文本中我们看不到任何对于反X因素即非正义方的反抗性因素,所以从这一角度上说,对于历史中恶的反抗力量的缺席也是文本所要揭示的一个目的.

如众所知,20世纪初叶现代主义小说异军突起,以乔伊斯、普鲁斯特为代表的小说创作打破了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书写定规,大量运用时空倒置、时空交叉等手法,使文本呈现出碎片化、拼贴化的美学效果,进而也使传统的时间线性逻辑不再成为文本结构重心,文本结构中的空间并置成为现代小说情有独钟的美学喜好.后来美国批评家约瑟夫·弗兰克提出文学空间形式的概念,初步系统确立了以研究文学空间形式为主要对象的理论范式,并阐述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的概念和批评方法.他以为“空间形式”是“与造型艺术所出现的发展相对应的文学补充物.二者都试图克服包含在其结构中的时间因素”,并在对一些现代主义文本的具体解读中,指出现代小说就是通过采用并置、主题重复、多重故事等手段取得了和造型艺术相似的空间效果,从而达到知觉的同时性.同时他还强调,文学空间效果的最终实现必须有读者的心理参预共同实现,读者是运用“反应参照”的办法把事实和推想、暗示拼合在一起,将独立于时间顺序之外又彼此关联的各个片断在空间中融接来重构小说⑤.

显然李杭育的这部《公猪案》就是用一个简单的空间形

交错时空中的精神坚守——李杭育在《公猪案》中回归的“寻根”叙事
公猪和历史论文致谢

式实现了这种具有“重构”意味的审美效果,这不仅是因为其三个故事都具有直接目的并由此让小说有了一种功利色彩,主要还是因为在实际阅读中我们感觉更多的是李杭育将三个历史时空并置叙述时产生的神奇美学效果.作者一直在历史的“青芝坞”空间里,而在不同的历史时间中,文本线索多头并进、现在进行时态的叙事风格让故事呈现碎片化特色,而这一切在小说开头又直接交代为人名与猪名的混淆、故事地点的虚幻性、以及讲述者的不可靠性,这一切都使本来明晰的“线性”历史脉络变得模糊不清,从而取得了颠覆、重建的叙事可能.

 

“书写在场的历史,是以叙事空间的转换和过渡作为契机的.人物的行动连接了一个空间到另一个空间的过渡.而同一个体的同一句话或者同一次行动,即便还处于行进的状态之中,也会因为空间的陡然转换而引起存在方式的变化,甚至是意义的悖反.这样,遵从古典主义的历史线性叙述就会在对空间的穿越和间歇中发生阶段性的意义扭曲.”⑥土改时期的储来福就这样在空间碎片化中变得有几分“魔幻”色彩:他从小就是“傻的”,和常人一直有着不一样的处世观念,尽管在青楼开了人事,但他的举动仍然被世人不能理解.家产他全都分给了八个姐姐,自己不名一文,靠从伙计连升那里学到的养猪的本事,只能但他却乐于在乡野中赶猪配种,享受一种自由的生活.他生活极其穷困,却对公猪旺财有知己之感,所有的心事都说给猪听,甚至给猪准备了高档的洗澡设备.

同时储来福又有“梦游”的毛病,甚至经常借此感应到自己的前世今生.他在预感旺财要咬死曹得标时,“恍恍惚惚的,他看见村街上有个背景很像他的男人走在他前面,肩上扛着一根竹竿,顶上吊着一个看上去像是公猪 的东西”,而这正是清朝来福在公猪旺财死后的样态.所以储来福第一次见到旺财就和连升说,他似乎想起来在哪里见过旺财,他还详细地描述出旺财在2010年的样子,并预见到楼法官的存在.于是储来福的“傻”在这里有了一个深有内涵的象征:一种通灵、宿命的神秘链接,小人物的白日梦打破了历史的界限和时间的障碍,进而进行了命运相似性的无缝对接,从而实现了对历史的个人化修辞.

李杭育自己曾说,“写这部《公猪案》,我不怎么守规矩,甚至还‘偷懒’,‘耍赖’.把三个时代的三个猪倌都取名为来福,即有获得紧凑和凝聚力的用意,实在也很偷懒.还有,某种场面我不愿意写,觉得写出来也没啥意思,我就耍赖了,让主人公替我去梦游了.所以我说这是我写过的最自由的小说.不被陈规框住,你就自由了.”这实际上是作者一种特殊的“凌驾”,即凌驾于文本之上,凌驾于小说原来规则之上,使这部作品的三个故事叙事宛如三次蜻蜒点水,仅从单纯的事件中便获得了叙述的趣味和动力,历史重大事件和现场都被忽略了.不过这三次点水又不是凭空来去,而是从时空编排、历史现实中有意识地营造并获得了一种轻灵的叙述姿态,以及让读者仍然一目了然的寓言特色.

可以显见的是,李杭育在文本中坚定地秉持着民间立场,呈现出一种历经苦难而九死不悔的坚守精神,虽然他自己后来回忆起来时有所检讨,“我当时十分醉心南方民间话语,包括民俗、民谣、民间故事传说等等,很注重搜集这方面的资料.为此目的我甚至还加入了浙江民俗研究会……如今回想起来,我那时醉心于民间话语有些过头了”,但是无论如何,在当年的潮流语境中,他还是因“葛川江”系列的民间文化及其话语获得了“寻根作家”的身份和文化认同:“用杭育自己的话讲,他追求表现的是宽泛意义的葛川江文化,我以为,这‘文化’两字用得极好,他笔下的葛川江自然风光和这一流域的民俗民风、打渔佬的生产方式和处世方式,都体现了酣醇如酒的地区风味.因此,作者笔下的‘世界’没有停留在用风光之秀丽去简单地映衬,甚至淹没这里人民生活的历史长河和当今世态.”

从这个意义上讲,李杭育笔下的地域特色是深刻而非肤浅的.”的确,当年无论是《葛川江上人家》、《最后一个渔佬儿》,还是《沙灶遗风》,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厚浓重的村寨渔佬们的民间滋味儿.尽管有人认为这种地域文化、民间立场是对李杭育成功的一种误读,并由此解释李杭育后来其它作品如《八百年一场风》、《老人与八哥》、《男人与狗》等并不成功的原因在于其当年原本便是“社会心理情结”的成功而非地域文化的成功,但对于李杭育本人来说,民间的立场应该是并未就此轻易放弃,而这点似乎又在二十年后的《公猪案》中得到了印证和发展.

《公猪案》是一个张扬民间底层并以此逃脱社会政治与历史经验藩篱的文本.首先,作品立足底层生活,从生存角度描写人和动物的依存关系.李杭育自己强调,“《公猪案》这个小说的意义的着眼点在于人与动物互相依存的情感.”的确,读这部小说最让人感动的就是来福与旺财、人与猪之间相濡以沫的情感.来福在三个时段都能感同身受体会旺财的细微的感官体验,体会着旺财的愤怒和情绪变化,并将旺财的舒适当作自己的追求,从而形成了一种在苦难中底层生存的真实写照.其实,人与猪早就构成了中国自古以来的谋生关系,如“家”字最初的寓意那样,有了猪的棚顶的地方才意味着你的生存得到了保障,因此人与猪之间的互相帮扶、情感互通就成为了必然.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战火硝烟和恐惧甲,旺财仍然驱赶其他猪群,踏过死尸遍地的战场,以惊人的智慧和谋略重新回到主人身边,而在阿标 杀旺财时,储来福感觉“脑袋也像是挨了一 ,他天旋地转,慢慢跪下,瘫倒在地,感觉自己也正在死去”.

清朝的来福也一样,他在旺财被乱棒打死后,把旺财的 割下来挂在竹竿头上游荡四野并“念念有词”,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的反抗和心灵的救赎,并借这种温情在人与猪之间的流淌,构成了强大的道德高地.于是在《公猪案》中,人类社会的历史主义在这里成为了正义力量的反义词,因为它仅仅是强权的代表,在公史、乡志的官方语境中忽略和扭曲了小人物的辛酸与哀痛,生命与时间.

如同楼法官开篇就迷失在“青芝坞”,而“青芝坞”已经彻底被历史、现代化所遗忘,淹没在地图中,像中了魔咒一样疯长植物,动物则惊惊怪怪、惶恐不安.现代化进程将改变乡村图景,强权与利欲构建的现实社会甚至有时还会变成一个“人吃猪,猪吃人”的世界.在对曹监舍用俘虏肉喂猪的场景中,那日达说,“猪吃了很凶残的人,猪也会变得凶残起来.接着人又把这样的猪吃了,也是吃啥补啥,人就会变得更凶残,更血腥,然后去杀更多的人……朝廷和长毛开了这个头,往后中国人杀中国人,杀来杀去有的杀了!还有猪这边,它们吃人肉吃上瘾了,也开始杀人,满大街追着人跑,逮着谁吃谁……”人类社会的历史因此也变成了“人肉的宴席”.

民间立场在《公猪案》中还体现为一种原始 的张扬.旺财与珍珍,来福与月秀、梨花,曹得标与梨花,楼法官眼中、耳中的老年月秀与梨花……这些错纵复杂的关系基本上都是一种感官性关系.李杭育并不描述在底层苦难中相濡以沫的深情,而仅仅把“情”停留在官能刺激上.公猪旺财作为配种猪,几乎附近村庄都是它的子孙,而它对珍珍的喜欢是因为它的“忠实与顺从”,月秀则迷恋来福的相貌,并由此引发了“不属于 身份”的占有欲,但是储来福并没有因此娶月秀,甚至在旺财配种后仍然公事公办地要了“四个鸡蛋”的报酬;曹得标“发迹”的动因并不是对储老爷的报复,也看不出他对梨花有什么深情,否则也不会仅因为他撞破了自己和梨花的“好事”便殴打自己阔别已久的儿子才庆;月秀和梨花直到年老依然对对方耿耿于怀,但是又在岁月中达到了某种和解和默契.就像《公猪案》中配的插图都是有关生命起源的抽象变形一样,这些设置都在表现着底层人们如何像“猪”一样存活,充满了动物性冲动和最原始的对于雄性、对于“力比多”的崇拜.

当然也要注意,由于对民间立场的过于迷恋、对于人性与猪性统一性的抒发,文本有时呈现了较为粗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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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处理方式和一些过于 化的表达方式,比如楼法官走神于年老的月秀和梨花讨论男人的片段,以及妓院在被长毛攻陷前女同性恋情节,虽然这些都服务于民间 张扬、自由自在的主题,也可以理解为陈思和所说的那种“ 性的精华和封建性的糟粕交杂在一起”所构成的民间特有的“藏污纳垢”,但仍然不能避免陷入雄性崇拜、男权中心思想和物化女性的片面中,一味流于感性倾泻,其片段叙事的能指和象征都未能形成真正的意味.

 

时隔二十年之后的“回归”,显然使李杭育原本鲜明的“寻根”形象有了不同的内涵和表现,如果不是过分狭隘的话,甚至还可以说是一些不小的进步.比如叙事技巧的提升与新变:文本从三个“故事”的叙事中,清晰而准确地进行历史脉络的辨认、人物的辨认和事件的辨认,显示出李杭育十分娴熟的文本掌控能力.这恐怕还得益于他一直在从事的戏剧编导工作,因为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李杭育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电视纪录片写作,像 电视台《吴越春秋》、《一个人和一个城市·柳风桂雨下》等,包括电影《大汉雄风》、《盛唐气象》等,他都是撰稿人,并且担纲了《江南旧事》、《郑和下西洋》等一大批地方台纪录片的工作.

李杭育自己解释二十年不写小说的原因是没想好该怎样讲那些故事,也不愿意把写作当成一件苦差事,“但是这20年他也没闲着,除了不写小说,他却写了许多别的东西,大量的散文、随笔、各种纪录片的解说词、相当于乐评的《唱片经典》,还有杂志的卷首语,还有给领导打报告,甚至还有为去世的朋友写的追悼词.‘可以说,除了诗歌,几乎所有的文体我都尝试过了.十八般武艺在手,我便有了自信.’除了写作之外,从2008年开始,李杭育又开始涉猎绘画领域,而他在绘画上的灵感多是来自于性以及所有让他觉得有生命感的东西.”@或者可以说,正是这些小说创作之外的写作,反而给了他以多重体裁表现的训练.

就像《公猪案》一样,其具有戏剧结构意味的叙事法使得三段故事如同三幕大戏,不仅时间、空间、人物高度统一,同时又“技术”地处理了人物之间的对应、细节的呼应和情节的循环等问题.当然,戏剧化的表现形式可能会带来人物符号化、偏重口语对话与人物行动描写,以及只能突出有亮色、矛盾集中的情节特征等问题,而趋于完美的技术化要求则又规定着故事中的人物必须有所交代,于是,文本中便不得不出现了三个故事是按照“开端、发展、 、结局”的戏剧化经典结构“并置”的情况.这也就让我们鲜明看到,李杭育“回归”的小说叙事,实际是在文学叙事与影视叙事的交叉中进行着求变的探索,尽管其中不乏斧凿的痕迹,但借用影视叙事技巧以提高文学叙事功能的尝试却是值得肯定的.

当年从“寻根文学”的队伍中走出去,现在又在“寻根”的意义上走回来,新作《公猪案》既显示出了李杭育已有深刻变化的文化观念,同时也呈现出了他始终不变的文化“寻根”情结.在小说中李杭育还插入了很多自己的绘画作品,这些作品用色鲜艳夺目、冲突对撞强烈,主体则都是对于人类起源之卵子、精子,女性子宫、男性 在生命诞生之初的抽象变形等等,不仅在视觉上形成了文学叙事之外的映像文化冲击,同时还更鲜明地呈现出他那种已从地域文化发掘走向生命起源、生命力探寻的文化观念.此外,文本中也有着太多对于性“力比多”的推崇,对于自然繁殖力的热情歌颂,即对于生命生生不息、神迷而多情的赞颂.

显然,这种向民间文化形态的“回归”在骨子里和当年的“寻根文学”是一脉相承的,和李杭育当年关于“寻根”的主张也是几乎一致的:“我以为我们民族文化之精华,更多地保留在中原规范之外.规范的、传统的‘根’,大都枯死了.‘五四’以来我们不断地在清除着这些枯根,决不让它复活.规范之外的,才是我们需要的‘根’,因为它们分布在广阔的大地,深植于民间的沃土……理一理我们的‘根’,也选一选人家的‘枝’,将西方现代文明的茁壮新芽,嫁接在我们的古老、健康、深植于沃土的活根上,倒是有希望开出奇异的花,结出肥硕的果.”

三十年前,李杭育就是这样在“葛川江系列”中,将民族生命力放在渔佬们、弄潮儿、画屋师爹的粗犷豪放、善良豁达的性情上,在民俗民风的自然演绎中,展开了他关于历史与时代的精彩对话.时隔三十年之后再来回味这一段话,同时环顾当下早已被快餐式的消费文化、大众文化所占据的都市文化圈,被市场意识、图像审美充斥的文坛,以及放弃想象、退回到现场的所谓非虚构写作等,李杭育这种“回归”人的自然和生命力的思理和欲求,以及对于历史中一直绵延不绝的民间底层生命力的关注和张扬,显然又更加具有了一种尚未消失但却弥足珍贵的启蒙主义色彩.在某种意义上,尽管可以说作为流派或思潮的“寻根文学”早已风云流散,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今天文学的“根”究竟在哪里,似乎仍然是一个越来越值得深刻思考的问题.所以当像李杭育这样以“回归”的姿态重新来进行某种“民间”的写作之时,其意义便可能并不仅仅是在某种文本创作的具象价值,而是在其向民间“重置”与历史“异构”中重新进行“寻根”的深层意蕴上了.

[ 参考文献 ]

1、上古中国王朝更替传说中的结构转换与历史表达——评艾兰《世袭与禅让古代中国的王朝更替传说》运用一种由人类学结构主义改造而来的神话研究方法,基于古代中国文献中所记述的各种王朝更替传说的分析,美国汉学家艾兰的《世袭与禅让——古代中国的王朝更替传说》一书揭示了,调和转换世袭权力与美德统治

2、历史文化街区的旅游体验研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在满足了日常的生活需求之后,人们又开始在旅游文化体验中寻找乐趣。在今天,旅游行业已经发展成为了一种体验式经济的发展。许多历史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对

3、热河文庙独特的历史地位及作用 热河文庙是中国现存三大皇家孔庙之一,承载着清代第二个政治活动中心—承德历史文化的精髓,本文阐述了热河文庙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对承德文化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是已被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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