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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学位论文】浅议金字塔结构、政府控制与公司并购绩效(论文范文)

星级: ★★★★★ 期刊: 《新疆财经·汉文版》作者:陈旭东,曾春华,杨兴全浏览量:6327 论文级别:最新本章主题:政府和绩效原创论文: 5156论文网更新时间:12-26审核稿件编辑:William本文版权归属:www.5156chinese.cn 分享次数:3511 评论次数: 4996

导读:现在请大家一起欣赏本篇文章政府和绩效专业方面的毕业论文范文,为广大学生们写作毕业论文是提供参考帮助。

(1。石河子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新疆 石河子 832003;

2。海南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海南 海口 570228)

内容提要:完全用西方的 理论去解释转轨经济中中国上市公司的并购行为及绩效是缺乏说服力的.基于此,本文选择2007年—2010年我国上市公司的资产收购、股权收购等扩张性并购事件为样本,从国有产权及政府控制类别这一视角来考察政府干预对并购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因存在不同程度的政府干预而导致并购绩效较差,这一点在地方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表现尤为明显;进一步研究还发现,金字塔层级能够缓解地方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因政府干预对并购绩效产生的负面影响,但是在 政府控制与非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里没有发现类似的证据.

关键词:金字塔结构;地方政府控制;并购绩效

中图分类号:F2792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576(2014)01-0021-10

一、引言

西方学者主要是利用公司治理中的两类 问题来解释“公司并购悖论”的.当管理者在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中处于控制地位时,并购活动往往成为管理者侵占股东利益的工具.这是因为公司高管可能为了提高自身实力、薪酬和财富而做出无效并购的决策,使得并购后公司绩效下降(Jensen and Murphy,1990;Bliss and Rosen,1999),而且在高自由 流和低成长机会的公司,这种 问题会更严重,因此,并购绩效也就更差(Steven Freund et al。,2003);当控制性大股东在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中处于控制地位时,并购活动则可能沦为控制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工具.在控股股东的主导下,上市公司在通过并购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使中小股东财富受损,即并购实质上是控股股东的一种掏空行为(Bae et al。,2002),而且控股股东控制权与 流权的偏离会加剧公司并购绩效的恶化(Bigelli和Mengoli,2004;Yen and André,2007).随着中国资本市场中公司并购活动的蓬勃发展,国内很多学者对西方并购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进行了检验,并随着 LoPorta等(1999)的关于终极产权制度研究视角的展开,国内学者也尝试分别从大股东“掏空”理论及终极控制人两权分离等角度解释中国上市公司的“并购绩效之谜”(李增泉等,2005;许艳芳、文旷宇,2009;朱冬琴等,2010).但是,完全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并购理论来解释处于市场经济还不够健全、整体社会经济还处于转轨中的中国企业的并购行为显然是缺乏解释力和说服力的.

在我国转型经济和转型社会的特质中,有相当一部分资源掌握在政府手中,因此,政府控制的企业

收稿日期:2013-12-1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市场化进程、终极人控制与公司并购绩效研究”(11XGL00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上市公司集团化经营与公司财务政策研究”(XJEDU020112A01)

在上市公司中占据了很大比例,同时亦有许多的民营企业通过各种途径成功上市.从终极控制人的产权性质来划分,我国上市公司可分为政府控

金字塔结构、政府控制与公司并购绩效
政府和绩效论文目录字体格式

制与非政府控制两类,而政府控制的公司按行政级别划分,又可分为 政府控制与地方政府控制两种类型;从终极控制人的控制方式来划分,又可分为单层级的直接控制与多层级的间接控制两类.有学者研究表明,不同产权性质的股东在 问题的产生与解决方式上存在明显区别(Denis 和McConell,2003).转型经济时期政府的普遍特征可能主要集中表现在政府对企业具体经营活动的干预,尤其是地方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行政干预在中国表现得非常明显.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成为影响企业决策与行为的主要方面,这主要是由于政府职能转换的进程比较缓慢造成的(曾庆生,2006;陈信元和朱红军,2007;肖成民等,2008).也就是说,相对于非政府控制和 政府控制的企业,地方政府会利用控制的当地国企来实现其自身的利益,由此可能导致地方政府控制的企业面临更多的政府干预和掠夺效应.另外,中国目前不完善的法律法规还难以制约政府的行为,那么,企业如何能够避免政府过度的干预呢?学者们从一系列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经验中发现,加大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控制层级可以减弱政府干预的力度.也就是说,金字塔股权结构也许可以保护公司的产权免受政府干预(Frye,2003;Fan等,2005).

基于此,本文选择2007年—2010年我国上市公司的资产收购、股权收购等扩张性并购事件为样本,从国有产权及政府控制类别这一视角来考察政府干预对并购绩效的影响.

二、制度背景与研究假设

我国证券市场建立的初衷是为国有企业解困,因此,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在整个上市公司中占有较大比例,而政府的动机对其控制的上市公司经营决策必将产生重要影响.首先,Lin、Cai、Li(1998)研究发现,在转型社会和转轨经济中,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由于过多地承担了经济发展战略、就业、税收、社会稳定等政策性职能而忽略了公司本身对价值创造的目标,这可能使得公司的经营活动偏离价值最大化目标,反映到并购投资问题上,就是盲目地进行规模扩大、重复建设等无效率的并购行为.陈信元和黄俊(2007)的研究发现,政府直接控制的上市公司出于政治目标和社会职能的考虑,更可能进行降低公司绩效的多元化经营.其次,从转型经济背景下公司 理论的视角来看,政府控制的企业因产权模糊导致的“所有者虚置”和“委托人行政化”现象,一方面极易造成“内部人控制”问题;另一方面也造成企业管理者责、权、利的不对等现象,即公司并购能为他们带来众多私利,而并购损失常常可能不需要他们承担.因此,处于控制地位的企业经理为了获得更多的报酬、升迁机会以及社会声誉等私利而具有强烈的扩张性并购的动机,甚至不惜代价盲目扩张,进行无效并购.再次,一方面,政府对其控制的企业管理层报酬实施薪酬管制,受到管制的外生薪酬安排缺乏应有的激励效率(陈冬华,2005)而造成国有企业管理层激励约束机制的缺失;另一方面,由于政府控制的公司经营目标的扭曲,使得基于业绩的薪酬激励机制在政府控制的公司中失效,这也将导致资本配置的低效率(方军雄,2007),从而发生无效并购行为.最后,法律制度对于政府行为难以起到有效约束与监督的功效(夏立军和方轶强,2005),从这个角度来说,政府控制的企业受到来自于法律监督和约束的作用较弱.因此,基于政府控制的公司在政策性负担、内部激励约束机制及法律监管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导致其具有盲目扩张性并购的动机,从而导致并购绩效降低.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1:

假设1:相对于非政府控制的公司而言,政府控制的公司并购绩效更差.

由于各级政府的权力和职能不同,不同的利益驱动导致其控制的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的行为也有所差异.首先, 政府由于掌握了丰富的财政资源,没有过多的政策性负担和政治目标,所以可能更多地注重战略性并购,他们对于自身控制的公司并不具有强烈的干预动机,只干预大型国有企业的并购或行业性垄断企业的分拆,并倾向打破区域分割格局,因此可以预见,由 政府控制的企业进行并购重组可能会提高企业的并购绩效.地方政府在财政分权的过程中逐步成为了独立的利益主体,这使得地方政府有动力去保护作为他们税基的当地公司而拒绝异地并购;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为了降低地方失业率、帮助本地企业脱贫解困以及缓解财政资金不足,常常大力主导其直接控制的企业进行兼并和重组.可以预见,地方企业由于承担了政府的社会性职能必然促使其并购目标多元化,进而降低企业并购绩效.其次,由于地区经济绩效指标一直作为地方政府官员选拔和提升的重要标准(Li and Zhou,2005),所以,扩张性并购就成为地方政府通过其控制公司拉动当地GDP增长的直接方式,在地方政府强烈的干预下,企业并购往往变成了“拉郎配”式的非市场行为,这显然也不利于并购绩效的实现.最后, 政府控制的公司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直接领导和严格监管,而地方国有控股公司面临着来自当地政府或者当地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的监管,但是这种内部的监管职能发挥得十分有限(徐丽萍等,2006);并且与 政府控制的企业相比,由于各地方政府远离权力中心,法律和法规的执行程度会大打折扣.因此,地方政府控制的企业所面临的监管程度会比较弱.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2:

假设2:地方政府控制的公司相对于 政府控制的公司而言,并购绩效可能更差.

西方许多学者研究表明,终极控制人大量利用金字塔股权结构扩大对上市公司的控制力度(La Porta et al。,1999;Claessens et al。,2000;Claessens and Fan,2006).中国学者研究也发现,金字塔股权结构也普遍存在于中国的上市公司(赖建清、吴世农,2005;程忡鸣等,2008).金字塔股权结构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存在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对其成因研究的热潮.国外学者主要从控制权私利理论(Johnson et al。, 2000;等等)和融资优势理论(Almeida和Wolfenzon,2006;等等)两个方面解释公司金字塔股权存在的原因.对于中国企业的金字塔股权结构,刘启亮等(2008)认为,在投资者保护较弱的情况下,有实力的股东通过金字塔的财富放大效应进行掏空和寻租以获得控制权私利;李增泉等(2008)认为,中国的民营企业通过金字塔的乘数效应可以有效缓解其债务融资约束,这也是他们设立金字塔股权结构的动机.但这些解释大多是针对我国非政府控制的企业而言的.在中国特殊背景下,政府控制和非政府控制的企业金字塔结构的形成是有不同原因的.限制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干预是经济改革的初衷,为此改革者建立国有资产管理体系,组建企业集团,在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引入中间层级,防止政府直接控制和干预,这直接导致中国国有企业多层级控制的股权结构大量出现,控制链也呈增长态势.具体而言,当金字塔层级较短时,作为最终控制人的政府,他们干预上市公司的难度较小,那么,他们就更有可能通过其控股公司的并购活动来达成政策性目标,因而容易导致公司无效并购行为的发生;当金字塔层级较长时,政府干预上市公司的能力变小而成本变高,那么,他们就基本不能干预和影响企业的并购决策,此时金字塔层级对企业并购决策及绩效可能起到了“保护作用”.已有学者研究表明, 在法律保护环境较弱的背景下,金字塔层级结构可以有效规避政府干预.Wong 和Zhang(2007)研究发现,政府干预成本随着金字塔层级的增多而越来越高;程仲鸣等(2008)研究发现,金字塔层级与公司过度投资显著负相关,他们从投资视角为金字塔结构的保护效应提供了证据.综上所述,可以推断在法律制度不够完善的情况下,金字塔股权结构由于规避了政府对公司并购的干预而对并购是具有增值效应的.

在中国现有的行政分权体制下,政府干预主要体现在地方政府对公司经营活动的干预.无论是出于政策性目标还是个人政治晋升目标,政府对所控制的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投资决策进行干预将导致其投资扭曲,使公司的投资决策偏离股东价值最大化,从而造成股东财富的减损.但对于非政府控制的公司,地方政府如果要对其进行干预是要付出代价的,即地方政府只有通过补贴等方式支持非政府控制的公司,才能使其服务于地方经济与个人的政治目标.因而, 政府控制和非政府控制公司的并购绩效受地方政府的干预程度小,金字塔结构的保护效应可能也会不太显著.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3:

假设3:金字塔层级能够缓解政府干预对并购绩效的负面影响,并且在地方政府控制的企业中表现尤为明显.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CSMAR并购重组数据库中提供的2007年—2010年间所有涉及股权收购、资产收购等扩张性并购事件为基础样本,并根据研究需要进行了进一步筛选,最终确定了962起并购事件作为本文研究的有效样本.具体筛选标准:一是保留收购公司为非金融保险业的并购事件样本;二是并购获得最终成功,并且并购公告时间完整;三是对于在研究期间内发生多次并购的公司,本文只选择其第一次并购;四是剔除上市当年并购的样本;五是剔除并购交易数据不全的样本;六是剔除终极控制人性质不详以及金字塔层级数据缺失的样本.

本文所使用数据主要来源于CSMAR系列研究数据库系统和CCER中国经济金融数据库系统.

(二)模型设计与变量定义

首先,为了检验终极控制人产权性质、政府控制级层对公司并购绩效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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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参考借鉴国内外相关长期市场绩效影响因素的文献构建了模型(1)和模型(2).

BHAR=α0+α1State+α2Amount+α3Age+α4EPS+α5Size+α6Clev+ΣYear+∑Ind+ε(1)

BHAR=α0+α1Local+α2CenGov+α3Amount+α4Age+α5EPS+α6Size+α7Clev+ΣYear+∑Ind+ε(2)

模型中的State、LocalGov及CenGov都是表示终极控制人类型的哑变量.本文以非政府控制的公司为参照,如果是政府控制的公司,State 取值为1,否则为0;如果是地方政府控制的公司,LocalGov 取值为1,否则为0;如果是 政府控制的公司,CenGov 取值为1,否则为0.同时,为了加强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利用模型(3)单独对政府控制样本进行回归,如果模型(3)中LocalGov的系数仍然显著为负,说明相对于 政府控制的企业而言,地方政府控制的企业并购绩效更差.

BHAR=α0+α1Local+α2Amount+α3Age+α4EPS+α5Size+α6Clev+ΣYear+∑Ind+ε(3)

然后,为了进一步检验金字塔层级、政府控制与公司并购绩效之间的关系,本文在模型(1)和模型(2)的基础上又构建了模型(4)和模型(5).如果模型(1)中State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而模型(4)中的State·Layer显著为正,说明金字塔层级能够抑制政府控制属性对并购绩效的负面作用;如果模型(2)中的Local系数显著为负,而模型(5)中的Local·Layer显著为正,则说明相对于非政府控制的公司而言,地方政府控制的公司金字塔层级的作用更明显.

BHAR=α0+α1State+α2State·Layer+α3Layer+α4Amount+α5Age+α6EPS+α7Size+α8Clev+ΣYear+∑Ind(4)

BHAR=α0+α1Local+α2CenGov+α3Local·Layer+α4CenGov·Layer+α5Layer+α6Amount+α7Age+α8EPS+α9Size+α10Clev+ΣYear+∑Ind+ε(5)

上述所有模型中的因变量BHAR为收购公司并购后1~2年内的市场绩效,即长期持有超额收益.具体计算公式如下:BHARiT=∏T(1+Rit)-∏T(1+ERit)

其中, BHARiT是收购公司i在并购后[0,T]期间的长期持有超额收益,Rit是收购公司i在并购公告后第t月的实际收益率,ERit是收购公司i在并购公告前后第t月的预期收益率, t=1,表示并购后一个月,依此类推.T是本文研究的并购事件考察期间的月份数,分别为并购后12个月和24个月.ERit是对公司规模和权益账面—市值比进行控制后计算出来的.

另外,终极控制人控制上市公司的控制链可能有一条或多条,本文采用最终控制人控制上市公司的最长的一条控制链上中间层公司的数量来衡量控制链的长度,这一长度就是金字塔的控制层级.当金字塔层级=1时,代表终极控制人直接控制上市公司;当金字塔层级=2时,代表有两层中间公司在终极控制人与上市公司的控制链上,以此类推.在实证检验中,设Layer为公司金字塔层级的哑变量,若样本的金字塔层级大于2时,Layer取1,否则取0.模型中变量的具体定义见表1:

四、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分析

为了避免极端值影响检验结果,本文对所有样本数据进行了winsorize处理.表2列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表2可以看出,并购后一年的市场绩效(BHAR12)和并购后两年的市场绩效(BHAR24)的均值与中位数都小于零,说明并购并未给收购公司股东创造财富.从金字塔层级(Layer)的指标来看,最小值为1,最大值为9,均值为3。158,中位数为3,说明金字塔股权结构还是比较普遍,并且公司间差异较大.

注:*、**、***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上显著;中位数采用Wilcoxon秩和检验方法,平均值采用T检验方法.

为了进一步描述BHAR与各变量之间的关系,本文还按照主要变量分组对BHAR进行统计检验.表3是BHAR的组间比较检验结果,BHAR12和BHAR24的比较结果差异不大.从表3可以看出,政府控制子样本的BHAR明显低于非政府控制子样本的BHAR,这说明政府控制性质降低了公司长期并购绩效;地方政府控制子样本的BHAR也明显低于 政府控制子样本的BHAR,说明地方政府控制的企业长期并购绩效更差;而高金字塔层级样本的BHAR比低金字塔层级样本的BHAR要高,但不够显著,这主要是因为没有按政府控制类别分组.总之,描述性统计结果基本与本文的研究假设相一致.

(二)终极控制人性质、政府控制类型与并购绩效的检验

表4是终极控制人性质、政府控制类型对公司并购绩效的检验结果.基于稳健性考虑,本文分别选择了收购公司并购后一年和两年的市场绩效作为并购绩效的替代变量,检验结果基本没有差异.从表4可以看出,全样本的模型1和模型4中State的系数都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说明政府控制的公司相对非政府控制的公司而言,并购绩效可能更差,假设1得到验证;同时,模型2和模型5中的LocalGov的系数也都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而CenGov的系数不显著,这说明与非政府控制的公司相比,地方政府控制的公司并购绩效更差,但 政府控制的公司与非政府控制的公司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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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并购绩效的差别不明显.为了进一步验证不同的政府控制公司并购绩效的差别,本文又对政府控制样本进行了进一步检验,结果见表4中的模型3和模型6.模型3和模型6的结果显示,LocalGov的系数分别在5%和1%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说明地方政府控制的公司与 政府控制的公司相比,并购绩效更差.假设2得到验证.

注:括号内数据为相应系数的T值;***、**、*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三)金字塔层级、政府控制类型与公司并购绩效的检验

表5是金字塔层级、政府控制类型对公司并购绩效的影响.从表5可以看出,全样本的模型1和模型4中State的系数分别在5%和1%水平上显著为负,而State·Layer的系数都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与非政府控制的公司相比,金字塔层级更能够缓解政府控制对并购绩效的负面影响,也就是说,金字塔层级限制了政府控制的企业通过无效扩张并购来掠夺和侵占股东的财富;在模型2和模型5中,LocalGov的系数分别在1%和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LocalGov·Layer的系数分别在1%和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同时在这两个模型中,CenGov及CenGov·Layer的系数都不显著,这说明与非政府控制的公司相比,金字塔层级更能够缓解地方政府控制对并购绩效的负面影响,对于 政府控制公司和非政府控制公司而言,金字塔层级对并购绩效的保护效应并没有显著差别.为了进一步验证金字塔层级对不同的政府控制公司并购绩效的影响,本文单独对政府控制样本进行了检验,结果见表5中的模型3和模型6.模型3和模型6的结果显示,LocalGov·Layer 的系数分别在1%和5%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金字塔层级更能够缓解地方政府控制对并购绩效的负面影响.

注:括号内数值为相应系数的T值;***、**、*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为了加强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进一步将全部样本根据控制类别分为政府控制与非政府控制两类样本,再将政府控制样本分为地方政府控制与 政府控制两个样本,然后分别检验不同组中金字塔层级与并购绩效的关系,表6是分组检验结果.从表6可以看出,在政府控制样本的模型1和模型5中,Layer的回归系数分别在1%和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而在非政府控制样本的模型2和模型6中,Layer的回归系数在10%和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在地方政府控制样本的模型3和模型7中,Layer的回归系数分别在1%和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而在 政府控制样本的模型4和模型8中,Layer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这说明在政府控制特别是在地方政府控制的企业中,金字塔层级对公司并购绩效有正面的促进作用,而对非政府控制企业的并购绩效则产生负面影响.也就是说,金字塔层级能够抑制政府干预对并购绩效产生负面影响,这种作用在地方政府控制的企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假设3得到验证.

注:括号内数值为相应系数的T值;***、**、*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四)稳健性检验

1。以零为界将BHAR24分为并购绩效好与并购绩效差两个子样本,并对相关模型进行分段检验.结果发现,并购绩效差(BHAR24<0)的子样本比并购绩效好(BHAR24>0)的子样本回归的结果要显著,这进一步说明政府干预是导致公司并购绩效恶化的重要因素.

2。对于收购公司预期收益率(ERiT),本文按照李增泉等(2005)的做法,把市场上所有的上市公司按照每个月末流通市值排序并等分成十组,然后选定每一家公司所在组的平均投资收益为该公司该月对应的预期收益率,将这样计算出来的BHAR带入到相关模型中进行回归,结果仍然支持本文假设.

3。重新定义Layer的含义.若样本的金字塔层级大于1,则Layer 取1,否则取0.将这样设置出来的Layer重新带入到相关模型中进行回归,结果没有实质性变化.

4。为了进一步净化并购事件期的样本,本文将样本中进行了多次并购的公司全部剔除,然后重新计算BHAR并进行回归,结果仍然支持本文假设.

五、研究结论及政策启示

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的中国企业并购行为往往成为不理性扩张和投资饥渴的代名词,如果仅仅用委托 理论去解释是远远没有说服力的.因为在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下,企业决策很可能受到政府行为的影响.基于此,本文以2007年—2010年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收购、资产收购等扩张性并购事件为样本,实证检验终极控制人的产权性质、政府控制类别以及金字塔层级对公司并购绩效的影响,试图考察并揭示地方政府是否对其所控制上市公司的并购活动干预过度以及金字塔层级对政府干预的影响.

(一)研究结论

1。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尤其是地方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存在着因政府干预而导致的无效并购行为.

2。金字塔层级能够抑制政府干预对并购绩效产生负面影响,而这种作用在地方政府控制的企业中表现得更加明显,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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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金字塔层级能够保护公司行为免受政府干预;而 政府控制与非政府控制的公司,由于政府干预程度较弱,因而金字塔层级的保护效应也不明显.

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从国有产权及政府控制类别这一视角考察政府干预对并购绩效的影响,为新兴国家政府“掠夺之手”理论提供了直接证据,而且也从公司并购的视角为金字塔层级的保护效应提供了证据,从而拓展了关于金字塔结构在新兴市场国家作用的研究.

(二)政策启示

应积极优化企业产权结构,打破地区经济封锁,进一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政企分离,有效防止地方政府对公司并购的过度干预;与此同时,还要不断加快企业的并购投资活动由政府及其政策推动向由市场推动为主转变,并不断提高对投资者的法律保护程度.

[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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