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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士论文】有关城市现代性:历史走向与 选择——基于城市哲学与城市批评史的研究视角(论文范文题材)

星级: ★★★★★ 期刊: 《江汉论坛》作者:陈 忠浏览量:2184 论文级别:优秀本章主题:现代性和城市原创论文: 5156论文网时间:2009年8月20日审核稿件编辑:Alston本文版权归属:www.5156chinese.cn 分享次数:1698 评论次数: 2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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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们正在进入日益复杂的城市社会.反思世界文明史,现代性—主体性—城市性是一种共生、互动的关系.世界文明、现代性的每一次转换,都与城市及其转型相关.城市化的多样聚集、对外扩散、对内分化等效应,使现代性成为一种复杂的城市现代性,是现代性呈现时空压缩、时空延展、时空分化等现象的重要原因.当代城市社会语境下,人们遭遇了意义、价值、信仰等主体性危机.推进城市启蒙,重新确认城市性与主体性、自然性、社会性、全球性的 关系,对化解城市问题、克服城市危机具有基础意义.

关键词:城市社会;城市现代性;城市哲学;城市启蒙; 选择

中图分类号:K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6)01-0113-07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城市哲学与城市批评史研究”(项目编号:11AZD058)的阶段性成果,并得到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的资助.

我们正在步入城市社会、城市现代性.20世纪70、80年代以来,世界的宏观格局与微观结构都发生了重要的改变.在保罗·克拉瓦尔看来,“过去40年里,这个世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①人们的交通与沟通方式、经济增长与生态构成、生活方式与文化观念、国家构成与国际关系等都发生了重要变化.同这些变化具有同时性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人口分布与聚集方式的变化.“当代人口分布的演进主要可由逆城市化与大都市区化的两个过程来解释.”② 逆城市化其实是当代城市化的一种新形式,其重要结果是“乡村的终结与城市生活方式的普世化.”③ 在列斐伏尔看来,二战以后的世界已经成为一种城市社会.人们用消费社会、休闲社会、后工业社会等描绘这个深刻变化了的世界,其实,这些特征都是城市社会的特征之一.④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对城市化的巨大作用已经有所揭示,“城乡关系一改变,整个社会也跟着改变.”⑤ 我们认为,城市性与现代性有机互动、相互生产,当代城市化的纵深推进,使这个世界成为一种城市现代性.城市社会、城市现代性是现代性的新特点,也是新阶段.把握城市性与现代性的深层关联,把握城市现代性的生成与趋势、作用与问题,对把握当今世界的变迁规律,探索应对、解决诸多深层次问题的可行路径,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城市现代性的历史与逻辑

列奥·斯特劳斯以马基雅维里、卢梭和尼采为知识路标,把现代性分为三个阶段,认为现代性经历了三次浪潮,而贯穿这个浪潮的主线是主体性的变迁,主体性日益走向个体化、世俗化、暂时化.马基雅维里仍立足于世俗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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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这个整体性问题进行思考,卢梭还在纠结国家与个体的关系,到了尼采,则已经完全以个体为立足点进行沉思.可以看到,在列奥·斯特劳斯那里,现代性具有这样一些特点:以个体为本位的世界观,以世俗为特点的方法论,以利益为导向的行为方式;人们忙碌、沉迷于自身当下的生存与利益,不再追求公共性、神圣性、永恒性.“公共利益正是我们所谓‘正义’之所指.”⑥ 对个体性、世俗性、当下性的沉迷,对永恒性、公共性、神圣性的放弃,使现代性本身深陷危机.

列奥·斯特劳斯对现代性的理解,对现代性特别是晚近现代性的问题指认与原因分析,无疑是深刻的;其对现代性进行逻辑分期,努力把握现代性的转换趋势,无疑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但问题在于,其一,应该如何理解现代性的构成,现代性是否是一个纯精神领域的知识现象.对现代性的真正深刻研究,能否单独在精神领域完成,能否用精神与知识的转换代替社会实在的历史转换,对现代性进行逻辑研究是否需要回归更为全面的历史与社会实在.其二,应该如何把握现代性的逻辑转换,现代性的逻辑转换是否有一个更为宏大和综合的历史背景、历史图景.没有对社会历史实在的引入或者说切入,对现代性逻辑转换的认识是否会走向虚化、抽象、情绪化.其三,应该如何认识和评价现代性的功能与特点、作用与问题,现代性是某一历史因素(比如经济,比如主体)的单向度构成与过程,还是一个多因素同时存在的综合有机体,一个人的主体性及其与自然、社会环境等不断互动的综合过程.没有对主体与自然、社会、技术、城市等关系的综合历史考查,对主体性变迁趋势的把握是否会走向虚化.

可以立足不同的要素,用多种线索对现代性进行研究和历史分期.比如,可以以能源为线索进行历史分期,把现代性定位为一种以化石能源为生产动力的一种社会运行方式,并以新能源的发现与运用来标志现代性的阶段转换;可以以工具为线索进行历史分期,把现代性定位为一种以大型机器为特征的一种生产方式、技术形态,并以新工具的运行来标示现代性的阶段转换;可以如韦伯那样,以社会管理方式为线索进行历史分期,把现代性定位为管理方式的理性化,并以新管理方式的产生标志现代性的阶段转换;也可以如列奥·斯特劳斯一般把现代性定位为一种以个体为本位的社会,并以时代精神的变迁标示现代性的阶段转换.

我们认为,现代性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历史转换过程.一方面,现代性作为一种社会与历史状态,在其存在与转换的每个阶段,都不是单因素的;另一方面,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构成现代性的多种因素,其地位与作用又会有所不同;同时,现代性又是一个不断传承与创新相统一的过程,一个不断生成新因素的过程.反思现代性的变迁史,可以看到,在现代性生成与变迁的每个阶段,都与城市密切相关,都具有重要的城市性,现代性与城市性深层互动.越往晚近,城市对现代性的作用越突出,现代性与城市性的关系越密切,现代性的主体精神变迁与城市的转换密切相关.

现代性是一个以人的主体性的不断觉醒、人的能力不断提升为核心的一个综合性的社会历史转换过程.“在中世纪后期的近代早期,现代化包括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经济扩张、资本主义的出现、国家建设和海外企业.这些发展引起了伟大的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相续出现的政治革命形式上的链式反应;这些革命对从17世纪到今天的人类历史产生了影响.”⑦ 虽然,现代性不可能突然出现,有一个逐渐生成的过程,但一般而言,人们仍然公认,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是现代性的标志性起点.而这种起点,正与城市密不可分.中世纪后期新兴的威尼斯等商业城市、工业城市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发生的社会空间条件.“文艺复兴最初起源于意大利,因此,它反映了当时意大利社会的情况和价值观.这是一个喧闹的城市社会,以繁荣的工业和西欧与富裕的拜占廷及伊斯兰帝国之间利润丰厚的贸易为基础.”⑧ 可以说,没有威尼斯等商业城市、新兴城市,也就没有文艺复兴,没有在德意志等地兴起的新兴城市社会,也不可能发生以路德等为领袖的宗教改革.反思现代性的早期生成,可以看到,城市是那个时期诸多主体竞争的场所,不管是传统的封建势力,宗教势力,还是新兴的商业力量,只有在城市中才可能真正生成、真正兴起.“城市的诞生标志着西部欧洲内部历史上的一个新时期的开始.”⑨ “城市既是经济复兴的结果也是经济复兴的工具.”⑩ “城市的发展与人的进化息息相关.” 也就是说,正是不断兴起的商业城市、城市社会,孕育了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也只有以城市社会为场域,才可能产生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才可能产生现代性.在这样意义上,可以说,现代性从起点就是一种城市现代性,就与城市、城市性具有内在的关联性、统一性.

按照芒福德的思路,近代以来,与城市变迁相统一的现代性,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以商业和市场为特征的“商业城市-市场现代性”,以工业、大规模生产为特征的“工业城市-技术现代性”,以官僚、权力为主宰的大都市为特征的“权力城市-官僚现代性”.而贯穿这个过程的核心是力量是资本.在“商业城市-市场现代性”阶段,资本以占有商业生产和交换为核心,城市主要是交易、交换的场所.在“工业城市-技术现代性”阶段,面对近乎无限的海外与全球市场,资本以扩大生产为主要任务,城市的主要功能是进行不断扩大的再生产.在“权力城市-官僚现代性”阶段,资本以共谋和控制权力为重要任务,城市本身成为“资本—权力体”化解自身危机、再生产自身、谋求自身合法性的工具.在芒福德看来,在应然和积极的意义上,城市是文化的容器,其功能是为人的成长提供条件和可能,应该具有一种以人为中心的 底蕴.但在实然和消极的意义,城市却日益成为一个矛盾体,成为压制人、控制人的工具,表现出深刻的反 特征.“城市文化从一开始就出现了释放与奴役,自由与强制.”

反思世界文明史,特别是近代以来的世界文明史,可以看到,现代性、主体性、城市性三者是一种相互共生、互动的关系.在中世纪后期、近代早期,历史的主要任务是走出、克服中世纪的宗教与封建统治,人的解放、主体性的成长主要体现为摆脱传统的宗教与封建统治,而商业与世俗政权的确立正是在这个阶段实现这种解放的重要条件,商业城市与世俗城市的不断成长正适应了这种要求.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个阶段的人的解放,并不是一种普遍的解决,其真正的主体其实是一些有权力与资本的所谓社会精英,而这些精英的目标就是掌握、稳定、扩大世俗权力.这样,产生马基雅维里为世俗政权服务的《君主论》,便具有了逻辑与历史的必然.也就是说,在近代的早期,现代性—城市性—主体性之间是一种具有特定历史内容的互动关系.现代性的空间场域是新兴的商业城市.城市的历史主体是新的商人和新的世俗权贵,主体解放的现实内容是少数人的自由.现代性的历史实在是少数新兴主体掌握着新兴的城市.

到了近代中期,现代性—城市性—主体性的统一呈现出新的特点,具有了新的特征.城市在承担商业功能的同时,其生产功能也得到了巨大扩张,成为大规模生产的中心;人的主体性一方面表现为以不断更新的机械化生产为特征的人的能力获得了巨大推进,另一方面也表现为更多的人成为产业工人,少数人成为具有主导地位的产业资本家.现代性进入了一种新的矛盾与张力状态:一方面,需要公共权力,没有公共领域,整个社会将失却秩序;一方面需要个体的自由,没有个体自由,将失却创新的动力.如何协调这种关系,就成为近代中期的一个重大历史任务.在这种语境下,产生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来努力协调矛盾,就具有了历史的必然.可以看到,近代中期是一个城市与主体都表现出巨大矛盾的阶段.城市成为进步与退步、善与恶相统一的双城,主体也成为善与恶相统一的双面人.现代性的张力不断加大,矛盾日益紧张.

当尼采宣布上帝之死并倡导权力意志时,其实象征性地预示或者说反映了晚近现代性的深层特征,反映了现代性—城市性—主体性三者相互统一的新特征、新矛盾.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在资本的左右下,城市成为一种碎片城市,被分割为以增殖为目的的不同的区域空间.城市空间从根本上丧失了神圣性、公共性、永恒性,日益成为一种世俗化、个体化、暂时化的碎片化的场域.与城市空间的这种转换同步,主体性也日益表现出世俗性、个体性、暂时性.可以说,一方面,晚近现代性的碎片化特征通过城市的空间结构得以体现,另一方面,城市不断碎片化也体现并确认、再生产晚近现代性.尼采对现代性的精神指认,在现代性—城市性—主体性的互动中,正在成为一种现实.

反思近代以来现代性—城市性—主体性的相关性与转换历程,可以发现:其一,现代性、城市性、主体性的是一种相互生产、相互确认的关系,现代性在本质上也就是一种具体的城市性.其二,城市现代性具有辩证性、两面性,在转换中,我们享受着城市现代性的优点,也不断遭遇其问题.其三,社会越发展,城市对现代性的作用越重大、越突出.城市现代性的生成与转换在总体上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正确认识并努力克服这些问题,是构建更合理生活的重要基础.

二、城市化对现代性的综合影响

近代以来是一个变化不断加速的世界,在这个过程中,城市与城市化对世界的影响日益巨大.在现代性的早期和中期,相对于科学、技术等因素而言,城市还更多的是现代性的一个相对隐性的构成要素,在当代,城市则日益成为决定现代性的时代特征的显性要素.按照列斐伏尔的说法,我们进入了城市社会,一种以城市为主导和核心的现代性.城市化的纵深推进已经深刻地改变了现代性的整体面貌与微观结构,使这个世界成为一种不同的世界,人们的思维、管理、生活方式都面临着新的问题、新的挑战,当然面临新的可能、新的机遇.现代性与城市化是相互作用的关系,没有观念、科技、生产方式、社会结构等方面的现代转换,也就没有城市化的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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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同时,没有当代城市化的纵深推进,也就没有当代社会的综合转型.城市与现代性的深层关联,城市化对现代社会日益重要的影响和作用,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其一,城市化的文明聚集效应与现代性的时空压缩.在哈维看来,1970年代以来,现代性日益呈现出一种时空压缩,也就是变化加速的现象,我们的生活、生产等所有方面的变迁速度日益加快.人们日益忙于应对、应付甚至追求短暂、流动,丧失对永恒和稳定的要求、追求、希望.“强调了时尚、产品、生产技术、劳动过程、各种观念和意识形态、价值观和既定实践活动的易变性和短暂性.‘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 我们认为,1970年代以后,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变化加速的时空压缩现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正是城市化.正是城市化的当代拓展,城市化的场域与聚集效应,导致了现代性的综合转型与综合加速.

城市是多样文明要素在相对有限空间中的聚集,是人类解决人地矛盾的一种空间与文化选择.二战以后,世界相对稳定,人口不断增长,人们的综合需要不断增长,人口与土地、资源的矛盾趋于紧张,社会与政府都面临着综合压力.在这种语境与压力下,推进城市化,重建城市、发展城市、改进城市,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潮流.城市化的推进,多样人口与文明要素在相对有限空间中的聚集,为人们扩大交往、推进竞争与创新提供了更多可能,使城市日益成为发展与创新的重要极点和机遇与机会的集散地,使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的吸纳力与辐射力进一步增强,成为“要素吸纳”与“机会释放”的辩证场域,成为社会加速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可以说,没有当代城市的这种不断增强的聚集效应,也就没有现代性的当代加速、当代转型,城市化是现代性呈现出时空压缩现象的重要原因.

其二,城市化的外向扩散效应与现代性的时空延展.在吉登斯看来,现代性的一个重要后果或者说现象是时空延展.时空延展的重要表现是,不同地域生活与事件的联系与影响日益紧密,其本质是现代性在全球的进一步推进与蔓延.“在现代,时—空延展的水平比任何一个前现代时期都要高得多,发生在此地和异地的社会形式和事件之间的关系都相应地‘延伸开来’.” “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的强化,这种关系以这样一种方式将彼此相距遥远的地域连接起来,即此地所发生的事件可能是由许多英里以外的异地事件而引起,反之亦然.” 吉登斯认为,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是导致时空延展的原因.“如果说资本主义是促进现代性制度加速发展与扩张的重要制度性因素之一,那么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民族国家.” 吉登斯对现代性时空延展的原因指认与分析无疑是深刻的.但问题在于,现代性及其延展并不一个简单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意识形态扩散的问题,而是一个更具普遍性的客观历史进程问题.

我们认为,城市化是现代性呈现时空延展趋势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没有城市化的极点与扩散效应,现代性的区域延展、全球延展都将无法实现.反思人类文明史,可以发现,在文明的发展与传播过程中,存在一种以城市为中心的极化与扩散的辩证法.当出现一种新的创新因素比如生产技术、组织方式时,往往导致诸多文明要素、发展要素向一个空间极点汇集.当要素汇集到一定程度时,特别是接近或达到这个区域的综合承载极限时,文明与发展要素又会向外扩散,向新的空间极点汇集.正是这种以城市为中心的极化与扩散辩证法,使现代性的时空延展成为一种现实.观察当今世界的空间结构,可以看到,全球空间结构的中心往往是纽约、巴黎、上海等全球城市,而诸多区域的中心往往是一些区域中心城市.可以说,现代性的传播、扩散、时空延展,与城市化的极化与扩散效应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没有城市这个综合载体、文明极点,现代性的时空延展也就失去了空间与动力.

其三,城市化的内向分化效应与现代性的多元、时空分裂.在鲍曼看来,现代性已经深刻地成为一种“流动的现代性”,人们成为一种在深层情感上远离共同体的个体性、孤独存在物.现代性越推进,人们同自然共同体的距离越遥远.“共同理解的共同体即使实现了,也将处于一种脆弱的、易受伤害的状态,它永远需要警戒、强化和防御.那些向往共同体的人将会非常失望.” “每当他们声称或被告知,他们寻求的共同家园已经找到时,使得他们梦想中的共同体变得如此诱人的那种减轻痛苦和获得安宁的希望都被击碎了.” 随着现代性的推进,“确定性和自由之间的争执,因而还有共同体和个体之间的争执,永远也不可能解决.” 现代性日益成为一种多元主义的分裂性存在.

我们认为,造成现代性走向多元分离状态的原因是多样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代城市发展所采取的空间生产策略.近代以来,特别是二战以后,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化的推进策略,基本上采取了一种土地分割与土地私有策略,政府与投资商相互统一,把土地分割为不同的条块,进行 与开发,以获得更多的收益和利润.在这种策略的左右下,现代城市被分割为由不同收入水平、文化与种族背景的人群所使用和拥有的马赛克式的空间.这种分割式的城市空间,虽然创造了巨大的财政收入和商业利润,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多元人群在空间的冲突问题,但也造成、加剧了空间以及社会的分层、分化.成为造成利益与阶层的固化、发生更大社会冲突的原因.人生产空间,空间也生产人.当代城市化是分离主义、多元主义的结果,也是其原因.没有对城市化推进方式的变革,也就没有对现代性深层问题的化解.

在城市化与现代性的相互生产中,城市化的多样聚集、对外扩散、对内分化等效应的同时性作用,使现代性成为一种复杂的城市现代性.我们已经不可避免地深陷其中.当然,应该看到,同以往的现代性相比,城市现代性、城市社会毕竟主要代表了人类文明的新进步、新成就,人的主体性得到了新提升,人的尺度和需要得到了新满足.但同时,更应该看到,当下的城市现代性仍存在一些深层次问题,使人类文明面临新危机、新挑战、新矛盾.从城市哲学与城市批评史的维度看,城市现代性、城市社会主要造就或者说面临以下三个矛盾.

其一,从主体处境这个维度看,面临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矛盾.在不断增长的技术等条件的支持下,城市社会逐渐成为一种全面的人工社会、人化社会,社会存在与运行的整个过程都需要人的参与和干预.面临巨大的城市化成就,人对自身主体性、能动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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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日益增强,甚至有过度扩张的趋势.问题在于,城市、城市有机体作为人的主体性、主体能力的一种物化与实现,其功能再完善、再自足,最终也不能脱离自然、环境、资源条件而无限、随意的发展.城市化最终受自然先在性的制约.也就是说,在城市社会语境下,人仍然是一种能动性与受动性相统一的存在,受动性始终是人无法摆脱的命运.对自然的无限远离、无度破坏,最终会使城市本身成为一种巨大的风险性存在.

其二,从社会运行这个维度看,面临公共性与个体性的矛盾.在多元文化语境下,城市的正常运行需要一种公共性,但现实中,这种公共性的实现方式却往往存在问题,成为一种由少数主体掌控的失当的公共性.同时,城市的运行也需要一种个体性,没有个体性的发育,城市的存在与运行将失却创新动力.但在现实中,个体性又往往走向极端,成为一种个体中心主义意义上的失范的个体性.如何处理公共性与个体性的关系,能否找到二者协调共存的方式,是城市社会建构中日益遭遇的难题.

其三,从发展策略这个维度看,面临宏观性与微观性的矛盾,城市权力与城市权利的矛盾.城市体量的扩大与结构的复杂,使立足公共性的宏观发展与宏观管理成为现代城市的必须.但问题在于,这种必须的宏观性,却往往走向异化.现实公共权力的占有者往往以精英自居,认为自己掌握了城市与社会发展的绝对规律,而走向一种垄断性权力、城市权力霸权.同时,处于多样单元中的微观主体,也往往以获得宏观权力为目标,把问题的责任归责于宏观,以“宏观归谬”的方式化解自身应该承担的城市责任.协调处理宏观策略与微观策略的关系,成为城市社会良性可持续的一个基础任务.

三、城市现代性的 启蒙

对如何应对现代性、城市现代性的问题与危机,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认识.在20世纪初,格迪斯就认为,“城市问题已成为头等大事,并愈加呼唤对其进行研究和治理.” 在他看来,现代城市的危机是一种以旧技术为基础的综合性危机,“传统的旧技术经济导致了能量消耗、尘土和灰烬等根本结果”,解决城市危机,需要立足新技术建构一种服务于所有人的新的城市秩序.在芒福德看来,城市现代性的危机是文化危机、城市发展方向的危机,其解决路径在于回归一种以人为中心、服务于人的全面生活的城市策略.“通过感情上的交流,理性上的传递和技术上的精通熟练,尤其是,通过激动人心的表演,从而扩大生活的各个方面的范围,这一直是历史上城市的最高职能.它将成为城市连续存在的主要理由.” 城市现代性的问题在于没有处理好城市发展中政府与市民社会、公共性与私人性的关系,建构良好的公私辩证法是解决城市危机的重要基础.在吉登斯看来,城市现代性语境下,人们日益缺少本体性的安全,面对这个问题,关键在于通过制度建设重新树立信任与责任.“信任在本质上与现代性制度相联.信任在这里被赋予的,不是个人,而是抽象能力.” 在贝克看来,现代性是一种风险社会,在表现的理性运行背后,存在一种集体不负责任的系统性风险,其解决路径在于建构一种不同于全球资本与官僚体系的全球公民社会.“‘全球资本家’与‘全球公民’之间的区别必须分清.” 列斐伏尔认为,城市社会的危机是一种方法论危机、意识形态的危机,解决这种危机,需要树立一种从日常生活出发的城市知识与城市建构策略.在哈维看来,现代性的危机是资本危机,其解决路径在于克服与超越资本逻辑.在索亚看来,现代性的危机在于空间正义的缺失,建构空间正义,是化解城市现代性危机的基础路径.

我们认为,可以从制度设置、社会结构、发展理念等诸多层面揭示城市现代性、城市社会的问题,探索化解问题的方案与方法,但不管是何种方案与方法,都离不开对人自身的认识和调整.城市社会是一种全面的人化社会、人化有机体,其成就由人所创造,其问题也往往是由人自身所造成.城市社会的时空压缩、时空拓展、时空分裂等方法的辩证效应,在本质上都是由人自身所生产和创造,其问题的化解与解决最终也都离不开对主体性自身的调适.没有主体在新问题语境下的新自觉、新调适、新改变,也就没有城市问题的根本应对.直面城市社会语境下的主体性危机,并有针对性地进行主体调适与 拯救,是化解城市社会的问题与危机的重要文化选择.具体而言,城市社会语境下,主体性主要遭遇了以下危机.

其一,意义危机.人是一种超越性存在、总体性存在、可能性存在,始终需要并不断建构意义世界,也始终面对意义危机.在前现代,人所面对的意义危机是主体能力的相对有限,无法具体地实现自身的总体性、可能性.在商业与工业现代性阶段,人所面对的意义危机是被片面化为一种物质性、利益存在,成为一种片面的单向度的人.在城市社会、城市现代性阶段,人所遭遇的意义危机是无法掌握、应对日益增多和拓展的多元化、多样性,人在似乎无限的多样性面前进入一种浮躁、虚无状态.虽然每日忙碌,却在根本上丧失了充实感、根基感、本体安全感.当前的城市社会是一个商品过度丰裕的社会,面对生产与生活,权力与权利,时间与空间等的全面商品化,人所遭遇的是表面上的可选择,本质上的无可选择.厘清、确认人在城市社会的意义归宿,对从根本处化解城市社会的诸多危机的具有基础意义.

其二,价值危机.价值是人对自身所需要东西的一种反思与确认,价值是一种自然性、本体性的存在,也是一种社会性、关系性的存在.在不同的环境、语境与情境下,人们对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最有价值的,会有不同的看法,在这个意义上,价值是一个变量.但人的存在又有其相对固定的生理、心理、社会等规律,在这个意义上,与人相关的价值又有其相对稳定、固定的内容,价值又是一个恒量.近代以来,现代性基本上沿着一种脱离自然、个体化也就是自我中心价值论的路径推进.在当代城市社会,这一点不仅没有得到改变,反而有所强化.体量不断扩大、功能不断完善的城市,为人们日益远离自然、远离社会提供了条件,使人们日益强化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但自然规律与社会关系的强制性却不论人们是否对其有认识而始终存在,人始终离不开自然和社会,自然和社会对人而言始终有其本体性的价值.重新确认自然、社会与个体之间的 关系,重新确认自然与社会的价值主体地位,对建构更为合理可持续的城市社会具有基础意义.

其三,信仰危机.信仰是人对自身和世界的非世俗性、神圣性的一种反思和确认.信仰是一种意向性、知识性存在,也是一种行动论存在,信仰内化为人的精神和意志,外化为人的行为和关系.在前现代,人的信仰往往以不同形式的宗教为形式,通过一定的集体仪式来体现.随着现代性的推进,由于各种原因,传统的信仰内容与信仰实现方法遭遇了深刻挑战.人们日益忙碌于日常事务,也日益发现所遭遇的主体都是俗人、常人.这样,人们便功利性地走向对神圣性本身的怀疑与否定.但正如康德早已指出的,信仰是一个非理性的领域,虽然无法用理性来衡量,但却始终有其心理与社会作用,为信仰留下地盘是社会良性运行的一种实践理性、实践 选择.对城市社会而言,面对日益多样而复杂的关系,仅仅依靠技术与制度的管理、监控、处罚,已经无法真正建构起持续的稳定、内在的秩序.城市社会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也是一个新的社会阶段,建构同其特点相适应的信仰内容、信仰方式,对城市社会的良性运行具有重要作用.

城市是人的造物,城市创造人,人也创造着城市.面对城市现代性的深层危机,对主体进行全面的城市启蒙尤其重要.启蒙是近代以来的人类精神与文明的重要成果.在列奥·斯特劳斯看来,启蒙以权利为核心,而权利不仅有个体性,更有整体性.在麦克里兰看来,“启蒙运行有志将宽容与节制的原则扩充为个人生活及社会、政治生活的通则.……启蒙运动崇奉开明法律制度下的自由,以期自由不至于扰乱有秩序的政府过程.” “启蒙价值的多元之中,的确隐含一个对节制的诉求.” 启蒙不仅意味着人的主体能力、个体意识的觉醒,也意味着人的整体意识、责任意识的自觉和成熟.启蒙不仅是科学启蒙,也是 启蒙.启蒙是人的主体性的辩证而全面的 觉醒,在本源上就具有 意蕴.城市启蒙的重要内容是对城市的本性、城市性的诸多相关关系进行自觉的 确认.

其一,对城市性与主体性的关系进行 确认.城市是人的主体性的一种外化与现实,城市性在本质上也就是一种具体的、空间化的主体性.城市性与主体性具有统一性,这种统一表现在,城市与主体都是一种总体性、可能性的存在,在本质上具有 性.但在现实中,城市与主体往往成为片面、异化、远离 的存在.比如,城市成为经济城市、利益的工具,主体也成为经济动物、利益的奴役.这就需要确认城市的全面性、 性,并同时确认主体的全面性、 性,努力建构一种具有 基础与 内涵的城市与人、城市性与主体性的现实关系,推进城市与人的良性可持续互动.

其二,对城市性与社会性的关系进行 确认.社会性是主体性的重要内容,城市性与主体性的 统一,自然内涵并要求城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人是一种社会的动物,也是城市的动物,城市是人的社会性的一种空间化实现.社会创造城市,城市也塑造社会.在应然的意义上,城市与社会共同存在、共同发展,具有 一致性.但在历史与现实中,城市与社会的关系往往走向异化.在资本、政治、利益等逻辑的左右下,具体的城市化进程、城市行动往往表现出一定的反社会性,成为激发社会冲突与社会矛盾的重要原因.回归城市的社会本性,确认城市的公共性,确认城市化服务社会发展的 本性,并在具体的城市发展行为中予以贯彻,对减少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冲突,建构更为合理的城市社会具有基础意义.

其三,对城市性与自然性的关系进行 确认.城市是人按照自己的需要和尺度建构的服务于人的一种人为、人化、人工有机体,在这个意义上,城市是自然的异化物,具有一定的反自然性.但反思城市的兴衰变迁与实际运行,又可以发现,城市在本质上其实是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这两种尺度相统一的产物.虽然,随着科技的发展,城市的功能、体量、外形日益非自然化,但是,不管城市如何复杂、巨大、非自然化,又始终离不开对自然规律的尊重和运用,不可能真正超越自然的限度与承载力.任何违反自然规律、超越自然承载力的城市都不可持续,这是城市发展的铁律.历史上的诸多城市之所以成为文明的遗迹,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城市的发展违背了这个铁律.发展城市如放飞风筝,风筝飞得再高,也不能离开自然这条生命线、生命脐带.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城市性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自然性.尊重自然、遵循自然规律,是城市发展的 必然.

其四,对城市性与全球性的关系进行 确认.在前现代、早期现代性语境下,城市发展主要是一种区域现象,随着全球联系和交往的日益便捷,任何城市的发展都具有深刻的全球性:利用全球资源并可能具有全球影响.但这只是城市化与全球化关系的一个方面.城市与全球性的关系还表现在,全球

怎样写现代性专业学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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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往往以城市发展、城市化为形式和载体.回顾全球化的历史,可以发现,在其推进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是以城市为中心和载体,反之,在城市化的每个阶段,也往往表现出向全球扩展的潜力与可能.也就是说,城市化与全球化是一种相互生产、相互依赖、相互激活的关系,城市性与全球性具有内在的一致性,都与主体的创造性、社会性相统一.但问题在于,全球化往往是强者的逻辑,存在强者向弱者进行综合殖民的趋势,并往往导致欠发达区域城市传统、城市个性、城市多样性的减少甚至消失.这样,对城市性与全球性的关系进行 反思,寻找协调二者的 支点,对全球因素对区域城市化的影响进行 规范,就成为化解全球化对城市化的不利影响的重要选择.

注释:

①②③ 克拉瓦尔:《地理学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2、288、288页.

④ Henri Lefebvre, The Urban Revolu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3, p。2。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7页.

⑥ 列奥·斯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02页.

⑦⑧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2、372页.

⑨⑩ 亨利·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35、138页.

格迪斯:《进化中的城市》,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年版,第180、1、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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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57页.

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56、56—57、55、23页.

鲍曼:《共同体》,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6、7页.

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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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

1、某花园人工湖水处理工程技术应用分析(恒大园林集团,广东广州510000)摘要院在人工湖水景的营造过程中,要突出多方面的技术控制,尤其是在水处理的技术运用中,对于人工湖水景营造中涉及到的氮、磷、硫等污染物质的处理,以及水体富养物质的运用

2、影响园林绿化施工质量的因素及解决对策(广东四季园林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广东广州510405)摘要院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整体提高,对园林环境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本文分析了影响园林绿化施工质量的因素,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关键词院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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