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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专论文】浅议是说教,还是“著史”?(论文范文)

星级: ★★★★★ 期刊: 《社会科学论坛·下半月》作者:张弘浏览量:4342 论文级别:推荐本章主题:作者和皇权原创论文: 5156论文网更新时间:12-23审核稿件编辑:Rory本文版权归属:www.5156chinese.cn 分享次数:2981 评论次数: 7014

导读:怎么写作好作者和皇权相关方面的论文。本篇是说教,还是“著史”?中的相关毕业生论文范文希望会对你的写作带来参考帮助以解你的写作忧愁。

编者的话:北京大学中文系韩毓海教授在《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中,对五百年来的中国历史做出了自己的解释.本书自出版以后数次加印,《博览群书》以及很多报刊专访了韩毓海教授.然而,也有读者对于韩教授在此书中的观点、论据、写作方法等提出了严厉质疑,本文即为其中之一.本刊刊发此文,只是为了呈现读者不同的意见,以促进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文中意见,并不代表本刊立场.

北大教授韩毓海的新作《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九州出版社2009年12月出版.以下简称《五百年来谁著史》)出版以后,2010年加印数次.我从卓越购得的,是本书2010年1月第四次印刷的版本.本书勒口上的作者简介是:

韩毓海,北京大学教授,曾任纽约大学东亚系教授,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特任教授,著有《锁链上的环:启蒙主义文学在中国》《摩登者说》《从“红玫瑰”到“红旗”》《知识的战术研究:当代社会关键词》《天下:江山走笔》等.多年来,韩毓海以其大气磅礴的思想气度、汪洋恣肆的文字风格、慷慨恢弘的人文抱负,成为“士”的精神传统在当代的有力接续.

而本书内容介绍上的文字是:

本书以“基层组织”“财政金融”“世界大势”,重新审视世界格局中的明清兴衰,有力印证了:近五百年来世界史的消长,其核心取决于“国家能力”的强弱.这一结论为当下中国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同样是在今年,著名宋史专家王曾瑜在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其古史论文集,书名却为《点滴编》.《点滴编》的说明是:

这是个人的一部中国古史研究论文集.从内容看,虽然大部分是宋代的,只有小量涉及前朝后代;但个人近年努力于贯通中国古今,故其中的不少论述,并非仅适用于宋史.点滴者,在知识海洋中个人学术成果微小之谓也,与另三部《锱铢编》《涓埃编》《丝毫编》为姐妹编.

按常理推测,术有专攻的作者,在其本学科领域内的研究更为可靠.王曾瑜先生研究古史的论文集,取名为《点滴编》,其谦逊之心让人敬佩甚至觉得过谦.而搞文学研究出身的韩毓海先生,却要对近五百年来的历史提出新说,并无比自信地将这本书取名为《五百年来谁著史》.想来此书必然非比寻常.然而,读过本书之后的“惊人发现”却为我始料不及——无论是在观点、史实,还是论据和行文的逻辑方面,韩毓海之书都硬伤累累,充满了蛮横和偏见.

一、以论代史和观点先行

对读者而言,首先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在于,很难把《五百年来谁著史》定位为一种什么样的书.该书第10页宣称:“我们不能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史学传统.”“无论如何,用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来解释历史、观察历史,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正确方向.”“治史者最难得的是有三重视野:下看基层组织、上看财政金融、外看世界大势.”作者在第11页接着批评说:“今天历史研究的一些毛病,其中之一是:分析有余,概括不足,不能自拔于史实.因为没有社会生产方式的分析,没有思想史、社会史和经济史的纲领,没有社会各阶级分析的观点,也就不能解释历史的发展和变化,这样就变成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事实,不见发展、变化、运动的逻辑.历史的实质全在变化,而这样的历史研究,却非但不关心历史变化之所以然,而且更不理会现实变化之所以然,只是用了几本中国古书和外国新书的知识,乃至名人轶事,去批评、点缀和套用现实的变化,而这种对于变化的拒绝,其实也正是对于历史本身的拒绝.”

而在该书第18页,作者又和前说自相矛盾:“这当然不能算是史学,连历史研究可能也谈不上.但是,不局限于西方人的结论同时又把中国史与西方历史打通来看,把世界史理解为世界交流史、地域和文化互动史,对我这个读书不多的人来说,这可能是需要点勇气的.”

前面刚刚强调了自己著史的与众不同并批判了“今天的历史研究”,后面又改口称“不能算是史学”.试问,在“读书不多”的情况下,又如何能够做到“把中国史与西方历史打通来看”(严谨而有自知之明的学者大抵都不敢如此)?如果说“把世界史理解为世界交流史、地域和文化互动史”是作者“别开生面”的“韩式著史”方法,有极大的“创造性”,那么,《五百年来谁著史》在学术体例上同样让人很为难:说该书是一本思想随笔吧,书中加了一些脚注,而且作者着重强调了自己解释这五百年来的历史观点;说该书是一本学术著作吧,作者又没有逻辑严密的观点、论证以及建立在大量史料上的分析和研究.

而作者的上述表白和他在书中的具体的写作均显示,“韩式著史”的方法并不新鲜,那就是几乎被专业史学界弃若敝屣的“观点先行”“以论代史”.众所周知,这种流行数十年且为意识形态服务的官方史学研究方法,即便在当下也有了相当大的改变,纯粹的“以论代史”和“观点先行”被视为宣传配合而非真正的学术研究,已成当下学术大忌.那种罔顾事实、机械套用理论框架和生硬运用唯物史观的做法大为减少,对于史实、史料的注重则大为增加.就方法论而言,当代的历史学家早已抛弃了“观点先行”“以论代史”,更为注重“论从史出”或“史论结合”.

该书的抱负不可谓不宏大,按照作者的说法,是“要以社会生产方式的分析思想史、社会史和经济史的纲领,社会各阶级分析的观点解释历史”,遗憾的是,该书主要引用的观点仅限于弗兰克《白银资本》和彭慕兰《大分流》等,引用的著作也极其有限.在国外的著作方面,诺斯饮誉全球的经济史著作《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以及希克斯《经济史理论》《剑桥欧洲经济史》等在本书中全无踪影;在国内的著作方面,中国经济史名家全汉升的《明清经济史研究》、侯家驹的《中国经济史》等与该书密切相关的必读性著作,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汤象龙、社会经济史大家梁方仲等人,以及严中平、傅衣凌、汪敬虞、吴承明等人的著述和研究,同样没有进入作者视野.既然作者要“下看基层组织、上看财政金融、外看世界大势”,那么,以上这些著作当为《五百年来谁著史》的必读书.由此可见,作者自称“读书不多”并非自谦而是事实.

而该书的结构极其可笑:前一部分“漫长的16世纪”是作者去山西给基层干部讲“科学发展观”的讲稿,在成书时拿来即用,充满了政工干部的说教意味;这一部分叙述的是“五百年来,在‘世界经济’向‘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转化的过程中,中国由‘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和‘创生者’,逐步走向衰落的过程”.后一部分“漫长的19世纪”中的部分内容,来自作者给北大文科研究生所开的“现代西洋理论阅读”课.作者描述的是“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世界史.而对于中国来说,这大致就是从明亡到

是说教,还是“著史”?
作者和皇权毕业生论文范文

清亡的历史”.作者得出的三个结论是:“第一,‘漫长的19世纪’是‘未完成的世纪’;其次,‘漫长的19世纪’还是一个‘颠倒’的世纪.第三,‘漫长的19世纪’总体上看来又是欧美列强的军事暴力和金融垄断支配世界的世纪,但是,这个靠‘军事实力’和‘金融财力’说话的时代,却是一个没有合理性与合法性的时代,因而也不能说是一个‘文明’的时代.”两者合在一起,就成了一本书.

该书洋洋洒洒近三十万字,作者只有观点和意见的提出,被其用来作为支持的一手材料和历史文献极少,仅有一些综合性著作中大可质疑的片面性的部分观点和作者经过过滤与挑选之后的“史实”,即便如此,这些材料也并没有经过作者的消化吸收后重组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而是充满了“韩式著史”的臆想和推断,其立论和观点都十分可疑.在观点上,作者极少在学术上站得住脚而属于自己的创见(对此,下文将详述).在论据上,没有坚实的史实为基础,作者的那些“韩式社会动员口号”显得空疏而片面,没有任何说服力可言.

二、沙滩上面建高楼

作者在自认为找到了中国五百年来积 贫积弱的病根——国家能力差、白银货币权丧失.就后者而言,作者以弗兰克《白银资本》(刘北成译, 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作为证据就极其可疑.在作者的论述中有一个“既定”的说法,即1567年前后,大规模引进白银来解决内部的货币短缺之前,存在着一个“中国主导的世界”.

“中国主导的世界”是否存在?对此,著名学者秦晖早在《传统十论》中指出,弗兰克以外贸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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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来证明经济发达是其一大硬伤,从现实视角看,中国是世界外贸顺差最大的国家之一,当今美国是世界上头号外贸逆差国,而美国却是不容争议的世界经济中心.弗兰克用外贸盈余来证明中国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的结论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而中国历史上较为强盛的汉代和唐代,贸易逆差都很明显.

不消说,弗兰克观点的硬伤,被韩毓海不假思索地全部拿了过来,并将“中国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作为“韩式著史”重要的立论基础,这无异于沙滩上面建高楼.无论是中国学者马克壶主编的《世界文明史》,袁行霈、严文明主编的《中华文明史》,还是美国历史学家爱德华-伯恩斯主编的《世界文明史》,马克思·韦伯的《世界经济史纲》,以及《剑桥中国明代史》等众多著作,均无“1400- 1800年间中国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或这一时间段是“中国主导的世界”的说法.显然,弗兰克的观点极其可疑.

弗兰克本人1957年获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1978年获巴黎第八大学政治经济学国家博士,研究领域涉及经济学理论、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运动、世界体系史.《白银资本》产生的争论,相当一部分并非其学术价值,而是其反对“欧洲中心论”的立场所致.非专业经济史学者的弗兰克本人也承认自己“既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汉学家,更不是中国史研究者”.这几乎也意味着,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的研究必然有很多局限、不足和偏差.试想,一个对中国历史颇多隔阂的学者,能够对明代的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做出可靠而准确的研究吗?对中国读者而言,大抵希望能够从韩毓海所描述这一时间段的中国历史中重享昔日的光荣,遗憾的是,慷慨激昂的“韩式著史”并不足信,无法给予读者心灵安慰.刻意夸大和自欺欺人的说法非但无助于认清历史,反而容易误导现实,对于中华文明的伟大,有百害而无一利.

在该书中的第二部分“漫长的19世纪”中,叙述的是,五百年来,在“世界经济”向“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转化的过程中,中国由“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和“创生者”,逐步走向衰落的过程.在论述中,作者大量使用了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历史系主任彭慕兰的观点,并往前走得更远:“彭慕兰也指出,与中国的‘勤劳革命’不同,与其说工业革命创造了新的财富,不如说新的财富的发现,导致并推动了工业革命,因为工业革命的发生来源于两个方向的驱动:‘向下’(挖煤)和‘向外’(殖民地市场)……其次是‘朝下’.正如为我们所耳熟能详的,工业革命在全世界的象征都是黑暗的矿坑—恰恰是‘黑暗的矿坑’形象地表明了‘底层’这个社会学的范畴是怎样产生的:如果没有煤的大量采用,没有煤的热能对于太阳能的替代,工业革命其实就根本谈不上是一场真正的革命.1800年,英国的煤炭产量占当时世界的90%,这是英国在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产品领先.”

而彭慕兰在《大分流》中关于煤的使用的观点,已经被学者黄宗智有力地质疑和批驳.按照黄宗智的说法,彭慕兰对1800年以后的历史的看法,关于煤炭的论述主要基于瑞格里.但是,彭扭曲了瑞格里的观点:“我们已经看到瑞格里讨论的是18世纪而不是其后的英国的煤炭生产.而且瑞格里强调的是两种因素的巧合,即煤炭的偶然发展与英格兰非常发达的有机经济这两者的结合,而不是单一的煤炭的偶然发展因素.可是彭慕兰却把瑞格里对英国1700-1800年间的观察,转换成了1800年以后才发生的事情,并由此得出单单机遇就足以解释工业化的结论.如此一来,瑞格里关于英国工业化过程带有机遇因素的相当奥妙的论点,到他手里变成了单一的‘煤炭和殖民地’的解释.”

在本书中,韩毓海还如是写道:“英国的地理地貌特征其实就相当于‘欧洲的山西’,而且其煤炭储备状态比山西更为特殊:英国存在大量的地表煤.这就是工业革命不产生于法国,不产生于荷兰,更没有产生于中国的根本原因——恐怕也是最直接的原因.更进一步说,18世纪末,英国的森林覆盖率不足5%,这个国家陷入到燃料严重短缺中,煤是天然的燃料,这也是英国向下发展(掘煤)的根本动力所在——对比而言,尽管中国经济的核心地带江南地区同样存在燃料短缺的问题,然而非常可惜的是:中国广大的南方并不产煤,而中国经济的核心地区江南和东南沿海更是处在一个严重的‘贫煤带’上——我们所能知道的工业革命发生的道理,其实就这么简单:使得中国、法国、荷兰、美国在19世纪没有发展起大规模的采煤业,恰恰就是经济的考量:成本和代价一代价和收益.”

而黄宗智之前对彭慕兰的批评是:“彭慕兰关于长江三角洲煤炭供给的论断也不足置信.蒂姆·赖特( Tim Wright)关于中国煤炭工业的详尽研究表明,中国是世界上煤炭储藏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而且在工业需求到来之时,中国的煤炭工业发展相当迅速,其年产量从1896年的不足50万吨增加到1936年的400万吨.研究近代中国史的专家都会知道位于湘赣边界山区的萍乡县煤矿,这里的煤经由湘江和长江供给张之洞在武汉设立的汉阳铁厂.显然,那些煤矿很容易就可以供给长江三角洲.换句话说,中国(或长江三角洲)工业化的滞后不能以彭慕兰所强调的煤炭资源匮乏来解释;相反,是工业需求的缺乏才能解释中国煤炭工业的滞后.彭慕兰的论述把本末倒置了.”

彭慕兰与黄宗智等学者的争论,当年在学术界曾产生很大影响,两人还曾经当面交流,结果是都未能说服对方.但是,黄宗智等学者对于彭慕兰论据和结论的质疑被学界公认为是有力的.令人难以理解的是,韩毓海对于黄宗智的论据视而不见,将彭慕兰的史实硬伤拿来即用.这到底是学术上的懒惰,还是存心的忽视?

三、国家能力与国家权力

在该书中,作者大量使用了“国家能力” 这一概念,但是并未交代这一概念的来源和原始出处,也未对这一概念的内涵和所指进行清晰的描述(似有违反学术规范之嫌),让我一度以为这一概念是作者自己的发明.而他对国家能力与国家权力未能区分,明显陷入了概念的误区.为了更好地说明该书中存在的问题,让我们看看英国学者迈克尔·曼在《国家、战争与资本主义》中的描述.

迈克尔·曼对于国家权力进行了两个层面的区分.其一是国家的专制权力,即国家采取的系列行动不需要与公众社会进行常规化、制度化的沟通.其二是国家的基础性权力,即国家能力.它指的是国家事实上渗透公众社会,在其统治的领域以提供“后勤补给的方式”有效贯彻其政治决策的能力.根据这两种权力强弱的状况,迈克尔·曼对历史上以及现实中的国家做了分类,归纳出四种理想类型:(1)两种权力均弱型,如西欧中世纪的封建国家;(2)强专制权力弱基础性权力型,如中华帝国、罗马帝国等传统帝国;(3)弱专制权力强基础性权力型,如西方近代以来的官僚制国家;(4)两种权力均强型,当代的集权主义国家即属于此类.

韩毓海在其著作的第2页写道:“我认为:最简捷地解释这五百年来世界史的消长,其核心实际上就在于‘国家能力’这一点上.”

在第22页中称:“这一部分对最近五百年世界历史运动的研究,能够使读者们看到:五百年中国历史所经历的大致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一方面是生产的发展、市场的扩大,另一方面却是‘制度的无为’——即‘国家能力的持续下降’,既指皇权直接面对千百万小农的基层无组织能力,又特别是指国家货币制度的混乱、税收体制的混乱,从而最终不得不将货币委之于国外的货币市场,结果逐步丧失了财政金融上的自主性.”

按照韩毓海的描述,“‘国家能力的持续下降’,既指皇权直接面对千百万小农的基层无组织能力,又特别是指国家货币制度的混乱、税收体制的混乱”,其范畴并非迈克尔·曼所述的“国家能力”,其权力运行模式从上至下,无疑应当属于“国家权力”的范围.显然,韩毓海在本书中陷入了概念的误区而不自觉.

在迈克尔·曼看来,国家能力与国家权力并不同一,国家权力过大极可能造成国家能力下降.近代以来,就国家能力而言,专制的法国并不比 的英国强大,因为专制权力的后勤基础不如“基础性权力”的后勤基础强大,英国政府能够汲取比法国更多的财政收入,能够更有效地动员社会各阶层,从而更有效地提供内部的统一秩序,维护国家的对外利益.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专制的时代,国家权力对基层的控制极其严格.白钢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中的研究显示,为控制人口,保证赋役的征收,朱元璋很重视加强户口户籍管理,1370年实行半印勘合户帖制度,户帖内容包括姓名、年龄、籍贯、人口、男子已未成丁数、妇女大人与小孩数;产业田亩数、瓦、草房间数,牛畜数等等.由地方官和户部尚书押名,以字号编为勘合,用骑缝印,把半印勘合交由户主收执,而户籍名册则上交户部备查.以后凡人口有增减变动,均得申报.如不申报或隐瞒年龄的,家长要受杖一百以下的处分.1381年,在户帖制的基础上,又建立了更为严密的黄册制度和里甲制度.里甲中各户要了解彼此的丁口、职业,互为担保.逃亡、流徙均属非法,出入邻里要相互告知,离境他往要领取“文凭”“路引”方能通行,否则要受到杖责并押回原籍.一人犯法,全家受牵连;邻里知情不报便要连坐.黄仁宇在《剑桥中国明代史》中称,明朝政府不能动员国内财政资源.黄仁宇的结论,或许与迈克尔·曼对专制的法国的研究相类似.而黄仁宇也同时指出,在增税实行时,有的边际土地拥有者确实无力缴纳,地方官员就必须抓捕和责打他们.在个别情况下,欠税人可能被责打致死,甚至最残暴的措施也根本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对于韩毓海关注的问题,即明代统治者没有能力动员国内财政资源的问题,美国学者玛格丽特·利瓦伊在《统治与岁入》中对于“掠夺性统治理论”的研究或许是较好的答案.利瓦伊认为,统治者使岁入增长最大化的目标受到如下因素的约束:相对议价能力,交易费用和贴现率.统治者总是掠夺性的,但不可能总是随心所欲.而专制君主虽然垄断了强制力,但未必拥有完善的监控能力.然而,他们能获得岁人的数量,取决于他们杜绝 人中饱私囊的能力;他们甚或不得不提供一些抽血 人的激励机制,从而让 人尽可能的征收岁人.

中国传统的皇权专制社会一直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吏治腐败的问题,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其权力组织形式本身的痼疾.拥有绝对皇权的统治者对于权力的 人和执行者的“官”,以及韩毓海反复强调的“吏”,显然不可能“完善监控”.对此,阿克顿早有“权力产生腐败,绝对权力绝对产生腐败”的名言.而明代以降“国家能力的下降”,恰恰是因为国家权力太强导致.当统治者从人民这里予取予夺,剥夺了几乎所有权利,而且不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和福利,人民不可能自愿服从或如利瓦伊所说的“准自愿服从”.当人民只是在权力的压迫下被动的充当输血者,或者在过重的税赋以及官吏的盘剥下苦苦生存,自然就不会积极响应国家的动员——所谓“君视民为草芥,则民视君为寇仇”,此之谓也.在我看来,这才是“国家能力下降”的根本原因.

四、“三重视野”三重盲

在该书中,作者反复强调治史者的三重视野即“下看基层组织,上看财政金融,外看世界大势”.遍览全书,窃以为作者可谓“三重视野三重盲”.

以作者所称的“基层无组织”而论,如上所述,明代统治者用户帖制、黄册制和里甲制牢牢控制了人民,并限制他们流动和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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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据王学泰先生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的研究,宋代民间自发产生的“乡约法”,到明代以后,朱元璋发现“乡约”具有驯化百姓、维系社会稳定功能,有利统治集团的长治久安,于是加以增删,颁布了所谓《六谕》;到清代以后,康熙把乡约增为《十六条圣谕》,从而使乡约成为官方基础政权的辅助性组织.在明代,除了乡约之外,还有家训、族规、格言、先贤语录和官方公布的上谕等等,都是向人们灌输正统观念的教材.这些族规、族戒等内容从服从国家律令到自觉的“为王前驱”等等,都做了详细规定.毫无疑问,这些族规、族戒在推广与普及皇权专制思想和维护皇权专制统治秩序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是皇权专制社会能够保持长期稳定的基础.从中不难看到,家族和专制政权对农民实施了无法摆脱的双重控制,农民在遭受皇权压迫的同时,也受到来自家族的宗法压迫和剥削,而这些压迫和剥削得到了法律和道德舆论的支持.不知韩毓海先生看到农民被陷入如此严密的组织化压迫与剥削之后,对于自己的“基层无组织”“体制无为”的说法做何感想?

而作者的“上看财政金融”同样盲目.他多次在书中提到,作为一个贫银国,明代将白银定为主要货币,没有坚持使用纸币宝钞为法定货币,导致“国家货币制度的混乱”.他如是写道:“黄仁宇研究明史,他没有最终挑明的一个最大历史秘密其实是:如果没有白银的大规模引进,明代本来有可能通过建立一个准确的国家预算,通过完善税收制度,建立起一个独立自主的宝钞(纸币)发行制度——反过来说,倘明代的宝钞最终能够稳定,它也就完全没有必要通过大规模进口白银来解决货币问题了,进一步说,明代如果不大规模进口白银,那么,五百年的世界史也就完全可以改写了,甚至数百年后,由于白银外流导致的 战争也都不可能发生了!”

根据著名货币史学家、钱币学家彭信威教授在其名著《中国货币史》中的研究,明代想恢复纸钞,但金元留下的银两制度不可能推翻.“自五代以来,白银的使用,一方面由于中国自己的需要,同时受了中亚币制的影响,已经酝酿了几百年,到明代已根深蒂固”[16],“明初虽然想不用金银,但大明宝钞仍有对金银的比价.随着宝钞的跌价,白银的使用是不可避免的.自洪武二十七年禁用铜钱以后,许多地方,专用白银交易”.白银的使用,至少在洪武末年便已盛行.而白银的使用很大程度是因为纸币的贬值和铜钱的减少,纸币贬值使人民需要一种稳定的货币以求自卫.但是,明初铸钱很少,洪武、永乐、宣德年间曾少量铸钱,但政府为了推行纸币,把这些钱贮存国库不发行,或只颁赐给外国使节.宣德以后,五十年间完全没有铸钱,因此民间铜钱不够用.所以白银的通行,原是辅充货币数量的不足.后来恢复孤铸,但由于私铸猖獗,钱分等级,不是适当的价值尺度,这更促进了白银的使用.

彭信威教授还指出,明初币值的波动,完全因为纸币发行无度.纵使不用铜钱,钞价还是会下跌.从制度上说,钱钞兼用,如同天平两端,平衡才是健全状态.如果两者价值上发生差异,就知道一方发行太多,或另一方数目太少.这也意味着韩毓海的谬误:彭信威教授所说的宝钞发行过多,停止铸造铜钱,是白银被促进使用的原因.这意味着,白银被使用和大量进口,只是统治者政策失误造成的结果,明代统治者未能坚持将纸币宝钞确定为法定货币,非不欲也,乃不能也!而过多发行纸币导致纸币贬值,从经济学常识来说,这也意味着统治者过于贪婪,以此掠夺人民的财产.如果真如韩毓海所称,明代大规模进口白银来解决货币问题,造成了统治者其后的困境,那也完全是他们自作自受——只是连累了中国的老百姓跟着遭殃!

而作者所谓的“外看世界大势”,则是以早已被摒弃的意识形态和单一思维,粗暴而简单地看待英国工业革命,以及资本主义的兴起.他以“阴谋论”的眼光,对这两者予以了根本性的否定.至于五百年期间启蒙运动在自然科学、哲学、 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教育学等等知识领域的积极作用,及其为美国独立战争与法国大革命提供框架,并且导致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兴起等等,在作者笔下不值一提.启蒙思想家们宣扬的天赋人权、三权分立、自由、平等、 和法治等思想广泛传播,形成了强大的社会思潮,动摇了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社会的进步等作用,作者更没有涉及.而英国的光荣革命及其后建立起来的君主立宪制度以及两党制度等,对欧美许多国家的政治、经济发生的重要影响,作者同样未置一词.如此盲人骑瞎马般的“外看世界大势”,怎不让人慨叹!

五、在陌生的经济史中“无力自拔”

在该书中,作者着力强调了白银在明清两代的作用,称1630年代美洲白银供应短缺是明朝垮掉的重要原因;1830年后开始的世界货币体系由银本位向金本位制的转变,最终导致了清朝的垮台[18].作者认为:“明亡的根本原因,像其他帝国一样,主要还是由于它的经济的崩溃.而这种经济崩溃的最根本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明代对于国际性货币——白银进口的依赖,这使它的财政和经济最终要受到国际白银生产的制约;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它对于对外贸易的依赖,即过于外向型的经济造成了国内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和区域化,从而导致了粮食生产的过度市场化,结果——那些最为市场化的地区反而不能应对灾荒和粮食的短缺,因为它在粮食供给方面不能自给自足.”

按照基本的逻辑推论,作者的理论很难站住脚.一个国家的货币问题确实很重要,问题在于,美洲白银供应短缺,与明朝垮掉有多大的关联?1830年后开始的世界货币体系由银本位向金本位制的转变,与清朝的灭亡有多大关系?

关于白银与明朝灭亡之间的关联,学者王家范在《明清易代的偶然性与必然性》一文中提供的数据显示,数额巨大的白银储备,相当部分却被收贮在国库或官僚的私宅里.大顺“拷掠”抄家时,仅仅掌握在京城皇宫和官僚手里的白银,总数至少在五千多万两以上,约占弗兰克所说由欧亚贸易流人中国的白银总数的1/6.河北的一个退休官僚,窖藏白银达几百万两,如果算上全国类似的官员数量,贮藏的白银数量可想而知[20].这些数据有力证明,明亡更多的因素在于崇祯和官僚集团对于白银和财富的贪婪,和1630年代美洲白银供应短缺并无直接关联.

而安震在《千秋兴亡·明》中总结明朝灭亡的原因是,崇祯皇帝朱由检及其官员们,在寇乱和特大自然灾害、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面前束手无策,反而欲壑难填,精于敛财,敲剥民髓,无所不用其极.不少官吏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变本加厉地催逼粮饷,逼民为盗.崇祯皇帝极其吝啬,在大灾面前,不顾百姓死活,不愿掏钱赈灾.在北京城被李自成大军围困时,他声称皇宫中无钱可做军需,催逼勋戚、太监、文武百官出钱助饷.但是,这些贪污受贿、中饱私囊的官员们和他一样装穷.朱由检密谕岳父周奎纳银12万两,周奎只拿出l万两.朱由检嫌少,周奎到宫中向女儿求助,周皇后暗中派人送去5000两,周奎反而扣下3000两,上交2000两.起义军攻破北京后,在其家中抄出白银53万两.内官王之心仅献出l万两,李自成军队破城后重刑追赃,他吐出白银15万两.明朝社会内部的矛盾极度恶化,官僚统治集团的残酷、愚昧与顽固迫使广大面临绝境的人走上武装反抗的道路……这些综合因素最终使明朝灭亡.而清政府的灭亡,固然与西方的冲击有很大关联,但是,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放弃手中的权力和利益,三番五次地拒绝、拖延立宪是更为直接的因素,与“1830年后开始的世界货币体系由银本位向金本位制的转变”,同样没有直接关联.

另一方面,影响到明代灭亡真实的经济原因是否真如韩毓海所说,1630年代美洲白银供应短缺而引起?关于这一问题,台湾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赖建诚在《边镇粮饷》中的研究,较之韩毓海的解释显然更具说服力.

多位明史专家的研究均显示,边镇粮饷是明代国家财政的一大负担,边防与财政危机可以说是一体的两面.在史学界,有人称“明代亡于边防”.赖建诚在《边镇粮饷》中的研究,有力地支持了这一结论.本书提供的数据显示,明代的军事支出,足以威胁到国家的存亡.嘉靖二十七年( 1548)到万历四十五年( 1617)之间,从国库所支付的军费银两数,占国库岁出银两数的百分比,从万历十八年(1590)之后,一直高于85%,到公元1612年竞高达97。25%.赖建诚指出,如果没有北方的外患,明代的财政结构会明显不同,整体经济会有更好的繁荣,明代的寿命也可以显著延长[22].

而韩毓海有“明代辉煌的经济之所以土崩瓦解,恰恰是因市场化过度”一类的“妙论”[23].对于中国历代统治者重农抑商的根本原因,作者如是写道:“中国历史上的商是伴随着小农经济的发达而发达的,它有摧毁和破坏小农经济的作用,但是却没有突破小农经济、把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提升到新阶段的作用.中国历史上的商人,赚到了钱无非做两件事,一件是买地.土地本无绝对价值,而一旦与地租相联系就有了很大的价值,而商人们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土地兼并和国家土地税的减少,所以历代国家起码为国税考虑,也要抑商.”[24]

侯家驹先生在《中国经济史》中的研究显示,汉代文景之治期间实施黄老的无为而治,在经济活动上自由放任,本有可能发生工业革命,不幸的是汉武帝对外用兵,将重要产业收归国营,并对产权蹂躏,对人权践踏,对资本掠夺,使自由经济骤变,致使人类第一个可能趋于成熟的自由经济惨遭扼杀.南宋内因君庸臣劣,坐失统一良机,外因蒙古崛起,受其铁蹄蹂躏;明代因神宗的矿监税监遍天下,以及后来的边饷,致使刚刚欣欣向荣的经济夭折.这三次趋向自由经济或市场经济的机会,就此丧失[25].而韩毓海此番论断,和他在本书中的习惯做法一样,只是信口开河,没有任何史实支持.

对于商人的社会功用,海外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在《儒家 与商人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中称.16世纪至18世纪这三百年间,从社会史的角度来看,商人的“睦媚任恤之风”已使他们取代了一大部分以前属于“士大夫”的功能(如编写族谱,修建宗祠、书院、寺庙、道路、桥梁等).清代政府对于商人的社会功能开始重视,到19世纪后的政府公文告示中已绅、商并提.韩毓海对于商的描述,显然谬误百出.

而历代统治者重农抑商的原因,李炜光在教授在《李炜光说财税》中的研究显然更为可信.中国的统治者一般有比较稳定的收入来源,一般以田赋和政府专卖的盐课收入为主,来自工商业和手工业的商杂税在整个财政收入中所占份额一直很低,其中海关收入更加微不足道.乾隆十八年( 1753)四口通商时,海关收入只有九十九万余两,占不到岁人总额的四十分之一.无论从商业需要还是财政需要来说,海外贸易对于封建政权并没有多大的推动力量.因此,统治者可以完全抛开财政方面的顾虑,单纯从稳定政治秩序的需要出发,实行禁海、促进耕织结合(农业和手工业结合)、对工商业发达地区征收极沉重赋税的政策.这些“重农抑商”政策,除了抑制商业和手工业的正常发展,还有维护自然经济和皇权专制统治的功用[26].相对于中世纪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英国对商业活动的支持,可谓天壤之别!

六、中国的社会矛盾,根源在外国?

在该书的第15页,作者如是写道:“今天,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当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不是什么抽象的国家与人民的矛盾(或者所谓‘官民对立’),而当下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拉大,其根源实则肇始于1970年代初期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联合推出的‘新自由主义’政治一经济政策,它以货币投资政策的巨大调整(以维持美元和美国债券价值为主要目标),又一次使得资本主义凌驾于‘世界经济’之上.”

韩教授将中国“当下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拉大”的根源归罪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联合推出的“新自由主义”政治一经济政策,这种说法倒是极其新鲜,两件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事,被韩毓海丰富的想象力联系到了一起.

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拉大,其直接原因显然与中国的财富分配制度、行业垄断以及政府的宏观政策、劳方权利缺位等等因素有直接联系.这是连中国政府都已经公开承认的事实.而劳方谈判权利丧失以及诉求渠道的阙如,劳资双方谈判机制和政府、劳方、资方协商机制的缺失,都造成了劳方在遭受资方盘剥时,无法保护自身基本权益.这些基本的道理,社会学家孙立平等人早已呼吁多年.韩教授以阴谋论找到的“假想敌”和“替罪羊”,显然与此并无直接关联.

《李炜光说财税》中算过一笔账,我国行政管理费的绝对额,改革开放前的1977年为45。2亿元,到2005年上升为6512。34亿元,增长了144倍,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从改革开放前的5。4%上升为2005年的19。2%,增长了约3。6倍,若加上预算外因素,不会低于38%,而同期美国的这项支出为12。5%.而公权力商品化的潮流不可阻挡,形成一种可以自我强化的“权力经济”和各类利益集团,无孔不入地凭借特权牟利,与民争利,却不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虽然GDP猛涨,但是各种社会保障和福利、公共卫生等投入却在世界各国的末尾.

按照基本的常识,政府不是会下蛋的鸡,其庞大的行政开支都是由纳税人承担.造成腐败盛行、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体制的落后和政治权力未能得到纳税人有效的监督和制约.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正有赖于温家宝总理今年三番五次提到的政治体制改革.

韩毓海一再声称,所谓“闭关锁国”,在中国明、清两朝确实出现过,但那都是为了消除外患所采取的权宜之计,随着外患解除,相关政令也就取消了,只要看看明清两代中国海外贸易的规模,就可知“闭关锁国说”并非历史事实.那么,历史事实究竟为何?

明代为维护其政权,明初即颁布包括锁海与禁耕等妨碍经济发展的禁令.由于朱元璋的这一禁令, 者形成的海寇与日本浪人勾结而形成倭寇.郑晓在《皇明四夷志》中称:“大抵贼中皆华人,倭奴十之一二.”尽管如此,沿海三个市舶司并未废止,中日仍有贸易关系.到嘉靖年间,皇帝朱厚熄下令罢置省沿海市舶司,明朝海禁政策达到了极点,结果导致倭寇集团更为强大,明朝为此增加了更多的军力和军费.明朝历代皇帝对海禁的态度虽不尽相同,但是,整个明代全面实行海禁的政策非常明确,禁阻私人从事海外贸易的政策时紧时松,却始终不曾撤销.

徐宏业在《千秋兴亡·清》中指出,所谓“闭关”政策,是指清政府在与外国交往时所采取的一整套对内对外的政策和措施,并不限于外贸和外交,而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带有一种与世隔离、盲目排外的倾向.而清代在锁海与禁耕上和明代如出一辙.1661年,清廷发布迁海令,北起北直(河北)中经山东、江南(江苏)、浙江,南至福建、广东,将六省沿海居民内迁到离海岸线距离三十里以上的区域,这一做法延续了二十二年,到清政府1683年平定台湾后,才开辟了少量对外贸易港口,对外打开了一条门缝.可惜好景不长,1711年之后,康熙重申海禁政策.从乾隆二十二年(1757)起,清政府规定对外贸易只准在广州进行,闭关制定了许多禁令.越往后,禁令越严密和繁琐.这些禁令,对外的部分,包括大量苛刻专横的规定限制外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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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内的部分、对于货物的出口等方面做了许多严格的限制.

尽管明清两代禁令频出,但是南方的海上贸易并未完全停止,移民活动也始终没有停止.但是,以此来说明清两代的“闭关锁国”并非事实,明显是罔顾事实,以偏概全.准确的描述应当是官方禁止,而民间不从,导致封锁无效.

七、敌视宪政,仇恨“精英”

“说到制度变革,孙中山以来的改革家们其实最终也都不得不认识到:这绝非立一纸宪草、推几个‘民意代表’即可完成的便宜事,而这里的道理,就在于‘变制度易,变社会难’(这一点鲁迅等‘先觉者’其实早在辛亥之后就一直‘无可措手’地痛感着).因此,要从根本上变革社会,那就非要从基层做起、从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农民做起、从土地制度做起不可;要真正变革社会,就非要找到、找准中国社会的真正主体不可.以为单靠几个‘民意代表’的三寸不烂之舌即可变革中国,这不过就是黄口小儿式的政治幼稚.以至于有人说:五百年来,中国最不成熟的就是上层和精英,而精英们最大的不成熟,就在于他们总是要咒骂下层民众不成熟”.

“正是 、 领导的革命,改造了中国的基层结构.历史告诉我们:今天绝不能小视人民组织起来的力量,更不可小觑创立社会基层结构的伟业,因为它一方面使得农业上的剩余得以转用到工商业,同时又使得工商业的发展反过来可以吸纳大量的人口就业谋生,而且,国家从此方才可能有上下交往、良性的财政管理,这又使得中国第一次有了独立自主的发钞权和货币主权——但是,对于这一浅显的道理,却不是人人都愿意承认的.以为靠‘个人自由’、一纸宪草、几个‘民意代表’就能解决一切中国问题,这其实就是中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的定见、偏见和一塌糊涂的‘政见”.

以上这两段话,仅仅只是《五百年来谁著史》中众多昏话中最具代表性的两段.其中,作者的心态大可玩味:对于在西方早已成熟并且被检验为国家机器有效运作方式的代议制 (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从形式上说也属于此),作者有着莫名的敌意甚至是刻骨的仇恨,对于约束政府权力、规范政府行为以免使人民受到国家权力侵犯、压迫和凌辱的宪政,作者显示出惊人的蔑视.在这种蔑视的背后,除了其扭曲的心态和预先采取的言说立场,更显示出作者对现代国家的起源、宪政的诞生及其走过的历程、产生的重要作用,作为一种新的政治运作方式等方面惊人的无知.而他对农民、对建国前土地制度之后的变迁,以及当下围绕土地制度产生的矛盾的根源,如果不是故意的视而不见,那么他所下的妄断同样显示出他对于土地制度沿革的惊人无知.

土地制度从解放前 实施的土地改革到现在几经变化,土地问题一直没有真正的解决.著名近代史学者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对于中国 在解放前以土地改革作为战争动员方式,以此获得农民的在财力、物力、人力上的全力支持,打败国民党的原因和经过有着详实而可靠的研究.人大教授张鸣在《动员结构与运动模式——湖北地区土地改革运动的政治运作(1946-1949)》中的研究结论是,土改“实际上是 为了与国民党争天下进行社会动员的手段”.1946年内战全面爆发后, 通过轰轰烈烈的“土改”为运动方式,充分发动农村中最弱势的边缘人群,让他们成为这场运动的主力军,调动起了人们的阶级仇恨,以此形成一种同仇敌忾的社会氛围,并将其他社会成员全部卷入这场斗争漩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连一些早已经过多次土改,早已不存在严重土地问题的老解放区也在这次运动中被推到极端.乱打乱杀的现象普遍存在,到1947年底才开始纠正,但直到1948年三四月份,国共两党胜负大局已定才基本结束[32].被动员起来的农民,出钱、出粮、出力,使得解放军获得了巨大的支持,最终打败了国民党.对于 的战争动员能力和效果,连被俘的国民党将领黄维、杨伯涛都感叹不已.而这种动员方式,完全由 发动,其组织形式为由上而下,并非农民自发组织和发动而产生.

而土地制度在解放后更是出现了数次变化.原本分给农民的土地,后来被政府以“入社”为名全部收归国有.到改革开放之后实行了分田到户,但是,农民所有的只是“经营权”而不是所有权.近年来,由于没有土地所有权,农民因为土地问题被地方政府剥夺权益,危及生存边缘而不得不组织起来抗争,由此产生官民冲突的例子比比皆是.于建嵘在其《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中有很详细而深入的研究.由于没有宪政的约束,农民没有利益表达的渠道(即韩毓海所蔑视的“一纸宪章”“民意代表”),不得不走上艰难的上访之路,或者被逼无路而不得不团结起来和地方政府公然对抗.此类事件,媒体的报道近年来可谓屡见不鲜.奇怪的是,韩毓海的“下看基层组织”对此熟视无睹.我很少看到真正的精英(当然不包括韩毓海先生这样的教授)‘‘咒骂下层民众‘不成熟”’,倒是韩毓海先生的高论,显示出他自己的“不成熟”.

而韩毓海对于把人民“组织”起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计划经济做法有着特殊的喜好,对于计划经济造成的农民权益被国家剥夺、几十年陷入赤贫的状态视而不见;对于造成几千万人丧生的“三年自然灾害”等只字不提.借用“韩式话语”的表达方式:对于铁证如山的史实,韩毓海不愿意承认,这其实就是作者根深蒂固的定见、偏见和一塌糊涂的“政见”.

作者声称“变制度易,变社会难”,更是让人怀疑他是“星外来客”.自秦代以后,中国的王朝更替,只不过是简单的皇权专制制度的循环,从来就没有在制度上发生过根本性的变化.因此,元代官员张养浩在《山坡羊·潼关怀古》中发出了“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感叹——这无疑也是历代底层民众真实生活的写照.从清朝灭亡的政府来看,如果慈禧和既得利益集团能够顺应时局变化,放弃手中的专制权力和既得利益,采取真正的立宪制,那么,后来的革命很可能会被改良所代替,中国近代史也可能因此被改写.

八、只批贪官,不批皇帝

在该书中,作者一方面抨击官僚政治,攻击“豪强巨族、土豪劣绅”,声称要打击利益集团和地方势力,另一方面对于五百年来皇权专制体制所造成的危害毫不涉及,熟视无睹,显示出其“梁山好汉”一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奇特思维.

中国的皇权专制体制经过秦始皇统一之后建立,到唐宋的时候已经基本定型了.到明清两朝时,皇权专制制度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明朝的统治者从各个方面积累、总结出了一整套驾驭臣民之术:废除相权对皇权的威胁;五府与兵部、三法司之间相互牵制,而集兵刑大权于皇帝;实行内阁与宦官双轨制, 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结合,并加强对地方的监督和控制;实行特务统治,加强对百官的检查和士人文化思想的控制;打击豪强、严格控制户籍等等.这些制度上的设置遂使皇权空前膨胀,甚至以此可以廷杖一百多个朝臣,锦衣卫、东厂、西厂恣意横行.作为法律体系的《大明历》比《唐律》更为完备和严酷,充分肯定了皇帝的独裁统治,显示了君主专制制度的强化.满清入关之后,从 到地方的很多制度,大多被清朝继承,皇权高度集中.

在政治上,作者所称的官僚也好,“豪强巨族、土豪劣绅”也好,利益集团和地方势力也好,无不依附于皇权为核心所形成的权力链而存在.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意识形态控制之下,皇权可以通吃一切.一旦握有专制权力的君主出于维护专制权力或其他考虑,决定大开杀戒之时,官僚也好,“豪强巨族、土豪劣绅”也好,利益集团和地方势力也罢,如果不起来造反,只有引颈待戮.明代的熊廷弼、袁崇焕和东林党人,清代的和坤等等莫不如此.在经济上,侯家驹先生在《中国经济史》中称汉代、南宋,明代三次趋向自由经济或市场经济的机会,无不因为皇权专制力量的强大而被扼杀.在中国,历朝历代的民众在受到皇权欺压和凌辱时从没有宪政和法治为依仗保护自己,人身安全和私人财产权没有任何保障——显然,这样的制度之下,不可能发展出资本主义.

而皇权的专制和贪婪,始终是市场经济的大敌.以明清两代为例,在搜刮钱财方面,万历皇帝贪婪异常,派大批太监充任矿监开采矿产,充任税使到全国各地征收商税.这些矿税使带领大队人马作威作福,凌驾于当地政府之上.由于他们的暴虐行径,激发了多起“ 件”.反对矿税使的斗争绵延了二十多年,共计三十多起,最终迫使朝廷取消了这一苛政.从表面看,是太监的胡作非为激发了人民的反抗,而问题的实质是万历皇帝借此搜刮民财所致.朱元璋没收沈万三私产,所谓“和坤跌倒,嘉庆吃饱”,都是皇权通吃一切的个案.

显然,韩毓海“只批贪官不批皇帝”的奇特思维在史实和逻辑上必然面临无法调和的悖论.在皇权专制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官僚制,必然要成为皇权权力运行上的受益者.唯其如此,官僚制才能够产生维系皇权专制的动力.正是在对皇权及其派生权力的远近程度和依附关系的差别上,诞生了韩毓海指称的“豪强巨族、土豪劣绅”等利益集团和地方势力.而韩毓海“只批贪官不批皇帝”,显然是倒因为果,无法自圆其说.

九、知识的欠缺与志大才疏

经由该书可以看出,作者既不具备现代社会科学研究者最基本的研究素养,也不符合中国传统史学对治史者“才学识”三大素养中任何一项的要求.在学术积累和知识储备上,作者对于中国和西方的思想史、社会史和经济史都极其陌生.如此“著史”,并且敢于以如此的书名招摇过市,作者有的不仅仅是“一点”勇气,几近“无知者无畏”.

卓越网的编辑推荐,将《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称为宋鸿兵《货币战争)×曾人选烂书榜)的历史升级版,对于该书来说不失为一个比较恰当的评价:无论从哪一方面看,该书都毫无新意,作者在本书中的观点和其所谓的“三重视野”,不仅没有扎实的学术基础和史料支撑,而且没有基本的逻辑自洽.全书观点、史实和论述充满了谬误与盲区,恰如一个技艺拙劣和审美眼光低下的服装设计师,用不同观点拼接组成了一件样式难看且污浊不堪的乞丐服,在“北大教授”光环的包装下,以标新立异的方式自诩“新潮”.如果说,一个优秀的学者是把不同的材料通过自己研究分析和重新组织制作成一道色香味俱全的美味,那么,该书就是将自己随意拈来的东西煮了一锅“珍珠翡翠白玉汤”,让人难以下咽.所谓“大气磅礴的思想气度”,显示的是其空洞无物和“两只黄鹂鸣翠柳”般的不知所云;所谓“汪洋恣肆的文字风格”,显示出作者混乱的思维和“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零敲碎打;所谓“慷慨恢弘的人文抱负”,显示的仅是其服用兴奋剂一般的非理性亢奋;所谓“‘士’的精神传统”,显示的只是古代纵横家的权力谄媚.

在我看来,韩毓海进入史学的言说领域是一个错误和灾难.他过重的文人气,思想、知识上的贫乏显然难以承担“著史”的任务——即使是通俗历史的言说.有宣传文字称,该书“深受北大文科研究生追捧”,如果此说为实,那么作者就有“误人子弟”的嫌疑;如果此说为虚,那么我为北大文科研究生而庆幸——他们少了一次思想和观念的误入歧途.

注释:

[1][2][3][5][7][15][1 8][1 9][23][24][30]韩毓海:《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第21、175、175-176、288、289-290、148、129、136、166、40、8页.[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

[4]秦晖:《传统十论》第264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6][8]黄宗智:《发展还是内卷?》,载《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9] [10] Michael Mann,States,War。 and Capitahsm ,Oxford: BlackweIL 1988,pp。5-9.转引自申恒胜、王玲:《国家体制建设的悖论、冲突与调适》,载《襄樊学院学报》2007年第10期.

[11][1 2][33]白钢:《中国政治制度史》第639、640、621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13]玛格丽特·利瓦伊:《统治与岁人》第14-15页,周军华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10年版.

[14]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第58页,[北京]同心出版社2007年版.

[16][17]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483、48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20]王家范:《明清易代的偶然性与必然性》,载《史林》2005年第6期.

[21]安震:《千秋兴亡·明》第331页,长春出版社2000年版.

[22]赖建诚:《边镇粮饷》第320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5][28][29][34]侯家驹:《中国经济史》第831-832、201、749、831-832页.[北京]新星出版社2008年版.

[26][27][32]李炜光:《李炜光说财税》第10-12、201-213、156页,[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31]张鸣:《动员结构与运动模式——湖北地区土地改革运动的政治运作(1946-1949)》,载《2l世纪》网络版2003年6月号,总第15期.

[35]马克矗主编:《世界文明史》第43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 参考文献 ]

1、“三言”中作者的皇权思想与平民意识 天下应该是百姓的天下,而在封建时代天下却成了一个人的天下,或者姓“刘”或者姓“李”又或者姓“赵”。皇帝独断专权,统治着天下的臣民,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不论这个皇帝是否贤明,他的举动都会影响天下臣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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