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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探讨与辛亥革命同行 (之一)——父亲前半生的传奇经历(论文范文资料)

星级: ★★★★★ 期刊: 《社会科学论坛·上半月》作者:智效民浏览量:2739 论文级别:最新本章主题:父亲和党部原创论文: 5156论文网更新时间:12-23审核稿件编辑:Cyril本文版权归属:www.5156chinese.cn 分享次数:1210 评论次数: 568

导读:父亲和党部方面的论文怎么写。此篇与辛亥革命同行 (之一)——父亲前半生的传奇经历优秀范文供大学生们写作这类毕业论文参考阅读,希望文章中某论文提纲示范会对你的论文写作能有帮助。

智效民

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正好是父亲一百虚岁.父亲的一生,特别是前半生,颇富传奇色彩.因此回忆一下父亲的传奇经历,可以看出自辛亥革命以来,他们那一代人面临着极其复杂的问题,其中包括民族危机、社会问题、国家前途和个人命运……

【作者简介】智效民,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原研究员,主要从事民国史、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研究.

一、从家族历史到家庭出身

1912年旧历五月初七,父亲智力展出生于山西省定襄县南西力村.

智姓的来历,可以追溯到西周时代.据说当时有苟氏三兄弟出征,因帅旗上都写着一个“荀”字不容易辨认,便让其中一人改姓“中行”,另一人因采邑(封地)在“智”地,便以地为姓.到了春秋末年,晋国的智伯(名瑶)因为能征善战,功勋卓著,担任了晋国最高执政官和军事指挥官.这件事引起他的前任赵鞅之子赵无恤的不满.赵无恤为赵鞅侍妾所生.此人其貌不扬,出身低贱,心胸狭隘,但野心很大.公元前455年,他联合韩、魏两国在晋阳之战中打败智伯.为此,不仅智伯的脑壳被涂漆当了酒器,智氏一家也遭到灭门之祸.智伯的家臣豫让对赵无恤的做法极为痛恨,发誓要为智伯报仇雪恨.为此,他以漆涂身,吞炭致哑,改名换姓,潜入赵家行刺.但是豫让没有成功,反而被赵无恤抓获.临刑前,他要求以赵无恤的衣服作为象征,拔剑猛刺,以完成未遂心愿.正因为如此,豫让的事迹流传千古,后人也有“智家鼎已三分裂,志士恩凭一剑酬”等无数的咏叹.

赵、韩、魏三家分晋以后,智氏家族中有人侥幸逃生,不知什么时候流落到晋东南泽州府(今山西省晋城市)一带.到了元末明初,又因为战乱迁到山西定襄县定居.如今山西一带的智姓,大多是定襄人氏.在山西定襄南西力村智氏祠堂上,有一幅对联反映了整个家族的变迁.对联的上联是:由泽地而迁襄,来襄在元明之际;下联是:因食邑以赐姓,得姓在秦汉之前.

听父亲说,按照家族的排序,他原名良瓒,字璃璋.我问他为什么要改名?他说这个名字有封建色彩,他不喜欢.之所以改为“力展”,后来我看到父亲在报上写文章,曾用过“离章”这个笔名,最近大哥告诉我,他听奶奶说在抗日战争之前,有一次父亲见到阎锡山,阎听说父亲叫智良瓒,就说:“不要叫良瓒了,干脆叫力展吧,把力量展开嘛!”在山西省五台、定襄一带,“良瓒”与“力展”的发音非常接近.

记得我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要求填写一个表格,其中有“家庭成分”一栏.我拿回去让父亲填写,父亲有些为难.后来我才知道,因为自从上世纪20年代父亲到省城读书以后,老家就没有近亲了.所以我们家没有参加土改,不知道是什么成分.为此父母发生争论,母亲说应该填“伪职员”,父亲一听非常生气.他说:“怎么是伪职员呢?应该是旧职员,或者是破落地主.”父亲对“伪职员”如此敏感,是因为那是指在日伪政权中做过事的人,属于汉奸,而父亲从学生时代起就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他说自己是“旧职员”,是因为他在旧社会服务过.至于“破落地主”,是因为我的曾祖父智青田是举人.听说曾祖父中举后,当过定襄县“山长”,负责本县教育兼管书院事务.听奶奶说,我们家的房子又高又大,大门口还立着旗杆,在村里可谓首屈一指.

曾祖父有五个儿子,我爷爷排行老五,名叫智守廉.曾祖父去世以后,爷爷独自一人去察哈尔(今内蒙古中部)经营曾祖父购买的荒地.当时父亲刚刚出生,爷爷一走就是十来年,到了回来的时候,不但没有带回一文钱,还把自己弄得破衣烂衫、蓬头垢面,像个叫花子一样.每逢说起这些往事,奶奶就非常生气.其实爷爷是个典型的书生,他的手非常细腻,能写一笔好字.只因为生不逢时,一辈子没有做过什么大事.

爷爷走了之后,由于生活失去依靠,奶奶只好带着父亲回了娘家.奶奶名叫王惠民,比爷爷大一岁,娘家在县城西关,在当地属于中上等人家.因为姑娘出嫁后是不能长住娘家的,所以奶奶的心理压力很大.为了让人少说闲话,她什么活儿都干,就连只有男人干的割麦子和打场她也参加.在长期的劳动中,奶奶的双手青筋突出,关节变形,与爷爷形成鲜明的对照.奶奶有个三弟,与父亲同龄,两人的关系亲如兄弟.奶奶说,我们这个三老舅舅是吃她的奶长大的.既要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又要哺乳两个孩子,可见奶奶当时要付出多少艰辛、多少代价.

父亲1919年入学,1925年高小毕业.由于家境贫寒不能继续读书,便在本县德和永布庄当了小伙计.为此,他承担了店里所有的脏活累活,就连老板娘的洗脚水也要准备.冬天来临,手背上冻裂的口子疼得要命.1927年

与辛亥革命同行 (之一)——父亲前半生的传奇经历
父亲和党部论文提纲示范

,他离开家乡到了省城太原,准备投考国民师范学校.国民师范是上世纪20年代由山西省督军兼省长阎锡山办的一所学校.由于免收学费,该校的学生大多是贫苦人家的子弟.为了求学与生活,许多学生都要在课余时间打工,因此社会上流行这样一句顺口溜:“国民师范,拉洋车的一半.”父亲到了太原以后,还不到招生的时候,于是他又进了一家字号,一边当小伙计,一边准备功课.父亲一生最拿手的厨艺就是做包子,他捏的包子既好看又好吃,就是当小伙计时学的手艺.

关于我的家庭出身,仅仅填写旧职员是不行的,还要填写父亲的具体职务.我记得父亲曾经在表格中填了一系列可怕的头衔,其中包括同志会太原市分会主任、太原市参议会议长、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山西省训练团教育长、国民党山西省委委员、三青团山西总团部干事、山西省学生军训总指挥部副总指挥等等.直到“文革”后期,为了处理两位远房亲戚夺祖上房产之事,父亲回到阔别几十年的老家,生产队才出具证明,说我们家是中农.记得父亲回来后向我们报告了这个特大喜讯,他高兴地说:“从此以后,你们就是‘革命同盟军’的后代了!”

二、学生运动领袖和驱逐省党部事件

1927年暑假以后,父亲考入国民师范学校.这时,阎锡山已经易帜,将五色旗改为青天白日旗,并兼任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不久,蒋介石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总司令以后,开始北伐,向北洋军阀宣战.第二年年初,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联合起来,向直系和奉系军阀展开进攻.由于形势的影响和对孙中山的崇拜,父亲参加了一个名叫“中山学社”的学生团体,开始接触三 义.那一年冬天,经同学阎化祥介绍,父亲加入国民党改组派,参加了反对蒋介石的活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全国各地爆发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各省学生纷纷赴南京 ,要求蒋介石出兵抗日.在此期间,父亲担任国民师范抗日救国会委员,并参加了太原市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的活动.11月中旬,太原市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组织全市学生一同到国民党山西省党部 ,父亲以纠察队队长的身份领导同学们参加了这一行动.

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的负责人苗培成,192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获工学士学位.在北大求学期间,他加入国民党.回到山西后,曾创办太原平民中学并自任校长.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他担任山西省党部清党委员,不久又担任省党部常务主任委员兼组织部长等职务.

听说太原市各校学生要到省党部 ,负责治安的太原市警备司令部做好了应对准备.11月18日是全市学生统一行动的日子.为了阻止学生上街,当局调动军警进驻国民师范,并派人把守校门,严禁学生集体外出.为了 ,冲出学校,同学们做了充分准备.那天早饭之后,全校同学突然聚集在操场上,然后整队向校门口进发.快到门口的时候,父亲让一位身强力壮的纠察队员冲上前去打开校门,校外的学生一涌而进,把看门的军警夹在门后动弹不得.随后,同学们像潮水一般涌向省党部所在地.这位身强力壮的同学叫崔耀南,是清徐县西楚王村人.1964年我下乡插队,正好去了这个地方.当时他已回乡务农,好像是四类分子,不敢随便说话.他知道我的身世以后,只是在眼光里流露出一丝温馨.最近听山西省政协文史办负责人穆雯英女士说,此人在“文革”后平反,被安排为县政协委员,如今已经去世多年了.无巧不成书的是,穆女士也是这个村的人.

到达省党部以后,其他学校的学生也都来临.省党部看到学生来势凶猛,便要求派代表进去谈判.后来有人在《山西文史资料》中回忆这段历史时,说我父亲是当时选出的七八位代表之一.但是父亲在“文革”中对我说,他当时并没有进去,而是在外面维持秩序.代表们进去以后,很久没有消息.正当大家烦躁的时候,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登上省党部的楼顶.不一会儿,不知谁高声呐喊:“我们的代表在里面挨打了!”同学们一听这话,又不由得涌向大门.这时楼上枪声大作, 的学生立刻四处逃散.就在这时有人高喊:“ 了! 了!”于是现场一片混乱,再也无法回复秩序.

的人名叫穆光正,好像是进山中学的学生.这一事件被称为“一二·一八”惨案.“文革”期间,北京造反派怀疑穆光正死的原因,曾找父亲调查当时的情况.我问父亲究竟是怎么回事?父亲对我说:当时他就在现场,看到省党部的宪兵是朝天鸣枪.不过,当时穆光正并不在队伍前面,而是倒在队伍后面的一棵大槐树下,因此他也不明白为什么这个人会被 击中.当时的省党部就是现在省政协东边省总工会大院,有两座带长廊的三层小楼.对面的那棵大槐树现在就耸立在大路上.

令人不解的是,“文革”结束以后有人在《山西文史资料》刊登文章重提此事,北京的一位大人物居然给编辑部写信指责作者,而这位大人物就是当年造反派怀疑的对象.造反派怀疑的理由是:当时阎锡山已经下野,如果他想卷土重来,就必须把国民党的势力赶出山西.要赶走省党部,就必须有充分的理由.因此他很可能在学生运动中收买杀手,造成轰动全国的血案.上述那位北京的大人物,很有可能成为阎锡山收买的对象.

无论如何,省党部因为“一二·一八”事件离开了山西,阎锡山也因为这一事件重新出山.更重要的是,从此蒋介石和国民党势力再也没有真正进入山西,阎锡山的独立王国也更加巩固.后来我在台湾的文献资料中看到苗培成到了台湾还重提此事,并满腹委曲地为自己喊冤,说他当时就不应该为这一事件承担责任.

三、从太原植社到山西牺盟会

阎锡山是在中原大战失败后下野的.一开始他住在大连,并邀请一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为他讲学.为此,他逐渐形成自己的一套理论,其中包括“中的哲学”“物产证券和按劳分配”以及后来的“兵农合一”等等.“一二·一八”事件以后,阎锡山从大连返回山西出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绥靖是安抚和保持地方平静的意思,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绥靖公署是一省或数省军队的最高指挥机构.1932年暑假,父亲经国民师范校长冯司直介绍,在太原绥靖公署所在地的梅山会议厅参加过几次阎锡山举办的讲座.阎锡山认为,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向大家发放“物产证券”,就可以避免因阶级斗争所导致的流血牺牲,从而可以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当时父亲对这一理论比较认同,并开始关注阎锡山的理论体系.

因为父亲是独生子,所以爷爷奶奶在1928年也来到太原.一开始,爷爷在阎锡山开办的兵工厂(今太原矿山机器厂)当了一名职员,月薪8元.因生活窘迫,再加上自己闲不住,奶奶经常在被服厂(军服厂)揽些零活补贴家用.当时他们住在大北门的一个大杂院里.“文革”期间我在太原矿机厂子弟中学教书,传达室老杨师傅也是定襄人,恰巧当年就住在那个院子里.听杨师傅说,在他的印象里奶奶特别能干,经常背着半人多高的军服往厂里送.

大约是1932年,父亲与定襄龙门的齐迎芳(又名齐迎珍,后改名齐珂)结婚.齐迎芳也是国民师范的学生.不久她怀了孕,因为怕别人看出,便把肚子勒紧,结果使胎儿大受影响.因此我大哥出生后身体瘦弱,骨骼也发育不良.听奶奶说,大哥出生后,他的母亲不想要他,天天闹着要出去工作.父亲是独生子,奶奶将大哥视若掌上明珠,为此婆媳之间没有少闹摩擦.父亲是个孝子,他说服不了妻子,只好协议离婚.听大哥说他母亲离婚后参加了牺盟会并投身革命,随后又嫁过好几个人,时间都很短,其中最显赫的是当过副总参谋长的李达上将.1949年以后,她在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会工作,不知什么原因犯了错误,被贬到山西潞安的一个地质勘探队.“文革”前又与太原钢铁厂的一个工人结婚,好像还和父亲见过一面.后来她又回到北京.大哥说他的母亲脾气不好,性格古怪,一生坎坷.这也印证了“性格决定命运”那句老话.

1933年父亲从国民师范毕业后想从事文化工作.因为校长冯司直对他比较赏识,便介绍他去找阎锡山的机要秘书梁化之.梁化之字敦厚,阎锡山的姨表蛭,定襄县师家湾村人.他1932年毕业于山西大学,是山西著名学者张贯三的得意门生.由于是近亲,阎锡山对他非常信任,让他掌管自己的私人印信和特费开支.当时阎锡山为了吸引人才,专门拿出大笔经费支持青年团体的活动.为此,父亲与郭庆华、耿恒逵、张以忠等同学成立了“太原植社”,顺利地从梁化之那里领到300元开办费和每月150元的津贴.太原植社成立后,开了一个小型图书馆,办了一个《生生半月刊》杂志.当时领取津贴的团体很多,比较著名的有李冠洋领导的“青年救国团”、邱仰俊领导的“建设救国社”、李畅生和杨贞吉领导的“民众监政会”、续如楫领导的“文山读书会”等等.因为每个月要领取活动经费,父亲与梁化之逐渐熟悉起来.

1934年秋,父亲考取山西大学法学院经济系,但由于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逼,华北形势日益紧张,因此他虽然考上大学,却没有安心读书,而是致力于抗日救亡的活动.不久,梁化之向父亲透露,由于形势的变化,阎锡山想把他津贴的各个团体合并起来.梁还表示,他对植社希望很大,合并之后要让植社占一席之地.为了提高植社的地位,梁化之在《生生半月刊》发表署名文章,标题是《谈谈青年的出路问题》.在这篇文章中,梁化之阐述了阎锡山“按劳分配”的理论,并提出青年要积极行动起来,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文章发表后,父亲和他的同伴都很高兴,认为替刊物增光不少.

1936年春红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以后,阎锡山成立“主张公道团”进行抵抗.随后,阎锡山根据形势的发展将各团体合并为“自强救国同志会”,由他自任会长,梁化之担任总干事.自强救国同志会下设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商人等五个委员会.太原植社由于人数太少,只分到一个委员,由郭庆华担任.从此,山西各青年团体由梁化之直接领导,梁俨然成为山西青年运动的领袖.

1936年夏,自强救国同志会组织“暑期健身团”,对抗日救亡青年进行军事训练.暑期健身团由梁化之和刘岱峰负责.刘岱峰1932年参加 ,1935年被捕后因宣布脱党而获释.直到1945年才由邓小平、薄一波介绍重新入党.1949年以后,他担任过云南省副省长、国家经委副主任、国家建委副主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家物价委副主任等职务.

由于山西的抗日救亡运动受到当局的支持,所以北平的爱国学生在“一二·九”运动退潮后纷纷来到太原.在这种形势下,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于9月在太原成立.随后,薄一波经阎锡山邀请来到山西,参加了牺盟会的领导工作.

这一年10月,父亲与母亲增祥鸿结婚.母亲是满族人.听母亲说她的父亲有兄弟四人,老大增禧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生物系.辛亥革命时,为了避免平民伤亡,他以满州城守尉的身份与革命党进行谈判.辛亥革命后,他先后在太原一中和山西大学教授生物、美术.由于他擅长工笔画和指画,1929年冯玉祥客居太原晋祠时曾经向他学画.抗日战争期间,日伪政府请他出任山西省教育厅厅长,他拒绝接受.一名日本军官慕名向他求画,也被他拒绝.此外,他还精通医学并以妇科见长,是近代山西既有民族气节,又多才多艺的人物.外祖父增贤排行老二,一直是普通职员.外祖母姓郝,是太原市半坡街人.在外祖父兄弟四人中,我只见过老四,我们叫他四姥爷.听四姥爷说,他小时候每天早上天还不亮就要起床,起床后首先要到大哥床前背书.因此他也考取官费留学日本,学的是无线电专业.四姥爷一生都在铁路部门工作,直到“文革”才去世.由于他精通日文,所以在“文革”时他就向我介绍日本一些情况,我听了就好像天方夜谭一样.

我的母亲是1920年生人,结婚时才十六周岁.当时母亲刚从小学毕业,考入太原市女子师范学校.母亲晚年对我说,当时薄一波刚到太原,大概是为了联络感情吧,还参加了他们的婚礼.1936年11月,傅作义率部在绥远(今内蒙古地区)打败日伪军并收复百灵庙一带,这一胜利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为此,新婚燕尔的父亲曾率太原市各界慰问团前去慰问.

为了对抗日青年进行培训,牺盟会成立了军政训练委员会,下设军政训练班、牺盟特派员训练班、民训干部团等机构.1937年元旦前后,父亲曾担任牺盟特派员训练班教务处干事、民训干部团政治处干事、军政训练班指导员等职务.民训干部团共有七个队,各队的指导员是:一队张隽轩,二队牛佩琮,三队李一清、刘有光,四队王鹤峰,五队智力展,六队杨献珍,七队雷任民.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张隽轩当过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是父亲的顶头上司;李一清当过中南局第一书记,牛佩琮当过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刘有光当过七机部副部长,王鹤峰当过 龙江省委副书记,杨献珍当过 党校校长,提出了引起争议的“合二而一”论,雷任民当过对外贸易部第一副部长,都是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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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干的人物.

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父亲还和牛佩琮的二哥牛佩瑶共同办过一个刊物,名叫《最后的生路》.

四、二战区的内部斗争和新旧摩擦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牺盟会一面派人深入各县组织抗曰政权,一面将其成员编入决死队、工人保卫队和政卫队(统称为“新军”),分别开赴晋东南和晋西北等地.决死队的全称是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一开始分四个总队,后来扩大为四个纵队,大约五万人左右,几乎是八路军人数的两倍.为了提高晋绥军(统称为“旧军”)的战斗力,阎锡山要求牺盟会派遣政工干部.于是,父亲担任了阎锡山警卫师第六十六师第一团政治部主任.由于战事紧迫,父亲让他的助手焦实吾护送家属先回老家,自己随部队撤退.母亲从小在城市长大,从来没有去过乡下.当时定襄的主食是很难消化的高粱面,因此母亲感到极不适应.返回家乡后,蒋介石和阎锡山在忻口地区部署重兵,准备与曰寇决一死战.为此,母亲又随爷爷奶奶离开老家向西逃难.为了迎娶母亲,奶奶在家乡准备了全新被褥和结婚用品,这时也只好委托远房的侄孙看管.此人与父亲同龄,却与我同辈.抗战胜利后,这些东西失去踪影.每当提起此事,奶奶总是伤心不已.

1937年11月,因为敌我力量悬殊,阎锡山准备放弃太原.听父亲说,当时他和部队失去联系,只好骑着马带着一个警卫员向南撤退.一路上从前线退下来的伤兵很多,这些人受伤后没有人管,心里充满怨恨,看到 的就打黑枪.于是父亲只好把手枪藏起来,轻易不敢暴露.

1938年初,阎锡山暂时在临汾立足,原军政训练委员会政训处改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行营政治处,父亲也从六十六师调到行营政治处工作.这一年秋天,二战区司令部移驻临汾以西的吉县,行营政治处改为政治部,刘岱峰和张亦山先后担任该部组织课课长,父亲任副课长.张亦山是湖南人,早在大革命时代就是 上海地下组织的负责人.后来因故脱党,被视为叛徒.他知道父亲与梁化之关系密切,便经常在父亲面前发牢骚,说组织课没有实权,并对梁化之把军政大权交给牺盟会、决死队表示不满.起初父亲觉得他妄自尊大,过于看重权力.时间一长,就向梁化之做了反映.梁听了之后对父亲说:“亦山是有经验的,他说这些话,绝不是出于个人意气,而是决死队里确实有问题.”父亲问有什么问题,梁回答说:“有 的问题.”当时阎锡山是不允许 公开活动的,因此牺盟会和决死队的 组织都处于地下状态.如果谁“有 的问题”,那就是抗日的异己分子.

入冬以后,父亲被调到二战区随营军政干部总校(简称随营总校)担任 教育主任.该校校长由阎锡山兼任,教育主任是梁膺庸.梁也是地下 员.当时梁是决死二总队政治主任,还在晋东南一带,所以父亲是该校的实际负责人.

新中国成立后,梁担任过化工部副部长.“文革”中,我父亲在《关于梁膺庸的一些补充材料》中说:抗日战争初期,“梁膺庸到随营总校以后,一方面表现拥护阎锡山、梁化之的领导,竭力争取阎、梁的信任……但在另一方面,对于反对阎锡山顽固派的斗争,梁膺庸又表现非常坚决.斗争的锋芒也很突出”.面对这种局面,当时我父亲“把顽固派只认为是落后的问题,不应该当作敌人来看待”.为此,梁膺庸很不满意,曾当面批评他“做法太软”,并且说:“如果对顽固分子活动不能坚决打下去,进步学生也不敢向你靠拢.”有一次,父亲与他闲谈,他说:“我们这些年轻人做事不会用人家那老一套的办法,最初还是学习一些新东西,学习唯物辩证法,对我们看问题、处理问题,很有好处.”我父亲觉得这是老生常谈,“因为当时牺盟会的干部,有不少人也常谈这样的话”(智力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为各地写的调查材料的剩余底稿》下册,第15-22页,未刊本).

另据我的一位同事说,他父亲曾担任过晋绥边区的县长、专员,后来担任华北局办公厅秘书室主任,顶头上司就是梁膺庸.他听父亲说,每逢开会,领导们漫无边际地胡扯一通,但是梁膺庸却能根据每个人的身份、地位和口吻,整理出一份又一份冠冕堂皇的会议纪要.这些情况,对于了解梁膺庸也许会有帮助.

1939年初梁膺庸来校上任不久,又和父亲一同调到民族革命大学(简称民大),分别担任正副教育主任.民大是1938年在山西临汾成立的,校长是阎锡山,办公厅主任是梁化之,实际负责人是教育主任.由于山西是抗日战争的最前线,又是“模范战区”,因此当时山西的民大比延安的抗大名声更大,也更有吸引力.早在民大成立之初,“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就被任命为副校长.此外,历史学家侯外庐曾参与民大的创办,哲学家杨献珍担任过民大第四分校校长;哲学家杜任之为民大的校名提过建议,著名作家丁玲去延安之前也在民大逗留过.

这时,二战区司令部已经转移到黄河西岸的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政治部驻在秋林以北十余里的上葫芦村和下葫芦村.1939年3月底,阎锡山在秋林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史称“秋林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师、旅以上军队干部,保安司令和各区专员以上的行政干部,还有一部分县长、县公道团县团长和牺盟会县特派员也参加了会议.秋林会议的一个主要议题是贯彻执行蒋介石的指示,文官不能兼任军职,取消新军中的政委制.为此,决死二纵队政委张文昂激动地对阎锡山说:“你不要我们就算了,我们搬上铺盖就走,你不让行政官员带兵,我现在就辞掉专员,留下政治委员.”薄一波也坚决反对取消新军的政委制.秋林会议后,山西新旧两派的矛盾开始升级,最终导致公开决裂.

随后,父亲请假到陕西汉中的城固县探亲,并将母亲接回二战区,让爷爷、奶奶和大哥留在汉中.母亲回到山西后,生活条件大不如前,所以她对汉中十分怀念.我小时候经常听她说汉中地区产品丰富,物价低廉,给人以江南鱼米之乡的感觉.另外,当年她骑着骡子路过秦岭时,还看到有人赤手空拳和豹子搏斗.每逢讲起这些往事,她总是滔滔不绝.因为我的乳名叫三狗,她还经常开玩笑说:“三虎出一豹,三狗出一獒.”

父亲返回二战区以后,被调回政治部担任秘书,实际上主要为梁化之服务.这时他发现秋林、上葫芦地区的空气异常凝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非常紧张.1939年11月,在小小的秋林镇居然有两个大会同时召开.一个是民族革命同志会代表大会,一个是民族革命青年团(简称民青)的扩大干部会议.两个组织都是1938年在临汾成立的.前者的主要成员是被视为顽固派的旧人,后者的核心成员是被视为新生代的牺盟会骨干.大会闭幕后,前者组织了提灯游行,后者举行了火炬游行,可见双方的矛盾斗争已经趋于白热化程度.大家都打着孙中山“民族革命”的旗号,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为此,梁化之非常苦闷,每天打针吃药也无济于事.

在此之前,梁化之知道驻扎在晋西北的工卫旅和决死四纵队经常发生摩擦,便派张亦山去了解情况.工卫旅和决死队都是牺盟会的产物,但是在牺盟会内部,却出现了以梁化之和薄一波为首的两派.为此,张亦山针对牺盟会的“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和“反对投降、反对分裂、反对倒退”等口号,提出了“组织上纯洁,政治上进步”的主张.他认为:“没能组织上的纯洁,就谈不上政治上的进步.”梁化之对张亦山的主张非常赞赏.

工卫旅的旅长郭挺一.是个悲剧性人物.他1905年出生,二十一岁加入 .为了发展地下组织,他曾是阎锡山通缉的三十二名 要犯之一.1928年他在参加省委会议的途中被捕,入狱后虽被判处十六年重刑,但还是被开除出党.尽管如此,他仍能保护同志、保守党内机密.1936年出狱后,他立刻投身于抗日运动,并组建山西工人武装自卫队(工卫旅的前身).抗战初期,他带领工卫旅与曰寇作战数十次,狠狠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令人不解的是,1938年3月,八路军120师锄奸部长卓雄奉命以军事教官的身份来到工卫旅,准备暗杀郭挺一.经过考察,卓雄认为除掉郭挺一对抗日不利,便没有执行这一命令.为此,卓雄于1939年7月被调离工卫旅.1939年年底“晋西事变”以后,郭挺一于1940年1月2日被秘密逮捕,随后有关方面以到临县去见牺盟总会负责人牛荫冠为借口,在半路上将他杀害.郭挺一被害后,有关方面以“遇到败兵打黑枪失踪”为名,向部队宣布他的死讯.这件事的内幕直到几十年以后才逐渐公布.

五、“民青”决议与晋西事变

大约在1939年11月下旬,梁化之在秋林召开“民青”常委会扩大会议,讨论牺盟会内部的一些问题.参加会议的人有牺盟总会负责人牛荫冠、二战区政治部秘书主任刘岱峰、决死二纵队政治主任韩钧以及张亦山等十余人.刘、韩二人的妻子张玉梅、张玉兰是亲姐妹,再加上思想接近,观点一致,所以会议一开始,他们就把矛头指向张亦山,对他进行严厉的批判.为此张面红耳赤,梁化之也非常生气.最后,与会者提出决议草案,要求对张进行处分时,梁化之终于坐不住了.他说“这样的会我不能主持”,便拂袖而去.随后,大家又把他拉回会场,并做出撤销张亦山“民青”常委以及政治部的职务,并把他派到晋东南去.

这次会议对梁化之打击很大.会议以后,他因为不放心韩钧,便把韩留在秋林,不让他返回部队.但是,韩钧因为另有所谋便不辞而别,从小路返回驻地.1939年12月12日,也就是西安事变三周年纪念日,韩钧发表通电痛斥王靖国、陈长捷等人勾结日寇进攻决死二纵队.为此,决死二纵队全体指战员决心坚持抗战到底,誓死讨伐王、陈叛军.王靖国是第19军军长,陈长捷是第61军军长,二人能征善战,是晋绥军的核心人物.他们与决死队常有摩擦是可能的,但是说他们勾结日寇,卖国求荣,却言过其实.另外,韩钧还给阎锡山写了公开信,其中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等语,看似一种无奈,其实另有原因.

面对这样一种局面,梁化之非常难堪.一方面他是牺盟会、决死队的主要领导人,与王靖国、陈长捷等旧军人有很大矛盾;另一方面他也知道,薄一波、韩钧是 人,他们迟早要和阎锡山彻底决裂.如今韩钧出走只是一个信号,它意味着整个决死队都要脱离阎锡山的掌控.这对他来说无疑是釜底抽薪、当头一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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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父亲也很痛心.他认为韩钧反对王靖国、陈长捷等旧军政人员是可以的,但不能因此就反对阎锡山.因为阎锡山是抗日的,是支持牺盟会、决死队等进步力量的,所以他不赞成韩钧这种使亲者痛、仇者快的行为.基于这一认识,父亲写了一篇文章,批评韩钧此举是盲目的冒险行动,希望他能够顾全大局,团结抗战,使问题得到和平解决.梁化之看了以后,把它印发各地,以图扭转不利局面.

这一事件被称为“晋西事变”,亦称“晋西政变”或“十二月政变”.晋西事变以后,牺盟会的人纷纷离开二战区,有的去了晋东南,有的投奔延安.第二年1月,梁膺庸也带领一部分民大的干部学生去了延安.于是梁化之派父亲到民大收拾局面.父亲到了民大以后,发现还有一些人愿意到延安去.当时父亲虽然不希望把二战区和延安对立起来,但是他认为应该尊重自由意志和个人选择.所以他给那些想去延安的干部学生开了路条,先后送走一二百人.这件事引起梁化之的不满,不久梁命令民大从距离延安较近的陕西宜川迁到了陕西韩城.“文革”中我曾经问父亲:“当时你为什么不去延安?”父亲回答说:“如果我去了延安,怎么能有你们?”后来父亲曾反复检讨自己革命意志淡漠,有浓厚的家庭观念和封建主义思想.这或许是同一件事情的两种解释.

韩钧1912年出生于河南省新安县,十三岁考入省立洛阳第四师范学校后,曾与同学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被学校视其为“危险分子”.1929年春,他因参加学潮被学校开除.1931年到了北平后考入中国大学并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第二年,他加入共青团之后因组织抗日义勇军被逮捕.1933年,他在北平草岚子监狱(时称军人反省分院)加入中国 ,当时薄一波也在这个监狱.1936年秋,韩钧出狱后与薄一波等人组成 山西统战工作五人委员会一同来到太原,担任牺盟会军政训练委员会干事.决死队成立后,他出任决死二总队政治部主任.

晋西事变后,韩钧曾去延安学习,并担任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司令部秘书长,协助司令员贺龙工作.抗战胜利后,他回到河南担任 豫西二地委委员兼军分区司令.1948年洛阳战役,他参加北平和平谈判.1949年3月23日,他“因疲劳过度突然去世,时年37岁”.这是我从网上搜索到的有关资料.

但是著名作家张一弓却在长篇小说《远去的驿站》中说,韩钧不是因为疲劳过度突然去世,而是另有原因.小说中有一位开明绅士“贺爷”,曾经送给韩钧司令员一把白金小手枪.但由于抗日战争后期发生了“豫西事变”,韩钧从延安带来的一百多人惨遭杀害.

为此,张一弓在小说中写道:1949年初,就在“在党 从西柏坡迁至北平的那天,他得到通知, 、朱总司令要找他谈话.他想起三年以前,当他离开延安去开辟豫西根据地时, 、朱总司令也曾召见过他,对他寄予厚望,让他带走了一百多名久经沙场的干部.他是立下了‘军令状’的.而现在,由他带走的大部分同志都在‘豫西事变’中悲壮而窝囊地成了烈士.他感到无颜再见 和朱总司令.夜晚,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捧着一个大茶缸借酒浇愁.深夜,屋子里一声闷响,他已经倒在血泊中,手中握着贺爷送给他的白金小手枪”.

《远去的驿站》虽然是一部长篇小说,但关于韩钧的描写叙述却绝非虚构.

晋西事变以后,梁化之引咎辞职,将随身携带的勃朗宁手枪交给阎锡山,请求处分.在二战区高级军政人员中,只有梁化之可以带着这支手枪出入阎锡山的住所,其他人都没有这种特权.为了避开风头,阎锡山派他到重庆 训练团培训. 训练团是国民党 训练委员会于1940年3月在重庆办的一个党政训练班.培训的对象是各地区各部门的高中级干部.梁化之走了以后,以王靖国为首的军人势力大大抬头.他们成立“铁军组织”,形成军人专权的局面.为此,以李冠洋为首的一派文人成立“文人组织”与其对抗.但是李冠洋秉性温和,缺少霸气,难成气候.

李冠洋又名李江,他早年在北京大学读书,加入国民党以后曾任山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山西省民政厅长等职.此外他还是中国青年救国会的创始人,后来担任过财政部副部长的戎子和(戎伍胜)就是这个团体的主要骨干.听母亲说,1949年解放军攻下太原后,他被捕入狱,又染上毒瘾,当时担任太原市军管会负责人的戎子和曾去监狱看望.不久,他被释放并安排在山西省政府参事室工作.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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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家离山西省政府很近,他每天都到我们家午休.在我的印象中,这位李伯伯和蔼可亲,是个老好人.李冠洋的夫人刘慕贞也是北大毕业,曾担任过立法委员,是山西妇女运动的领袖.1949年以后,她长期在山西省政协秘书处工作.当时父亲是该处副处长,总觉得她却像换了个人一样,对新时代极不适应.

为了避免形成王靖国一手遮天的局面,阎锡山召梁化之早点回来.1940年夏秋之间,梁化之从四川返回山西.这时,阎锡山已经离开秋林返回山西,进驻吉县西北的克难坡村.克难坡原名南村坡,是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庄.阎锡山选中这个地方后,因“南村”二字与“难存”谐音,便以“克服困难”之意改名为克难坡.从此,二战区长官司令部和山西省政府便驻扎在这里,一直到抗日战争结束.

梁化之回来以后,派父亲以二战区政治部组长的身份到重庆 训练团接受培训,一同前去受训的还有赵戴文的儿子赵宗复.赵戴文既是阎锡山的“军师”,又是其兄长.他们早年在留学日本时就参加了同盟会.回国时阎锡山因携带炸弹受到盘查,赵戴文挺身而出承担危险,几乎引来杀身之祸.辛亥革命以后,赵戴文一直辅佐阎锡山治理山西.北洋时期山西有“模范省”的美誉,赵戴文功不可没.中原大战前夕,刚刚接替蔡元培担任监察院院长的赵戴文曾经表示:“我不忍看到中国再打内战.如果再打内战,我就要跳长江.”随后,他携带蒋介石的亲笔信返回山西,声色俱厉地指责阎锡山企图造反,并告诉他:“我在南京一年多,深知蒋的内部已经成了铁桶子,军队力量也很强大,你以为联合的人不少,其实都是乌合之众.这些人……不是流亡政客,就是失意军人,你能听他们的鬼话吗?”遗憾的是这一次阎锡山没有听他劝告,使他含泪而去.赵戴文曾担任山西省省长、国民政府内政部长、监察院长等重要职务,但是他的独生子赵宗复却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就秘密加入 ,并且是该校的党支部书记.到重庆培训时,赵宗复也是二战区政治部组长.他虽然贵为公子,却因为极具平民意识,娶了个既不识字又无依无靠的农家女儿.赵夫人只有个乳名叫喜孩,为此赵宗复给她取名赵熙赫.抗战胜利后,赵宗复曾被梁化之逮捕,梁念及赵戴文的资历没有杀他.1949年以后,他担任山西大学副校长、太原工学院院长,本来有专车接送,但却一直骑自行车上班.学校给他配备了高级宿舍,他也以自己有房产为由拒绝接受.在大家眼里,他生活朴素,待人诚恳,是个真正的 人.但是在“文革”初期,他首先在报纸上被点名批判.由于承受不了如此压力,他跳楼自杀.

关于这次重庆之行,我记得父亲说过有两件事.一件是蒋介石在受训结束时,赠予每个学员一把刻着“蒋中正”的短剑.我问这把短剑的去向,父亲说1949年他逃出太原后,梁化之把他办公室的东西全部搬到自己的办公室.解放军攻下太原后,梁化之办公室被公 接管.如果这把短剑还在,就应该在市公 内.另一件是他说重庆的黄包车真是让人叹为观止.重庆街道的坡度虽然很大,但是黄包车却能风驰电掣一般在街道上飞奔,车夫只须用脚在中途点几下路面,就能驾驭自如.

[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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