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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学位论文】浅谈做两代学人之桥梁立承前启后之功勋——张友伦教授的学术道路与成就(论文范文)

星级: ★★★★★ 期刊: 《社会科学论坛·上半月》作者:原祖杰,秦珊,张聚国,杨令侠浏览量:4250 论文级别:推荐本章主题:史学和劳工原创论文: 5156论文网更新时间:12-23审核稿件编辑:Maximilian本文版权归属:www.5156chinese.cn 分享次数:2106 评论次数: 1428

导读:做两代学人之桥梁立承前启后之功勋——张友伦教授的学术道路与成就是一篇关于史学和劳工的毕业论文提纲格式,免费分享供广大学者参考,希望对学生们写作论文提供清晰写作思路。

原祖杰秦珊张聚国杨令侠

——张友伦教授的学术道路与成就

在中国的世界近现代史尤其是美国史学界中,张友伦先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这不仅因为他曾担任过美国史研究会理事长、中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美国研究》编委、中华美国学著做出版补贴基金评审委员会委员等重要职务,还因他强烈的职业责任心,以及为追求学术进步殚精竭虑、无怨无悔的奋斗历程.他在学术研究、梯队建设和学科谋略等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是老一代和新一代史学家之间的桥梁.

一、学术经历

1931年5月21日,张友伦先生出生在四川省成都市,初中和高中都是在蜀华中学度过的.张先生的学术视野和文字修养同他年轻时下的工夫关系很大.在小学阶段,他曾利用假期入私塾,初触四书五经.他曾说,我应当感谢我的母校蜀华中学,这所学校非常重视国文和国学知识,几位语文老师在这方面都很有造诣,在他们的熏陶下,学到了一点国学知识和运用古文的能力.还受过前清举人指导古文写作.

张先生中学毕业后进入四川省立成都会计专科学校,1951年毕业后被分配到西南文教部高等教育处工作,1952年加入共青团,1953年2月加入中国 .20世纪中期中国和苏联关系友好,由于出色的工作表现,他被推荐参加留苏考试,并被录取,1954年8月到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学习.张先生原来是学会计的,乘上去莫斯科的火车才知道自己是去学习世界历史.由此,张先生开始了他学习一工作、再学习一再工作‘、重新学习一重新工作的传奇学术生涯.

在苏联学习期间,他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张先生回忆说,他是一个不怕困难的人.可是一下子把他放在离自己所学所用专业迥异的、异国的世界历史的课堂中,他真的手足无措了.开始听课时,他几乎完全听不懂,后来发现预习对提高听力很有帮助.此外,用俄语写作也绝非一件简单的事情.然而,在苏联紧张的、日以继夜的学习没有白付出,张先生最终顺利通过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的写作,并得到苏联教授的好评.

1959年张先生从苏联学习结束回国到南开大学工作,曾一度在历史系社会主义概论组工作.在苏联学习的马列主义和世界历史的深厚基础,都使张先生首先选择国际工运史和国际共运史这两个研究方向.

他的第一篇文章发表在《天津日报》上,内容是谈法国首相弗朗索瓦·皮埃尔·基佐的阶级斗争学说,虽然只有三千多字,但这是他的处女作.1963年,他投给《历史教学》的第一篇学术文章也发表了.这篇一万余字论述1910-1917年墨西哥资产阶级革命的文章,使用了多种俄文资料,因此内容饱满,是国内极少数使用英语和西班牙语之外的语言研究墨西哥史的文章.张先生对墨西哥资产阶级革命的评介也是中肯和客观的,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实为难能可贵.即便现在,这篇论文依旧在材料的运用和全球史的视野上独具特色.这篇论文的发表大大增强了这位年轻学者的研究动力和自信心.此后,他参与了历史知识普及工作.自1963年始由商务印书馆连续出版的外国历史小丛书中,有他撰写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巴枯宁》(合著)和《蒲鲁东》(合著)等部,印数达到百万册左右,还发行过少数民族文字版,是新中国以来国民研修外国史的重要教材.

张先生早年的研究,尽管也同中国的其他一些社会科学研究一样,带有一定程度的时代局限,但其客观、稳健的学风和厚重、平实的文风,保证了其研究成果的持久学术价值,让广大后学受益匪浅.

60年代初,张先生被调到南开历史系世界近代史教研室工作.在这段教学科研的日子里,张先生先后开设了‘世界近代史”等课程.他的研究课题也是与世界近现代史相关的.

“文革”结束后,考虑到加强美国史研究的力量,1977年底,南开大学历史系内部做了调整,决定把张友伦先生从世界近代史教研室调到美国史研究室.虽然领导也考虑过他的俄语背景,但最后还是做出调动决定,这完全基于多年来对张先生学术能力的认可和人格的信任.在一个系内调整工作岗位、改变部门和研究方向,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但研究者语种的变化非同小可.语言是学者的首要功力,而外国语言则是研究世界史的工具,离开它就寸步难行.张先生二十三岁始习俄语,四十六岁转学英语,理论上讲,都错过了学习外语的最佳年龄.他在被调到美国史研究室之前,不仅没有去过任何英语国家,而且根本就没学习、接触过英语.他们这一代人就是这样像道钉一样,被放在最需要的地方,而他们的学术轨迹也深深地烙上时代的印记.他回忆刚调到美国史研究室情形时说:“当时我的英语水平很差,看书离不开字典,一小时不过看一两页,既不能听,也不能说.如果两三年内不能突破,那就拿不出研究成果,也不能接待来访的美国学者.这等于让我第二次留学,面对留苏初期的那种困难.而这次我已将近50岁了,精力有限.但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背水一战.记得有两年时间,脑子里装的都是英语,整天听录音、练口语,看英文书.现在回想起那些日子都不知道是怎么打发过去的.”

大约用了两三年的时间,张先生就具备了同美国专家交流的能力,甚至可以为美国教授讲课做同声翻译.作为中年教师,他顶起了南开美国史研究室的“屋脊”.用他的话来讲:“这时我才觉得自己有资格在美国史研究室待下去了.”张先生称这次工作调动是自己学术生涯中的“转折点”,“可以说,我对美国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没有什么基础和准备.转到美国史领域以后一切均需从头做起,所遇到的困难可想而知.不过也有有利的一面,那就是集中研究方向,从头做起,并全力以赴”.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张先生敏锐地意识到中国现代化之需,发表了一系列探讨美国工农业发展道路、西部开发和 制度建设的著述.80年代末,他还担任过《日美问题论丛》(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主编之一,并作为美国富布赖特和人文学会理事会学者先后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和堪萨斯大学从事研究工作.从1981年至1997年,他连续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和《南开学报》上发表文章.他的所有研究成果显示,他是中国人数极少的、留苏学习社会科学中的佼佼者.

然而,张先生研究美国史的学术道路并非就此平坦,很快又受到改革开放浪潮的冲击.转瞬间,电子技术,如互联网、数据库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铺天盖地.年轻学者如雨后春笋迅速成长.这又是一种新的学术压力.可是他依然不停顿地孜孜耕耘,在2005年七十四岁时,他又出版了力作《美国西进运动探要》.年近八旬,张先生总结到:“我对‘教学相长’这句名言是深有体会的.唐代文学大师韩愈说过:‘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事实正式如此,不少学生的成就都超过了我.其实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否则社会就很难进步了.”这是一位学术大家的宽阔胸怀.

二、学术贡献

张先生是国内外知名的美国史、世界近现代史和国际共运史专家,学识渊博,著述颇丰,他写作和主编的学术著作、教材和工具书达二十余种.他先后完成了国家“七五”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教委博士点基金课题和天津市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大概说来,他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国际工人运动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美国史学史、美国劳工史、美国农业史和工业史、美国社会史、美国西部史等方面.

(一)史学史

张友伦先生每开拓一个新领域,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对既往的相关研究进行全面地了解和梳理.改革开放之初,也是刚转向美国史研究不久,张先生就发表了“关于独立战争的美国史学”一文…,对早期美国史的相关研究加以介绍和鉴别:从最早的威廉·戈登、戴维·拉姆齐和乔治·班克罗夫特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种族主义学派和帝国学派;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学派,到二次大战后的和谐史学和60年代的新左派史学,美国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早期史研究流派在张先生笔下都一一得到评点.

同样,张先生在着手美国工运史和西部史研究时,首先关注的也是以往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流派.张友伦先生对美国工运史学的研究殊为丰厚,并有独到见解.他在“初论美国工人运动史学”一文中指出:“美国工人运动史学始于何时,可分几个阶段,各个阶段又都有哪些具有代表性的学派?对于研究美国工人运动的史学工作者来说,这是个必须回答但又难于确切回答的问题.”而张先生对美国工运史的梳理,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清晰的学术脉络:首先是康芒斯学派的崛起.美国第一代劳工史学家来自经济研究领域.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利在1886年出版了《美国劳工运动》(Labor Movement in America),张先生认为这是“系统论述美国工人运动史的第一部专著”,但伊利的贡献要远大于此.1892年伊利转到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任教,并获得一份3万美元的研究基金.1904年他创建了美国工业研究所,旨在对美国工业社会和劳资关系做系统调查,并邀请他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带出的得意门生约翰·罗杰斯·康芒斯主持其事.在康芒斯领导下,威斯康星大学一批经济学和劳资关系学者先后编辑出版了十一卷本的资料集《美国工业社会文献史》(A Documentary History ofAmerican Industrial Society)和四卷本的《美国劳工史》(History of Labor inthe United States).张先生评价说:“这两部书虽然存在很多问题和严重错误,但影响了美国学术界和教育界的整整一代人,是二十世纪上半期具有权威性的美国工人运动史巨著.”张先生对于康芒斯学派的主要观点,尤其是其职业意识论并不认可,但对康芒斯学派在美国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却给予充分肯定.

崛起于世纪之交的康芒斯学派,与其他史学流派一样,受到当时甚嚣尘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以社会学和经济学为代表的新兴社会科学的影响,试图用一套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康芒斯是西方经济学中制度学派的创始人之一,而他在劳工史方面的贡献丝毫也不逊色.康芒斯“把阶级斗争的全部内容归结为劳资谈判”“认为美国工人运动是一种纯经济活动,不带有政治性质”.其弟子朴尔曼更明确提出“职业意识”(或“工资意识”)论作为美国工人运动的基本特征‘钔.张先生对此批评说:作为劳工史学流派的康芒斯——威斯康星学派,其理论的核心是所谓职业意识论,其要害是否认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这与劳联的“纯粹的工会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妙.张先生认为,康芒斯学派的成果及其影响相对较小的挑战者们,包括老左派史学家威廉·福斯特等人的著作,代表了美国第一阶段的工运史学.

将菲利普.S.方纳《美国工人运动史》第一卷于1947年的出版看作美国劳工史第二阶段开始的标志,未必能引起一些美国同行的共鸣,但却代表着先生在劳工史学方面的独立见解.在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直到60年代新一轮社会运动兴起,这中间有近二十年的政治反动期.一方面,我们看到走过辉煌的康芒斯学派日渐式微,另一方面,50年代横行一时的麦卡锡主义让许多自由派知识分子噤若寒蝉,与工人运动关系密切的劳工史学也概莫能外.而能在工运史方面填补空白的,恐怕也只有被主流史学家们视为异端的独行侠菲利普.S.方纳的四卷本《美国工人运动史》.所以,张先生对美国劳工史的阶段划分,要比那些自觉地遵守政治正确性的美国工运史学家更为客观、公正.

张先生认为,60年代新劳工史学的出现标志着美国劳工史学发展进入第三阶段;而促成新劳工史学形成的关键是E.P.汤普逊的《美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张先生指出:这本书提出了两个新问题:第一,工人运动史绝不仅仅是有组织工人工会会员的历史,而是包括非工会会员在内的全体工人的历史;第二,工人运动史绝不仅是工人的工厂和车间内的斗争、活动的历史,而是包括工人文化生活在内的历史.这两个问题恰好是康芒斯学派所忽略了的问题.汤普逊的皇皇巨著直到2001年才由钱乘旦教授等人译成中文,而早在1984年就在文章中系统介绍E。P.汤普逊及其著作的张友伦教授,可能是最早接触汤普逊思想的中国学者之一、

张先生将新劳工史学分为三支:其一是汤普逊一加特曼学派,强调文化的作用,将“工人文化”置于劳工史研究的突出地位;其二是戴维·蒙哥马利代表的一派,将“工人控制”作为衡量劳工状况的重要尺度;其三是一批从地方史和家庭史角度剖析美国劳工状况的年轻学者,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加特曼学派对“工人文化”的重视,并将工人的“社会舞台”细化到社区和家庭.张先生认为,同康芒斯学派相比,新劳工史学至少在两个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一是扩大了研究领域,将少数民族、移民和传统意义上有组织劳工之外的社会群体纳入研究范围;二是将“发觉被人们遗忘了的普通工人的历史”作为学术研究的目标之一,摆脱了过去只围绕工会上层人物的叙事风格.同时,张先生也注意到美国新劳工史学有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关注普通劳工、少数民族和新移民的同时,忽视阶级斗争和有组织工人运动的倾向.

回顾张先生二十多年前对美国劳工史学的介绍和研究,一个有趣的现象值得注意:一方面,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在对美国工人运动史的研究中更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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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表现出很强的原则性;另一方面,对于一些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不尽一致的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他在指出其“错误”倾向的同时,又能完整、客观地加以介绍,为中国的美国史学工作者观察美国社会提供更多的视角,表现出一位严谨学者的学术素养和学术良知.在80年代初期许多研究领域还禁忌重重的情况下,张先生的良苦用心是难能可贵的.

对于美国劳联等有组织工会在改善工人处境、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以及缓和社会矛盾中所起的作用,今天的学者也许会看得更为清楚.但在新劳工史学如日中天的80年代,作为中国的美国劳工史专家,张先生的评断显然要更为客观、公正.

张友伦先生对美国西部史学的探讨,也为国内美国史研究做了前期铺垫.

张先生在1985年和1995年分别发表了“试论美国西进运动史学”(上、下)和“美国西部史学的发展和当前面临的挑战——再论美国西部史学”三篇文章.前文侧重点放在西进运动,后文从地区史的角度来考察西部史学的发展和问题,基本勾画出西进运动史和西部史研究的发展进程和前沿动态.对于美国西部史学在1981年在圣安东尼奥举行的西部史学会年会所遭到的挑战,即西部是不是能够作为独特地区单独存在,有没有所谓的美国西部史问题的提出.张先生在分析这个问题之所以提出的原因后,根据对西部史的研究,肯定了大多数美国西部史学家的观点,即从历史的观点看问题,西进运动就是西部各州共同经历过的历史进程.正是通过这个共同的历史进程,西部各州才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从荒凉的原野和丛林变为交通便利、经济发展、人口激增的地区.即使他们发展的程度和速度很不一致,但发展的道路是共同的.从这个角度说,研究西部各个州的过去同研究整个西部的发展是不可分割的.由此推导出美国西部史作为美国历史的一个分支有其存在的理由和价值.同时他指出了西部地区很多共同性的问题已经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而发展成为专史,如印第安史、西部城市发展史、西部矿业史和妇女在开发西部过程中的作用等.

张先生在美国西部史学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对推动国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是非常有益,一是有助于从事该领域研究的认识掌握美国的研究概况,二是提出了可研究的专题空间,三是在探讨西进运动史和西部史的过程中,张先生对史料也进行了介绍与识别,为后来者提供了详实的文献综述,减免了在查找资料时所花费的消耗.

(二)劳工史

张友伦先生对美国劳工史的研究,承接了他早期有关国际工运史的研究的基础;也正因为如此,他的研究总是具有一种宏观的比较视野.从80年代初开始,张先生将美国劳工史作为主要研究课题,从1982年到1997年发表了包括文章和专著在内的一系列成果,开辟了中国美国史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也为后来更广泛意义上的美国政治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打开了一个突破口.

张先生对中国的美国劳工史研究的学术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向国内学术界评介美国劳工史研究动态.中国学术界对美国劳工史的研究,是“文革”之后出现的新的学术增长点.改革开放之初的美国史研究,很多地方还能感受到过去的意识形态制约,基本上是以政治批评为主.当时作为美国史研究重镇的南开大学美国史研究室,其主要科研方向仍然延续着对美国外交上的帝国主义政策和内政上的阶级和民族压迫的揭露和批判.现在有的学者对于过去一些带有较为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的研究已经不屑一顾,甚至全面否定.岂不知,意识形态的制约和学术氛围的影响即使在标榜学术自由的西方国家也是无处不在的;任何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都会或多或少地带有一个时代所特有的学术倾向.而真正扎实的学术研究,是不会因为其所拘于的某些意识形态框架而丧失其本身学术价值的.没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入批判,就不会有中西学术界对现代国家制度、社会结构乃至人类文明的全面思考及其所取得的丰硕研究成果.观察南开的美国史研究,我们也不难发现,张友伦先生对美国劳工史研究的全面介绍和工人阶级状况的深刻分析,包括杨生茂先生对美国扩张本质的透视与批判、对美国史学流派的评介与梳理,都是我们后来更为全面地研究美国社会与文化、内政与外交的基石,有着不可动摇的学术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张友伦先生对中国的美国劳工史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张先生对中国的美国劳工史研究的第二个贡献是开创性地用国际比较视野来研究美国工运史.

张先生在转向美国史研究之前,已经进行了多年的国际共运史研究,对国际共运史资料谙熟于心,其深厚的研究功力尤见于“重新评价共产主义者同盟在欧洲1848年革命中的作用”“空想社会主义试验的理论意义”和“第一国际纽约总委员会和北关联合会的关系及其主要活动”等重头文章.更为重要的是,张先生在国际共运这个更为广阔的视野下研究美国共运和工运,自然带有其他学者难以企及的比较意识,其判断也就更为稳妥、全面.张先生发表于1996年的“试论美国早期工人运动的特点”一文较为集中地体现了他对早期美国工人运动的理解,在此结合张先生其他著述略加评析.张先生认为:“美国早期工人运动的特点之一是没有经受过革命风暴的考验,也没有经历过激烈的阶级对抗,而是采取了比较温和的合法斗争形式.”在这里,张先生将美国早期工运与同时期欧洲工人运动进行比较,发现欧洲工人阶级无论是在早期的反封建斗争中还是后来与资产阶级的对抗中,都带有鲜明的政治诉求.例如,法国工人就在二月革命中提出了“社会共和国”的要求.而同一时期美国的工人关注的却是自身经济条件的改善,一方面“争取缩短工时”,另一方面通过选票“把能够代表自己利益的人选进地方政府和议会”.张先生指出,关键性的差异在于“美国工人已经得到了选举权”,而欧洲工人则不然.

根据张先生的观察,“美国早期工人运动的特点之二是理论上的贫乏和思想上的混乱”.与欧洲相比,美国在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社会主义理论方面的建树自然是微乎其微,不值一提.但是没有系统的理论不代表没有任何思想.事实上,美国作为一个建立在新大陆的移民社会,不仅在种族上,而且在思想上表现出多样性;除了各地移民带来的复杂思想之外,新大陆特殊的自然环境也为这种多样化思想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张先生在文中特别提到了马克思、恩格斯批评过的德国移民克利盖.后者曾提出把关国尚未落入投机分子手中的14亿英亩土地保留起来作为不可让渡的公共财产以此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张先生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对这种歪曲共产主义,误导广大民众的思想给与了驳斥和批判;并认为此类思想“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美国工人队伍的思想混乱,从而妨碍了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传播”[13].

张先生认为美国早期工人运动的特点之三是其“和美国工人党的成立同时开始的”,而美国工人党却不是一个合格的工人政党,缺少应有的纲领和章程,“纯粹是为竞选而组织起来的,并没有严密的组织系统,也没有经常的党务工作”[14].

张先生认为美国早期工人运动的特点之四是工人运动开端早,但工人阶级形成晚.在张先生看来,“西欧的工人运动应当始于19世纪30和40年代,而美国的工人运动则始于20年代后半期”.张先生还注意到,在这一点上威斯康星一康芒斯学派跟方纳的意见是一致的,那就是把关国工人运动的开端定在1827年的费城.“在那个地方,美国工薪阶层第一次不分行业地作为一个阶级联合起来反对雇主”[15].尽管已经有了工人的联合行动,但是,按马克思的说法,美国工人阶级与其他阶级一样还没有固定下来.

张先生所总结的美国早期工人运动的上述特点为我们认识和理解美国工人运动提供了有益指导.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加上与同时期欧洲工人运动的比较视野,让张先生对美国早期工人运动的观察更为透辟、深刻.研究美国历史总会遇到“美国例外论”问题,而这一问题在劳工史领域又表现为两个互为关联的具体问题,那就是“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和“为什么美国工人阶级缺乏鲜明的阶级意识”.不难看出,这两个问题与上述张先生所总结的第一个特点关系密切.张先生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多年来,美国例外论者一直认为,美国的工人运动是在独特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同欧洲暴风雨似的运动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因此,任何激烈的、对抗性的阶级斗争形式和社会主义目标都是不适合美国国情的,因而也是行不通的.”

首先我们回顾一下这个问题的起源.1906德国著名社会学家维尔纳·桑巴特( Werner Sombart)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就叫《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该书出版后,引发美国学者的广泛讨论,并在1911年被翻译成英文,从而也成为美国例外论的基石.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一直延续至今,包括埃里克·方纳在内的许多美国著名史学家都参与其中.

张先生主要从三个方面对“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说法提出客观冷静的评析:首先,“从历史上看,美国并非不能接受社会主义的国家.恰恰相反,当欧洲刚刚开始流传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时候,美国很快就成为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广阔活动场所”.他举出欧文的试验,傅立叶主义在美国的传播以及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卡贝有关美国是建立社会主义的理想沃土的见解,说明“美国是空想社会主义的第二故乡”,其实践经验“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准确的例证”.其次,美国(纽约)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成为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的驻地,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员在欧洲革命失败后纷纷来到美国,并在那里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传播了科学社会主义.第三,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些社会主义或者倾向于社会主义的政党”.1876年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出现也曾让北美的社会主义运动看到了一丝曙光,但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社会主义政党均未获得充分发展.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美国政府借机迫害和压制左翼思想,阻止了社会主义在美国的传播.张先生的分析既指出了社会主义在美国所获发展的实事,又从实际出发,说明了其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所在.

张友伦先生对中国的美国劳工史研究做出的第三个贡献在于他对美国学界关于“职业意识”与“阶级意识”的介绍与评析.

美国工运史上的另一个重要话题是美国工人阶级是不是一个相对稳定的阶级,有无鲜明的阶级意识的问题.美国学者经常引用爱尔兰出生的《民族》杂志主编戈德金(E.L.Godkin)在1867年写的一段话用以说明美国工人与其欧洲同行的区别:“罢工中的(欧洲)工人不只是要求更多工资的劳工,他是社会中一个鲜明阶级的成员,所进行的是一场对其他阶级的合法战争……他的雇主不只是一个他要求分享其利润的资本家,而且是一个敌对阶级的成员……如果希望加入其中就会被认为是卑鄙的背叛.不必多说,这样的感情在美国工人中是不存在的.在这里,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社会界限是模糊不清的.”

戈德金时代的美国正值第二次工业革命刚刚起步,工人阶级队伍尚不够壮大,不能说明后来三十年中经历工业革命洗礼的美国工人阶级状况,但一些美国学者却将其说成是美国工人阶级的一般特征,20世纪初崛起的康芒斯学派更将阶级意识全部抹煞,认为“美国工人阶级从来不具有阶级意识”,美国工人运动只能产生‘‘职业意识”.

对于否认美国工人阶级具有“阶级意识”的说法,张友伦先生在其著作中曾多次提出自己的看法,他曾引用美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指出“不少有关美国工人阶级具有强烈阶级意识的证据”.事实上,当海伍德在1905年1月世界产联的预备会议上阐明世界产联的宗旨“是要工人阶级掌握经济权利、生活手段,控制生产和消费机制”时,当他在几个月后的世界产联成立大会上宣布“这个组织将要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形成和建立”时,当世界产联率领的美国产业工人公开与联邦政府和资本主义制度为敌,将建立一个行业工会“政府”来管理工业和其他社会活动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时,大概已经没有人怀疑他们强烈的阶级意识的存在.

那么,为什么威斯康星一康芒斯学派会对这些公开敌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工人阶级激进主义视而不见,反而强调“职业意识论”呢?究其原因,主要还在于世界产联人数相对较少,活跃时间也不够长久.而大多数美国工人并没有认同激进主义和参与激进活动.康芒斯学派的朴尔曼明确指出美国工人缺乏阶级意识.他写道:“对于美国整个工人阶级队伍来说,唯一可以接受的就是‘职业意识’.”尽管后来崛起的新劳工史学不再满足于“职业意识论”解释,强调“工人文化”和“工人的控制”,但“职业意识论”在美国工运史上一直不绝如缕.张先生在另一篇文章中总结说:“从总体来看,美国工人运动受工联主义影响极深,总是把眼前利益放在首要地位,‘职业意识论’颇有市场.”

与“职业意识论’相关的是有关中产阶级的理论,即认为美国是一个中产阶级国家,因此不会出现欧洲那样激烈的阶级对抗.有关美国中产阶级论,最经典的说法来自于托克维尔的《美国的 》.受历史学家基佐的影响,托克维尔抱着“中产阶级最有前途”的信念,在美国找到了他理想中的社会——一个缺少封建传统,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社会,并认为中产阶级是 的基础.从此,中产阶级意识成了美国人根深蒂固的思想.据称,1940年《财富》杂志在美国所做的一次调查中,有80%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在美国历史上,中产阶级意识也被看作是消解等级观念和阶级矛盾的一剂良药.工作性质相当、收入水平相近的人,在英国可能会把自己当作工人阶级的一员,而在美国则会自认为中产阶级.张先生注意到,美国学者对于什么是中产阶级,哪些人属于中产阶级有不同的理解[30].他引用了范内曼和坎农在《美国人的阶级观念》一书中所采信的希腊马克思主义者尼科斯·波伦查斯的观点,即认为:“中等阶级是使工人处于受压迫地位的阶级结构的一部分,是资本和劳动冲突矛盾中附属于资本的部分.他们和资本家不同,不掌握生产资料,同工人阶级不是雇用和被雇用的关系.他们的任务是管理工人,设计工厂,负责对贫苦工人进行帮助等社会工作.他们既不是资本家又不是工人.”‘31]而实际情况则要复杂得多.对美国中产阶级的定义,不仅存在着客观标准上的不同,还存在主观感觉上的差异;既包括收入、职业、教育水平等通行标准,也包括因种族、文化差异而造成的带有倾向性的主观判断.张先生在其著作中对各种因素和各种解释都进行了深入剖析,其基本观点可以概括为两点:第一,“美国学者所说的中等阶级,并不是一个固定的阶级,实际上是中等收入的社会阶层.它本身并不稳定”,又经常受到经济波动的影响.第二,“美国学者把许多明显属于社会下层的人物划入中等阶级”,造成概念上的混乱.界定标准上的差异,调查方法上的缺陷(譬如问卷中通过栏目划分误导调查对象)以及包括被调查者在内的受到主流文化影响的广大民众在主观认同上的倾向性,都造成了美国中产阶级的扩大化.

(三)工业史和农业史

张友伦先生在1980年发表了“试论十九世纪美国工业后来者居上的几点原因”,指出独立革命和内战扫除了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解放了生产力;而大力优先发展交通运输和农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改造和创新等措施,使美国在的工业在较短时间内后来者居上,成为资本主义世界首屈一指的工业大国.不久,张先生与南开大学美国史研究室的同仁们抓住了美国经济现代化的两大“助推器”——工业革命和农业革命,在20世纪80年代初先后推出了《美国工业革命》和《美国农业革命》两本书.

张友伦先生及其同事撰写的《美国工业革命》对于后来有关美国工业革命的研究起到了“铺路架桥”的作用,有关美国工业革命的研究在当时属于开风气之先.

美国的工业革命的进程并非完全是一路凯歌、创造辉煌的田园诗般的历史.我们在研究美国崛起的历史进程时,不能忽视其历史中不光彩的一面.对于这一点,张先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工业革命》一书中在谈到美国工业革命的特点和局限性时就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过.他写道:“美国工业革命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发生和进行的,不可避免地要经历原始积累阶段.跟英国不同,美国的原始积累阶段没有经过圈地运动和大规模的殖民掠夺,而是通过奴隶贸易、剥夺印第安人、剥削移民来进行的.这些血淋淋的事实和圈地运动、殖民掠夺相比较,同样是十分残酷和惨无人道的,在美国工业革命史上写下了极为暗淡的一页.”张先生在书中用两章的篇幅讲述了美国工业化启动之前殖民地时期以来,剥夺土著美国人土地和生命、非洲黑人的自由和劳动的血腥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而对于这一点,多数美国研究工业的学者都视而不见,讳莫如深.

关于美国工业革命的条件,张先生除了分析对印第安人的剥削和黑人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之外,还注意到了农业、教育、科技、政府政策、移民、交通运输革命和以蒸汽机的应用和普及为标志的动力革命.这些个体的因素后来分别成为国内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

研究现代化理论的学者们提出,各国在享受现代化给人们带来的种种方便和安逸的同时,为了实现现代化也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现代化是传统社会的解体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的生活方式必然摧毁和取代旧的生活方式.这可能导致社会失调,暴力(战争和冲突)爆发,社会陷入混乱状态.美国工业革命作为美国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面临着现代化带来的普遍性问题.张先生指出,美国的工业革命,造成了美国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使之很快超过英法德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最先进、最强大的国家.同时,工业革命造成了工人阶级和垄断资本家的产生和资本、生产、社会财富以及政治权力的过度集中和垄断,由此造成的不断激化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以及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成为19世纪末美国社会最不和谐的因素.而美国在实现工业革命之后,则走上了海外扩张的道路,成为一个“对外进行扩张侵略的帝国主义强国”,将拉美和亚洲国家卷入了现代化的漩涡,给相关国家的人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灾难.

在《美国工业革命》完稿之后,张先生又转向了美国现代化的另一个重大主题——农业现代化,1982年发表了“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初探”一文,并在此基础之上于1983年推出了《美国农业革命》一书.全书紧紧围绕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道路问题,阐述了其形成的特殊历史条件、形成过程、特点与性质、影响与局限性.

关于农业资本主义的“美国式道路”发展的进程,张先生认为,农业资本主义“美国式道路”的起点是独立战争.独立战争铲除了殖民地时期从英国带来的封建土地制度残余,为农业资本主义的“美国式道路”奠定了基础.独立战争后国有土地的产生和分配是“美国式道路”开始的重要标志.而内战期间林肯总统颁布《宅地法》实现了无偿分配西部土地的原则,造成了大批自由小农,小农自由土地制度的彻底确立,标志着“美国式道路”的形成.而19世纪末期农业资本家和农业雇佣劳动大军的形成以及资本主义农场在农业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标志着美国农业资本主义改造的完成,即“美国式道路”的最后完成.

张先生指出了美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不同于“普鲁士道路”的鲜明特点,即“在自由的小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获得最纯粹的发展”是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美国式道路”的基本条件和主要特点;“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较,美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是一条革命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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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代表着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进步趋向具有鲜明的典型性”.这种革命性除了表现在通过独立革命扫除了阻碍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封建残余之外,更多的是体现在它与生产力发展相辅相成的互动作用.张先生指出:“‘美国式道路’之所以是革命的道路,归根结底就在于它同迅速发展生产力结合在一起.在这方面,它不仅比封建制度优越,而且比改良道路优越.在一个多世纪当中,美国的农业生产一翻再翻,一直居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前列地位.”这种论断,在当时社会“左”的遗毒尚未完全肃清的政治气氛下,无疑显示了一位学者的良知和唯真求实的作风.

张先生也指出了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美国式的道路”的矛盾和局限性.首先,生产“过剩”的危机成为美国农业发展长期存在的“慢性病”.其次,盲目追求利润,滥用和浪费自然资源,乱砍滥伐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20世纪30年 生在美国南部大平原的沙尘暴向沉睡在繁荣与富足中的美国人敲响了来自环境的警钟.第三,美国的农业革命也是建立在驱赶屠杀印第安人、榨取农业雇佣工人的血汗的基础之上进行的.“‘美国式道路´也是一条少数人发财致富、多数人贫困破产的道路……可以毫不夸大地说,美国的农业是在印第安人的垒垒(原文如此——笔者注)白骨上,用小农的血汗浇灌发展起来的”.可见,美国农业革命作为经济现代化的一部分,也是建立在牺牲一些社会群体的利益为基础的.

(四)西部史

张友伦先生在美国西部史、西进运动史的研究方面有着突出的贡献,其主要表现为:一是国内最早开始对西进运动和西部史研究的美国史学家之一;二是在概念上厘清了西进运动史和西部史的关系与区别;三是打通了美国西进运动史与西部史的关联;四是国内对美国西进运动史和西部史研究较全面、综合、系统的史学家之一;五是张先生的研究富有强烈的史学家责任感,服务学术研究、服务国家发展在张先生的西部史研究中表现得非常突出.

在研究西部史的方法论上,张先生认为:美国的西部史学是随着美国西部的开发及其地位的变化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和倾向.因此撇开美国西部社会的发展,孤立地研究美国西部史学的发展是不可能得出正确结论的.根据对美国西部社会的发展状况研究,张先生在概念上厘清了西进运动史和西部史的关系与区别.他在一文中指出:“西进运动虽然是美国在19世纪所经历的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但它毕竟是一个已经终结了的历史过程.进入20世纪以后,尽管还有人不断移往西部,但其规模和作用已经不可同日而语.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逐渐失去了西部史研究中独一无二的地位.这时,西部广大地区建州的过程已经完成,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均趋于成熟.西部本身和西部诸州的发展逐渐成为人们注意的中心,西部史的研究领域也随着扩大,越来越多的美国学者开始关心20世纪的西部地区史,并对特纳的学说进行检讨和批评.美国西部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全面深入发展时期.”[43]

在《美国的独立和初步繁荣》(六卷本《美国通史》第二卷)中,作为分册主编的张先生针对过去主要揭露西进运动的阴暗面而对其所起的重要作用却一笔带过现象,以及西进运动对美国历史的发展实际所起的作用,设置了独立的一章来谈这个问题.张先生对这一安排做出这样的解释:“西进运动对美国历史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实在是太大了,决定了此后美国的命运.所谓的西进运动就是阿巴拉契亚山以西广大土地的开发过程,包括西部疆域的扩张,群众性的土地开发,对印第安人的掠夺、屠杀.如果没有西进运动,美国就不可能成为横跨美洲大陆的泱泱大国,不可能在19世纪末跻身世界强国之林.另外,美国人在西进中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和危险,以及所采取的方法和克服过程,甚至他们的失误和所造成的严重后果,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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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国际社会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单列一章可以为读者提供一个比较详细的全面论述.

张先生在对美国西部史研究的领域内有一个着力点是美国政府在西进运动和西部开发过程中的作用.在“关于美国1787年西北法令的评价问题”[45]“略论水利设施对美国西部开发的重要意义”和“19世纪美国西部开发中的三大核心问题”等文章中,张先生通过对美国西部土地、交通、水资源等核心问题的研究,考察了立法在西部开发过程中的作用与意义,这些问题的研究不仅能为中国西部开发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而且为中国在不断完善的政府行政管理和如何有效的实施行政干预变量提供了很好的经验.

在2005年出版的《美国西进运动探要》中,张先生打通了西进运动史与西部史的关联,构建起美国西部史的研究框架体系,并对美国西部的概念进行了界定,用“独立前的西部”和“第一个世界性殖民浪潮的冲击和美国的土地扩张”两章的篇幅,在时间和空间上勾勒出美国西部地区地域概念的动态发展和最终形成,描述了西进运动过程中的国际政治矛盾,并分析了作为土地扩张舆论准备的理论“天定命运说”浓厚的种族主义色彩.《探要》还用了“美国西进运动史学的独特分支——印第安史学的兴起”“西进中的印第安人问题”和“印第安战争”三章内容,探讨了印第安人在西进运动过程中的地位、作用和命运.

张先生还在《探要》中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对西部城市发展史、妇女在开发西部过程中的作用、西部社会史、经济史、暴力史等都加以研究,拓宽了传统西部史的研究范围.对美国西部社会史的研究拓展在《探要》还表现为对拓荒者淘金人的生活、对西部的宗教和教育、文学和艺术以及没有政府的社会等社会现象、社会文化和社会问题的描述与分析.尽管这些内容所占篇幅不多,在书中的比重弱于其他篇章,但与其他内容一起构建起较为完整的美国西部史研究框架,为后来者在这一领域的发展予以了指引.

相对于张先生的学术造诣和事业成就,他作为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感的呼吁更能突出他的学术道德品质.这在张先生的西部史研究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他曾说,西部开发,“美国人民做到了,在这不长的时间内完成了史无前例的壮举.事隔一百多年,我国也面临着大西部的开发问题.历史条件和两国的国情虽然大不相同,但所面对的问题却有很多共同之处.过去美国人跨出的每一步都值得我们去研究总结”.

(五)通史

张友伦先生在美国通史的写作方面做了大量的贡献,最突出的是主持编写《美国的独立和初步繁荣》(六卷本《美国通史》第二卷).该卷本涵盖了1775-1860年从独立战争开始到内战前夕的历史,内容十分丰富而且十分重要,其中不少重大事件都可以写成专书.

对通史来说,首先要通.对张友伦先生来说,这“通”的取舍标准是:美国这一年轻的共和国在开国阶段问题成堆、困难重重的情况下,走上正确的轨道,并迎来了初步繁荣的过程中,哪些事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属于这类问题的有独立战争、联邦制的确立、两党政治的形成、工业革命、农业发展、疆土扩张和西进运动以及南北两种社会的矛盾和冲突等.尽管政治史在第二卷中占有相当大的篇幅,但是以政治史代替通史的倾向在该书中得到明显地纠正.经济、文化、民族和对外政策等方面的内容成为该书的醒目内容,文学艺术、学术、教育也占有了一定的篇幅.

简而言之,《美国的独立和初步繁荣》一书的编排为读者提供了较为全面的美国画卷,有利于读者客观全面了解美国社会的不同领域和侧面,避免用中国的社会文化去对照美国的社会文化,开阔读者的视野,减少认知误区.在修订版中,张友伦先生一如既往的保持了他在学术方面不断往精深进取的作风,根据新的认识又对美国宗教和土地问题加以论述.

译介工作是我们学习美国史的一个重要环节,张友伦先生在这一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最有代表性的是参与《美利坚合众国成长史》的翻译和主持编写了《美国历史百科辞典》.

鲜为人知的是,他对中国的加拿大通史的编纂也起了奠基的重要作用.90年代初,在加拿大驻华大使馆文化处的资助下,张先生带领美国史研究室的青年教师们一起撰写了一本《加拿大通史简编》.这部著作至今仍旧是国内学术品质上乘的加拿大通史.在此基础上,1995年这本通史的主编之一原祖杰为南开大学历史所硕士研究生开设了“加拿大史”课程.如今,这门课程已经发展成为面对历史学院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和全校本科生、分校本科生等至少五种选修课程.南开大学也成为中国加拿大研究的重镇之一(2004-2006年为中国加拿大研究会秘书处所在地),是中国最先设立培养加拿大史博士生研究方向的单位,由此形成南开独具的北美史的研究阵容.

三、学术风格

回顾张先生走过的史学研究之路,我们可以发现他特有的稳健、中庸、不走极端、不慕时尚的学术风格.他的学术思想、对学生的培养方法和对历史研究的理解质朴而独到.

张先生认为,对于搞世界史的人来说,国学基础非常重要.他说:“要求每一位世界史工作者都通晓国学自然是过于苛刻了,但多学一点国学知识是可能的和必要的.首先孔孟和诸子百家留下的思想财富十分宝贵、十分丰富.他们的哲学思想、伦理道德各有千秋,高度概括地集中地反映了社会各阶层、各群体的思想、需求和崇尚,其洞察力和深度绝不输于西方的古代思想家”;“如果只知道古希腊的思想家而不了解孔、孟、老、庄,就是知识上的一大缺陷.多学点这方面的知识可以扩大我们的视野,活跃我们的思想”;“其次国学中的史学书籍同我们学历史的人有直接的关系.世界史和中国史虽然划分为两个不同的学科,但理论、方法和研究目的却是相通.”张先生的这些治史思想和文章修养都体现在其学术成果的字里行间.张先生文如其人,却将其文集谦虚地命名为《孔见集》,取《盐铁论》“通一孔,晓一理”之意.而我们从其所著中,总能领略到先生自谦的“一孔之见”其实至深至远.

此外,张先生对于年轻学者的培养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说:“与一批又一批的学子朝夕相处,多少知道一些他们的追求和难处”;“厚积薄发是大家都承认的治学态度.但青年教师积累不多.发表几篇文章是不是就触犯了这个原则?对此我有自己的理解.世界历史是一个很广阔的领域,即使只选择某个断代作为研究方向,那也很难做到厚积.而且厚积又没有共同的尺度,也许十几年过去也没有达到发表文章的标准.青年教师等不起.如果化整为零,各个击破,以具体题目为突破点,范围小了,厚积的难度就会小许多.发一点东西也就指日可待了”;“另外,写文章也好,写书也好都是对观察问题、把握问题能力、逻辑思维、写作技巧、文字水平的全面检验和锻炼,有一个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的过程.一定要求青年教师一写惊人,那就是强人所难了.如果没有经过这个过程,即使积累厚了也不见得能发出什么东西”;“可见发的过程也是拓宽和加深积的过程,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张先生向学生反复告诫动笔写作的重要性,鼓励学生知难而进的勇气和精益求精的精神,并尽可能给他们创造发表文章的机会.显然,这种指导程序令众弟子受益非浅.他曾为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开设多种课程,指导的硕士生和博士生近三十名,其中有的到国外深造,有的已成为国内学界的学术骨干.

对于目前对教师和博士研究生科研成果量化的问题,张先生认为:“量化也许是一种简单易行的管理方法,但绝不是最好的方法.如果用得不当很容易引发弄虚作假的歪风.激发和引导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才是最根本的办法.

张先生一生遇到无数困难坎坷,但正如他所言,他是一个不怕困难的人.他的史学位置夹在两代学人中间,在老一代之下,在新一代之上.专业的转向、政治的动荡和改革开放的冲击,这些情况在所有新老学者身上都分别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而对他这一代而言,则是全面经受.他曾经很多难处,但是他谦和忍让,宽容大度,识大局顾大体,避免了不必要的内损.在1986-1996年担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会长期间,他为发展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做了大量组织和领导工作,赢得了广大同行的尊敬和赞誉.他作为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1986-1990)和美国史研究室主任(80年代)期间,以敏锐的战略眼光和学术远见,稳定研究队伍、弥补缺失人才,传递薪火,在有限的范围内苦心经营.在研究条件相对艰难的改革开放初期,他多渠道争取研究经费,尽可能多地为年轻学者提供出版、发表成果的机会.在许多关乎学术发展的关键时刻,他决策果断,公心唯上,勇于担当,使南开美国史研究室成为国内研究的重镇之一[55].他对年轻教师提携有方,或慧眼识珍,或指点迷津,保留了南开美国史研究队伍二十多年在国内的研究实力.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今天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能有如此的规模,张先生功勋卓著.

在此,以他的学生对他的描述结束全文,“怀忠恕之心,威严之中含爱意;持中庸之道,平凡之处见高深”. 注释: [1]张友伦:《关于独立战争的美国史学》,载《南开学报》1981年第4期. [2][3][5][6][7]张友伦:《初论美国工人运动史学》,载《世界历史>1984年第2期. [4][24]张友伦、陆镜生:(美国工人运动史》第18、17-18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8]载《世界历史》1985年第6期和第7期. [9]载《南开学报》1995年第1期. [10][1 1][1 2][13][14][15]张友伦:《试论美国早期工人运动的特点:关于美国和西欧工人运动的比较研究>.载《河北师院学报》1996年第1期.

[16]马克思原话为:“在那里,虽然已有阶级存在,但它们还没有完全固定下来,它们在不断的运动中不断更新自己的组织部分,并且彼此互换着自己的组织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30页,转引自张友伦:《试论美国早期工人运动的特点:关于美国和西欧工人运动的比较研究》,载《河北师院学报)(社科版)1996年第1期.

[17]张友伦:《五一大罢工是美国工人运动的重要里程碑》,载《世界历史》1986年第5期,载于《孔见集)第361页,[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

[18]Wemer Sombart:Warum gibt es in den Verernigten SttuUen kernen Sozialismus? Mohr,Tn binl;en 1906;英译本Why is there No Socialism抽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Sharpe,1911.

[19] Eric Foner,"Why b there no Socialism in Lhe United States?”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17,N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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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57-80

[20] [21] [22]张友伦:《美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无关吗?》,载《美国研究》1987年第4期.

[23] Erir Foner,“Whyis there no Socialismin the Linited States?”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17。 No。1 (1984):58。

[25][27][28][31]张友伦:《当代美国社会运动和工人阶级》第227 。231、234-235 。245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6] Melvyn Duhofsky.“The Origin of Westem Wnrking Class Radicalism.”in David Brody,ed.,AmericanLabor Movement,Lanham:Unj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71,p。81;其他内容参见张友伦:《世界产业联合会的兴衰》,载于《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7辑)第119-120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9]张友伦:《‘职业意识论”和60年代美国工人运动的现实”》,载《史学集刊>1991年第1期,载《孔见集》第427页,[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

[30]张友伦教授将middleclass译为“中等阶级”,在语意上更为准确,但却与当下的流行说法有出入,因此本文在引用张先生原文之外还是使用‘中产阶级”的说法.

[32]张友伦:《当代美国社会运动和美国工人阶级》,第243-263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张友伦:《二次大战后美国工人阶级结构的变化》,载《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载《孔见集》第366-389页.[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

[33]张友伦:《试论十九世纪美国工业后来者居上的几点原因》,载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美国史论文集》第119-139页,[北京]三联书店1980年版.

[34][35][38][39][40][41][42]张友伦、林静芬、白风兰:《美国丁业革命》第4-13、7、l、13、13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36][美]C.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个比较史的研究》第23贞,景跃进、张静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37]张友伦:《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初探》,载《世界历史》1982年第2期.

[43]张友伦:《美国西部史学的发展和当前面临的挑战——再论美国西部史学》,载《南开学报》1995年第1期.

[44][49]张友伦:《主编(美国通史)第二卷的回溯》,载《史学月刊》2003年第9期.

[45]张友伦:《关于美国1787年西北法令的评价问题》,载《历史研究》1993年第4期.

[46]张友伦:《略论水利设施对美国西部开发的重要意义》,载《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47]张友伦:《孔见集》,[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

[48]张友伦:《白序》,载《孔见集》第3页.[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

[50]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版.

[51][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52][53][54]张友伦:《平常的经历,肤浅的感受(代跋)》,载《美国历史的多重面相——庆贺历史学家张友伦教授八十华诞论文集》第318-319、315-316.31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55]从1996-2002年南开大学美国史研究室是中国美国历史学会秘书处所在地,由此锻炼了自己的教师,也繁荣了中国美国史的研究事业.

[56]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院李晓岗研究员201 1年3月12日书.

[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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