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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论文】简谈以学术向传统温情致敬(论文材料)

星级: ★★★★★ 期刊: 学报作者:杨天石,王俊义,陈平原等浏览量:5389 论文级别:优秀本章主题:学术和传统原创论文: 5156论文网更新时间:10-28审核稿件编辑:Claude本文版权归属:www.5156chinese.cn 分享次数:4644 评论次数: 9239

导读:此篇文章是学术和传统相关的论文提纲范文,供需要写此方面相关本科和硕士以及专科生毕业论文的学子们鉴赏。

【编者的话】2017年4月26日上午,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 文史研究馆馆员、著名文化学者刘梦溪先生的《学术与传统》三卷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7年3月出版)出版座谈会在北京时代华文书局举行,多位学者对刘梦溪先生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陈寅恪、钱钟书、王国维、马一浮诸位先生的学术成就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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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评论和分析.本刊特约记者、凤凰网主笔张弘对与会者的发言做了整理.

他考证出陈三立“倒后复帝’

杨天石(民国史专家,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 文史研究馆馆员):我今天发言六个字“小侧面,大贡献”.刘梦溪先生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今天我们这个会是群贤毕至,所以我想刘梦溪先生的成就贡献许多学者会讲,我选择了一个小侧面来讲刘先生的大贡献.这个小侧面叫中国近代政治史.中国近代政治史当然不是一个小侧面,而是一个广阔的海洋,刘先生的专长是研究传统文化,研究近现代学术史、文化史,我只从近代政治史这个侧面谈刘先生的贡献.

近代史上有一个大的政治事件叫戊戌变法.戊戌变法里边有一个很活跃的政治人物,就是湖南巡抚陈宝箴,近代史老所长范文澜先生在著作里面曾经讲,在“戊戌变法”时,湖南是朝气蓬勃的最为活跃的一个省.戊戌政变的时候,西太后对于陈宝箴的处分是永远革职,永不续用.陈宝箴1900年7月22号在江西南昌西山去世.陈宝箴的公子陈三立给陈宝箴写了一个传记,关于他父亲的死写了两句话,‘忽以微疾卒,享年七十”,突然生一个小毛病,微疾卒,不是什么重病.儿子给父亲写传记,当然是真实可靠的,没有记错的可能,也没有说假话的可能,所以多年以来我们一直相信陈三立的话,觉得陈宝箴是身体得了小毛病去世的.但是,问题在什么地方?问题在于陈三立在其他场合回忆他父亲的时候,用词用语都很沉痛、很激昂、很悲哀,不大像是陈宝箴是生了小毛病去世的.当然这只是一个问题.

1983年《文史资料选集》发表的一篇文章,有一个人回忆他自己的父亲当年曾经带着病跟江西巡抚松寿到了南昌西山陈宝箴的住所,“宣太后懿旨,赐陈宝箴自尽”.陈宝箴然后自缢而死.这里就出现了一个矛盾,就是陈三立作为儿子写他父亲死亡的原因,和这位先生的记载有矛盾,而且矛盾很大.到底谁可信,谁讲的是真话?刘梦溪先生采取我们中国传统考据学的方法,以诗正史,用陈三立的诗来研究陈宝箴死的原因.刘梦溪先生研究发现,陈三立写陈宝箴的诗文讲到赵氏孤儿、羽林孤儿的典故,考证文史材料是可靠的,陈宝箴不是病死的,而是西太后下的懿旨让他自尽.这里产生一个问题,戊戌政变发生在1898年,西太后已经给过处分了,为什么到1900年又突然加重处分?

刘梦溪先生仔细研究了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那一段中国的政治环境,考证出了西太后为什么在一两年之后要赐陈宝箴自尽.1998年我曾经参加编译一本书,其中有陈三立的诗,我听舒芜先生的建议,确确实实把陈三立的《散原精舍诗集》翻过,但并没有从陈三立诗里面找到陈宝箴死亡的原因.

刘梦溪先生是研究陈三立的,他有一个重要的发现,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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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1900年的时候,当年正好是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西太后带着光绪皇帝匆匆忙忙逃难到西安,东南地区张之洞、刘坤一这样一些地方的大员发起东南互保运动,自己保自己.这个过程里面,陈三立曾经有一个计划,要把光绪皇帝从陕西接到南方,然后强迫西太后把政权交还给光绪皇帝.刘梦溪先生在《学术与传统》里面给这个事情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倒后复帝”, 西太后恢复光绪皇帝的权利.这件事情应该是过去的人们不知道的.我在相当长的时期研究戊戌变法,我也不知道.刘梦溪先生挖掘了这个史料,把前人所不知道的政治命运,揭示在光天化日之下.

刘梦溪先生发现了陈宝箴之死,陈三立的“倒后复帝”活动的著作发表了多年,他的好几篇文章都讲过这个问题,但是很遗憾,我们近代史学界到现在为止,大部分学者不知道这个事情.近代史所曾经出版了十卷本的《中国近代通史》,集中了中国近代史学界好多精英,经过多年的写作编成功的.我前两天为了准备今天的发言,我把我们的《中国近代通史》调出来,结果很失望,这本书根本没有提到这两件事情.

我还要讲一个小事情,两天之前,新西兰的一位学者访问我,要谈东南互保,就是八国联军入侵了,东南地区的这些官员们是什么反映?我想了想,就把刘梦溪先生这本著作介绍给他,我就跟他讲,你重点要读的就是其中一节,就是“倒后复帝”活动.这位新西兰的学者拿到以后大喜过望,觉得他到中国来跑了一趟不虚此行.所以我说刘梦溪先生研究的范围很广,但是仅仅在近代政治史的小侧面,做出了前无古人的大贡献.

刘先生的著作多年来我一直很关注,我只能这么讲,他的大部分著作我是读过的.今天这个场合我用几句话来总结刘先生的治学特点,不知道讲得全面不全面,完整不完整,提出来供大家参考.刘先生的治学特点,我觉得第一个八个字是“不断深入,不断拓展”.刚才讲到的两个问题,刘梦溪先生并不是最初发现者,他是在前人的基础上面不断加以深化,加以开拓.正如陈宝箴之死,这个题目我当年读了刘先生的文章以后觉得是一个重要发现,我当时主编一个《百年潮》的刊物,我就请刘先生把它改成文章在杂志上发了.以后刘先生不断地研究,他的文章不断地提高改进,这次书出来我读了以后,我觉得跟当年在《百年潮》发的文章已经又有深入和拓展了.第二个八个字是“学养深厚,文史相承”.为什么当年我读文章就读不出陈宝箴死的原因,而刘先生能读书出来,这跟他深厚的学养,跟他古典文学、古代文化的功底有很大关系.第三个八个字是“思想严密,考证精细”.刘先生这两篇文章都是考证了的,但是考证很精密,把你所有想到的疑难问题都解决了,这个考证很严密.第四个八个字是“文辞典雅,义经且弘”,刘先生有他的特点,他至少跟我的文章,跟别人的文章不一样,这是个很重要的特点.他的含义不仅很精确,而且他的思想非常宏大.

王俊义(清代学术史研究专家,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原总编辑):我发言题目是《传承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典范》.我说这个典范是两层含义,一层含义,其人其书都是典范.我们中国学术、文化代代相传.刘梦溪先生治学非常执著、勤恳,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中国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内在理论所决定的.中国长远的社会学术文化研究,讲究经世致用为辅佐.而刘梦溪先生费很大精力,由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过程中一些大师巨子如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马一浮诸先生所阐述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深刻详细地给大家揭示,特别是像中国近代学术的开山者王国维这方面的思想.陈寅恪为王国维撰《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遗书序献词都高度说了思想的自由.这一点是刘梦溪先生的大贡献,尽管独立的精神,自由思想是学界的共识,但是经过他的发掘传播和介绍,更成为学界的一个共识.因为这个书里第一卷第二卷很多文章都是这方面的阐发.

第二层,这个典范就是他本人的学术研究.因为他把这些大师、巨子的思想深深挖掘介绍,这方面我看没有第二人.其他人也有介绍的,但没有他这么深透精细.刘先生对钱钟书这些大家,读他们书如痴如迷,我看刘先生的夫人陈祖芬先生写的文章,说刘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或者在公共汽车上,或者树下、或者墙边读钱钟书的书,一本一本,一字一字都读过三遍以上,这样才能把他们学术思想、学术精神忠实的予以传播.

另外我还想到.1997年刘先生的《中国现代学术要略》发表之后,曾经在他府上举行了座谈,当时包括戴逸、汤一介、余敦康、李泽厚等先生都应邀出席,我有幸奉陪末座,我觉得《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为他主编的“中国现代传统”写的总序是传世之作,这个文章我不知道读过多少遍,因为这是老友的佳作.再一个因为他每一篇文章多数都寄给我,我都爱不释手地读.《学术与传统》里面很多文章我都曾经看过,这一次我又认认真真读了一遍,又受到了一次教育.

刘先生在汤一介先生文集出版座谈会上有一个发言,就是学术所继之人,今天我有一个建议和期望,我希望学术代代相传,传承过程当中总是要人有担当,我认为以刘先生的学术思想、学术成就、学术人脉以及主客观的条件,在文化学术的代际传承过程当中应该有担当,应该成为学术所寄予的人.他那么大的贡献,现在对他的研究不够,我建议我们学术界应该对他学术思想、学术成就进行深入研究,加以发扬光大.

传统必须包含反传统

陈平原(北京大学教授、 文史研究馆馆员):我和刘梦溪先生交往主要是在1990年以后,我跟王守常、汪晖办《学人》,刘梦溪先生办《中国文化》,我们之间有很多合作,但是也有很多竞争,我们做了15年就停了,刘先生做了28年还在继续,今天《中国文化》还在发挥作用.我记得很清楚,当初他对我们说的那个思路.当时我们年轻气盛,基本上撇开现有的一切,我们彻底独立,自己来做,可是彻底独立是独立不了的,很快我们就走向了结束.后来刘先生找到一个适当的途径跟体制建立某种联系,把《中国文化》建立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里面.他保持自己的独立,同时又跟现有体制有一种接轨,这样可以长久坚持下来,还能够继续的辉煌.

刘先生编《现代学术经典》丛书的时候,我做了三本,章太炎、胡适、鲁迅.当然还有很多朋友一起参加,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跟他对话,中间也有抗争,但是大体上合作很愉快,而且那套书出来我认为很好,唯一不太高兴的是刘先生的序言有150页,实在太长了.文章是好文章,如果只有一本书也没有关系,但四十多卷,每一卷前面都有150页的序言,如果出版社印一个单独的册子,随整套书附送那个效果更好.要不然大家会觉得我买哪一本,前面都有150页的序言,这是技术问题.

大家刚才谈到了,刘先生的年纪介于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之间,他比我们大,但是又比庞朴先生小,在老先生里面他是年轻人,但是他又能跟我们下一代人有比较多的交往,而且也愿意跟我们打交道,这一点很好.

当刘先生的《中国现代学术要略》出版以后,李慎之先生有一个批评,说这哪叫现代学术,第一,现代学术科学哪里去了?因为现代学术最关键的问题是科学进来了,科学观念、科学思想、科学模式,在《现代学术经典》里面没有了.第二,社会科学在哪里?法学、经济学呢?现代学术不仅是人文.这个批评是对的,但是我说人的精力有限,我们以一个学者来说,要他把天文学、物理学、数学都放在里面讨论肯定有困难.后面两个批评,我后面重点谈,我觉得当初是没有道理的.后面李慎之先生的批评是说,《现代学术要略》为什么没有陈独秀?没有鲁迅?没有鲁迅的《呐喊》《彷徨》?我觉得提问很奇怪,《呐喊》《彷徨》是小说,为什么要在现代学术要略里面提到?陈独秀我们认为他不是学者,他是政治家、思想家,你要在现代学术要略里面选一些革命理论,可以,但是有点勉强,他的作品影响力主要不在学术界,当初我们觉得李慎之先生有点意气,为了跟刘先生竞争.李先生是一个很好的充满战斗力的论辩对手,他有很强烈的论辩 ,而且有这个能力,能提很多问题,但是我们认为这两个不是很大的问题.

回到我刚才所说,刘梦溪先生年纪在老先生里面算年轻,就学术而言,我同意陈越光说的,他属于上一代人,他和上一代人交往文风比较接近,下一代人从我开始以及比我更年轻的,我说一个不好听的话,我们都是学院体制培养出来的,我们拿博士学位,然后走向学术研究,我们写文章都有一种博士论文的气和体在里面.我们大体上考虑问题时候,按照我当初的想法,我们是为写作而读书.而现在人越来越如此,先是要做博士论文,先要当教授,为了设计一个题目而读书找资料.要做博士论文,所以我才读钱钟书,然后在这里面寻章摘句.

而刘先生基本上保持上一代人的趣味,因为读书憋不住才写作,才会有如痴如醉,读某一卷书,读陈寅恪,读钱钟书.这可以明显看得出老一辈人读书的痴迷,他们引证办法跟我们不一样.刘先生的论文引证,按照今天大学博士论文来说数量太少了,可是引证太少有它的意义.今天引证太多,因为我们查资料很容易.我现在特别担心博士论文,因为有数据库,每句话几乎都注,每句话下面都有一大堆的参考文献.我自己的书有很多参考文献,当初论文需要我引他了.而刘先生也许读了,也许没读.我发现他特别斟酌要不要引这个人,要不要引这篇文章.你看后面参考书文献就知道.每一条引文和参考文献里面,查出来的人名,大体上是他读的,或者他欣赏的.他欣赏的他引,不欣赏的可以不引.我强调今天博士论文的伪博学,表面上我们引了一大堆的东西,其实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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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堆没有意义的人在对话,引了一大堆没有意义的文章.而刘先生力图跟有意义的人对话,我觉得这是老一辈学者读书的经验,是读书而不是查书.

刘先生的论文跟今天的博士论文,或者跟我们受美国博士论文和学术著作影响出来的写作方式不一样,他大体上以考辩出思想,以考辩出文章,他写的好文章都是小的东西不断往后推,最后得出比较有意义的结论.这一点跟我们受西方博士论文影响写出来的文章不一样.而且我自己知道,我跟刘先生经常讨论问题,包括他对我文章的评价,经常谈文章的好坏,写得怎么样、不是论点怎么样,思想怎么样,是好的文章理念,它的意义在里面.这样讨论问题,是传统学者做学问的办法,这一点是我想说的一个问题.虽然今天刘先生做学术史、思想史,但他是从做文学思想史出来的,他是读《文心雕龙》出来的.读文学史出来的人,对文章有一种特殊的讲究.日后我们转为做思想史、学术史、文学史、教育史,不管哪一个行业,我们底子还在,对文章的品鉴,从具体的细节,具体的文辞,细致人微的辨析,推出大的问题,而不是居高临下先立一个大方向,然后展开.这个跟我们早年训练可能有关系.经常有人说中文系有什么意义,我跟他说起码从文章中,从语词中读出来韵味跟历史系不一样,所以这一点从刘先生的文章很受启发,也很得益.

刘先生的研究不受时流、时尚的影响,不受日常话语和问题影响,很多人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刘先生基本上不介入社会科学.现代学术不太受社会科学影响,这种研究路径怎么看?我记得唐德刚写《胡适口述自传》的时候说过一句话,胡适已经很好了,到了《说儒》那篇文章,已经逐渐进入社会科学了,可是他还是外行.对于很多在西方受教育的人来说,一个做人文学的人,完全不接触社会科学是一个很大的毛病.因为二战以后社会科学铺天盖地,不仅是它的研究,而且它的研究范式,先有一个大的理论框架,先做各种假设以后再来找资料,这是社会科学的一种方式.而这种方式在刘先生这里没有出现.如果是说二战以后美国的汉学界,还有90年代以后的中国学术界写研究论文,多多少少受社会科学研究方式影响,刘先生基本上固守了传统人文的趣味、立场和方法.他接续传统,开创新枝.

再回到了李慎之先生的提问,我来回答那个问题,李先生的提问,对于今天的国学和学术,都有值得关注的地方.相对来说:刘先生谈经典、谈国学,会谈到六经,这是刘先生从马一浮先生那里一直走过来的.在我看来,国学不仅在先秦经典里面,国学也在日常生活的礼仪里面.我家乡潮汕,很多人不谈这些大道理,但是日常举止,可以在里面找到印记.我们那里比较偏僻,中原各种礼仪传到那里积淀下来,就在日常生活里面发挥作用.你跟他讲一大堆的道理没有用的,所有举止你按照各种礼仪来做.我想说,国学必须最后落实到百姓的日常生活.

另外,国学必须活在当下.我们谈国学除了跟孔孟对话,必须跟晚清已降在中西对话中不断地挣扎前进的传统对话.我们一说传统就从孔孟说起.但是,晚清以降到今天160年,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传统.这个传统里面有各种声音存在,既有古代中国的声音,也有现代中国的挣扎,所有东西放在里面,包括反传统的声音.意思就是说,传统必须包含反传统,没有反传统声音存在的传统,难有自省能力和自我批判的意识,传统和反传统是两个轮子,我们为什么谈“五四”,把陈独秀、胡适和弘一放在一起谈,林纾、弘一也是“五四”新文化的一个部分.对于某一种具体路径认定和方法的确认因人而异,可以正也可以反,把正和反合在一起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筋骨,如果不是的话,只谈一种是很危险的事情.

保持了老一辈人的读书方式

杨慧林(基督教与汉学研究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原院长):我本人的学术研究领域离刘梦溪先生的研究很远,但是我非常喜欢读刘先生写的文章.为什么这样?我觉得他关注的问题,关注有趣的人,还有他自己的行文风格,在我看来,有一种中国特别典型的文人之气.这种文人之气可能真的是和我们学术与传统讨论是有关的.我记得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例子,几年前有一次开会,刘梦溪先生恰好坐我旁边,他随手用铅笔写了这样一段话,我们要引一段马一浮先生的话,说朱子仕宦夺人智, 是要夺人智的,然后大学之夺人智者,还是过之.我觉得朱熹说的还不是大学,刘先生专门把学校改成了大学,当时他把这个东西写给我,可能是意味深长的,他要对我有所提醒.我说刘先生你把这个用毛笔给我写一遍,我提醒我自己.他说不行,大学办公室怎么能挂这个,我给你写一个别的,这件事让我印象特别深.中国传统文人风格的学者,在谈论一个问题,关注一个问题的时候,里面保持着某种非常有趣、耐人寻味的东西.

刘先生做的研究,让我们觉得非常值得读,而且有收获,我觉得他在中国传统文化问题讨论当中,始终有一个从外面看中国这样一个基本背景.我们知道刘先生特别推崇几个人,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而且他在文章里面也多次引到,王国维讲学问之道,本无中西,他一直有这样一个意识的.沿着他感兴趣的三个人往前看的话,我觉得陈寅恪先生对王国维晚年学术贡献的概括特别值得我们参考.王国维晚年做了三件事,用他的话叫释证、补证、参证.而且陈先生这样讲“……吾

以学术向传统温情致敬
学术和传统论文提纲范文

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径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就是释证、补证、参证.我有时候觉得,当我们追溯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找到学术典范和传统延续的时候,这个传统始终和外来的参照、外来影响没有办法分开的.这一点对其他学科的人应该是非常有启发的.

还有一个问题.刚才陈平原教授讲,刘梦溪先生是读书而不是查书,这也特别好,上一代读书人的读书方式,让我想到刘先生特别推崇的钱钟书先生.去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套钱钟书外文读书笔记48篇,那真是让人刮目相看.有人说看了以后有一些绝望,就觉得我们这辈子没有办法把这些书看完.它里面涉及七种语言,大概将近五千种书.而且那个读书笔记不是现在这种,有很多地方就是抄写,所以我觉得后人看那个,比随便想两句感想更有意思,他帮你看了四千多本书.然后你去回过头来看,钱先生从1936年到英国开始,那时候图书馆不能复印,就是开始抄书,一辈子留下二百多个笔记本,这个笔记本后来捐给清华大学了,所以才能整理出这样一些书.这些人读书而不是查书,对我们来说有一些东西很微妙很小,但是影响你对很多问题的思考.

另外一方面,读钱先生的书像读刘先生的书一样也不必绝望,因为有很多人说看完了48本钱钟书先生的外文笔记就觉得不要读书了,反正我这辈子也读不完,仔细看的话,我觉得恰好让我们觉得更有信心读书了,为什么?因为钱钟书先生1936年开始读书的时候,他读的书也就是二三十岁年轻人要读的书,和他后来读书真的不一样,而且他做的笔记,钱先生对于妙语的兴趣远远大于对思想本身的意思.他有时候觉得这句话有意思就读,而那个到底讲什么,其实他不太关注.而且你会发现钱先生开始读康德,读出了黑格尔不读的原典.所以我们现在在大学里经常说学生要读原典,钱先生那时候的读书笔记,没有一个是读的原典,读的都是别人研究康德,研究黑格尔的书.我觉得读刘先生书也是这样,因为有很多书我只能说看过,但是都是很粗粗的看,有个别的书我特别有兴趣,会很细的读.

我觉得刘先生梳理中国学术思想史的时候,有一点跟他特别推崇钱先生有关,就是从里面读出一种趣味.其实他在讲钱钟书先生的时候,他说我读钱先生的书用四个字“忍俊不禁”,他说他的学理是严肃的,但是学问方式是挑明的,是幽默的,他可以跟研究对象做一种交流和对话.新旧学术之间,中西学术之间可能也是这样的,我想引钱先生读书笔记里一句话,他读一个关于宗教学的书,第一句他引了非常妙的句子,其实中西方学术交流的时候,很多的中国传统人说我们需要一个新的东西,他说我们真正需要不是新的宗教,而是一个被更新了的宗教.所以我觉得学术和传统也是这样,如果我们真的从传统当中找到有价值的学术典范,值得传承的文化精髓,一定是在这样一个意识下才行,这是我从刘梦溪先生做的研究当中得到的一些收获.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梁治平(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刘先生治学的特点也好,他的贡献也好,刚才几位前辈、朋友都讲到.我觉得我能够贡献一点跟大家不太一样的意见,这是因为我跟刘先生的交往.我是从1993年离开人 律系到文化研究所的,有二十多年了,那时候刘先生正在编《近代学术经典》这套书,这三大卷中的很多文章和思考,其实都是这二十多年当中完成的.因为是刘先生的同事,经常有机会跟刘先生见面,而且我们研究所聚的次数非常多,让我非常近距离地听刘先生讲话,看到刘先生思想的过程.今天大家提到很多最重要的考证也好,思想也好,转变也好,我们很自然地在日常接触当中就领略到、感受到了,包括一些在他生活当中很久远,对他很有影响的故事,我们都不止一次听到.

我非常有幸地见证、目睹了刘先生这几十年思想的变化,每一个关节点重要的思想,其实他都在我们所里讲过了.在这个过程里面,真是让人觉得刘先生有一种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经常让我们研究所的同仁们有如沐春风的感觉.我自己有一个特别深刻的印象,尤其是最近几年,这种深刻印象不是看了刘先生出的很多书,而是发现刘先生每次来,都会很自然地谈到自己思想上一些发展一些发现,对一些发现会非常高兴、非常欣喜.所以你会发现他不断地探索不断地深入.说到读书,我觉得刘先生读书不是有了一个框架,为了一个题目找材料,也不是比较散漫、很自由地阅读,这两个极端之间,其实他是有他自己的问题意识,他发现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吸引他去读书.他最早读了陈寅恪,在研究过程中,他就把这个研究扩展到整个陈氏家族,这可能有内在领悟和逻辑.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他不断地把研究范围扩大,这需要读很多书,读的过程中,他发现更多有意思、需要深入了解的问题.所以他很早就做陈寅恪的研究,但是他的东西迟迟不出来.这个过程中,别人可能已经写出著作出版了,刘先生说这不着急,但是他有这些东西需要做,所以最后他不断地循着这个路子向前走,一直到最后,包括陈学(陈寅恪)、王学(王国维)、马学(马一浮),又从近代走到宋学,从宋学到汉学,进入先秦,这样一个思想脉络在这几十年当 同发展起来,我想他读书其实就是寻着自己问题,寻着问题的逻辑不断地在走.

我~直有一个感觉,刘先生虽然七十多岁了,但他比我们很多年轻的朋友还显得年轻,因为他心态非常好,因为他学而不倦,他一直在学无止境地去追寻那些非常有意思的问题,然后经常把这些问题拿来跟我们分享,所以他非常地有生命力,非常地年轻.当然他实际上也非常地刻苦.我经常劝刘先生要多散步,不要老坐在电脑前,不要太熬夜.因为现在刘先生腰腿不太好,就是因为工作时间太长,有的时候我们都不敢这样做,在刘先生身上你能看到发愤忘食,乐已忘忧.

今天我们主题有三个很重要的词,一个是文化典范,一个是传承,还有一个是网络.我想改第三个词语叫作人物.刘先生研究有一个特点,他研究对象是人物和思想,他自己也在试图通过这种研究对话,探索提出自己的一些答案,贡献出这种思考的结果给大家.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人物特别重要,这里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刘先生自己,他看这些人物的思想、学问、成就,那是一方面,他深入到他们的精神领域.这个里面非常自觉或者下意识地传承这种精神.他经常讲到几句话,大家刚才提到,就是陈寅恪为王国维写的那两句话“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有提到钱钟书讲的学问没有中西,这些变成他自己特别重要的思想上的立身之道,也是他非常重要的世界观,比如说学问无中西,比如说陈寅恪讲的了解之同情,他就在所里反复地讲这些话,用到很多例证当中,他自己就是这样的.刘先生作为这样一个特定历史环境里面的一个学者,他的研究,他的学养,都有他自己的特点,比如对社会科学涉人不深,但是非常开放,而且刘梦溪特别强调的是,学问的“共”,是跨越中西的部分,他认为“共”比异更重要.这是从一种对前贤、对人物精神把握里面产生自己的认同.

第二个层面,刚才我讲刘先生把这个精神变成自己人格的一部分,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让我们年轻人或者中年人都觉得很有压力.你看刘先生还不断地求索,不断地出书,他不是为了出书而出书,而是有了很深的积累.文化如何传承,其实最根本是在人物.因为文化传承通过人来承担,文化价值由人承担,就是人来弘道.刘先生在这些人身上找到了一种精神寄托,在这种价值上面找到了一种榜样,在这种价值里面找到一种精神寄托:所以他自己也会体现这种精神.

非常重要就是,刘先生一个人当然不能完成传承的工作,需要一代人乃至几代人.今天的社会环境、教育环境其实不是培养这些人.尽管我们有这么多的机构,这么规模巨大的一些设施,有难以想象的资金投入,但是这些投入,这些机构的运作方式往往不是在培养这种人,不是在弘扬这种人.其实我们今天面临的是非常有危机性的问题,这个意识上我们坐在一起讨论,怎么通过人来传承文化是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中国的学术传统就像长江

张国刚(隋唐史暨中西交通史学者,清华大学教授):这部书本身成为值得研究的一个对象.刚才有人讲六个字典范、传统和网络,我就这六个字谈.

典范就是准则.其实我们传统的统,就是传承典范,统是道统,道统传下来就是典范,网络不过是我们时代的传播形式.为什么刘先生关心这些人物和事情,因为它涉及到古今中西要讲古今中西就要讲传统是怎么来的.我自己有一个想法,中国的学术传统,就像长江.从夏商周到春秋战国,出现百家争鸣,这就是长江的源头,到秦汉以后汇到一个中国文化的长江里面.学术和文化都离不开土壤,土壤就是它的历史,就是老百姓生活的环境,从制度框架到日常物质和精神生活.学术也是在这个规定下产生的.汇人长江以后第一个源头在哪?就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六经可以称为一个典范.它的作用是把诸子百家融为一炉,这就是长江的第一个汇集,在重庆.

它要解决什么问题?就是在大一统的帝国里面传统的构建问题.董仲舒的儒跟孔孟是不一样的.可是这个儒家有两个缺点,第一个对生命之后的事缺乏想象,未知生,焉知死.而汉武帝通过“一带一路”传来亚洲其他文明的长处,无论是西亚基督教还是南亚的佛教.《三国志·夏侯玄传》里有一句话,经学得好,品行端正修炼得好, 就像取个草芥一样,所以儒学和现实利益挂钩太密切太紧了.东汉以后举孝廉、父别居等等,所以就出现了玄学、竹林七贤.因为我们要解决儒学文化的缺失,正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东西方发生两件大事.公元496年罗马帝国灭亡,灭亡之前被基督教征服了.秦汉帝国衰亡以后,中国人选择了佛教.佛教后来征服了后代——成吉思汗的子孙,佛教征服了朱元璋的子孙,佛教征服中国了吗?佛教并没有征服中国,为什么?唐宋知识分子从韩愈到朱熹,乃至后来的王阳明,学习佛教,研究佛教,稀释佛教,把佛教会通到儒学里面,最后中国文化到了武汉,儒释道合流,但是以儒为主.

汉武帝构建中国大一统的意识形态,那时候不用外来和尚念经,佛教只能从中国文化附人,但儒家文化吸纳了佛教,包括道教,这是新儒学主义,德语叫Neo- konfuzianismus,英文叫Neo Conucianism.新儒学新在哪,就是跟汉儒不一样,因为它接触了亚洲另外一个文明,印度文明的新的成分.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长江之水到了南京,西方文化来了.从刘先生书里讲的利玛窦、汤若望,涉及到后来的徐光启乃至到后来,其实都是我们面对西方文化时遭遇的挑战.从明清以后一直到现代,我们都要解决的是面对西方文化冲击,中国文化往何处去?其实刘先生的书反思讨论的就是近几百年来人们的探索,我们面对西方文化怎么办?明末清初,利玛窦他们来的时候,汤若望他们在华的时候,徐光启这些人是很主动地接受西方文化,但是,我想要什么就是什么,从圆明园西洋建筑到故宫里乾隆把玩的钟表,这些东西都是为我所用的.因为那时候西方也在农业社会,我们也在农业社会,大家都平等,在1500到1800年东西方关系基本上平等,大好的时代.

可是1776年发生了几件大事,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瓦特发明的蒸汽机获得知识产权保护,美国独立.这意味着工业革命来了,现在我们再也不是晚明盛清,好像当年学习印度一样,我想学什么,现在我们跟西方不仅仅是地理上的差距,异国情调的差距,而是时代的差距,工业社会和农业社会的差距.所以 战争迟早要来的,因为原来船到不了东亚这边,西南是高山,东南是大海,北面是沙漠,到了印度也过不来,现在就过来了,因为进入工业社会.

人类进步有三个指标:一个是能源的进化,从火到现在新能源,中间一系列的变化,每一次新东西都能激起革命,工业革命就是蒸汽机新能源了;第二是新的工艺,就是人类文明的物质化,从旧世纪、新世纪到工业4。0;第三个就是信息传播方式.人类的力量是社会,不是个体.任何力量都比个人强,社会是信息传播.所以从语音产生、文字发明、到纸张和印刷术、到今天的网络,我们处在时代是三者叠加的时代,别说学术了,对我们的影响都是超越空间的.

我们现在研究近代学术的问题,跟王国维和陈寅恪不在一个时代.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的时代支持古今中西问题,我们现在处的时代,西方跟我们同时经历,所以我们在探讨中国学术出路的时候,就已经跟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不一样了.这个不一样首先是解释古今中西,还有解释我们再出发的事情.一百年前出发时,我们面对西方的冲击,现在再出发时我们在共生环境下,我们重建自己,这个重建已经不光是关照中国,从世界跟中国,中国跟世界都已经不够,因为我们共生,要从人类文明共同体时代来看这个文化.

这里面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中国文化传统到现在传的道的问题,刚才陈平原先生讲的,家乡人们身上的仁义礼智信,还有刘先生讲的六经,其实这里面都是中国的道,这个道一定用中国的现代化讲述,道的表达要符合现代生活,但是它的语言形式要传承下来.

第二个,形式问题.刚才几位都讲到刘先生的文章形式,其实刘先生文章形式和陈寅恪文章形式都是代表中国传统,跟西方不太一样.我有一次去比利时到汉堡玩,有一个德国人在那儿讲,你怎么不做博士论文,麻烦,没有500个注交不上去.没有500个注这个博士论文出不来,就是这个形式的东西.西方传统很严谨,中国传统不是这样,陈寅恪讨论问题是很现代,可他的文学表达方式是传统的,他写的东西一个注释也没有.由此我想起来,我们今天讲西方文化不再是当年那样,西方是标杆我们是学徒,我们现在是共生时代.我们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说人文学科或者其他学科,它有个史和论的文化,一个是史一个是论.论的东西讲严谨,西方做得比较我们强,因为它有哲学传统.史的东西中国有非常深厚的传统,史讲灵动,讲智慧,讲新的观点和想法,这样留下来的文章适合表达中国文化特色.我们既要学西方论严谨,写论你必须严谨,言必有据,如果学史,其实你不妨灵动地讲,因为史是艺术还是科学讲不清楚,但是有思想.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讲重构中国学术、传统文化,不再是一百年前,王国维的说什么释证、补证、参证,我们今天大胆地接人我们自己的传统,甚至还有一些更大胆.我们举个例子,现在我们知识产权保护厉害了,学生论文一查,十几个字完全重复就不行,所以他现在不敢引文,一引就重了.如果这样做,我们还有《三国演义》《道德经》《黄帝内经》吗?每个人从自己做起,智慧得不到积累,很难出精品,因为你创作是有限的,对某种科学是可以的,但是对文化并不是很好.陈寅恪的表达形式过去了,现在成白话文了,我们今天不仅发展道,要从中规西,我们在文化建设上也应该时不时地附和中国形态学一下.

第三个是渠道,网络时代跟过去不一样,为什么五经变成四书了,五经是精英读的,四书是因为印刷术出现了,纸张也便宜,教育普及了,所以他必须搞四书给大家读,《大学》1700字,《中庸》3500字,《孟子》三万多字,《论语》两万多字,这些都很方便.网络时代精英跟平民都在一个传播渠道里,这也是我们时代的一个特点.

中国的文化两个半部史,一个就是说中国文化汉代的独尊儒术,统贯诸子百家,给中国文化梳了个辫子.一个是宋明理学,解决了亚洲两大文明会通问题.从晚明盛清到“五四”、从“文革”到改革开放,我们怎么解决中国文化的未来?从南京过来就是大海,大海就是费孝通讲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中国文化的本体性观念是仁

吴光(思想史学者,浙江省儒学学会执行副会长、中国孔子基金会副会长):我跟刘梦溪先生交往有五十多年了,听他讲过话,他口才非常好,而且知识面非常广.这些年的接触,可以说是思想的接触,学说的接触,对刘先生学说深度和广度以及思想有了具体认识.《学术与传统》三大本出来以后,他寄给我,我没有全部读完,选了其中一些篇章读了.

刘先生这部大著我有两句评论,第一句,它是一部总结现当代学说的典范,是经典大著;第二句,刘先生是一位具有独立精神的人文学者.

我有三点赞同,也有两点商榷讨论.三点赞同的第一点,就是他对中国传统价值理念、基本精神做了一个高度概括,而且颇具创意的论述,在书里面对传统的一些观念,像惊异论、内层论、合同论,做了非常深刻的分析和详细的解剖,有高屋建瓴的认识,形成体系的思想.第二点,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意义和未来走向做了深刻分析和乐观展望.从孔子的基本观念,从恕道展望未来,认为文化是走向大同的.他有一篇文章叫做《将无同》,将无两个字就是语助词,同就是一个观念,实际上就是强调一种超越对立,认为人类就是走向文化的融合.从交流、对话到互补融合到“仇必和而解”,这是中国古老文化的智慧,也是人类本性和人类理性应该昭示的目标,对人类未来提出一个乐观的展望.第三点,刘先生对王国维、陈寅恪、马一浮、陈三立这些文化典范的个人研究,揭示出传统学术文化的特点、它的生命力和发展前途,这方面我觉得他确实写得相当深刻.

有几个说法我很赞同,流行和时尚应该与学术大师无缘,现在大师满天飞,赶时髦的比较多,完全按照官方的宣传话语说话的多,而不是他独立思想的表达.刘先生强调狂狷的精神,我非常赞同他狂狷,狂是独立的意志,狷是独立精神.我过去读他的文章也有不同的见解,跟他讨论过,今天这个会上我也提出两点商榷.

一点商榷就是关于中国文化,中国传统的核心理念概括的问题.他特别崇尚敬,对敬作了很多分析,提出一个敬义论.敬是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核心的价值观念?我认为应该是仁,仁是一个最核心的观点,敬是一种态度.宋 学家就说敬学,涵养需用敬,实际上,敬不是一个本体,本体应该是仁.人之所以为人,人是讲道德的,人的道德根本是仁者爱人.中国儒学最核心的观点,最本体性的观念是仁,把它概括成敬,论述的时候也不能不涉及到仁,敬作为核心观念之一是可以的,但是最核心的观念,我有不同的看法.

再一个,关于马一浮先生思想的分析.我们曾经讨论过,他认为马先生儒佛并重、儒佛兼治、儒佛汇通.我对儒佛汇通比较赞同,但是对儒佛并重、儒佛兼治,特别是对儒佛并重有不同的意见.因为马一浮先生最后归本为六经,国学就是六易之学,六易之学就是六经之学,六易之学可以概括一切学术,从佛老走出来,用佛老解读儒学经典,他主要是儒家思想,所以我把马一浮先生的学说归结为六经之学,新经学.我曾经想请刘梦溪先生能为马一浮全集写序,但是他非常谦虚说,马一浮先生那么高大我怎么敢给他的书写序,所以没有写.汤一介先生写了六千多字,对马一浮的学说做了非常深入的分析,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马一浮思想以儒为主,以佛为辅,因此提出一个商榷.我的看法不一定对,请刘梦溪先生多多见谅.

丁东(思想与文化研究专家,人文学者):刘先生这本书是他近三十多年的一个总结,因为他成名很早,大学时代就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发表了整版论文.成为青年红学家.我四十多年前认识刘先生的时候,他是红学家,他由文入史过程我是一直在远观.后来刘先生重新进行了学术的选择,我看了这书才知道,从钱钟书到王国维到陈寅恪,我跟谢泳也讨论过,我说刘先生在80年代中期就转入陈王之学,这是一个非常有眼光的选择.因为跟他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同时代的那些文学评论家写的东西,现在回过头来看价值是很低的.时过境迁已经没有人要看了.但是研究陈王是学术的一个大问题,份量很重,价值很高.所以说,到现在又过这么多年了,大家还是感到刘先生是学术重镇,同时代那些人不知道哪里去了.他的这个学术选择证明不错,这是我对刘先生的第一点感想.

第二个感受我是远观,刘先生不光是一个学者,还是一个学术组织家,是一个活动家.为什么我们现在高看胡适、顾颉刚这些人,他们都不是单纯的学者,都是组织家,要影响很多人.当然现在不是那个时代了,但是刘先生也影响了不少人.刚才陈平原讲他办《中国文化》,还有中国文化研究所,艺术研究院好多人说那个所是怪所,这个所里的各个学科都有.其他的如音乐所、戏剧所都是专门的所,他这个所叫做中国文化研究所,里面包容了很多人,甚至包容了很多受到打压、处境很不好的人,他把这些人放在他所里面让他们继续发挥作用,这是很有担当的.我觉得,在目前我们现在体制下是很难的.这一点我觉得刘先生这个人不简单.

大背景下的大情怀

黄爱平(清代学术文化研究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副所长):我读刘先生的大作是1997年《光明日报》上几个整版刊载的《中国现代学术传略》.刚才几位发言当中都提到,我当时正好给研究生开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史课程,读到这篇文章真的是如获至宝,对我启发良多.我当时把刘先生这篇文章用在我讲稿当中,并且跟学生介绍这样一位学者,这样一位大家.从那以后我开始关注先生的论著,后来有一次学术研讨会,有幸与先生同行,在机场候机的时候,跟先生有比较长的请教.这时候我才知道原来心目当中心仪的这位大学者那样平易近人,而且谈起社会学术界的现象也有自己的见解,同样对一些现象义愤填膺.从那以后跟先生联系多了起来,也蒙先生约稿,在先生主编的杂志上发表文章,也有会议见面的机会,还有幸登门拜访,但更多的还是电话沟通.每一次见面,每一次聆听先生谈话,每一次电话沟通,我都觉得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每一次都深受教育,有点高瞻远瞩的感觉.

我在这里就我读先生文章和对先生学术的了解,谈一点自己的感悟.先生治学由文人史,涉猎广泛、思想敏锐、眼界开阔,读书尤为细心,非常认真,绝不浮光掠影,先生研究可以阐发学术、根据传统、关照现实、弘扬文化,为我们梳理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变化的脉络,为我们发掘传统思想当中蕴含的精华,为我们寻找构筑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先生的思想学术从20世纪大家人手,我想先生的研究也深受这些大家学人的影响.对传统文化对古代学人和他们的思想怀有了解之同情、敬畏之初心、欣赏之眼光、认真之态度,没有任何功利目的,保持平常心,出自的爱好,还有传统学人志士的责任,这是先生能够成就博大之气象,精深之研究的重要因素.

先生研究既有高屋建瓴的把握,也有抽丝剥茧的考证.先生现在对学术思想的研究由20世纪初年的学人大家上溯到宋明理学,进而上溯到六经,对我们传统文化、传统思想有很深刻地阐发,对传统文化在当代的价值意义又有非常深刻的关照.

所以我感觉先生的治学,可以说他是研究典范之学人,典范之思想,典范之典籍,先生自己研究由此成为今天一代学人和学术典范.所以借这个机会谈一点读先生文章还有对先生学术的这样一些了解和感悟,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先生和在座各位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王学典(山东大学教授、山东儒学高等研究院院长):我个人跟刘梦溪先生接触有这样几点感触,第一点,是先生有宏大的文化抱负,思考传统文化的命运,这一点是我异常受感动、非常受震撼的地方.这个过程当中刘先生的研究非常深入,在当前这样一个背景之下特别感觉稀缺,在大背景下刘先生有大情怀.

第二点,刘先生是20世纪中国新汉学传统的发掘者、诠释者和弘扬者.按照两条路线在运行,一条路线是新汉学路线,新汉学传统,刘先生自觉传承的是新汉学传统.另外一条路线是西方传进来的,特别是西方社会科学化的路线.我个人从史学角度认为是一个新社会科学化的路线.刘先生学问很纯正,是新汉学非常纯正的发掘者、诠释者、弘扬者,在这个上面谈不上什么缺陷,因为一个人不能同时兼顾两种学说,我感觉在新汉学学术上对我们今天非常有意义.

第三点,刘先生有一些大作刊登,我个人感觉,刘先生最近一段时间成为源远流长的中国古典学的传承者.大家已经看到了刘先生的出文人史,现在刘先生又出史入经,这些都是刘先生出史人经的标准,刘先生宏大气象我们没有完全感受到,我们期待刘先生对中国文化重新诠释,对人文重现、论语重现提供传统的思想资源.

邓小军(古典文学研究专家,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我读刘先生的文章,从里面看到20多年来由现代学术研究上溯到儒家六艺之学的行动历程,包含对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研究,他很有贡献也很有启发性.第一点,关于钱钟书和陈寅恪,一般人认为这两个人的学术观念南辕北辙,可是刘先生读出钱钟书和陈寅恪学术观念的一致之处,刘先生别开生面而且很有意思.

第二点,他揭示了马一浮先生新儒学之奇,就在于会通儒佛而不同于宋儒的拥佛而又批佛.他提出马一浮先生的新儒学之新何在,已经是相当独特,而马一浮先生对释家有心,即使有人言之,在学术界也是非常少的,这是非常独到非常大胆的判断,我个人认为这是符合实际的判断.中国历史上两次最大的中外文化撞击、冲突,第一次印度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马一浮先生对释家高度认同,可以算是第一次中西文化冲突的尾声,但是这个冲突不会结束,只要人类有生老病死,佛教就有他的价值.

第三点,我认为重要的就是刘先生揭示出陈寅恪先生对儒释道三家的看法以及陈先生对未来文化方向的判断,这是整个中国现代学术史第一号的问题.陈先生的这些学说,我们大家都读过,但是从来没有像刘先生这样把这个问题做一个总判断,其中包含对中国未来文化发展方向的最大判断,把它单独提出来.

他眼光独具,独到的贡献启人遐思,启发我联想到两个问题,一是陈寅恪先生讲儒家影响最深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法律两个字是不是有所为而发,如果是,为什么?二是刘梦溪先生最后引用陈寅恪先生著名的判断,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中国输入北美、东欧思想,最终还是不行的.一定要在尽量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坚持中国文化本位.我就联想到了陈先生在以后几十年的发展之中,在以后十年的光阴里面他的学说有没有发展,如果有的话是什么?

[ 参考文献 ]

1、“黔中三宝”:贵州传统学术文化瑰宝 王路平(贵州省社会科学院) 贵州建省600年来,在贵州境内的传统学术文化瑰宝中,最具有本土特点且又最能与全国乃至世界学术文化接轨、交流和对话的当首推“黔中三宝”,即黔中王学、佛学和易学。

2、北京画院“齐白石研究”和“传统中国绘画”学术研讨会综述 北京画院理论研究部主任、研究员 吕晓 由北京画院主办的“齐白石研究”和“传统中国绘画”学术研讨会,于2014年10月22日至24日在北京会议中心举行。这两个研讨会是北京画院“齐白石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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