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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学位论文】浅析迈向回应型法:网约车合法化折射出的法律命题(论文参考资料)

星级: ★★★★★ 期刊: 权威作者:涂罡,徐亚文浏览量:1844 论文级别:经典本章主题:出租车和法律原创论文: 5156论文网更新时间:10-28审核稿件编辑:Tab本文版权归属:www.5156chinese.cn 分享次数:3991 评论次数: 6426

导读:如何写好一篇出租车和法律方面的论文。希望本篇迈向回应型法:网约车合法化折射出的法律命题的论文范文会对你的写作构思有所启发以助大学生们轻松完成写作任务。

【内容摘要】网约车合法化的深层涵义是政府出租车管理部门不当利益的让渡.我国出租车管理法律一直停留在压制型法和自治型法阶段,其根源于压制型法下政府与出租车公司结成的垄断利益同盟,表现为自治型法下法律的僵化及造成的形式正义.法案的出台提供了出租车治理向良性化发展的契机,标志着我国对出租车管理的法律正从自治型法范式中摆脱出来.而真正迈向回应型法而实现行业善治,还需长期运用法律开放与 商谈等模式来回应技术革新和民生诉求.

【关键词】网约车;回应型法;出租车改革;出租车管理.

【作者简介】涂罡,武汉大学法学院2014级法学理论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法理学,比较法学研究.

徐亚文,法学博士,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法理学,西方法哲学,比较法学研究.

一、事件回放

2016年7月28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后文简称《指导意见》)和国务院七部委联合制定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后文简称《暂行办法》)正式对外公布,后者于11月1日施行.法案将网约车和传统的巡游出租车一起,共同纳入到出租车的监管范围内.至此,困扰国内行政执法、司法裁判和商界投资决策的网约车无法律依据的状况开始改变.

2015年10月8日,号称全国出租车行业管理水平第一的上海市交委,作为唯一的试点城市的管理部门,颁发了国内第一张网络约租车平台经营资格许可.随即,国务院交通部出台了《关于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经过10个月的网络意见征集和无数次听证会和讨论会,《指导意见》和《暂行办法》正式出台.从法律文本上看,法案坚持了因地制宜、因城施策,给地方政府管理预留了空间.

在此之前,由于没有针对滴滴打车等网络约车新现象的法律规范,面对法律空白的中国各地方政府对其执法活动的态度通常是依据现有法规将其确认为行政违法.这种实质正义和陈旧法律的冲突,导致自从网络约车诞生以来,交通运管部门查堵、处罚网约车的情况在全国各地比较普遍.一些大城市均有发生网约车司机冲击运管部门的公众事件,也有过政府部门联合执法突袭滴滴公司的事件,而出租车司机和滴滴司机之间街头的轻微暴力冲突则反映为常态.发生在2016年5月四川省乐山市的一场网约车司机和的士司机的冲突中,法院的裁判提出“原告的行政违法行为不能成为被告侵害财产的理由”,佐证了当时该法庭是将原告使用滴滴软件进行出租车营运的行为界定为行政违法行为的.

在网约车的技术应用升级的同时,相关监管法规也不断更新,笔者从知网检索到核心期刊上发表的关于网约车的论文寥寥无几,却存在纠结于技术细节但未从学理上进行实质分析的问题,而研究滞后更是普遍现象,如有人质疑网约车乘客风险或现行出租车管理法规的合宪性问题,文章在刊登出来之时,这些问题已经通过网约车公司技术服务升级或国务院法规的出台得到了解决.在法理学看来,网约车在合法化之前发生的一系列冲突故事乃至引发的诉讼,根源于社会变迁对形式法治的冲击.网约车的合法化是出租车管理迈向回应型法的重要一步,这种新旧法学范式更替体现出了法治发展的进程.国内学界主张利用本土法治资源解决当下中国社会转型中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的学者已有相当数量的理论成果,但不可否认的是,一直以来,域外法治先行国家关于转型社会和社会变迁的法学研究成果对于解决当下中国社会转型出现的问题具有解释和参考意义.就出租车管理问题而言,各个国家、城市的历史、经济、文化、人口等出租车管理的决定因素不一样,各自发展路径和管理模式也不尽相同,但发展阶段都可以纳入到伯克利学派的法律三种范式中来解释.对于我国出租车管理的良性化,网约车合法化只是一个开始.

二、“伯克利视角”下的网络约车

上世纪60年代,美国发生了严重的社会危机,越战、种族歧视、贫富差距等引起的社会阶层分化对立,在这种背景下诞生了伯克利学派.该学派追求在变革社会的法律实践中实现价值和实证主义的平衡,试图超越自然法和法律实践主义的两元对立,主张更多关注研究如何使法律适应社会需求从而解决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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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出现的新问题,这种社会学法学方法论被其代表人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教授诺内特称为“伯克利视角”( Berkeley Perspective).诺内特将自然法哲学中的“合法性”原理作为思想基础,认为规范性研究方法同样应以价值判断为核心.

在美洲大陆另一端,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昂格尔提出,应用法治型法来体现法律对社会的关注,这种“法治型法”应具备公共性和实在性,同时也应呈现普遍性和自治型的特征.伯克利学派继受了昂格尔关于将法律划分为互动习惯法、官僚管理法和法治体系法三种类型的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自己的学说,主张将法律类型划分为压制型法、自治型法和回应型法.这些观点主要反映在代表人物塞尔兹尼克和诺内特的一系列公开发表的论文以及名为《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回应型法》的一书中.

(一)压制型法传统促成了法律权威危机:出租车管理立法历史困境

压制型法是一种视法律工具主义为主要价值的法律类型,在该法律秩序下,被统治者的利益被漠视,法律规则制定者只关心如何维护统治集团利益和保持稳定的社会秩序.这一过程中,特权阶层的利益被保护和放大,法律表现为最原始的功能而无法实现对权力和制约和控制腐败的发生.在这种压制型法中,秩序被视为最高价值,无论是法律文本还是法律实施中也很难觅得正义,被统治者也很难通过法律正当程序获得正当利益.塞尔兹尼克认为,在压制型法律模式下,会显现出如下特征.

1.垄断形式的固化.在压制型法秩序下,政府可能与出租车公司形成垄断利益同盟.传统巡游出租车行业涉及的主体有运管部门、出租车公司、出租车司机和乘客.大多数地方政府将出租车经营权以定价或拍卖形式受让而获益.根据近几年的行情,国内主要城市的运管部门向出租车公司收取的每辆车10年的线路经营权费用在20万左右.出租车公司再将经济压力转嫁给司机,其结果是出租车司机普遍劳动强度大,乘客感觉服务差.

利益集团形成后,在缺乏透明度的情况下,政府部门可能滥用行政权力补贴出租车运营者.如北京市政府每年划拨7亿元人民币作为出租车燃油补贴.每台出租车每月由此能获得的各方提供的燃油补贴合计1400元以上[IO].出租车公司大多是属于上市公司,其财务状况对公众而言并不透明,以至于无从知晓补贴的原因是否真的是国际油价大涨导致出租车公司入不敷出.政府在未经法律正当程序的情况作出将纳税人的钱补贴出租车司机的决定值得商榷.垄断形成的利益共同体并不是个案,而是存在于大大小小的中国城市中.前南京市长曾对出租车司机承诺“10年内不增加出租车车牌”,这种不考虑城市规模扩张、人口增长等因素,而以出租车公司的利益视作唯一考量因素的表述[Il],实质是典型的政府和出租车公司结成垄断利益联盟的表现.

2.权力本位思维和行政裁量权之滥用.压制型秩序下公权力部门易产生权力本位思维.具体表现为新技术是否对于社会效率的促进不是行政管理部门考量的主要因素,其更关心这些新现象的出现是否妨碍了现有的监管秩序.对于打车软件早期出现的“加价”功能,地方管理者普遍的态度和监管逻辑是:加价功能的设置,是对相关出租车管理条例的违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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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权且有必要介入.在打车软件迅猛发展的2013年,深圳市交委就表示,网约车的出现带了一系列的监管难题,如驾驶员资质缺乏准入制度给乘客安全带来的不可控风险,加价功能违反当前法律规定,行车过程中频繁使用手机带来行车安全隐患等问题.马克思关于官僚制的一段论述,恰好印证了压制型法理论的这种说法:“官僚机构具有阶级统治工具和社会管理的双重职能,但也会发生异化:一是成为具有自身利益的封闭机构,而变本职工作为形式主义;二是摆脱立法权控制、脱离统治阶级意志.”《指导意见》提供了地方政府立法和执法空间,这可能为运管部门的官僚作风复燃埋下隐患.

3.寻租等腐败现象滋生.在压制型法律秩序下,寻租和腐败的存在是必然形态.制造便利的交通体系自然不会是一个腐败的交通运管部门的宗旨.从世界范围来看,政府部门参与商业运营和利益分配,并不具有正当性.

央视曾报道过武汉市一万多台爱丽舍出租车刹车系统存在安全隐患,在记者之后的调查发现中还存在“减配还加价4万元、客管处为禁止4S店向个体司机售车而对其提供个体出租车主的名单”等更多细节[14].随后该市客管处原处长熊某等2人被纪委立案调查,旋即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15].出租车份子钱被广泛呼吁增加“透明度”,上海四大出租车公司每辆双班车每月固定要缴纳份子钱8200元,北京则规定单班出租车缴纳5000元每月,且还有公司超额收取.在北京,出租车公司收取的车辆折旧费和车险费用占到车辆使用费的6成,剩下4成是各种名目的公司管理费用,还有小企业列支45万办公费;一家上万辆出租车的企业,管理人员竞有2000人[16].在南京,个体出租车车牌价格十年间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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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万涨到90万元.民众不禁好奇,为什么是90万之巨,这些钱花在哪里了‘171 7在上海,几家大型出租车公司占有7成的市场份额,其中两家加起来占据了45%的市场份额,垄断也形成了在出租车公司管理人员以高薪等方式消解公司收益的情况[18].

(二)自治型法带来的形式正义:出租车管理的合法性危机

当下我国出租车管理存在着压制型法和自治型法并存的状况,但更多的还是呈现出自治型法的面向.自治型法律秩序建立的是一种法律的统治,将规则和程序取代了压制型法阶段的人的统治.在这种法律型式下,看似完善以正义为导向的法律规则建构,在面对不断涌现的新的社会问题时,却显得力不从心.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形式法治还会使不公平的现象变得更加突出.因而这种自治型法常常会沦为法律评论者的攻击对象‘19].

我们可以将伯克利学派所称的“自治型法”视为一种“形式法治”.“法治”不仅是指一种法律的存在状态,更包含着对“人治”的排斥和对“法律之治”的期待,意即法治是以法律规则体系制约由人所组成的公权力行使者的国家机器.而法治则将被视为一种制度而绝非理想.自治型法通过一种“相对自治”的制度建构,用专业化的法律技术将权力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自治型法关注法律的权威性而非法律的功用,在此种范式之下,法律存在价值是为了证明自身权威,却不以实质正义作为其价值目标.它表现出来的功能即是判断而不是良好的治理.在自治型法模式下,法律过于僵化就会表现出如下特点:

1.合法性危机:出租车管理法律制度中实质正义的缺失.形式法治产生于政府扮演“守夜人”角色的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当法律秩序表现为无能的状况,形式法治便造成了人们对法律信心渐失.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合法性并非指合法条性.秩序是形式法治的目标,法律在此时的主要目的和功能是维持秩序而不是创造实质正义,而长久的保持这种状态必然产生合法性危机,对实质法的严格服从造成的长期不正义必然不能持续.网络约车兴起后,世界很多城市都有发生出租车司机罢工的事件,国内舆论普遍认为出租车服务不好,绕路拒载时有发生,百姓也觉得“因为滴滴打车很容易叫到车,所以出租车只要不堵路,罢工并不影响出行”.国内地方政府对出租车罢工的处理相对淡然,基本顺应了民意.但Uber在法国就没有那么幸运,由于出租车司机罢工以及出租车工会与政府的交涉,法国政府禁止Uber在法国从事营运.戴雪的话到了今天依然适用,“法国式行政法只不过是保护官吏特权的制度”[22].相比之下,中国这届政府的做法值得点赞.

2.法律权威的丧失:自治型法下管理的失控.伯尔曼说:“法律应该被信仰,否则它形同虚设.”[23]当实质正义不能通过法律秩序实现时,法律的权威就会受到质疑.当法律的权威受到公众的普遍质疑,便产生了社会危机,共同意志的缺失导致了整个社会道德系统的溃败,原有意识形态的共识被撕裂,民众共同认可的正义的价值体系崩溃,最后导向法律权威被认为是一种少数人利益代言人的俱乐部所作出的意思表示.依靠私力救济成为当下中国社会底层民众的潜意识和惯常做法.如果说围攻滴滴司机事件中出租车司机的不理性行为是整个社会缺乏法治信仰的表现,那么滴滴司机冲击政府运管部门则体现出的是出租车管理制度的“法律权威”的丧失.《暂行办法》出台后,可能面临的新问题是:一是“滴滴出行”一家独大造成的垄断;二是网约车平台公司在通过扩张管理的网约车数量获利和过于严格的监管将新签约网约车排除在外的矛盾,可能导致司机和车辆准入监管的放松.但无论如何,新法的出台的确是促进了出租车管理法律迈向回应型法阶段.

(三)迈向回应型法:出租车管理改进的路径

1.回应型法及其范式下出租车管理的应然图景.回应型法律秩序弥补了自治型法律秩序在灵活性方面的缺失,是对其拘泥于外在形式和自身的完整性的矫正.基于个体在实现权力能力上的差异,在自治型法律所维持的看似公平正义的秩序下,隐藏着则是一种非正义,即形式正义.此时,为了使得法律秩序变得能动和开放,适应社会的发展,一种不拘泥于规则,能够实现实质正义的法律秩序被期待[24].

面对塞尔兹尼克提出的回应型法陷入的困境,塞尔兹尼克在韦伯、庞德等社会法学家的思想基础上,在对美国法律现实主义进行反思后,提出回应型法的理论模型.回应型法将“目的性”导人法律,使之变得开放和能动,并能适应社会发展.回应型法的构想虽然具有完美主义的倾向,但在处理社会问题方面更为有效,能够很好地反映社会的需要并朝向一定的社会目标.与自治型法一样,回应型法也追求合法性.自治型法的合法性基础是建基在立法的普遍性和法律适用的一致性等之上的,而回应型法则主张凭借商谈理论来获得其合法性的.

与同时代其他社会学法学研究范式不同,塞尔兹尼克主张将自然法哲学引入其中,他尖锐地指出了当代法社会学普遍存在的错误研究范式,即事实和价值的分离,并提出可用规范性研究的方式构架事实和价值的桥梁.而诺内特则批判了布莱克的纯粹法社学纲领,而吸收了富勒的法律内在道德观点[25],主张在研究与人的活动有关的事务时必须考量安全、获利和自我实现等因素.因此,在对回应型法进行评价时,对于关涉以法律、国家、道德和政治等为关键词的因素时,即需要作经验分析,也要有价值评判.协商是回应型法模式下获得良好秩序的重要方式.当利益相关方没有进行商讨和价值主张未足够言明的情况下,专横地建立一系列模棱两可的政策或规则,则这一系列的规则无论是制定过程还是规则本身,都是武断的.

网约车合法化的过程体现了中国政府在出租车管理的立法上,摆脱了原因的压制型法和自治型法模式,迈入回应型法的时代.不同国家的城市规模、政治体制、经济状况、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均有不同,这决定了出租车管理法律未必存在普世的模型.要形成一个适合本地情况的出租车管理制度, 协商是不可或缺的——这才是回应型出租车管理法的范本的应然状态.法律除了有定纷止争的功能,还告诫民众相互适应并尊重他人的利益从而获得合法性.法案赋予地方政府的因地制宜的权力.回应型法律范式解决了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冲突问题,使得法律具有了灵活性和开放性.

2.如何迈向回应型法秩序下出租车管理.我们也可以把目的性看作回应型法的逻辑起点.法律以目的性为导向,使其变得能动和开放,法律秩序于是从回应型法中的僵化和工具性走出来,变得具有权威性,在这种秩序下,法律裁判者可以不再僵化地适用法律,避免了以往的对形式正义执著追求的窘况.

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之间的张力推动了回应型法律秩序对自治型法律秩序的超越.形式上的负责任会窒息机构、麻痹机能及阻碍问题解决,因而它是在加重而不是抑制无能现象[26].回应型法和同自治型法类似,以合法性作为自身主要追求.但随着社会变迁和矛盾不断地演进,合法性被视为清楚形式正义的价值导向,如何使实在法具有合法性,也正是塞尔兹尼克法律社会学思想的重要核心.回应性法律秩序作以下假定:“暴政或非正义的危险隐藏于不受制约的权力之中.”回应型法的目的在于授予权利和促进社会的发展,以协商代替专横,对既有制度不断进行修正,以实质正义作为追求目标,主张以一种

撰写出租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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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社会的理念,通过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来制约权力.

在管理者看来,出租车市场的公司化运行有利于提高服务质量,降低营运罢工等问题带来的社会风险.这种抗辩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我们前文中已经指出,垄断是各种问题的起因,包括形式正义,打破垄断才是破解出租车行业乱象的方式.以伦敦为例,该市的出租车服务享誉全球,但运营者多为个体司机.由于当局对四季度准人资质有严格控制,并辅以对违规者的严厉惩罚措施,这些都保证了当地出租车的高品质服务.事实上,“黑车”司机无法保证服务质量仍是缺乏内在约束和外在监督机制的结果.网约车通过技术手段解决了这一问题,乘客可用手机软件连接车辆和司机信息,里程结束还有评价机制对服务进行约束,从而形成良好运行模式.要解决出租车行业的乱象,即要思考如何破除垄断,由公众参与法律制定,突破形式正义.

三、结语

网络约车通过提高人们出行效率产生了公司利润的同时也形成了巨大社会经济效益——优化了交通资源配置,缓解交通拥堵且节能环保,甚至还解决了大量失业人群的就业问题[28].更有趣的是,随着《指导意见》和《暂行办法》的出台,政府运管部门多年保有的不当利益也终将画上句号.从以上看,法律对于新生事物及时回应.但不可否认,由于技术的不断革新以及商业环境的不断变化,一些新涌现的问题,等待着新法作出更好回应.如《暂行办法》出台一周,“滴滴出行”和“Uber全球”即互相持股,并且“滴滴出行”收购了“Uber中国”,这样,“滴滴出行”在网约车市场上形成了事实上的垄断地位,虽然他们辩称依据《指导意见》和《暂行办法》网约车和巡游车同属于出租车而未占垄断份额.《暂行办法》第二章关于网约车平台公司的设定,虽然门槛不高,但就目前看,除非有汽车制造商投资共享汽车模式和巨型出租车公司投资自身运营模式升级,基本难有以撼动“滴滴出行”市场地位的可能.法律不应打击有利于经济和社会的新生产物,但也不应支持从一种垄断过渡到另一种垄断.当下中国出租车市场普遍存在的市场垄断,政府监管部门和出租车公司利益同盟的状况曾是造成出租车行业乱象的根源.《暂行办法》将网约车的“指导权”划归交通部,“执行权”以及较小的立法变通权力给地方政府,如缺乏后续回应型法对其进行规制,传统出租车的发展史可能再度上演.

社会的进步需要法律的推动与规制,但法律不能离开自身存在的社会场域.各地的传统巡游出租车管理应在《指导意见》的指引下,从技术和管理上寻求突破.只有在法律与社会的互动中,社会才能健康、稳步发展,法律方能更加趋于文明.毋庸置疑,地方政府部门在执行交通部的网约车管指导意见时,在网约车的数量和价格方面可能会有些抵触,而对这些出租车市场管理的新问题,各方博弈仍将长期存在.迈向回应型法,要求在法律变革过程中,搭建起合理的框架以消除任何形式的垄断,通过在不同主体之间建立一种协商对话的机制,弥合各方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该文系作者徐亚文教授主持的司法部一般项目课题《国家认证法治问题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6SFB2005;同时得到国家“2011”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项目资助)

[ 参考文献 ]

1、“互联网+”时代出租车行业法律规制问题 “互联网+”时代使得社会经济领域的传统业态遭受巨大的冲击。当“互联网+”渗透交通运输业时,该行业出现了网约出租车这一新兴事物。但该新兴事物在发展中暴露法律空白、黑车现象严重、违约现象严重

2、打车软件中的强制缔约义务的法律问题研究 近年来“打车软件”成为了年轻一族新型的出行方式,但是在此软件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加价”的功能,使得司机可以对乘客进行“挑选”,此行为引发了公众的诸多质疑。虽然各地都出台了一系列措施规制

本篇文章阅读概述:这篇出租车和法律论文归纳了怎么写毕业论文的开题报告范文和论文标准格式模版规范以及硕士学位出租车论文轻松撰写技巧有助于学生们阅读参考提高写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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