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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士论文】试探龙山玉器,上古顶峰——龙山时代的玉器西传与文化融合 (论文选题)

星级: ★★★★★ 期刊: 著名作者: 张远山 浏览量:6737 论文级别:最新本章主题:玉器和文化原创论文: 5156论文网更新时间:10-28审核稿件编辑:Bartholomew本文版权归属:www.5156chinese.cn 分享次数:4798 评论次数: 8955

导读:龙山玉器,上古顶峰——龙山时代的玉器西传与文化融合 是一篇相关玉器和文化的综述论文开题报告,免费分享阅读下载是对毕业生写作论文有着参考意义。

(上海200435)

【内容摘要】该文为作者所创伏羲学第二部分《玉器之道》系列论文之九.根据考古、文献双重证据,论证湖北石家河文化是西扩南蛮支族的文化,是中古楚族的祖族;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是伏羲祖族的文化,黄河中游的陶寺文化是东扩伏羲支族的文化;陕北石峁文化是西扩黄帝支族的文化,是中古夏族的祖族.龙山时代华夏东部玉器三族的玉器文化沿着长江、黄河、长城一线西传,产生了长江中游西扩南蛮支族的石家河文化玉器,黄河中上游的龙山伏羲族陶寺文化玉器和齐家文化玉器,长城以北西扩黄帝支族的石峁文化玉器.龙山时代的伏羲族彩陶文化东传和玉器三族玉器文化西传,完成了上古华夏四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奠定了中古夏商周文化的基础.

【关键词】石家河南蛮族玉器;龙山伏羲族玉器;石峁黄帝族玉器;夏代黄帝族源于石峁黄帝族.

【作者简介】张远山,作家,学者,现居上海.研究先秦诸子、中华道术三十余年,

创立新庄学、新老学、伏羲学三学.

弁言、龙山玉器的三线西传

上古华夏的玉器文化,由玉器三族共同创造.黄帝族玉器是杰出的开端,南蛮族玉器是伟大的超越,东夷族玉器是卓越的综合.经过玉器三族从先仰韶期(公元前6000-前5000年)至仰韶期(公元前5000-前3000年)的三千年发展,到了龙山期(公元前3000-前2000年)一千年,上古华夏玉器抵达了辉煌的顶峰.

前面三文分述了玉器三族的玉器特色和不同贡献,均已部分涉及龙山时代.比如黄帝族的小河沿文化(公元前3000-前2500年),从龙山初期延续至龙山中期.东夷族的大汶口文化(公元前4500-前2500年),从仰韶中期延续至龙山中期;东夷族的凌家滩文化(公元前3800-前2000年)仰韶中晚期延续至龙山末期.南蛮族的良渚文化(公元前3300-前2000年),从仰韶晚期延续至龙山末期.

本文描述龙山中晚期(公元前2500-前2000年)华夏东部沿海玉器三族的玉器文化,通过三大路径西传华夏内陆的中部和西部:南线是从长江下游传播至长江中游的西扩南蛮支族石家河文化玉器,中线是从黄河下游传播至黄河中上游的龙山时代伏羲族玉器,北线是从内蒙古东部草原传播至内蒙古中西部草原的西扩黄帝支族石峁文化玉器.

龙山中期以前的伏羲族彩陶文化东传和龙山中期以后的玉器三族玉器文化西传,完成了上古四千年华夏四族的文化交流和文化融合,奠定了中古至今四千年的中华文化基础.

一、西扩南蛮支族:石家河文化玉器

龙山中期以后玉器西传的南线,导致了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公元前2600-前2200年)玉器.本节先言石家河文化的族属和来源,再言石家河文化的祭天玉器、威仪玉器、装饰玉器.

1.石家河文化的族属和来源.上古时代的长江中游,共有前后相续的四种文化类型.一是从四川东部延伸至湖南西南部,分布于沅水流域的高庙文化(公元前5800-前4500年);二是从四川东部延伸至湖南西北部、湖北西南部,分布于长江中游、洞庭湖周边的大溪文化(公元前4500-前3300年);三是与大溪文化区域基本重叠的屈家岭文化(公元前3300-前2600年);四是与屈家岭文化区域基本重叠的石家河文化(公元前2600-前2200年).

由于四种文化类型的分布区域交叉重叠,导致了族属判别的重大困难,但是根据有无彩陶、有无玉器以及纹样承续关系,即可判别四种文化类型的族属和来源.

伏羲族的主要标志,是伏羲族彩陶及其天文历法纹样.先仰韶期的甘肃天水大地湾,彩陶上已有地轴倾斜纹和天象循环纹(图1-1-4).仰韶中期的四川巫山大溪,出现了类似于甘肃大地湾的地轴倾斜纹和天象循环纹(图1-5、6),证明其为从甘肃南下的南扩伏羲支族.仰韶中期的湖北枝江关庙山(图1-7、8)和湖北松滋桂花树,也出现了与四川大溪相同的地轴倾斜纹和天象循环纹,证明其为从四川东进的南扩伏羲支族.而且湖南、湖北两省从西部到东部,伏羲族的彩陶逐渐减少,南蛮族的灰陶、黑陶渐多,也证实了南扩伏羲支族与西扩南蛮支族的基本势力范围.

伏羲族的另一重要标志,是伏羲族天文台“昆仑台”的专用符号“八角星”.伏羲族八角星的精确内涵已见前文《昆仑台传播史》,本文不再重复.

目前考古所见的伏羲族八角星雏形,见于仰韶中期(公元前4600年)高庙文化的湖南怀化松溪口遗址(图2-1),四正四维各有一山,是伏羲连山历的标志.稍后见于大溪文化(公元前4500年)的湖南安乡汤家岗(图2-2、3)、湖北秭归柳林溪(图2-4),已是伏羲族八角星的标准型.湖北秭归柳林溪的八角星,北传伏羲祖族的青海柳湾(图2-5),两者风格相同.湖南安乡汤家岗的八角星,东传南蛮族的江西靖安郑家坳(图1-6)、上海崧泽(图2-7),江苏昆山绰墩(图2-8)、武进潘家塘(图1-9)、海安青墩(图2-10)、邳县大墩子(图2-11),又北传东夷族的安徽凌家滩(图2-12)、山东大汶口(图2-13),最后北传黄帝族的内蒙小河沿(图2-14).

伏羲族也与玉器三族一样,以猪的眼鼻四孔拟形北斗七星的斗魁四星,因而伏羲族彩陶上也有北斗猪神.主要强调眼鼻四孔,而不强调野猪獠牙.甘肃天水王家阴洼出土的葫芦形彩陶罐(图3-1),四面画了四个北斗猪神,标示四季北斗的循环旋转.猪眼的眼珠,标示太阳.猪眼的眼白,标示月亮.精妙绝伦的图像思维,令人叹为观止.甘肃出土的一件彩陶盆(图3-2),北斗猪神的眼珠、眼白仍然标示太阳、月亮,猪鼻二孔改为标示阳半年、阴半年的两仪纹,辅以标示伏羲连山历的南北对顶山、东西对顶山.

南扩伏羲支族的湖南高庙文化,彩陶上也有北斗猪神纹样,不再强调眼鼻四孔,而是强调野猪獠牙:早期纹样较为写实,仅有两个下獠牙(图3-3).后期纹样较为夸张,变成了上下交叉的四个獠牙(图3-4、5、6).甘肃伏羲祖族强调猪的眼鼻四孑L,注重的是天文内涵.南扩伏羲支族强调野猪獠牙,注重的是宗教内涵,亦即强调天神(天象之神)的威力.后者之宗教内涵,是前者之天文内涵的发展和神化,充分证明了宗教崇拜源于天象崇拜.

仰韶晚期,良渚文化(公元前3300-前2000年)强势崛起,四方扩张,西扩到达长江中游的洞庭湖周边,与伏羲族的高庙文化、大溪文化相遇,形成了西扩南蛮支族的屈家岭文化(公元前3300-前2600年),既有作为南蛮族陶器标志的大量黑陶,又有接受伏羲族影响的少量彩陶,也有少量简单玉器.

龙山中期以后,屈家岭文化区域出现了大量精美玉器,抵达了西扩南蛮支族的玉器顶峰,形成了石家河文化(公元前2600-前2200年),又称“湖北龙山文化”.

综上所述,长江中游上古文化的四种类型,高庙文化、大溪文化是彩陶文化,族属是南扩伏羲支族.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是玉器文化,族属是西扩南蛮支族.高庙文化、大溪文化的少量玉器,来自西扩南蛮支族的影响.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的少量彩陶,来自南扩伏羲支族的影响.西扩南蛮支族的石家河文化,承袭西扩南蛮支族此前的屈家岭文化.而其玉器形制和玉器纹样,主要承袭南蛮祖族的良渚玉器,同时接受了伏羲族彩陶、黄帝族玉器、东夷族玉器的综合影响,形成了自身的独特风格.石家河南蛮族以湖北天门的石家河为都城,城址面积120万平米.出土玉器的石家河文化重要遗址(图4),湖北省境内有天门市的肖家屋脊、罗家柏岭,荆州市的汪家场屋、枣林岗,钟祥市的六合等遗址,湖南省境内有常德市的孙家岗、度家岗等遗址.

2.石家河文化的祭天玉器.石家河南蛮族与玉器三族一样,以北极帝星为天文中心,以北斗七星为天文核心;以北极玉帝为至高神,以北斗猪神为次高神.政治建构也以酋长对位北斗七星、北斗猪神.

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发现的猪冢(图5-1),类似于兴隆洼黄帝族酋长与雌雄双猪合葬(详见前文《黄帝族玉器总论》),以及凌家滩东夷族酋长用玉猪为镇墓神兽(详见前文《东夷族玉器总论》),证明石家河南蛮族同样崇拜北斗猪神.因此湖北天门邓家湾遗址出土的石家河文化陶猪(图5-2),也非普通凡猪,而是北斗猪神.由于石家河文化的北极玉帝是极斗合一的至高神,所以石家河玉器没有北斗猪神,仅有大量的北极玉帝.

石家河玉器同样遵循观天玉器衍生祭天玉器、威仪玉器、装饰玉器的华夏玉器基本原理.其观天玉器已见前文《观天玉器总论》,其祭天玉器则有北极玉帝、刻纹玉圭,以及玉璧、玉琮、玉璋等等.

其一,石家河文化的北极玉帝.石家河文化的北极玉帝,既有大量出土品,也有大量传世品,大致可以分为五类.第一类石家河玉帝是鹰冕玉帝,源于高庙文化北斗猪神与良渚文化北极玉帝的融合.

仰韶初期,南扩伏羲支族的高庙文化创造了夸张野猪獠牙的北斗猪神(图6-1).仰韶中期,高庙文化的北斗猪神、八角星等文化元素,从长江中游东传长江下游的南蛮祖族崧泽文化.仰韶晚期,良渚南蛮族以高庙文化的北斗猪神为基础,创造了分为上下两部分的北极玉帝(图6-2):下半部分的玉帝坐骑北斗猪神,酷似高庙文化的北斗猪神,也有上下交叉的野猪獠牙.上半部分的北极玉帝,则是良渚南蛮族的创制.两者合为良渚国徽“天帝骑猪巡天图”.龙山中期,石家河南蛮族又把高庙文化的北斗猪神和良渚文化的北极玉帝予以融合,创造了石家河文化的北极玉帝主型:鹰冕玉帝.

鹰冕玉帝的早期形态(图15-3),与良渚玉帝一样分为上下两部分,又予改进:拟形北极覆斗的良渚玉帝天盖帝冕,改为业字形的天鹰帝冕.拟形北斗仰斗的玉帝坐骑北斗猪神,参照高庙文化的北斗猪神,夸张野猪獠牙,但把猪脸改为人脸,额部仿照业字形的天鹰帝冕,成为业字形的天鹰帝额.于是石家河玉帝不再包含北极玉帝的坐骑北斗猪神,成为极斗合一的北极玉帝.

由于鹰冕玉帝的早期形态模仿了良渚玉帝的上下结构,分为鹰形帝冕、人形帝面两大部分,导致帝冕、帝额重复了两个业字形;于是鹰冕玉帝的中期形态(图6-5-11),把两个业字形简化为帝额的一个业字形.本文所举七例,可以分为两组.

第一组三例,既有湖北天门肖家屋脊的出土品(图6-5),也有大英博物馆、美国福格美术馆的 品(图6-6、7).由于良渚玉琮把神像刻于四角(图6-4),于是石家河鹰冕玉帝的额部模仿了良渚玉琮的折角,前两例是立体折角.后一例转为平面尖角.

第二组四例.前三例分别是陕西长安沣西西周墓地出土的石家河文化遗物(图6-8),美国华盛顿斯密森宁研究院、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 品(图6-9、10).第四例是石家河遗址2015年12月的出土品(图6-11),证明前三例均为石家河文化遗物.

鹰冕玉帝的晚期形态,又把帝冕的业字形变成了介字形(图6-12-15).本文所举四例,分别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的 品(图6-12),陕西岐山凤雏村甲组西周宫室基址出土的石家河文化遗物(图6-13),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的 品(图6-14、15).

总观鹰冕玉帝的演变谱系可知:后期形态的介字形鹰冕,并非源于早期形态、中期形态的业字形鹰冕,而是源于良渚玉帝的天盖形帝冕(图6-2),说明在石家河文化晚期,良渚文化的影响力由于某种原因而再次强化.

中期形态和晚期形态的共同特征是,把早期形态的上下结构融合为一;区别特征是,中期形态的天鹰帝冕是两边上翘的业字形,晚期形态的天盖帝冕是两边下弯的介字形.鹰冕玉帝的早期形态,双目浑圆如星,不加眼框.鹰冕玉帝的中期形态、晚期形态,双目仍然浑圆如星,同时另增眼框,成为华夏最早的臣字眼.夏商周玉器、青铜器的北极天帝、北极天鹰,大量承袭石家河玉帝的臣字眼.中期形态的数量最多,证明其为石家河鹰冕玉帝的定制.但其不足在于,野猪獠牙原属高庙文化、良渚文化的北斗猪神,由于石家河玉帝是极斗合一的天帝,于是原为北斗猪神标志的野猪獠牙,成了石家河北极玉帝的标志.为了避免北极玉帝被误解为北斗猪神,中期形态的第二种表达做了两项调整(图6-10):一是去除野猪獠牙,强调其非北斗猪神;二是放大拟形北极覆斗的帝冕,强调其为北极天帝.于是形成了石家河鹰冕玉帝的两大纹样:一种有野猪獠牙,一种无野猪獠牙.

鹰冕玉帝的中期形态和晚期形态,都把早期形态帝冕、帝额的两个业字形简化为一个业字形,尽管鹰冕玉帝更加浑然天成,不再分为上下两部分,但其重大不足是导致了业字形北极天鹰的隐形,淡化了北极玉帝的天文对位.于是石家河南蛮族又把早期形态上部的北极天鹰独立出来(图7-1),见于肖家屋脊出土的北极天鹰(图7-2),又见于法国巴黎赛努奇博物馆 的北极天鹰璇玑(图7-3).独立出来的北极天鹰,并非早期形态、中期形态的业字形,而是晚期形态的介字形.于是形成了石家河北极天鹰的两大纹样:一种是业字形,一种是介字形.

石家河鹰冕玉帝的两大纹样和石家河北极天鹰的两大纹样,源于鹰冕玉帝早期形态上下两部分的鹰形帝冕和人形帝面,各有精确的天文对位和宗教内涵:鹰形帝冕拟形北极覆斗,标示北极玉帝的天文对位.早期纹样是业字形的北极天鹰,晚期纹样是介字形的北极天鹰.人形帝面拟形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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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至高神,标示北极玉帝的神话形象.早期纹样有野猪獠牙,晚期纹样无野猪獠牙.石家河鹰冕玉帝的四大纹样被广泛应用于石家河玉器,成为石家河文化的独特标志.

第二类石家河玉帝是天柱玉帝,源于鹰冕玉帝.石家河天柱玉帝也有早期、中期、晚期三种形态.早期形态的一例,见于美国华盛顿斯密森宁研究院的 品(图8-1):上部是头戴业字形天鹰帝冕的北极玉帝,中部是象征地球自转轴的天柱,下部是象征北极玉帝主宰万物生死的虎头.中期形态的一例,也见于美国华盛顿斯密森宁研究院的 品(图8-2):上部是天柱形峨冠,中部是头戴业字形天鹰帝冕的北极玉帝,下部是天柱形帝颈.两例的共同特征是,正反两面分别是鹰冕玉帝中期形态的两种表达:一面有野猪獠牙,星目加框如臣字;一面无野猪獠牙,双目浑圆如星斗.晚期形态的四例,分别是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的石家河文化遗物(图8-3),美国华盛顿赛克勒美术馆、比利时皇家历史博物馆、河南省文物商店的 品(图8-4-6),均把鹰冕玉帝中期形态的两种表达融为一体,既有野猪獠牙,又有臣字眼.上古石家河文化区域,中古以后属于楚国区域.楚国式峨冠,源于石家河天柱玉帝的峨冠.

第三类石家河玉帝是兽面玉帝,源于石家河北极天鹰与良渚北极玉帝的融合.兽面玉帝的早期形态,目前仅见于湖北天门肖家屋脊的出土品(图9-4):上部的业字形天鹰帝冕,近源是石家河鹰冕玉帝早期形态上部的业字形北极天鹰(图9-2),远源是良渚玉帝的天盖形帝冕(图9-1A上).下部的弧形帝面,同样源于良渚玉帝,但其两个帝目,源于良渚玉帝颈部、双臂之间的空缺(图9-1B),因而风格诡异.这一双臂下按改为双臂上举的良渚玉帝特殊形态,并非孤例,既有瑶山10号墓的出土品(图9-1),又有纽约顾为群的 品(图9-2).兽面玉帝的晚期形态,既有湖北钟祥六合(图9-5)、湖北天门石家河谭家岭(图9-6)的出土品,又有美国西雅图艺术博物馆的 品(图9-7):帝冕仍是业字形天鹰,帝面进一步趋近业字形天鹰帝冕(图9-3).兽面玉帝的早期形态和晚期形态,均为源于良渚玉帝反面的剪影风格,似人非人,似兽非兽,威严狞厉,是商周青铜器“饕餮纹”(又称“兽面纹”)天帝形象的源头(详下第二节).

第四类石家河玉帝是人面玉帝,源于无野猪獠牙的鹰冕玉帝.人面玉帝也有早期、中期、晚期三种形态.人面玉帝的早期形态二例,分别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的 品(图10-1、2),均有拟形北极覆斗的业字形天鹰帝冕,后者兼有兽面玉帝的剪影风格.人面玉帝的中期形态五例,既有湖北天门石家河、湖北荆州枣林岗的出土品(图10-3、4),又有春秋时期河南光山黄君孟夫妇墓出土的石家河文化遗物(图10-5、6),另有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的 品(图10-7),均有拟形北极覆斗的介字形帝冕或天盖形帝冕.弗利尔藏品的人面玉帝上下,分别是鹰冕玉帝的对称倒影,酷似天津博物馆所藏石家河玉圭的帝面纹样(图10-10),证明人面玉帝并非普通人像,而是北极玉帝.人面玉帝的晚期形态,见于湖北天门肖家屋脊的大量出土品,所举二例(图10-8、9),前一例的帝冕纹样,是弗利尔藏品(图10-7)上部纹样的简化,再次证明人面玉帝并非普通人像,而是北极玉帝.

以上四类石家河玉帝,除了兽面玉帝,其他三类均有一项共同特征:浑圆如星的双目,双耳所带的耳环,构成对应北极七星之覆斗四星的正梯形,证明石家河玉帝正是北极玉帝.

第五类石家河玉帝是祭坛玉帝,因其尚无出土品,仅有传世品,常常不被视为石家河文化玉器,而被笼统归入龙山文化玉器.

北京故宫博物院 的石家河祭坛玉帝(图11-4),上部的介字形北极天鹰,是石家河鹰冕玉帝的四大纹样之一(图11-1);下部的侧面双帝,酷似石家河遗址2015年12月出土的块形双帝(图11-3).鹰足之下、双帝中间是祭坛:祭坛上部,酷似高庙北斗猪神两侧的祭坛(图11-10),后者是汉阙的上古源头.祭坛下部,是介字形北极天鹰的倒影,又见于第三例(图11-6).上海博物馆 的石家河祭坛玉帝(图11-5),是第一例的简化形式,上部是介字形北极天鹰,下部是北极玉帝侧影.由于以上两例的结构均为上鹰下人,常被误称为“鹰攫人首”.其实上鹰下人的结构,源于鹰冕玉帝早期形态上部的鹰形帝冕和下部的人形帝面.

天津博物馆 的石家河祭坛玉帝(图11-6),是第一例的变化形式——上部的介字形北极天鹰,同于第一例.中部的祭坛,酷似浙江余姚河姆渡陶器的祭坛纹(图11-8)和山东莒县陵阳河陶尊的祭坛纹(图11-9),后者的祭坛之上,是大汶口文化的北斗纹.鹰爪之下、祭坛之上,是业字形北极天鹰的剪影,异于第一例;祭坛之下,是介字形北极天鹰的剪影,同于第一例.至此可明:第一例的祭坛,是高庙阙形祭坛与石家河北极天鹰的融合;第三例的祭坛,是河姆渡、良渚、大汶口祭坛与石家河北极天鹰的融合.下部的虎头,与天柱玉帝下部的虎头相同,衍生出石家河文化的威仪虎符(图11-11),标示北极玉帝主宰万物生死.

天柱玉帝和祭坛玉帝的下部均为虎头,或许另有一层含义:甘肃伏羲族位于华夏西部,对应于西方白虎七宿,所以甘肃伏羲族彩陶器多有虎头人形象(图11-2),而且甘肃伏羲族自称“虎族”,中古以后分化为“白虎羌”“黑虎羌”两支.石家河天柱玉帝、祭坛玉帝的下部的虎头,可能同时象征伏羲族,亦即隐喻石家河南蛮族在长江中游战胜了本地的南扩伏羲支族以及长江北岸、黄河南岸的中原神农族.

天津博物馆 的石家河祭坛女神(图11-7)[12],总体结构同于第三例:中部的祭坛,下部的虎符,同于第三例.仅把第三例上部的北极天鹰改为女神,但是女神的发梢上卷,仍然同于第三例的鹰翅上卷.

以上两例均被天津博物馆 ,或非偶然,可能是配套制作的男女至高神,前者当属玉帝,后者当属西王母.判断后者为“西王母”的理由有二.一是中古以后的中国神谱,与男性至高神北极玉帝相配的女性至高神,均为西王母.二是第四例下部的虎符,符合《山海经》所言与虎相关的西王母形象.中古以后的中国神谱,为了与“西王母”配套,又称北极玉帝为“东王公”.“东王公”又被视为华夏男祖神“伏羲氏”,“西王母”又被视为华夏女祖神“女娲氏”,所以汉代常见的“伏羲女娲交尾图”,又称“东王公西王母交尾图”.不过“东王公”之名最终未能取代“玉帝”之名,民间神话以及《西游记》等神话小说仍以“玉皇大帝”“王母娘娘”为男女至高神.

或问:“女娲氏”本是伏羲族的女祖神,其变体“西王母”为何见于石家河文化?因为伏羲族没有把女祖神“女娲氏”改名为“西王母”的必要,而石家河南蛮族广泛接受了伏羲族的先进天文历法和大量文化要素,包括伏羲族的“女娲氏”神话,由于石家河南蛮族不便把伏羲族的女祖神奉为本族的女祖神,于是取其神话而改其神名,把“女娲氏”改名为“西王母”,“王母”意为“始祖母”,“西”则标明伏羲族位于华夏西部.这一文化转换,类似于罗马人接受希腊众神以后,全都另取罗马新名.

综上所述,石家河文化的第一祭天玉器是极斗合一的北极玉帝,尽管种类繁多,形制多样,纹样丰富,但是演变谱系完整清晰.石家河玉帝堪称上古四千年华夏全境北极玉帝形象演变发展的顶峰,因而对中古夏商周的天帝形象影响极大.

由于极斗合一的石家河玉帝消化吸收了玉器三族原本独立的北斗猪神,而石家河玉帝对夏商周的天帝形象影响极大,所以上古遍见华夏全境的北斗猪神,中古以后基本消失.上古北斗猪神在中古以后的消失,大大增加了今人解读上古彩陶纹样、玉器纹样、天文历法、宗教神话的难度.因为辨识北斗猪神,明其天文历法对位和宗教神话内涵,是解读上古彩陶纹样、玉器纹样、天文历法、宗教神话的关键性突破口.

其二,石家河文化的刻纹玉圭.上古玉圭,由龙山时代的晚期东夷族创制(详见前文《东夷族玉器总论》),是对伏羲族立圭测影的玉器化,形制是上宽下窄,拟形北斗仰斗的倒梯形;下端是源于玉钺的一孔;上端的早期形态是源于玉钺的平口,上端的晚期形态是标示立圭测影的尖口;均为素面,不刻纹样.石家河玉圭的形制(图12),基本承袭东夷族玉圭的形制,上宽下窄,下有一孔;上端多为平口,偶有尖口;但其特色是无一素面,均刻两面纹样.

本文所举八例石家河刻纹玉圭,仅有两例具有明确的出土地点,一例出土于山东日照两城镇(图12-2),一例出土于江苏溧阳宋庄村(图12-3).另外六例均为传世品,分别 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图12-1、4、5),天津博物馆(图12-6),上海博物馆(图12-7),香港关善明(图12-8)[13].北京故宫博物院、台湾许作立的蓝田山房、美国芝加哥艺术研究院、美国弗利尔博物馆也有类似 品,或因未见图片资料,或因纹样过于模糊,本文暂不列举.

由于出土地点明确的两例见于石家河文化区域以外的山东、江苏,因而很多学者均将此类玉圭视为山东龙山文化玉圭.其实上古文化的交流、传播常常超乎后人想象,出土地未必是原产地,某地发现的玉器,既可能是来自其他文化区域的馈赠器或战利品,也可能是相邻文化区域原创玉器的仿制品.由于此类刻纹玉圭的两面纹样仅在石家河文化区域拥有完整的演变谱系,而山东龙山文化区域没有完整的演变谱系,可以判定此类刻纹玉圭均为石家河玉圭.石家河玉圭的两面刻纹,均为石家河鹰冕玉帝的四大纹样:正面(A面)均为鹰形帝冕的两大纹样,反面(B面)均为人形帝面的两大纹样.

所举八例石家河刻纹玉圭,可以分为两组,纹样演变的轨迹极其清晰,一如表l所示.

八例石家河刻纹玉圭的正面(A面)纹样,源于石家河鹰冕玉帝早期形态上部的鹰形帝冕:早期纹样,是业字形北极天鹰(表1-1、2、3、8A面).晚期纹样,是介字形北极天鹰(表1-4- 7A面),鹰嘴统一向左,无一例外.

八例石家河刻纹玉圭的反面(B面)纹样,源于石家河鹰冕玉帝早期形态下部的人形帝面:早期纹样,是有野猪獠牙的人形帝面(表1-1B面),或其变化纹样(表1-5、6、8B面).晚期纹样,是无野猪獠牙的人形帝面(表1-3、2B面),或其变化纹样(表1-4、7B面).纹样,完全符合本文的编号次序,第4例是早期纹样向晚期纹样的过渡形态.由于纹样并非直线演变,早期纹样会因传统惯性而被长期沿用,所以演变顺序并不完全符合本文的编号次序.1、2两例的A面上部,是北极天鹰的早期纹样,为业字形.下部增刻红山文化勾云形玉帝的涡形眼,一方面证明业字形北极天鹰象征北极玉帝,另一方面证明石家河玉帝吸收了红山玉帝的部分要素.同时证明红山玉帝、石家河玉帝的涡形眼,全都标示星象的循环旋转.4、5两例的A面,是北极天鹰的晚期纹样,为介字形.鹰腹增刻人形帝面,证明鹰嘴向左的介字形北极天鹰正是象征北极玉帝.

或问:1、2两例A面的帝冕,酷似4、7两例B面的帝面,均为业字形,为何前者属于帝冕,后者属于帝面?因为l、2两例的B面已是人形帝面的早期纹样,所以1、2两例的A面是业字形的北极天鹰早期纹样.因为4、7两例的A面已是介字形的北极天鹰晚期纹样,所以4、7两例的B面是人形帝面的晚期纹样.1、2两例A面的业字形天鹰,之所以酷似4、7两例B面的业字形天帝,乃是因为鹰冕玉帝的早期形态,帝冕、帝额均为业字形.

一旦厘清石家河玉圭两面纹样的不同功能,就不会被两面纹样的业字形相似搞混——玉圭正面(A面),必为早期纹样的业字形天鹰或晚期纹样的介字形天鹰,拟形北极覆斗,标示北极玉帝的天文对位.玉圭反面(B面),必为早期纹样的有獠牙帝面或晚期纹样的无獠牙帝面,表现人格化的至高神,标示北极玉帝的神话形象.

石家河文化的祭天玉器,北极玉帝重要性第一,刻纹玉圭重要性第二、另有少量重要性不高的祭天玉器,比如玉璧、玉琮、玉璋、玉璜、玉龙、玉凤等等,全都不刻石家河玉帝的四大纹样.

三、石家河文化的祭天玉璧.石家河文化的祭天玉璧(图13),与玉器三族的祭天玉璧一样,象征天道的循环旋转.

其四,石家河文化的祭天玉琮.石家河文化的祭天玉琮(图14-2),承袭良渚文化的祭天玉琮(图14-1),但是仅有类似于良渚玉琮的区间分隔线,没有良渚玉琮必有的北极玉帝或北斗猪神,证明玉琮已非石家河文化的主要祭天玉器.然而南扩南蛮支族的广东石硖文化,却有比石家河区域更多的良渚式玉琮(图14下排),既有圆琮,也有方琮,也有良渚式北斗猪神的多种形态,证明玉琮仍是广东石硖文化的主要祭天玉器.

其五,石家河文化的祭天玉璋.上古玉璋,由龙山时代的晚期东夷族创制(详见前文《东夷族玉器总论》),是东夷族獐牙观天器的玉器化,形制是上端微凹(图15—1).然而东夷族玉璋西传到西扩南蛮支族的石家河文化区域(图15-2),传到西扩黄帝支族的石峁文化区域(详下第三节),上端却从微凹变成了双牙,亦即“牙璋”.形制演变的原因,在石家河文化区域难以找到线索,在石峁文化区域却能找到线索.

其六、其七,石家河文化的祭天玉龙、祭天玉凤.石家河南蛮族仿效伏羲族和玉器三族的衔尾龙(图16-1、2、3、4),制作了衔尾龙,见于肖家屋脊遗址(图16-5).又按照衔尾龙的样式,制作了华夏最早的衔尾凤,见于罗家柏岭遗址(图16-6).

伏羲族对东西七宿连线的早期拟形是东龙西凤,见于先仰韶期(公元前5200年)的陕西宝鸡北首岭.后来伏羲族又把西方七宿连线的拟形改为虎形,见于仰韶中期(公元前4500年)的河南濮阳西水坡.石家河文化的衔尾龙、衔尾凤,对应伏羲族对东西七宿的早期拟形,表现东方七宿、西方七宿的天象循环.龙、蛇具有盘曲衔尾的天性,导致很多人以为衔尾龙或衔尾蛇仅是表现龙、蛇的天性,并非象征东方苍龙七宿的循环旋转.然而凤、鸟没有盘曲衔尾的天性,所以石家河衔尾凤证明:上古华夏的一切衔尾龙,无不象征东方苍龙七宿的循环旋转.

其八,石家河文化的祭天玉璜、祭天玉琥.南扩伏羲支族的高庙文化,接受了早期西扩南蛮支族的影响,已有简单的玉璜(图17-1).西扩南蛮支族的石家河文化,则有更为精致的玉璜,见于湖南常德孙家岗遗址(图17-2).南扩南蛮支族的广东石硖文化,也有独特的玉璜(图17-3),其上的扉齿,源于石家河鹰冕玉帝的业字形帝冕,证明石家河文化对珠江流域的两广地区也有影响.

石家河文化另有双凤首玉璜,是石家河衔尾凤的衍生品,目前仅见各存一半的两个残件,分别是天津博物馆的 品(图17-4),湖北天门罗家柏岭的出土品(图17-5).两者虽非同一玉璜的两半,但是合观两者,可知石家河双凤首玉璜的基本形制.石家河文化另有双帝首玉璜,是石家河祭坛玉帝的衍生品,目前仅见湖北天门肖家屋脊出土的半个残件(图17-6),酷似石家河遗址2015年12月出土的双帝首玉块(图17-7).石家河文化另有仿照祭天玉璜而制的祭天玉琥(图17-8),虎首向西,虎尾卷曲,对应伏羲族二十八宿的西方白虎七宿.商周祭天玉琥的形制,承袭石家河祭天玉琥(详见续文《夏商周玉器总论》).

综上所述,石家河文化的第一祭天玉器是北极玉帝,象征石家河文化的至高神,所以先后演变出五种类型.石家河文化的第二祭天玉器是两面刻纹的祭天玉圭,是祭祀北极玉帝的主要玉器,所以两面纹样分刻北极玉帝的天文对位和宗教形象.石家河文化的其他祭天玉器,大多仿制玉器三族的传统祭天玉器,重要性相对较弱,所以不刻石家河玉帝的四大纹样.

3.石家河文化的威仪玉器.石家河南蛮族的酋长,共有三种威仪玉器.

其一,石家河文化的威仪权柄.湖北天门肖家屋脊出土了一件权柄的残件(图18-2),残长6。5厘米,全长约10厘米,下端也有可接木柄的榫头.形制与良渚权柄相似(图18-1)[22],刻有良渚北斗猪神的简化纹样,证明石家河南蛮族酋长的天文对位也是北斗七星,宗教对位也是北斗猪神.

其二,石家河文化的威仪玉钺.南扩伏羲支族的高庙文化,接受了早期西扩南蛮支族的影响,也有简单的玉钺(图19-1).南扩南蛮支族的广东石硖文化,接受了良渚南蛮族的影响,也有简单的玉钺(图19-4).两者全都素面无纹.西扩南蛮支族的石家河文化也有玉钺,目前尚无出土品,仅有若干传世品.香港关善明 的一件石家河玉钺(图19-2),有石家河文化的业字形玉帝纹样;美国赛克勒博物馆 的一件石家河玉钺(图19-3),有石家河文化的介字形玉帝纹样.

其三,石家河文化的威仪虎符.石家河天柱玉帝、祭坛玉帝、祭坛王母的下部(图20-1-3),均有象征天帝主宰万物生死的虎面.石家河南蛮族按照祭天玉器衍生威仪玉器的基本原理,又把虎面独立出来,作为酋长的第三种威仪玉器——虎符,标示酋长的生杀大权源于天帝所赐,亦即“君权神授”.石家河虎符的早期形态(图20-4),接近实际的虎面,略呈倒三角形.由于酋长的天文对位是北斗七星,所以后期形态逐渐趋近倒梯形(图20-5-8)[24],对应北斗七星之斗魁四星的倒梯形.顶部拟形北极天鹰的业字形.

伏羲族的二十八宿,东方苍龙七宿对应春天,西方白虎七宿对应秋天.伏羲族对西方七宿连线的拟形,之所以从早期的凤形转变为后期的虎形,乃因虎为百兽之王,对应秋气杀物.石家河南蛮族接受了伏羲族的早期天象拟形“东龙西凤”,于是制作了配套的衔尾龙、衔尾凤;又接受了伏羲族的后期天象拟形“东龙西虎”,于是又制作了与玉龙配套的玉虎.

4.石家河文化的装饰玉器石家河文化的装饰玉器,仍然遵循华夏玉器的基本原理,植根于石家河文化的观天玉器、祭天玉器、威仪玉器.

其一,石家河文化的装饰玉佩.石家河文化的装饰玉佩,主要是龙凤玉佩.龙形玉佩数量较少,目前仅见湖南常德孙家岗的出土品(图21-1).凤形玉佩数量较多,外形有所变化.湖北天门石家河的出土品(图21-2),美国芝加哥艺术研究院的 品(图21-3),外形酷似龙形玉佩.北京首都博物馆的 品(图21-4),外形已有变化.湖南常德孙家岗出土的凤形玉佩(图21-5),外形又有变化.商代妇好墓出土的石家河玉凤遗物(图21-6),外形又有进一步变化,但其凤冠源于石家河玉帝的业字形帝冕.

石家河文化的龙凤玉佩,均为石家河玉器特有的

龙山玉器,上古顶峰——龙山时代的玉器西传与文化融合
玉器和文化综述论文开题报告

透雕风格,酷似石家河祭坛玉帝的透雕风格,工艺水准和美学境界抵达了龙山时代华夏全境装饰玉器的顶峰.石家河文化的龙凤玉佩,源于伏羲族的早期天象组合“东龙西凤”.伏羲族的早期天象组合“东龙西凤”被后期天象组合“东龙西虎”取代以后,“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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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转化为象征阴阳、男女的吉祥符号,传遍华夏全境,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标志.

其二,石家河文化的日月鹰玉蝉.华夏全境考古出土的上古玉蝉,约有50件左右.华夏东部的玉器三族均有玉蝉,然而数量不多.黄帝族的红山文化区域出土5件,东夷族的凌家滩遗址出土1件,南蛮族的良渚文化区域出土2件,合计不足10件,标志着华夏灵蝉崇拜的发端期.西扩南蛮支族的石家河文化区域出土玉蝉最多,共计40余件,标志着上古华夏的灵蝉崇拜进入了全盛期.

石家河玉蝉的刻纹“日月鹰”,源于伏羲连山历符号“日月山”与石家河北极天鹰的融合,辨析如下.一是东扩伏羲支族把伏羲连山历东传玉器三族,被玉器三族称为“连山氏”.山东莒县陵阳河的东扩伏羲支族“太昊氏”,以“日月山”符号作为“太昊氏”的族徽和“连山历”的标志(图22-1).二是大汶口东夷族接受了伏羲连山历以后,根据本族的天文核心北斗七星,采用大汶口文化的北斗纹(图22-2),把伏羲族的“日月山”本土化,改山为斗;再予拟人化,成为安徽蒙城尉迟寺出土大汶口陶尊的“日月斗”符号(图22-3).三是石家河南蛮族接受了伏羲连山历以后,根据本族的宗教核心北极玉帝,采用石家河文化的北极天鹰(图22-4),把伏羲族的“日月山”本土化,改山为鹰;再予拟人化,成为美国弗利尔博物馆所藏石家河玉镯的“日月鹰”符号(图22-5).其四,石家河南蛮族又把石家河玉镯的“日月鹰”符号,移用于石家河玉蝉(图22-6):中心纹样即天鹰,上方钻孔即日月.

石家河玉蝉的“日月鹰”符号,证明石家河南蛮族的灵蝉崇拜与天象崇拜息息相关,亦即认为蝉是北极天鹰的化身,长生不死的灵物,生命周期与北极天象一样终始循环:生前吸风饮露,饮而不食;死后遗下蝉蜕,次年复活再生.中古以后,灵蝉崇拜长盛不衰,又与神仙崇拜合流.商代、汉代均有大量玉蝉,成为承袭石家河灵蝉崇拜的两大时期.汉代的仙人形象(图22-7),其羽并非鸟羽之形,而是蝉翼之形.华夏神仙崇拜把“蝉蜕”等同于“尸解”,称为“羽化登仙”,同样证明“羽化”亦非化而为鸟,而是化而为蝉.玉蝉是汉代葬玉之一,置于墓主口中,专名为“冶”,正是希望墓主死后化而为蝉,羽化登仙.扬雄《方言》记载,“蝉”为楚国方言,宋国称为“蜩”,陈郑之间称为“螗蜩”.华夏全境以楚国方言“蝉”为通名,正是因为楚国区域的上古石家河文化是华夏灵蝉崇拜的源头.

其三,石家河文化的鹰形玉笄.石家河文化的北极天鹰崇拜(图23—1),又衍生了北极天鹰玉笄(图23-2-12).石家河鹰形玉笄,既有湖北天门肖家屋脊、湖北荆州枣林岗的出土品(图23-2、3),又有夏都二里头(图23-4)、商代早期湖北盘龙城(图23-5)、商代晚期河南殷墟(图23-6)、汉代安徽庐江(图23-7)出土的石家河文化遗物,另有全球各大博物馆的大量 品(图23-8-13).

综上所述,西扩南蛮支族的石家河文化,同样遵循观天玉器衍生祭天玉器、威仪玉器、装饰玉器的华夏玉器基本原理.西扩南蛮支族的石家河文化玉器,融合了伏羲族的先进天文历法和玉器三族的丰富养料,超越了南蛮祖族的良渚玉器,琢玉技术、美学境界、天文内涵、宗教意蕴全都抵达了上古玉器的顶峰,成为龙山时代华夏全境最为辉煌的玉器文化,因而强烈影响了中古夏商周的玉器形制、玉器纹样乃至青铜器纹样.

龙山末期,黄帝族在唐尧时期征服了以山西陶寺为都的中原伏羲族和以山东日照两城镇为都的东夷族,导致伏羲族、东夷族南撤到石家河文化区域.黄帝族在虞舜、夏禹时期又继续南征石家河文化区域的南撤伏羲族、南撤东夷族、本地南蛮族的三族苗裔,史称“三苗”[31].虞舜南征三苗而死,见于《淮南子·修务训》:“舜南征三苗,道死苍梧.”《礼记·檀弓上》:“舜葬于苍梧之野.”夏禹完成了南征三苗,见于《史记·吴起列传》:“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德义不修”是征服者的诬词,舜征三苗、禹灭三苗则是史实,石家河文化就此终结此.“九黎三苗”进一步南撤到长江以南的珠江流域,成为中古以后的南方少数民族,保留了上古农耕三族的大量文化和大量风俗,成为今人研究上古华夏文化的重要旁证.

禹征三苗以后,石家河文化的大量玉器作为战利品进入中原,成为夏商周黄帝族世代相传的上古宝物,经由赏赐功臣、王朝更替等各种原因而流散到华夏全境,所以现代考古经常能在夏商周贵族墓葬中发现石家河玉器遗物.历代传世的石家河玉器也数量不少,因其代表着华夏上古玉器的最高水准,近代以来被全球博物馆竞相 .

二、龙山伏羲族的陶寺文化玉器和齐家文化玉器

龙山中期以后玉器西传的中线,导致了黄河中上游的龙山伏羲族玉器.本节先言龙山伏羲族的两大分支,再言两大分支的祭天玉器、威仪玉器、装饰玉器.

1.龙山伏羲族的两大文化类型:陶寺文化和齐家文化.先仰韶至仰韶时期三千年,黄河中上游的伏羲族区域基本没有玉器.仰韶、龙山之交,东扩伏羲支族抵达黄河下游,与东部玉器三族相遇,于是龙山中期以后黄河中上游的伏羲族从东向西逐渐出现了少量玉器.

东扩伏羲支族从黄河上游向黄河中下游的强力东扩,导致黄河下游的东夷族无法从黄河下游向黄河中游西扩,因此玉器西传的中线,并非经由东夷族的西扩,而是东扩伏羲支族在黄河下游接受了玉器三族的玉器文化,然后西传黄河中游、上游的龙山伏羲族两大分支.

东扩伏羲支族于仰韶、龙山之交在黄河下游与玉器三族相遇以后,接受外来玉器文化有一个消化吸收过程,所以黄河中上游的龙山伏羲族直到龙山中期以后,才从东向西逐渐出现玉器.黄河中游的河南、山西伏羲族,龙山中期以前基本没有玉器,龙山中期以后才出现玉器,出土玉器的重要遗址,有山西襄汾陶寺和河南灵宝西坡等地,形制、纹样相近,本文称为“陶寺文化玉器”,包括“山西龙山文化”(陶寺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

黄河上游的陕西、甘肃伏羲族,龙山晚期以前基本没有玉器,龙山晚期以后才出现玉器,出土玉器的重要遗址,有陕西延安芦山峁和甘肃静宁、临洮等地,形制、纹样相近,本文称为“齐家文化玉器”,包括“陕西龙山文化”(客省庄二期文化)和“甘肃龙山文化”(马家窑文化).

龙山伏羲族两大分支的玉器均属外来文化,总体而言数量不多,质量不高,而且玉器形制、玉器纹样没有自身的演变谱系,也不遵循观天玉器衍生祭天玉器、威仪玉器、装饰玉器的华夏玉器基本原理,主要是仿制玉器三族的龙山时代玉器.

文化是不断更新、不断替代、不断扬弃的渐变过程.玉器三族的仰韶时代玉器,到了龙山时代已经逐渐淘汰甚至失传.今人可以通过发掘墓葬等等考古手段,全面了解玉器三族的仰韶时代玉器和龙山时代玉器,但是龙山时代的玉器三族不可能发掘祖先的墓葬,已经不太了解本族的仰韶时代玉器.龙山时代的伏羲族,更不了解玉器三族的仰韶时代玉器,所以龙山伏羲族仿制的观天玉器、祭天玉器、威仪玉器、装饰玉器,均非玉器三族的仰韶时代玉器,而是玉器三族的龙山时代玉器.

龙山伏羲族仿制的玉器三族观天玉器,有璇玑玉衡(三牙璧、有领环)、不规则多孔玉圭(星组定位仪)等等,已详前文《观天玉器总论》.本文仅言龙山伏羲族仿制的玉器三族祭天玉器、威仪玉器、装饰玉器.

2.龙山伏羲族的祭天玉器.山西南部、汾水中游的陶寺中期遗址,是龙山中期以后的神农族酋邦国都.陶寺中期遗址的王级大墓M22,墓室东壁 的显著位置,放置一件公猪下颌骨,带有又长又弯的獠牙[33],象征华夏四族共同崇拜的次高神北斗猪神.同一墓中,出土了陶寺文化的不少代表性玉器,包括华夏四族共同崇拜的至高神北极天帝.

其一,龙山伏羲族的北极玉帝.湖北钟祥六合出土、美国西雅图艺术博物馆 的两件石家河兽面玉帝(图24-1、2),器面打磨光滑,没有浮雕.陶寺王墓M22出土的兽面玉帝(图24-3)[34],器面另增浮雕,风格有异,证明其为石家河兽面玉帝的仿制品.

先仰韶至仰韶期的伏羲族,其北极天帝“帝俊”的形象,源于北极天象连线而成的“天枢纹”,成为甲骨文“帝”字的源头.龙山伏羲族与玉器三族相遇以后,仿制了玉器三族的北极玉帝.由于石家河玉器代表当时玉器三族的玉器最高水准,因此陶寺伏羲族仿制了石家河文化的兽面玉帝.

或问:石家河文化与陶寺文化的兽面玉帝形制相同,如何判断两者谁是原创?谁是仿制?陶寺伏羲族是彩陶族,原本没有玉器,而且陶寺文化没有兽面玉帝的完整演变谱系;石家河南蛮族是玉器族,而且石家河文化具有兽面玉帝的完整演变谱系;所以不可能是石家河南蛮族仿制陶寺兽面玉帝,只可能是陶寺伏羲族仿制石家河兽面玉帝.陶寺伏羲族对石家河兽面玉帝的仿制,并非华夏玉器史的普通事件,而是华夏文化史的重大事件,标志着兽面玉帝从长江中游北传至黄河中游,从华夏文化的 区域进入了华夏文化的核心区域,成为商周青铜器饕餮纹天帝的直接源头.

商周青铜器的饕餮纹兽面玉帝,经历了上古至中古的四千年演变(公元前5000-前1000年):远源是仰韶初期南扩伏羲支族的湖南高庙北斗猪神(图25-1),中源是仰韶晚期南蛮族的浙江良渚北极玉帝(图25-2),近源是龙山中期西扩南蛮支族的湖北石家河兽面玉帝(图25-3、4),直接源头是龙山晚期东扩伏羲支族的山西陶寺兽面玉帝(图25-5),然后是商代中期南扩伏羲支族四川三星堆青铜器的饕餮纹兽面玉帝(图25-6),最后是西周时期陕西周原青铜器的饕餮纹兽面玉帝(图25-7).

商周青铜器的饕餮纹虽有极其复杂的后续演变(详见续著《青铜之道》),但其源于上古玉帝的完整演变过程一目了然.目前仅在黄河中游的陶寺文化中发现了北极玉帝的仿制品,尚未在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中发现北极玉帝的仿制品,当与距离东部玉器族的远近有关.

其二,龙山伏羲族的祭天玉璧.陶寺文化既有普通玉璧(图26-1-3),也有红山式单孔玉璧(图26-4),证明陶寺玉器也接受了红山黄帝族玉器的影响.齐家文化除了普通玉璧(图26-5-8),另有两种新型玉璧,一是对应二十八宿四大天区的四象玉璧(图26-9、10),二是对应北极三大天区(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的三垣玉璧(图26-11、12).

其三,龙山伏羲族的祭天玉璜.陶寺文化的祭天玉璜精品,见于山西陶寺王墓M22(图27-1),其业字形扉齿,源于同墓出土兽面玉帝的业字形天鹰帝冕(图27-1左),两者共同源于石家河玉帝的业字形天鹰帝冕(图27-1右).山西临汾下靳、河南临汝北刘、河南灵宝西坡的祭天玉璜(图27-2-4),朴素无华.齐家文化的祭天玉璜,见于陕西延安芦山峁、甘肃天水师赵村(图27-5、6),同样朴素无华.

其四,龙山伏羲族的祭天玉圭.陶寺文化的祭天玉圭,见于山西陶寺(图28-1),下端无孔,当属早期仿制品.山西侯马东周祭祀遗址出土的祭天玉圭,是陶寺文化遗物(图28-2),下端有孔,当属后期仿制品.正面刻有石家河文化晚期玉圭的介字形北极天鹰,常被误视为石家河文化遗物,但其反面没有石家河玉圭必有的人形帝面,当非石家河文化遗物,仅是陶寺伏羲族对石家河玉圭的仿制品.黄帝族伐灭陶寺神农族酋邦以后,这一陶寺玉圭经过夏商周三代,保存到东周时期.齐家文化的祭天玉圭,见于陕西延安芦山峁(图28-3),下端有孔,是完成品.又见于陕西扶风绛帐(图28-4),下端二孔打样,但未钴通,是半成品.又见于甘肃东乡、甘肃玉门火烧沟(图28-5、6)[39],分别是单孔和二孔.

其五,龙山伏羲族的祭天玉琮.龙山伏羲族的祭天玉琮,分为素面、刻纹两类.素面玉琮当属早期仿制品,尚未掌握刻纹技术.刻纹玉琮当属后期仿制品,已经掌握刻纹技术.陶寺文化的素面玉琮,见于山西陶寺(图29-1-3),均较低矮,其时既未掌握刻纹技术,也不能制作大型玉器.齐家文化的素面玉琮,见于陕西延安芦山峁(图29-4、5)、甘肃定西(图29-6、7)、甘肃临洮(图29-8、9)、甘肃静宁(图29-10、11),高度渐增.

陶寺文化的刻纹玉琮,既有陶寺1267号墓出土的圆琮(图30-2),也有陶寺3168号墓出土的方琮(图30-3),已经初步掌握刻纹技术,但是仅刻石家河玉琮的区间分隔线(图30-1),不刻良渚玉琮的北斗猪神,是石家河玉琮的仿制品,而非良渚玉琮的仿制.齐家文化的刻纹玉琮,见于陕西延安芦山峁(图30-4、5),前者仅有区间分隔线而无北斗猪神,是石家河玉琮的仿制品;后者四角刻有良渚式北斗猪神,但是纹样略异,是良渚玉琮的仿制品.又见于甘肃静宁(图30-6、7),纹样异于石家河玉琮的区间分隔线,也不刻良渚玉琮的北斗猪神.龙山伏羲族的素面玉琮和刻纹玉琮,都是从东向西,年代渐晚,高度渐增,与良渚玉琮的差异也渐大.

综上所述,龙山伏羲族的祭天玉器主要是玉帝、玉璧、玉璜、玉圭、玉琮,均为玉器三族祭天玉器的仿制品.

3.龙山伏羲族的威仪玉器.龙山伏羲族的威仪玉器,目前发现两种.

其一,龙山伏羲族的威仪玉钺.陶寺文化的威仪玉钺,见于山西陶寺(图31-1、2)、山西长治黎城(图31-3)、河南灵宝西坡(图31-4)等遗址.

陶寺3073号墓出土的二孔玉钺(图31-1),二孔大小不一,下部大孔歪在一边.根据前文《观天玉器总论》对不规则多孔玉圭(星组定位仪)的阐释,大小不同的钻孔,必须使用不同的管钻,孔位歪在一边并非一不小心钻歪,而是对位于特定星组的二维分布.这件玉钺的二孔,也有特定的天文对位:上部小孔当属对应北极帝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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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微星”,下部大孔当属对应伏羲族火历的标志星“大火星”.

陶寺3168号墓出土的三孔玉钺(图31-2),中心小孔的右上和右下,各有一个8字形大孔.墓中出土的两片8字形玉片,彻底推翻了钻错之说.钻错论者认为,钻完一孔发现位置不对,于是改正错误另钻一孔.其实钻孔之前必先打样,无须钻透即知位置正误.何况两次钻孔不可能钻出8字形玉片,所以8字孔并非改正错误两次钻出,而是出于特殊意图用线割一次性加工而成.这件玉钺的三孔,也有特定的天文对位:中心小孔当属对应北极帝星“紫微星”,两个8字孔当属对应意义特殊的两对双星.可能是标示该墓所葬酋长出生之时或继位之时的特殊天象,隐喻其继位出于天意.

山西黎城出土的单孔玉钺(图31-3),两面刻有石家河风格的北极玉帝纹样(参看其右放大图).玉钺两侧的业字形扉齿,仿效石家河玉帝的业字形天鹰帝冕.夏商周玉钺的两侧,则是标准的业字型六齿,标示上下半年各六月.

齐家文化的威仪玉钺,见于陕西延安芦山峁(图31-5),三孔对应意义特殊的三星,或许正是《诗经·绸缪》所言“三星在户”.文化的威仪虎符(图32-2),仿制石家河虎符的早期形态(图32-1),琢玉技术逊色甚多.齐家文化距离石家河文化较远,没有威仪虎符.

综上所述,龙山伏羲族的威仪玉器主要是玉钺和虎符,均为石家河威仪玉器的仿制品,没有仿制玉器三族的威仪玉冠和威仪权柄.玉器三族的威仪玉冠和威仪权柄,均由黄帝族首创,然后东夷族、南蛮族仿制.黄帝族的玉冠用于束发,黄帝族的权柄源于游牧民族放牧牛羊的鞭子.东夷族、南蛮族散发而不束发,也不放牧牛羊,但是为了与黄帝族分庭抗礼,全都盲目模仿.伏羲族尽管与东夷族、南蛮族同样散发而不束发,也不放牧牛羊,但是属于高位文化,所以不愿改变风俗盲目模仿玉器三族的威仪玉冠和威仪权柄.

4.龙山伏羲族的装饰玉器.龙山伏羲族的装饰玉器数量少,质量低,因为装饰玉器是玉器产能高度发达的副产品.龙山伏羲族初步接受玉器三族的玉器文化,玉器产能不足,琢玉技术初级,尚无余力大量制作技术水准高超、美学意蕴丰富的装饰玉器.龙山伏羲族的装饰玉器,主要是玉笄.见于陶寺文化的山西陶寺2023号墓(图33-1),齐家文化的陕西延安芦山峁(图33-2)、陕西武功游凤(图33-3)等少量遗址.

综上所述,龙山伏羲族的玉器,无论是陶寺文化玉器还是齐家文化玉器,均为玉器三族既有玉器的仿制品.由于玉器产能不足,琢玉技术初级,所以玉器总量和玉器种类都不太多,极为有限的玉器生产力,主要用于仿制玉器三族的祭天玉器和威仪玉器,部分用于仿制玉器三族的观天玉器和装饰玉器.由于黄河中游南岸的龙山伏羲族与长江中游北岸的石家河文化区域距离最近,而且石家河玉器抵达了龙山时代华夏全境的最高水准,所以龙山伏羲族的玉器受到石家河玉器的影响最大.

三、西扩黄帝支族的陕北石峁文化玉器

龙山中期以后玉器西传的北线,导致了河套地区的石峁文化(公元前2300-前2000年)玉器.本节先言石峁文化的族属和来源,再言石峁文化的祭天玉器、威仪玉器、装饰玉器.

1.石峁文化的族属和来源.上古早期的黄帝祖族,居于内蒙东部、辽宁西部、河北北部,以游猎为主,以沙地农业为辅,农业产品仅占食物来源的三分之一.随着全球气候的转暖,沙地肥力的耗尽,黄帝族从游猎为主、农业为辅,逐渐转向以游牧为主、游猎为辅,于是从内蒙古草原的东部,逐渐西扩到内蒙古草原的中西部.

仰韶时期甘肃伏羲祖族的地域扩张,主要是东扩、西扩、南扩,基本没有北扩,因为长城以北的高纬度区域仅适合游牧,不适合农耕.所以红山黄帝族从内蒙古东部向内蒙古中西部的西扩基本没有阻力,沿着长城以北的内蒙古草原一路向西,直抵黄河中游的河套地区和黄河上游的河湟地区,居于甘肃、陕西伏羲祖族的北面.

西扩黄帝支族到达内蒙中部的包头周边,形成了仰韶中晚期的海生不浪文化(公元前3700-前3000年)、阿善文化(公元前2500-前2300年);到达内蒙中南部的鄂尔多斯周边,形成了龙山晚期的朱开沟文化(公元前2300-1500年);再从朱开沟区域南下,到达陕西北部的河套地区,形成了龙山晚期的石峁文化(公元前2300-前2000年).内蒙中部和西部的西扩黄帝支族区域文化,时间先后相续,特征高度相似,均与红山文化具有深刻关系.

出土石峁文化玉器的两大遗址,是陕西北部榆林市神木县的石峁遗址和新华遗址(图34).石峁文化的玉器数量极其巨大,玉器总量超过上古华夏全境的其他区域性玉器文化.根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馆藏和民间 的石峁文化玉器约有四千余件,流散海外的约有两千余件.但是石峁文化的玉器数量虽多,形制、纹样却极度缺乏原创性,也没有自身演变过程,大多仿制玉器三族的传统玉器和石家河文化的新型玉器.所以有学者认为,石峁文化玉器之所以数量极多又缺乏原创性,是因为均非石峁地区自制,而是石峁游牧民族南下掠夺的战利品.

石峁文化属于龙山时代晚期,所以基本没有先仰韶至仰韶时代的早期观天玉器,比如观天玉琯、观天块琯等等,但有龙山时代的晚期观天玉器,既有不规则多孔玉圭(星组定位仪),也有“璇玑”(三牙璧)、“玉衡”(有领环)组成的原始浑天仪(详见前文《观天玉器总论》).石峁文化的祭天玉器、威仪玉器、装饰玉器,同样具有龙山玉器的时代特征.

2.石峁文化的祭天玉器.石峁文化的祭天玉器,主要是玉帝、玉璧、玉璜、玉圭.

其一,石峁文化的北极玉帝.石峁黄帝族与玉器三族一样,以北极帝星为天文中心,以北斗七星为天文核心;以北极玉帝为至高神,以北斗猪神为次高神.政治建构也以酋长对位北斗七星、北斗猪神.本文所举两例石峁玉帝,一例是陕西省博物馆 的征集品(图35-1),一例是民间 品(图35-2)[48].两例形制完全相同:均为侧面头像,头戴盖天冠,额部刻月形大眼,腮部钻日形大孔,兼为北极天枢.寓意是j匕极玉帝主宰日月星辰的循环旋转.石峁文化区域没有发现红山黄帝族的猪首块、龙首块,这是石峁族群属于龙山晚期西扩黄帝支族的旁证.

其二,石峁文化的祭天玉璧.石峁文化的祭天玉璧并非正圆(图36-2),承袭红山黄帝族的玄鼋玉璧(图36-1),这是石峁族群属于黄帝族的重要旁证.大汶口东夷族、良渚南蛮族的玉璧均为正圆,唯有红山黄帝族的玄鼋玉璧并非正圆.由于制作正圆玉璧比制作非正圆玉璧容易,所以黄帝族制作非正圆玉璧具有特殊意图,即把北极天象拟形为玄鼋(详见前文《黄帝族玉器总论》).

其三,石峁文化的祭天玉璜.神木新华遗址出土的石峁文化玉璜(图37-2),是东夷族玉璜(图37-1)的仿制品.两者均取玉璧的二分之一,是西周“半璧为璜”的先驱.良渚玉璜则取玉璧的三分之一,石家河玉璜则有凤鸟纹饰.红山文化尚未发现玉璜.

其四,石峁文化的祭天玉圭.神木新华遗址出土的石峁文化玉圭(图38-3),远源是安徽凌家滩出土的东夷族玉圭早期形态(图38-1)(晚期形态上端为尖,详见前文《东夷族玉器总论》),近源是陕西延安芦山峁出土的龙山伏羲族玉圭(图38-2) .均为上宽下窄的倒梯形,对应北斗七星之斗魁四星的倒梯形;单孔在下,源于玉圭的原型玉钺.

其五,石峁文化的祭天牙璋.神木石峁遗址出土的石峁文化玉璋,共有两种形制.第一种形制(图39-2),融合了两种不同文化的元素:单孔在下,上端微凹,源于东夷族玉璋(图39-1).下端两侧新增业字形扉齿,源于石家河玉帝的业字形天鹰帝冕(图39-5、6).第二种形制(图39-3),上端从微凹变成了双牙;双牙源于红山黄帝族北斗猪神权柄的双耳(图39-4),这是石峁族群属于黄帝族的重要旁证.石峁文化的牙璋,是上古华夏最早的牙璋.龙山晚期南传石家河文化区域(图39-7),中古以后又见于商代中原和四川三星堆(详见续文《夏商周玉器总论》).石峁玉璋的第一种形制有源于石家河帝冕的业字形扉齿,第二种形制南传石家河文化,说明龙山晚期的石峁玉器、石家河玉器具有双向交流.

3.石峁文化的威仪玉器.石峁黄帝族酋长的威仪玉器,主要是玉钺和玉戈.

其一,石峁黄帝族的威仪玉钺.农耕三族均有源于农具石斧的威仪石钺、威仪陶钺、威仪玉钺,陈列方式均为钺柄竖置,钺身横置.红山黄帝族没有农具石斧,也没有威仪石钺、威仪陶钺、威仪玉钺.石峁黄帝族仿效农耕三族而制作了威仪玉钺,既有绑于钺柄的横置(图40-1左),也有置于钺架的竖置(图40-1右).夏商周黄帝族的威仪玉钺(图40-2-4),不仅形制承袭石峁黄帝族,仅是玉钺两侧另增源于石峁牙璋的业字形扉齿,而且陈列方式同样承袭石峁黄帝族,多为置于钺架的竖置,青铜大钺也是置于钺架的竖置(详见续文《夏商周玉器总论》).

其二,石峁黄帝族的威仪权柄.石峁黄帝族的威仪权柄(图41-1),形制异于红山黄帝族、大汶口东夷族、良渚南蛮族的威仪权柄,是石峁黄帝族创制的新型威仪权柄.夏商周黄帝族的威仪权柄(图41-2-4),并非承袭红山黄帝族、大汶口东夷族、良渚南蛮族的威仪权柄,而是承袭石峁黄帝族的威仪权柄(详见续文《夏商周玉器总论》).

其三,石峁文化的威仪玉戈.石峁黄帝族的威仪玉戈(图42-1),是其创制的全新威仪玉器.上古早期的红山黄帝族,以游猎为主、农业为辅,秋冬以后可以凭借农产品维持到开春,偶尔才会南下农耕区域进行掠夺,然而并非常态,所以没有威吓农耕民族的威仪玉戈.上古晚期的石峁黄帝族,以游牧为主、掠夺为辅,基本放弃了农业,秋冬以后不南下掠夺就难以维持生存,南下掠夺成为常态,专名“打秋草”,于是创制了威吓农耕民族的威仪玉戈.

夏商周黄帝族的威仪玉戈(图41-2-4),承袭上古石峁黄帝族的威仪玉戈(详见续文《夏商周玉器总论》).由于玉质易碎,因此石峁黄帝族和夏商周黄帝族的玉戈均非实用兵器,而是象征杀伐的威仪玉器.不少学者把农耕三族的威仪玉钺全都视为“玉兵”,并不确切.农耕三族的威仪玉钺源于农具石斧,并非真正的玉兵.石峁黄帝族的威仪玉戈源于兵器石戈,才是真正的玉兵.《越绝书》记载:“黄帝之时,以玉为兵.”龙山时代的其他文化区域没有玉兵,唯有石峁文化才有玉兵,再次证明石峁族群属于黄帝族.石峁黄帝族的威仪玉钺、威仪权柄、威仪玉戈,均被夏商周承袭,充分证明夏商周的统治族群均为黄帝族.

4.石峁文化的装饰玉器.石峁文化的玉器,主要是观天玉器、祭天玉器、威仪玉器,装饰玉器数量不多.

石峁文化的鹰形玉笄(图43-2),是石家河鹰形玉笄(图43-1)的仿制品,因为石家河鹰形玉笄源于石家河北极天鹰,石峁鹰形玉笄没有自身的形制来源.两者除了鹰翅纹样不同,另有细微差异:石家河玉笄的鹰嘴不能钩物,鹰首后部有羽.石峁玉笄的鹰嘴可以钩物,鹰首后部无羽.香港关善明的一件 品(图43-3),则是石峁鹰形玉笄的仿制品,进一步放大了石峁鹰形玉笄的细节走样,鹰形已经难以辨识.

综上所述,石峁黄帝族广泛仿制了玉器三族的龙山文化玉器,红山黄帝族的玉器对其影响最大,石家河文化的玉器对其影响次大.其与红山玉器的关系,仅是单向承袭,但不反向影响红山玉器.其与石家河玉器的关系,则是双向交流,所以石家河文化仿制了石峁牙璋,石峁文化仿制了石家河鹰形玉笄.

关于石峁玉器为何与石家河玉器颇多相似,台湾学者郭静云另有独到解读:

神木玉器都存放在专门的石棺或玉坑内,并未见有放在墓葬中当作随葬品的情况,这说明玉器在神木十分稀少,是来自远地的贵重品,而非本地可以自己制作生产的东西.

石峁和新华两座遗址的情况,显示其先民将所获得的珍贵物品当作地下宝藏.青铜时期,北方族群南下掠夺,带走宝贵的铜器和玉器后,也是存放在地下坑里.神木族群是以掠夺为生的族群,不能过稳定的农耕生活.这也代表在气候冷化、干燥化时期,黄河上游原有的农地变成草原,不利于农耕,反成游牧和掠夺族群的生活区.从青铜初期以来,掠夺族群开始时常顺着黄河经过三门峡而下,掠夺当时江河地区的农耕文明,他们所抢夺而来的玉器、绿松石器都被专门保存在地下当作战利品,神木遗址的美玉棺和玉器坑应亦如此.这些玉器只是战利品,没有被当作祭品或随葬品,也没有进入神木先民的精神生活里.

郭静云认为,石峁文化的玉器之所以与南方农耕区域的玉器相似,是因为石峁族群属于游牧民族,石峁文化的玉器均非石峁族群自制,而是南下掠夺的战利品.石峁文化的玉器数量如此之大,确有可能部分来自南下掠夺,但是根据本文的辨析,也有部分属于自制.由于石峁遗址的科学发掘尚在进行之中,考古报告尚未正式出版,因此本文对石峁玉器的来源暂不深论,等到将来考古材料更为充分之时再作补充.

综上所述,龙山晚期的石峁文化(公元前2300-前2000年),是西扩黄帝支族的文化,除了大量仿制玉器三族的传统玉器,也对玉器三族的传统玉器略有改造,而其改造的玉器形制,多被夏商周黄帝族承袭.石峁玉器的最大创制,是威吓农耕民族的华夏最早玉兵,因为南下掠夺农耕民族是其生活方式.

5.石峁巨城与炎黄之战.石峁黄帝族与西部伏羲族在龙山晚期激烈冲突的证据,除了上古最早的石峁玉兵,还有上古最大的石峁巨城(图44).

石峁城址是龙山晚期华夏全境的最大城址,面积425万平米,而且是砌筑的石头城墙.神农族酋邦的山西陶寺中期城址,面积290万平米,是板筑的泥土城墙.南蛮族酋邦的浙江良渚反山城址,面积300万平米,是堆筑的泥土城墙.东夷族酋邦的山东日照两城镇城址,面积100多万平米,也是堆筑的泥土城墙.

石峁城址的石头城墙,与农耕三族的泥土城墙形成了鲜明差异,而与内蒙中部海生不浪文化的石城、阿善文化的石城,内蒙东部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石城一脉相承,均为龙山晚期黄帝族所建.在内蒙古中南部的长城一线,已经发现了龙山晚期黄帝族所建的二十多座石城.龙山晚期的黄帝族在长城一线普遍建造石城,正是为了进攻南方的农耕三族.秦汉以后的中原统治者建造长城,则是为了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侵.尽管上古石城由游牧民族建造而用于进攻农耕民族,中古长城由农耕民族建造而用于防御游牧民族,但是全都建于作为农牧分界的长城一线.苏秉琦认为,这些上古石城是中古长城的史前原型:

北方早期青铜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小型城堡带,与战国秦汉长城并行,可称为长城的“原型”.

苏秉琦虽未明言建造上古石城的族属,但他认为红山文化属于黄帝族,已经暗示了上古石城的建造者是黄帝族.

龙山晚期长城以南的农耕区域尚无真正的国家,仅有前国家形态的酋邦,所以北方游牧民族建造了一系列石城作为南侵的桥头堡.中古以后,长城以南的农耕区域出现了南下游牧民族统治农耕民族的早期国家,于是中原王朝的黄帝族统治者为了防御仍在北方游牧的其他黄帝族南侵而修建了长城.

长城以北的上古、中古黄帝族各大支族,语言相近,均属阿尔泰语系,族属认同并无困难,但是政治上未必具有统一归属,甚至为了争夺牧区而时常冲突.他们为了各自的部族利益而南侵,犹如不同的狼群各自捕猎羊群.中古以后长城以南的中原黄帝族,为了王朝利益而防范上古同宗的北方黄帝族,犹如捕获羊群的狼群防范其他狼群的觊觎.

石峁巨城显示了西扩黄帝支族与西部伏羲祖族的高度对抗,也显示了西扩黄帝支族对西部伏羲祖族的巨大军事优势,因为作为游牧民族的石峁黄帝族人数极少,建造巨城所需的巨量人力资源,只能来自南下劫掠的农耕族战俘和农耕族奴隶.

《淮南子·原道训》记载:“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坏城平池,散财物,焚兵甲,施之以德,海外宾服,四夷纳职,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史记·夏本纪》:“禹之父日鲧,鲧之父日帝颛顼.”证明“颛顼一鲧一禹”属于同一黄帝族支系.《史记·六国表》:“禹兴于西羌.”“西羌”并非大禹的族属,而是大禹所属黄帝族兴起的地域,亦即兴起于华夏西部的伏羲祖族区域.

龙山晚期兴起于“西羌”区域的黄帝族,正是颛顼一鲧一禹所属的“西夏”.龙山晚期出现于“西羌”区域的石峁巨城,对应于大禹之父夏鲧所建“三仞之城”.龙山末期石峁巨城的毁弃,对应于大禹的“坏城平池”.龙山末期建立于中原的夏朝,对应于“散财物,焚兵甲,施之以德,海外宾服,四夷纳职,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逸周书·史记解》记载了“西夏”之亡:

昔者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修,武士无位,惠而好赏,财屈而无以赏.唐氏伐之,城郭不守,武士不用,西夏以亡.“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修”,是夏代黄帝族的自我美饰,与古史所言“黄帝好仁,蚩尤凶暴”性质相同,既与文献记载的“炎黄之战”不可兼容,又与考古发现的石峁巨城不可兼容.“西夏”二字,“夏”是族名,“西”是相对于中原“夏朝”的方位区别名.十六国时期的匈奴人,北宋时期的党项人,均在同一区域建立了“大夏”,均被中原王朝称为“西夏”.匈奴、党项的中古“西夏”,承于颛顼一大禹的上古“西夏”.

综上所述,龙山晚期建造石峁巨城的黄帝族,正是“颛顼一鲧一禹”一系的西北黄帝族“夏族”.西北石峁文化的黄帝族酋长颛顼,南下征服了黄河上游的西北伏羲族“共工氏”,成为黄帝族部落联盟的“元后”.随后夏鲧治水失败而死,于是东北红山文化的黄帝族酋长唐尧继任“元后”,征服了黄河中游北岸的中原伏羲族“神农氏”,伐灭了神农族酋邦的国都山西陶寺,焚毁了神农归藏历的天文台陶寺太极台.随后东北红山文化的黄帝族酋长虞舜继任“元后”,南征黄河中游南岸、长江中游北岸、石家河文化区域的“三苗”,失败身死,葬于苍梧.随后西北石峁文化的黄帝族酋长大禹继任“元后”,通过治水完成了对农耕三族的征服,也完成了对三苗的征服,建立了中原第一王国“夏朝”.所以河南偃师二里头夏都遗址出土的大量夏代玉器,全都承袭石峁文化玉器.商周玉器又都承袭夏代玉器,从而形成了夏商周黄帝族玉器对石峁黄帝族玉器的全面承袭(详见续文《夏商周玉器总论》).

结语彩陶东传玉器西传,华夏四族文化融合

伏羲族是上古四千年华夏区域的主导族群,又是夏商周两千年的主体族群,因此夏商周文化以伏羲族文化为根本基础,伏羲族的文化印迹在上古以降的口传史和中古以后的历史文献中无所不在,比如夏代《连山》、商代《归藏》、西周《周易》均以伏羲六十四卦为基本模型.而且伏羲族创造的伏羲六十四卦、伏羲太极图均有科学性,亦即上古一次定型、后世无法改变的图像确定性和逻辑唯一性,因此论证上古伏羲族的文化同一性较为容易.

玉器三族既不是上古四千年华夏区域的主导族群,也不是夏商周两千年的主体族群,因此玉器三族的文化成分在夏商周文化中仅仅附丽于伏羲族文化.尤其是上古晚期的龙山一千年,玉器三族大量接受伏羲族的高位文化,导致其自身的低位文化遭到大量覆盖,所以玉器三族的文化印迹在上古以降的口传史和中古以后的历史文献中极为稀少.而且玉器三族的文化符号和文化元素缺乏类似于伏羲六十四卦、伏羲太极图的科学性,亦即缺乏上古一次定型、后世无法改变的图像确定性和逻辑唯一性,因此论证上古玉器三族的文化特征及其文化同一性较为困难.尽管如此,仍然可以举出四大系统证据,证明上古玉器三族的文化同一性.

系统证据一、遗传学证据.上古伏羲族是晚亚洲人西支,父系DNA是03.上古玉器三族是晚亚洲人东支,父系DNA是01、02.

系统证据二,体质人类学证据和特殊风俗证据.潘其凤、朱泓的论文《先秦时期我国居民种族类型的地理分布》,从体质人类学、特殊风俗两个角度,提供了区分上古华夏两支四族的系统证据.

大汶口文化和仰韶文化居民在体质上的差异主要表现为:与仰韶文化居民相比,大汶口文化居民的身材略高一些,颅型更高,面部比较高、宽……二者在风俗习惯方面也存在着差别,比如在大汶口文化居民中普遍存在着头骨枕部人工畸型(扁头)以及拔除一对上颌侧门齿的习俗,还有口中含球的特殊习俗.这些习俗在黄河中上游地区十分罕见,迄今为止,我们还只是在河南郑州西山遗址出土的仰韶晚期人骨上发现有枕部人工畸型和拔牙的现象.黄河上游甘肃、青海地区新石器时代居民的颅面形态特征具有中长颅型、高颅型结合较窄的面宽等特点,与现代东亚蒙古人种更为接近,且与现代华北类型较为相似……进入公元前第3000年以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逐渐被新崛起的龙山文化所取代……山东诸城呈子遗址的龙山文化居民未见大汶口文化中盛行的颅枕部变形和拔牙现象,而在兖州西吴寺龙山文化居民中却仍然保留着上述两种特殊的习俗……小河沿文化居民中间存在着使头骨枕部人工变形的习俗……根据浙江余姚河姆渡、上海崧泽、广西桂林甑皮岩、广东佛山河宕和福建闽侯昙石山等遗址出土的古代人骨所反映出的体质特征来看,他们可能是一些同种系的人群.

甘肃、青海伏羲族的体质人类学特征“与现代东亚蒙古人种更为接近,且与现代华北类型较为相似”,证明伏羲族从甘肃、青海东扩到黄河中下游,成了上古黄河全境的主导族群.

大汶口文化的东夷族和小河沿文化的黄帝族共同具有颅后矫型和拔除二齿的特殊习俗,证明了东夷族、黄帝族属于同一种系.而广泛分布于浙江余姚河姆渡、上海崧泽、广西桂林甑皮岩、广东佛山河宕和福建闽侯昙石山的体质人类学特征,又证明南蛮族与东夷族、黄帝族也是“同种系的人群”.“山东诸城呈子遗址的龙山文化居民未见大汶口文化中盛行的颅枕部变形和拔牙现象”,证明了山东龙山文化并非大汶口文化区域的土著民族东夷族的自有文化,而是东扩伏羲支族带来的新文化,当然也吸纳、融合了东夷族文化的大量元素,因而导致了晚期伏羲族的龙山文化呈现出与早期伏羲族的仰韶文化迥然不同的文化面貌.

系统证据三,玉器三族共有玉器,缺乏彩陶,东扩伏羲支族到达华夏东部沿海之前,玉器三族的素陶以黑陶为共同特征.龙山时代东扩伏羲支族到达华夏东部沿海以后,玉器三族才有了彩陶,并且全盘接受伏羲族的彩陶纹样及其天文历法内涵.山东区域的东扩伏羲支族,又把玉器三族的原始黑陶,提升为山东龙山文化的蛋壳黑陶.

系统证据四,玉器三族的玉器蕴含的天文历法,内容和水准基本相同,远远落后于伏羲族.因为发明了立圭测影的伏羲族可以全天候的不间断天文观测,可以透彻理解天文历法,没有发明立圭测影的玉器三族只能夜观星象,不能昼测圭影,无法透彻理解天文历法.

龙山一千年华夏四族的文化碰撞与文化交流,一方面导致玉器三族接受了伏羲族的彩陶及其先进天文历法,另一方面导致伏羲族吸收了玉器三族的玉器及其天文历法养料,于是华夏四族同时出现了文化升级.

东夷族从后李文化(公元前6500-前5500年)、北辛文化(公元前5500-前4500年)、大汶口文化(公元前4500-前2500年),升级为凌家滩文化(公元前3800-前2000年).黄帝族从兴隆洼文化(公元前6200-前5400年)、赵宝沟文化(公元前5200-前4400年)、红山文化(公元前4700-前3000年),升级为小河沿文化(公元前3000-前2500年).而其西扩支族则从海生不浪文化(公元前3700-前3000年)、阿善文化(公元前2500-前2300年)、朱开沟文化(公元前2300-前1500年),升级为石峁文化(公元前2300-前2000年).南蛮族从河姆渡文化(公元前5000-前3000年)、马家浜文化(公元前5000-前4000年)、崧泽文化(公元前4000-前3300年),升级为良渚文化(公元前3300-前2000年).而其西扩支族则从屈家岭文化(公元前3300-前2600年),升级为石家河文化(公元前2600-前2200年).伏羲族从大地湾文化(公元前6000-前2800年)、仰韶文化(公元语前5000-前3000年),升级为龙山文化(公元前3000-前2000年),包括黄河中游的陶寺文化和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华夏四族的整体文化升级,终结了仰韶时代,开启了龙山时代.

先仰韶一仰韶期三千年(公元前6000-前3000年),华夏全境的文化传播主题是甘肃天水大地湾的伏羲祖族大地湾文化东渐,于是东扩伏羲支族依次形成了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西部的仰韶文化,并把伏羲族彩陶及其先进天文历法东传玉器三族.东部玉器三族主要是兴隆洼一红山的黄帝族先发玉器南传,河姆渡一良渚的南蛮族后发玉器北传,居于丁字路口的东夷族先后接受了南传的黄帝族玉器、北传的南蛮族玉器和东传的伏羲族彩陶.龙山期一千年(公元前3000-前2000年),华夏全境的文化传播主题是东扩伏羲支族在黄河中下游吸收了玉器三族的文化养料,把伏羲族的彩陶文化与玉器三族的文化玉器予以融合,升级为山东龙山文化,然后山东龙山文化迅速西传,催生了河南龙山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山西龙山文化(陶寺文化)、陕西龙山文化(客省庄二期文化)、湖北龙山文化(石家河文化)、甘青龙山文化(马家窑一齐家文化).伏羲族主导的三千年文化东渐和一千年文化西传,成就了上古四千年华夏文化的原始积累,为中古以后的中原文化奠定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雄厚基础.

[ 参考文献 ]

1、创意与设计:铸就当代精品玉器的文化魂魄 安徽徐斌 人物名片:徐斌,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玉文化专业委员会会员,蚌埠市玉石雕刻艺术协会常务理事。 1971年1月1日出生生活在美丽的淮河河畔珠城蚌埠。 自幼对美术、绘画有着浓

2、齐家文化玉器与其他文化玉器的比较Wang YuchangQijia Culture jade compared with culture jades of Hongshan, Liangzhu, Longshan and Shang

3、上海福泉山出土良渚文化玉器一.上海考古的重大发现人类遥远的过去依靠考古重建,城市悠久的文脉有赖文物传承。以田野考古探寻上海历史踪迹,开端于1935年发现的金山戚家墩遗址,它是战国时期遗址,将可靠的上海最早人居首先定格于周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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