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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制论文】浅析历史的思想形象 ——方维规教授访录 (论文范文题目)

星级: ★★★★★ 期刊: 国家级期刊作者:方维规 符鹏浏览量:5267 论文级别:最新本章主题:概念和汉学原创论文: 5156论文网更新时间:10-28审核稿件编辑:Quentin本文版权归属:www.5156chinese.cn 分享次数:2208 评论次数: 2335

导读:历史的思想形象 ——方维规教授访录 是一篇关于概念和汉学的参考文献论文怎么标,免费分享供广大学者参考,希望对学生们写作论文提供清晰写作思路。

【编者的话】方维规,1957年生于上海,上海外国语学院77级德语系本科毕业留校任教,北京第一外国语学院德语系中德联合培养研究生.1986年至2006年在德国学习和工作,获哲学博士学位和德国教授学位,先后在特利尔大学、哥廷根大学、埃尔兰根一纽伦堡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2006年归国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现为文学院特聘教授、“长江学者”,文艺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方维规教授学术兴趣广泛,在中西比较诗学、比较文学、概念史、文学社会学、海外汉学等领域卓有成就.出版德语著作五部,中文专著三部,编著四种,译作四部,论文百余篇.前不久,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符鹏,对方维规教授进行了学术访谈,内容涉及成长经历、学术思想和学术组织等方面.

方维规 符鹏

历史巨变中的精神试炼

符鹏(以下简称符):方老师下午好,感谢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接受采访.您不但在学术上涉猎广泛、成就卓然,您的经历也很传奇.我们从您的少年时代谈起,好吗?您是哪一年开始读小学?当时学校和社会是什么状况?

方维规(以下简称方):我是1965年读小学的,上学不久就开始“文化大革命”了.学校生活也因此发生很大变化.我经常跟朋友开玩笑说,我这个人也是当过官的,最大的官就是在上小学的时候.我们是红小兵部队编制,整个学校叫红小兵团,下面还有连,一个年级叫连,一个班叫排,我三年级就当上了红小兵团副团长,就是第二号校级学生干部嘛.我当时成绩很好,也是在这个时候,我参加了当时搞的教改.教改我们现在很熟悉,天天听到各种中小学教改,不过大部分人已经不知道60年代的教改.当时的改法是,工农兵加老师.准确地说,没有农,是工宣队、军宣队、老师和学生参加编教材.我是学校唯一一个参加教改的学生,大概是在假期,集中在上海郊区的某个地方,大家一起编教材.编的什么教材已经记不清了,但这段经历很特别,不管是去凑数还是什么,有一种平等参与的感觉.

符:的确如此.今天人们一定觉得匪夷所思,没听说过学生参加教改的.您小学读了几年?是哪一年毕业的?

方:我们当时的小学是七年制,我记得读六年级的时候,暑假在我姐姐插队的乡下玩.有一天,家里突然接到电报,说我们小学保送我读上海外国语学院附中,得赶快回去参加考试.“文革”开始不久,上外附中就受到冲击,学校被取消了,当时北外附中也被取消了.后来政府又决定恢复上外附中,1971年我被保送前,已经招了一个试点班,但我们是正式招收的第一批学生.当时没有重点中学之说,上外附中则是上海人心目中唯一的尖子学校.凡是去读的都是学校推荐的,每个区有很多小学,但名额很少,推荐只是第一步,还需要入学考试,竞争很激烈.我在附中读了四年,1975年毕业.后来很多人问我,当时为什么选择学德语.上外附中有英法德俄四个语种,后来又加了日语.现在想想,完全是巧合,我当时填了英语和德语,分班的时候,把我分到了德语班.从此就跟德语结下不解之缘.记得在回国以后的很长时间里,说梦话还都是德语.

符:我听过顾彬夸赞您的德语水平,超过绝大多数德国人.1975年还没有恢复高考,当时应该是推荐工农兵读大学.毕业之后您去了哪里?

方:这个问题说来话长,我简单讲讲.上外附中是一所非常特殊的学校,招收的都是天资较高的学生,不局限于上海,还有北京来的.这是一所住宿学校,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少小离家.学校里很多是干部子弟,也有工农和部队子女.当时中学毕业是不能上大学的,只有工农兵大学生,所以学校把我们留着,计划到年限了,就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当时从上外附中选了三十个人留在上外.留下来干什么呢?主要是做些教辅和杂务工作.我当时被安排到后勤组当工人,主要做漆工和木工,也有一段时间当清洁工.在学校做这些事不费劲,反正是在混日子,加上我们附中来的,都有些得意,当然也有不守纪律的人.学校看到这种情况,便把我们送到上外在安徽凤阳的“五七”干校,就在凤阳的大庙村,当时李克强是党支部书记,当然我们不认识他.我在那里主要是养猪、养鸡,后来是“养人”,被分配到食堂烧火.对我们这些上海去的学生来说,干校生活是极大的冲击.没去之前,根本不知道中国有这么穷的地方,不是说凤阳是十年九年荒吗?举一个例子,在那看到一些农民出门就穿着棉袄,很奇怪,后来才明白,是因为家里太穷,在家里不穿衣服,出门就裹上棉袄.对我来说,第一次真正了解了上海以外的天地,知道了中国的地区差异和贫穷一面.干校结束后,我们回到上外,我做了一段时间的教务处秘书,直到1977年.

符:这段经历确实不同寻常,可以说是重新认识中国.接下来您赶上参加刚刚恢复的高考,对吧?是哪一年考到上外的?当时上外是什么状况?

方:对.1977年恢复高考,我就考入上外.当时上外的录取线很高,好像超过复旦.很多学生希望通过学习外语而获得出国的机会.德语系分高低两个班,我在高班,大概有十二三个学生.教师中有外教,也有一些是工农兵大学生毕业的,去海德堡大学进修过一两年.但我们班有附中学习德语的底子,上了两年以后,就觉得学不到新东西,调皮者开始罢课,要求提前毕业.这大概是当时中国唯一一个罢课的班.这让学校感到很为难,刚刚恢复高考不久,毕业后分配去向不明,毕业文凭还没有准备呢.无奈之下,学校提要求,谁想毕业就参加毕业考试.由教育部和德国学术交流中心负责出题,故意把题目设计得很难,这样免得有人通过了给学校制造麻烦.谁都没想到,全校还是有十来个附中的学生通过了考试,我是其中之一.按说这样该提前毕业,但教育部还没有文凭,只好达成协议,要求再读一年才能毕业.可是,又读了一年,文凭还是没印出来,教育部又提要求,毕业是否同意留校,要是同意就可以毕业.所以,我是读了三年就毕业领工资了,我记得是三十六块,还挺高.不过,开始没有教书,或许是文凭没有到手吧.先是在我们系的电教馆干了一年,然后才转成助教,教大一的学生.现在想来,当今的博士硕士找工作不容易,我们当时有的是工作在等你.学外语的,往往是去各大部委,或者留校,还有就是到一些外贸机构.

符:这段经历挺传奇的,大三就毕业了还能当大学教师,今天听来像是天方夜谭.不过,也是因为你们这批学生太优秀了,当时的学校和教育部门都没想到你们成长得这么快.教书对您来说应该并不是难事,没什么挑战,所以后来您选择去北外读硕士,对吧?当时是什么情况?

方:一开始学校不让考研,因为考研就意味着走人,这与他们希望留你的初衷相悖.后来北外开设面向大学教师的硕士班,也就是中德联合培养研究生.学校同意我报考,毕业后必须回校.当然,我顺利考上了.不过,在去北外读书前,还有一段小插曲,当时对我打击不小.海德堡大学给我们学校年轻德语教师提供了一个读博士的名额,转行学经济,系里想拓展自己的教学方向.根据学校的规定,谁考第一名,就派谁去留学.我报名参加了考试,结果成绩出来是第一名.本来想着可以去海德堡念书,可是系党总支书记来找我做工作,说我两个都考上了,系里希望我去北京,去海德堡的名额给另外一个人.当然,系里的初衷是不想浪费名额,但对我来说是不合理的.不过,最后也还是接受下来,到北京读研究生了.

符:这段插曲几乎影响了您后来的人生.如果当初去了海德堡,应该是另一番经历了,或许会成为有名的经济学人士呢.不过,北外的颈士班是联合培养,您去北京后是有机会去德国的吧?

方:是的.我是1984年到1986年在北外读研.班上都是大学年轻教师,两年读完再去德国一年.当时可以选择导师的学校,主要是海德堡大学和汉堡大学,都在西德.但等到1986年准备出国的时候,中国和东德的关系变好了,所以把我们班的学生都送到东德去了,学语言学的去莱比锡,学文学的去东柏林.在“文革”前,中国的留学生都是派往东德的,后来因为中国与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不和,终止了来往.我们是“文革”后第一批派往东德的学生,后来逐渐多了起来.我去过三个德国:东德、西德和统一后的德国.

留德二十年

符:方老师,您1986年去德国,在那里求学、工作和生活了二十年,很多学术领域的积淀和成就都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我想,在这方面,您一定有很多的理解和体悟.我们从头说起吧.您到东德后,去了哪所学校?

方:东柏林的洪堡大学,导师是瓦格纳,是洪堡大学的党委书记,是有点名气的.你知道,社会主义国家大学的党委书记是有地位之人,据说他的岳父就是东德第一任总统.说起来,我在北京读研期间,瓦格纳在北大教书,也在我们班兼课,他的太太也教过我们.我们班在国外的任务是写硕士论文,我的硕士论文研究鲁迅与布莱希特的关系.后来修改出版,成为我的第一本德语著作.其实,论文底稿早在北京就已完成,我到东德的主要“任务”是旅游,并经东德观光东欧国家,一年时间去了好多地方.我跟在东德的中国留学生的很大区别是,我交结了许多德国朋友.与当时的中国相比,东德是很精彩的.

符:布莱希特对您的学术起步应该非常重要.我记得您出国前就出过一本关于他的小册子,对吧?

方:那是我在北外的时候写的.当时中国社科院的一位老先生组织一套“外国文学评介丛书”,邀请我写布莱希特.所以,我就写了那本小册子,后来硕士论文的题目,也与这段写作经历有关.前两年我写布莱希特的“陌生化”问题时发现,三十年过去,国内的布莱希特研究有很多基本的问题还没有搞清楚,这实在让人觉得遗憾.

符:确实如此.其实,很多西方文学家和思想家都需要重新研究,更不用说还有很多尚未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比如,您的德国导师,大名鼎鼎的狄泽林克,在您介绍之前国内几乎没有人知道.不知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他的?当时您在东德,他在亚琛大学任教,也就是在西德,后来如何过去跟他读博士?

形象学:从欧洲到中国

方:先说说我从东德到西德的经历吧.你知道,当时还有柏林墙,不要说中国人,即便是德国人,也很难穿过柏林墙.在那个时代,我是第一个从东德到西德的中国人.因为认识一些特别的朋友,我可以在东柏林和西柏林之间自由往来.有了这个条件,我顺利地转到西德读书.关于我的导师,其实我在读硕士的时候,已经关注他,并开始翻译他的著作.在洪堡大学时,我跟他联系,表达跟他读书的愿望,他欣然接受了.狄泽林克是欧洲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首屈一指的大家,他的学生来自很多国家,但此前没有东亚的学生.后来,他常说我是亚琛学派的东亚传人.

符:这一点您当之无愧.我知道,您的博士论文和教授论文都是有关形象学的研究,您可否谈谈当时研究和写作的状况?

方: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1971-1933-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也就是形象学中的“他者形象”研究.我导师基本上没有具体指导.他有一个听起来很奇怪的说法:读书使人愚蠢,关键是把你的论文写好.我当然明白,他的意思不是不读书,而是少看闲书,专心写论文.周末的时候,他常说到他家里谈谈论文,他家住在离德国边境不远的一个比利时小镇,我去过几次,但什么也没有谈,而是带着我去各处游览,常去荷兰参加朋友聚会.我是他唯一的东亚学生,几乎被当成中国大熊猫.他很欣慰我能做形象学研究,也到处夸赞我的德语讲得这么好.我的论文写出来后,很多德国朋友表示难以置信:他怎么能写出论文来?他们觉得我没时间写,晚上常去酒店喝酒,深夜才归,上午睡觉.你知道我是夜猫子,这是在德国养成的习惯.论文的大部分内容是晚上喝完酒以后写的,这个他们不知道:写到鸟叫,上床睡觉.博士论文出版后,在德国学术界的认可度很高,这让我导师特别引以为傲.后来,中国留学生中还有些人写了类似题目的博士论文,但我算是写得早的.朋友觉得我没时间写论文,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常在外旅游.当时中国人还没有出国旅游一说,我生活在德国的时间里,去了将近五十个国家,当然大部分在欧洲.我们小时候就知道“行万里路”之说.

符:很多人都知道德国的博士难读,学位难拿,当时五年读完,确实是非常快的.博士毕业之后,您就开始准备教授论文了么?

方:可以这么说,就是德国人五年拿下博士学位也不容易.博士毕业后,我在特里尔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教授论文的雏形,基本是这段时间完成的.博士论文研究他者形象,教授论文研究的是自我形象,题目是《觉醒与反抗时代的自我认识——中国现代文学1919-1949》.你知道,自我形象与他者形象是形象学研究的两个维度.很多人只关注他者形象,很少知道自我形象研究的方法论意义.即便是当代中国的学术界,这方面的研究仍然非常不够.

符:抱歉,打断一下.我想插一个问题,不仅如此,其实很多人并不清楚形象学研究的学术史重要性.您能否稍微解释一下.我知道,形象学其实是您最早介绍到国内的.这方面,您肯定有很多观察和体会.

方:好的,我稍微解释一下.很多人都知道,韦勒克在1958年发表的名作《比较文学的危机》,这篇论文主要是批判法国学派的形象研究.所谓“比较文学的危机”,其实就是针对形象研究的,法国学派自那以后好像一蹶不振,至少是势头远不如美国学派.1966年,狄泽林克写了他的著名论文《关于“形象”与“幻象”及比较文学研究中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在很大程度上回击了韦勒克的说法.可以说,没有这篇文章,形象研究或许就在1960年代以来的比较文学研究中消失了,所以我称之为起死回生.事实上,形象学这个学科分支,是狄泽林克首先引入比较文学的,不少人称他为当代欧洲形象学之父.我博士毕业后,就把他的《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发展》一文翻译到中国,应该是1993年吧.

符:对,是这一年.我记得发表在《中国比较文学》上.不过,这篇重要的论文,当时并没有引起比较文学界的反响.当然,那时候网络还没有普及,看到杂志的读者总归有限.不过,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学术环境.在1990年代,大家对比较文学的理论系统还没有整体认识,即便有人读到这篇论文,也未必能将其放在长时段的理论脉络中加以定位,所以,很少有人认识到它的重要性.我注意到,其实被引用最多的是您2007年翻译的《比较文学形象学》一文.这篇论文被重视,其实不止是大家通过网络方便看到,也与学术界这些年的理论进化以及方法论眼光的改变有关.

方:我同意你的说法.我插一句,2007年的这篇,其实是狄泽林克的著作《比较文学导论》中的一章.这部著作虽然初版于1970年代,但现在还是很有启发,中国很多高校把这本书作为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必读书目.在北外读研的时候,我开始翻译这部著作,当时没有电脑,一字一句手写.去德国以后,我跟中国和港台的出版社联系出版事宜,有两三个出版社愿意出,但时代不同了,他们要求电脑录入才行.当时我忙着读书,还有其他不少事情,没时间花功夫做.所以,一直延宕到2009年才出版,那时我已经回国了.

符:哦,原来如此.经过您的译介,这些年不少学者的研究,尤其是博士生和硕士生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借鉴形象学的方法,整个比较文学研究的面貌也因此大为改观.您是否还有进一步译介和研究的计划?

方:是的,我也注意到这一点.目前关于形象学的理论译介,除了我的少量翻译外,北大孟华教授编的《比较文学形象学》译文集是很有用的.这本书的确推动了国内学界对于形象学的理论认识.不过,十多年过去,当时的认识还有进一步丰富和提升的空间.其实,很多年前,我已经开始收集和整理国外的理论文章,后来忙于别的研究,一直没有将新的翻译计划提上日程.大概明年能够完成,我会努力为国内学界呈现西方形象学研究的整体面貌.

符:非常期待这部新的译文集.我知道,除了形象学,您还有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是概念史.概念史研究这几年在国内学术界逐渐热起来,这跟您的研究和推介密不可分.您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项研究的?

概念史的理论与实践

方:要是追溯起来,我开始概念史研究有一个机缘.1996年完成特里尔大学的博士后研究,我去了哥廷根大学工作.当时参加了一个很大的研究项目——“近现代汉语学术用语研究”.这个项目研究的主要对象,就是近代的词汇.可以说,这是我后来从事概念史研究的起点.这个项目由朗宓榭教授主持,欧美很多一流学者都参与其中.中国近代史学者熊月之、周振鹤、王扬宗、邹振环等,也应邀参加,朱维铮也去过.当时计算机技术还没有在中国普及,但在德国,已经开始运用数据库开展学术研究.我们这个项目的一部分工作就是做近代文献的数据库.因为我们占有当时很多国内学者不容易得到的文献,尤其是对近代中国影响很大的双语辞典和著作,所以在研究资料方面很有优势.这个阶段阅读、整理和考证近代文献的研究经历,培养了我对概念史研究的学术兴趣.

符:抱歉,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先打断一下.我注意到,您在读博士期间,曾经选修“语文学”的课程.说得通俗点,“语文学”是很高级的学问,偏重从文献的角度研究语言文字问题.我想知道,这段学术训练,与您后来从事概念史研究是否有关?

方:这个问题问得好.你不问,我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现在想想,肯定是关系密切的.语文学是德国学术传统中非常重要的学问.你肯定知道,尼采当年就是以语文学开始其学术生涯的,24岁成为巴塞尔大学的语文学教授.当时我选修的“语文学”课程,有一大部分是语言学或语言史.通过这门课程,了解了欧洲语言与历史文献的基本脉络,也大体把握了这门学问的基本方法论.在哥廷根大学做项目时,通过阅读近代文献,我越来越意识到中国近代思想的形成,与语言的关系密切.简单地说,思想是由语言来表达的,没有语言,就无所谓思想.概念史研究有两个主要方面,一个是词语史,一个是概念史.讲到词语史的时候,肯定和语文学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词语的变化,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语言的历史.具体到近代的语境,新的语词的形成,与翻译密切相关.如果学过语文学,那么,对于语言的变化就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性,也就是感受语言的能力.可以说,没有这些能力,概念史研究是很难做的.回想起来,正是在这个阶段研究的基础上,我写了第一篇概念史论文《论近现代中国“文明”“文化”观的嬗变》.

符:您说的是1999年发表在《史林》的那篇吧?这篇论文后来影响很大,基本上是近代史领域处理这一问题必须阅读的文献.从这一篇开始,您的概念史研究便没停止过.我注意到一个变化,前期的研究主要是近代关键概念的案例研究,后期的研究开始处理一些理论问题.这样区分您的不同研究阶段,不知是否准确?

方:大体上是准确的.我当然可以一直把近代概念的案例做下去,但这些年注重对理论问题的讨论,源于我对国内研究状况的观察.我注意到,不少学者对概念史研究很有兴趣,但是并不知道这种研究究竟是怎么回事.有学者看到我的研究后,就来问相关的理论问题.这样,介绍和讨论德国概念史研究理论,成为很迫切的学术使命.你知道,概念史是德国货.从2007年开始,我连续写了四篇概念史方面的理论文章:《历史语义学与概念史:关于定义和方法以及相关问题的若干思考》《概念史研究方法要旨——兼谈中国相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鞍形期”与概念史——兼论东亚转型期概念研究》《概念史研究八论:一门显学的理论与实践及其争议与影响》,另外还在一些书评中说及理论.这些理论文章在学术界引起不小反响,很多人因此了解了概念史研究的基本方法论.你或许知道,在东亚,对概念史感兴趣而且做案例研究的人不少,但是做理论的好像少见.当然,我自己的概念案例研究还在继续.中国有十年磨一剑之说,仔细一想,从1996年开始参与近代词汇研究开始,到现在已经过去二十年了.期间我也曾分出精力做其他领域的研究,但概念史研究一直没有断,只是有时因为事多暂时放下而已.最近我在整理和修订以往的研究论文,已经基本完成,今年应该会出版一部分量较重的概念史研究论著.

符:非常期待.在概念史研究方面,很少有国内学者像您这样开展持久而深厚的学术工作.这部即将出版的著作,应该会对学界同仁很有帮助.在我的个人观察中,以往近代史领域的不少研究往往集中在某一相对狭窄的时段.有了概念史眼光之后,便可以更好地在长时段里看到一个社会变化的总体特征.我认为,这对于扩展和深化近代史研究的视野特别重要.

方:希望如此吧.在这些年的研究中,我有一个体会:国内学术界流行崇洋媚外的习气,仿佛外国学者做的研究就高人一筹.近代史研究领域也不例外.其实很多研究都没法深入到近代中国历史演进的内部.从概念史的角度来看,近代的很多概念都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国外学者固然在西学方面有优势,但对于中学部分,功力深厚的并不多.而要想做好研究,就必须把中西两部分的考察有机结合起来.

符:其实,最大的挑战在于,很多近代知识分子的学问是中西兼通,除了少数保守派.要理解他们的思想,个人的知识结构必须尽可能接近他们.事实上,大部分学者的知识累积主要在中学方面,对西方的理解是很不够的,或者说还有很大距离.而那些既能够把握中国又能够理解西方的学者,通过概念的方式进入近代史,往往能够开拓出更具整体性的研究视野.

方:是的.在这方面,中国的概念史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也希望自己能对国内学界的理解和接受继续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最近,由王沉森提议,罗志田召集,准备出版一套规模不小的“乐道文库”,也就是为年轻人编一套真正有帮助的“什么是”丛书.参与这套丛书写作的都是各学科领域的一流学者,我应邀撰写其中的《什么是概念史》一册.我希望通过这本书能够更系统地向国内学界介绍概念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中德之间的传媒研究

符:这套丛书听上去很有吸引力,应该会在青年学人和学生中产生良好的视野拓展作用.非常期待您将要写作的这部著作.对了,我注意到,2000年您完成参与近代词汇研究项目后,回到特里尔大学任教.这个时期,您开始了一个新的研究课题“互联网与中国”.我估计没有人能将这个课题与之前的概念史研究联系起来.它们显然是没有关系的两个领域.您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课题?

方:学术研究本来就没有禁区嘛!我当时并没觉得转到另外一个陌生领域,是多大的学术挑战.当然,对于一辈子固守一个领域的学者来说,可能不容易接受.其实,当时我在特里尔大学语言文学传媒学院的传媒系工作.因为工作需要,就需要教授传媒理论.那时候互联网在中国刚刚兴起,在学术层面还没得到很多关注和研究.我对中国的现实变化非常关心,也希望通过某种途径来理解影响这些变化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我就选择“互联网与中国”这个题目,希望讨论全球媒体在中国的地域和文化特色.

符:您这样解释,我就能明白了.事实上,德国学者在传媒领域的研究颇有特色.与美国的应用性研究不同,他们更关注技术哲学和媒介理论.这些特色是不是对您的研究有影响?

方:当然.德国的传媒研究在世界上非常有名,我在课堂上教的主要就是这些研究,理论色彩很强.这些理论对我观察中国的互联网问题非常有启发.在研究的过程中,当时德国一家最大的网络杂志邀请我写文章介绍中国的互联网状况.我便持续写了一段时间,有点像连载文章,是我著述中最通俗的文章,分析互联网在中国兴起后出现的种种新的现象,并预测一些可能发生的事情.比如,有一篇叫《经由插座的 》,也可译为《插座中的 》,也就是,只要接上插座,你就可以了解l世界上的许多事情,世界向你涌来,中国的政治生活和人的意识会因此发生很大变化.后来这些文章结集出版,成为德国第一本讨论中国互联网的著作.

符:听您的介绍,这应该是一本非常有趣的著作.我注意到,您的教授论文大约也是在同一段时间完成的.2002年,您获得埃尔兰根一纽伦堡大学教授资格.我看到有的评论说,您是三十多年来第一位在德国获得汉学教授文凭的华人.

方:哈哈,是有这样的说法.不过,我更在乎学术研究本身的意义,而不是这些外在的说法.获得教授资格后,我分别在埃尔兰根一纽伦堡大学和特里尔大学教授文学、汉学和传媒学,主要精力集中在概念史研究.

符:到了2006年,您回国受聘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当时是什么契机决定回国的?

方:虽然远在异国,但我对中国学界的进展非常关注.我注意到,2000年以后,国内学界在很多研究领域的开拓和推进,展示出相当有深度的学术品质.当时我想,如果自己的研究能够更直接地切人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与国内学者进行交流和对话,那么,自己便能够更有效地回应不同领域的议题.其实,当时很多德国学界朋友希望我留在那里,顾彬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很惋惜地提及此事.但我思量再三之后,婉拒了他们的美意,决定回国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

归国十年

1.文学社会学的视野重构.

符:我注意到,您回国之后,学术研究又有了新的变化,开始转向文学社会学研究.文学社会学在1980年代曾经热过一段时间,但很快被各种眼花缭乱的西方新潮理论取而代之.此后,关注文学社会学的学者非常有限.现在,很多人提到这种研究,往往只会想到正在流行的布尔迪厄的方法,以往介绍过的早已被遗忘,更不用说还有很多不曾进入视野的.您转向文学社会学,是出于什么学术考量?

方:简单地说,是工作需要.我在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任职.童庆炳先生觉得文学社会学很重要,希望我开一门课.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发现,当代中国的文学社会学研究非常不理想.1980年代的译介缺乏系统性,很多理解和表述都含混不清.这些问题很少有人注意,更没有进一步深究.对我来说,很多工作只能从头做起,尤其是不少国内完全不知道的思想,需要自己动手翻译.教过两年之后,加上我们文艺学学科要出一套“新世纪高等学校教材”,我决定带领学生编一本有特色的教材,既方便自己教学,也为其他学校老师提供参考.

符:从我了解的情况来说,这本《文学社会学新编》教材出版后,很受欢迎.一些在高校任教的朋友告诉我,这本教材不同以往,特色显著,构架清晰,既有文本翻译,又有案例解析,还有脉络梳理,非常适合学生了解文学社会学的整体知识结构和演变脉络.其中,您写的导论“文学社会学的历史、理论和方法”,相对完整地呈现了文学社会学的基本面貌,特别方便学生建立认知图绘.

方:为这本书我花了不少功夫,书中选录的文献,有三分之一都是新译.我想,这些第一次介绍的文献,应该对大家更完整地了解文学社会学是有帮助的.

符:是的.您介绍的许京、梅林的文学趣味研究、阿多诺和西尔伯曼的文学社会学之争等方面内容,在学术史上极为重要,但此前国内学界几乎闻所未闻.我注意到,这本教材完成后,您对文学社会学中的关键思想专门进行了研究,比如卢卡奇、本雅明、阿多诺、西尔伯曼等.这些研究后来收入您的著作《20世纪德国文学思想论稿》.另外,这本书中还收入您对“接受关学”和德国重要作家文学思想的研究.是否可以说,您是希望以文学社会学研究为契机,重新思考和整理20世纪德国的文学思想?

方:可以这么说.完成文学社会学的研究后,我发现,至少在德国思想脉络中,学术界的很多研究并不深入,在不少关键问题上,都是浅尝辄止,含糊不清.比如,本雅明的“光晕”问题,学界研究了将近二十年,但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第一次使用是什么时候,从来没有人深究过.与之类似的是德国“接受美学”,虽然是文学理论研究的老问题,但已有的讨论在很多方面也是经不起推敲.

符:这方面我也有同感.19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非常突出的问题是,对于西方的接受是粗放式的,大家理解西方的方式是非常片面的、零星的、偶然的,没有系统性.所以,谁热了就追谁,或者因为某个机缘接触到谁,那就是谁,等潮流过去之后,那个学者也就被忘了.但事实上,大家对他的理解和消化根本不充分,也没有整体性.由此带来的后果是,1980年代以来的学术发展缺乏全局观,从表面上看,我们介绍了很多西方理论,但真正理解得全面和准确的不多.

方:你说得对.很多外国学者在自己的国家名声并不大,一到中国就莫名其妙地受到追捧.根本原因就是我们眼光不够,缺乏系统性,抓住什么就是什么.学术要慢慢长出来才行,应该有所辨别,什么值得介绍,什么不值得介绍,说到底是学术眼光和知识积累的问题.

2.汉学研究的问题与方法.

符:说到这里,我想到您的另一个研究领域,也就是汉学研究.其实在问题症候层面,也存在同样的认识限制.汉学研究已经成为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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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的“显学”,很多汉学家以及他们的研究受到广泛的追捧.作为海外汉学的直接参与者之一、您是如何理解和评价的?

方:前面提到,我在哥廷根大学的时候,参加了东亚研究所的近代词汇研究项目,也就是海外汉学研究.那项研究的成果质量是非常高的,我听说已经有部分内容出版了中译本.不过,当时国内还没有“汉学研究热”.经过十多年时间,国内译介和讨论了许多海外学者的学术成果,但从整体上看,还是鱼龙混杂,参差不齐.事实上,不少译者和研究者缺乏对这些成果的辨别能力,也就是哪些是有品质的研究,哪些是无创建的赘言,不能做出明确判断.

符:这种虚热症其实对硕士博士生以及年轻学者的影响很大,因为他们的知识积累和学术眼界还不够,所以,很容易被各种所谓的方法创新吸引,至于背后的文献基础和思想依托,往往还没有能力加以追问.

方:听你这样说,确实危害不小.我前几年写过一篇小文章《汉学与汉学主义》,希望通过概念和问题辨析,给这种盲目崇拜的虚热症降降温.很多中国学者的膜拜心态,其实是对知识所包含的权力关系的认可.所以,他们一看到新概念、新方法,仿佛就看到了中国学术的救星.事实上,很多理解都是不着边际的猜测和臆想,缺乏必要的文献支撑.

符:在这方面,您的概念史研究,倒是提供了很好的批判视野.比如您对“夷”“洋”“西”“外”的分疏与讨论,辨明了很多纠缠不清的论述.

方:但愿如此吧.我想,马上要出版的概念史研究论著,可能在这方面会提供更多的参照和校正的视野.我又想起你刚才说到的那篇《汉学与汉学主义》,在《读书》上发表时,不知编辑出于什么考虑,可能由于篇幅吧,把文章的最后几句去掉了.讲的也是盲目崇洋:学术会议的坐次和论文在刊物中的位置等,不见得缘于“礼仪之邦”的习俗,而是要让外来和尚先念经.假如我们抹去那光环,便可非常轻易地看到,一些西方汉学“成就”是很平庸的.它可能有一个很不错的选题和视角,可是我们的硕博论文中也有很多不错的选题和视角!就学术训练和学识而言,一些无多建树、只在中国才受到高度礼遇的“洋和尚”的中国知识,是不能与许多中国学者的学问同日而语的.好在全球化的今天,在业内,我们已经可以很好地平等对话了.

3.文学研究的概念考辨.

符:说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也许可

历史的思想形象 ——方维规教授访录
概念和汉学参考文献论文怎么标

以这么概括您的学术研究,其一是充满实证精神,我觉得这与您在德国学术训练有关,我们都知道,文献考证是德国学者的优长.其二是对概念的敏感性.换句话说,您对概念的使用非常谨慎,总是带着高度的社会与历史敏感性去把握它的内涵.这一点,可以引申到您近年来写作的一系列文学研究方面的概念辨析论文,比如,“跨文化”“沙龙”“(西方)文学”“世界文学”等.这样的论文其实很难写,对研究者的知识积累的要求很高.我想知道,您当初是如何考虑的?为什么决定写这一类文章?

方:说起来,这些文章的写作都是被动的.起初是因为在研究和教学工作中碰到这些概念时,吃惊地发现,很多使用方式都是陈陈相因,以讹传讹.如果听而任之,无疑会给学生带来很大的理解偏差.所以,转用孟子的说法,不是我好辨,是不得已啊!举个例子,西方“文学”概念,现在很多老师在教学中,都会引述福柯、威廉斯和卡勒的观点.但我的辨析或许可以让人看到,这些使用方式都是不准确的,与实际的观念演进脉络有出入.

符:这一点确实非常重要.可惜很少有文学研究者来做这样的工作,当然这也跟学术训练和能力有关.尤其是您对“跨文化”和“世界文学”两个概念的辨析,对于当前比较文学的研究,说得上是及时雨.从表面上看,大家觉得自己已经懂了它们的含义,使用起来也是不假思索,但经过您的辨析,才发现其中的问题很大.

方:是的.“跨文化”问题其实涉及到对三个概念的辨析,即“多元文化”“文化间性”“跨文化”.很多人把它们不加区分地混用.“文化间性”是对“多元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这一点不难理解.但很少有人知道,“跨文化”是作为这两者的对立模式而提出的.简单地说,“跨文化”是指跨越不同的国族界限,行走、穿越于不同文化.所以,它其实被看作介于文化普遍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在这种意义上,与其说它是一种方法,不如说它是一种哲学思考.我对这个问题的重新讨论,后来在巴黎的法国人文中心讲过,很多法国学者听了觉得眼前一亮,没想到中国人能够进行如此深入的考辨工作.

符:您好像在巴黎高师做过一次演讲,说的也是同样的问题?

方:不是的,但有些联系,那次讲的是文化传输问题.

符:以往的讨论,确实没有意识到概念之间的对立和构造关系.换句话说,对于“跨文化”的理解,必须在一个概念群的意义脉络中才能加以定位.一旦脱开这个脉络,基本上就是使用者的主观臆断了.我想进一步了解,学界对“世界文学”概念的误解,是不是有所不同?

方:可以这么说.相比之下,“世界文学”的问题更严重.不止是中国学者存在误解,甚至很多享誉国际的比较文学专家也是一知半解,妄下判断.凡是讨论“世界文学”,都会提到歌德的讲法.但大部分人都没有追究歌德是在什么语境、针对什么状况提出“世界文学”的.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是用后来的理解,置换了当初歌德的表述,时长日久,也觉得他最初就是这么认为的.这个问题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具体的讨论,可以看我发表在《文艺研究》2017年第一期的长文.概括地说,当初歌德的理解,从历史层面来看,与赫尔德关系密切;从现实层面来看,一方面根植于德国社会语境,另一方面针对欧洲的民族状况.如果不讨论这些层面的问题,我们便不能真正理解“世界文学”概念的起源.

符:听您的解释,确实很受启发.在概念使用的问题上,很多人对它的历史语境都缺乏敏感性,这带来了无形的理解障碍.我相信这篇论文,以后会对比较文学界重建自身的学科根基和历史理解大有裨益.最后,我还想了解的是您这些年开展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学术工作,也就是“思想与方法”系列会议.能否就此谈谈您当初的设想和规划?

4.跨学科的学术组织实践.

方:好的.从2006年回国,到现在已经有十年.这十年之间,我的研究逐渐介入当代中国学术的不同领域.因此,对于不同学科的问题,也有了近距离的观察.最直接的体会是,很多研究都以学科自重,建立起壁垒森严的门户,大家对学科之外的学术进展知之甚少.在这种情况下,跨学科问题逐渐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但具体来看,真正落实的并不多.

符:我也有同样的体会.虽然大家都觉得跨学科重要,但是对于什么是跨学科,如何跨学科,很多人的理解都不深.似乎了解别的学科方法,通过多种角度研究同一个对象就是跨学科了.其实真正重要的是,如何超越学科界限,真正以整全的眼光来把握问题的核心,而不是不同方法的简单叠加.在这种意义上,组织跨学科对话非常不容易,它要求参与讨论的学者必须是各个领域的一流学者,这样才能更好地反省和扩充自身的知识视野,达成理解眼光的融合.

方:你说得对.这个“思想与方法”系列会议是从2013年开始的,目前已经举办了四届.我当初设计这个“国际高端论坛暨学术对话”时,一个重要的考量是少而精.也就是不要办成大会,中国很多会议的规模是好几百人,比如那些年会,像过年一样热闹,我有时开玩笑地说,应该再放些鞭炮啊.我自己参加这类会议不多.这些会议的实际效果甚微,大家自说自话,忙于应酬,热闹完就散了.我们这个系列会议的总人数通常控制在二十人以内,邀请的都是各个学科领域的一流学者,每次听众却有好几百人.活动一般分为两个部分,半天高端对话,一天学术论坛.对话部分邀请的学者都是享誉海内外的名家,比如,于连、成中英、王汎森、罗志田、达姆罗什、张隆溪、欧立德、葛兆光等.第二天论坛也是围绕第一天的对话,议题集中,气氛热烈.

符:就我听会的感受而言,确实如此.据我的了解,这个系列会议现在在学术界已经形成良好的口碑和影响,不少学者和学生每年都慕名等会,期待听会.我想知道,这个系列会议,何以能收到这样的学术反响?

方:这样的效果其实是超出我最初预期的.我最初并没有这么大的期待,只是想老老实实地办出真正有质量的会议,以做学问的态度办学术会议.不过,现在来看,会议获得的反响,一方面是因为与会者都是各领域的名家,另一方面也与每年会议的主题选择有关.事实上,每年办会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确定主题,这绝不是灵机一动的随意选择.其实与我对中国学术界动态的长期观察和考量有关.第一届的会议主题“全球化时代中西对话的可能”,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理论统领性,也就是处理对话的基本理论和历史的前提.如果不首先反省这些前提,后来的对话很可能还是流于形式.从第二届到第四届,主题依次是:“近代中国的文化政治与知识建构”“何谓世界文学?在地方性与普适性之间”“变动的秩序,交错的文明:历史中国的内与外”.毫无疑问,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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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都是当前学界的热点议题,如果没有合适的对话平台,大家的研究再热烈,最后也可能变得缺乏参照和动力.因此,每年受邀的与会学者都表现出强烈的对话兴趣.会议结束后,他们的反馈也都相当好.目前,前三届的会议论文集已经出版,第四届正在整理中.很多年轻的学者和学生都表示,尽管当时未能聆听会议,但是读论文集同样很有收获.

符:是的,对于学术界来说,这是一件令人振奋的好事.学生们通过这个平台同时了解不同学科的进展以及不同方法论的交锋,的确能在短时间内把握学界的前沿问题.说到这里,我很关心这个系列会议是否会继续办下去?这不是我的个人期待,不少学者和学生也有同样的愿望.

方:当然会继续办下去,希望在这些会议中酝酿和发酵的思想成果,真正能够对当代学术的跨学科诉求有所助益.这也是我推动这项工作的最大心愿.

符:好的,继续期待.今天的访谈很充实,也很有收获.谢

原创出处:http://www.5156chinese.cn/shehuixue/553316.html

谢方老师!

方:别客气.我也聊得很高兴.

[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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