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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大论文】试析罗家伦入主清华台前幕后的再——兼论罗家伦与清华之变革 (论文范本)

星级: ★★★★ 期刊: CN刊物作者:刘 超浏览量:4247 论文级别:最新本章主题:校长和教员原创论文: 5156论文网更新时间:10-28审核稿件编辑:Bancroft本文版权归属:www.5156chinese.cn 分享次数:4815 评论次数: 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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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超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北京100084)

【内容摘要】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蒋介石原秘书罗家伦经过苦心运作,力挫群雄,出任清华大学校长.他竭力尽智,调度多方资源,组织高水平的教学集团和学术重镇,推动清华的纵深变革,为其日后成长为一所卓越学府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关于罗氏入主清华的内情问题上,现有大多数研究都不恰当地采信了某些相关文献,误以为罗“毫不知情”地被任命为校长、随后“单 匹马”出长清华.通过深入的考辩,可以确认此说并非事实.对这一典型个案的剖析,有助于研究者窥斑知豹,厘清相关史实,并促进学界对历史文献(包括“权威”史料)进行更深入细致的辨伪和筛选.

【关键词】罗家伦;清华大学;大改组;北大派;教学集团.

【作者简介】刘 超,史学博士、法学博士,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学、中国近代史和中外交流史研究.

缘起

在老清华历史上,罗家伦是一位颇有作为的校长,是一位承前启后的关键性人物.有关罗家伦与清华大学之关系的研究,学界业已取得一系列成果.然而,关于罗家伦出长清华之台前幕后的情况,似有再作讨论的余地.

在罗家伦入主清华的内情问题上,绝大多数研究者都因袭旧说,认为罗家伦对自己任命为清华校长一事事先“毫不知情”,被任命后随即“单 匹马”到清华主事.事实到底如何,其实深值探讨.此问题看似无足轻重,实则关系重大.本文拟对此作深入系统的讨论.由此,才能理解清华大学初期深刻变革的内在原因和基础条件,更好地重建历史、深入理解历史的原生态,也更好地对“权威”史料进行审慎的考辩,“于不疑处存疑”(胡适语),推进研究工作的扎实进展.

在一系列史料比对的基础上,笔者可以断定,罗家伦入主清华是长时间努力争取、积极运作的结果;对于入主清华后的一系列举措,其在出任校长之前已胸有蓝图.而许多研究者所采信的史料,与事实有显著出入.这提示我们,即便是对某些看似“权威”的文献(甚至一手文献),在研究中也要加以深入的考辩和反思.

罗家伦“单 匹马入主清华”说的生成

众所周知,罗家伦于1928年8月受命担任清华大学校长.那么,罗氏是如何北上出长清华、受命之初又是作何反应的?这是一个常被忽略、却又颇为重要的问题.

对相关问题,罗家伦北大、哥大双料校友冯友兰(他同时也是罗在清华的同事)对相关情况曾多次提及.早在1962年,冯友兰就在其《五四前的北大与五四后的清华》中回顾了清华在五四后(主要是罗家伦、梅贻琦时期)的情况.这可能是建国后最早的比较中性地讨论罗家伦与清华的关系的文章之一.该文影响甚大,无论是其提供的史料、视角还是论断,都为日后不少研究者所基本接受.1980年代,已届耄耋的冯友兰在回顾罗家伦来清华时,曾说:“他来的时候,只带了一个秘书,差不多是单 匹马来的.到北京才开始组建班子.在纽约常同罗家伦和我在一起的北大同学杨振声,这时候也在燕京.罗家伦把我们两个从燕京‘挖’出来,列入他的班子之中……司徒雷登也看到燕京将来是要和南京国民政府打交道的(引者按,燕京在教会学校下中率先注册立案),清华燕京又是邻居,不敢得罪罗家伦,而且要特别表示好意,就答应放杨振声和我离开燕京.”“我们这些人,在当时的学术界和教育界中,还都是后进,没有什么特殊表现.罗家伦之所以得到清华校长的职位,完全是依靠政治上的势力.”稍后,在其回忆录《三松堂自序》中,冯氏说:“我……于1928年随同罗家伦到清华,还加入了领导班子.”1987年,已九十余高龄的冯友兰特地为做了《清华发展的过程是中国近代学术走向独立的过程》的谈话,在其中系统地回顾了罗家伦与清华的关系:“当时,在清华内部对改办大学是有要求、有准备的,有改办大学的计划,在清华学校成了大学部,做了办大学的准备,而且有一部分已办起来了.但是,当时的外交部和北洋军阀不支持,清华学校改办大学的计划被压下来.”“罗家伦到清华后所办的主要事情,就是加紧实现和推动清华学校改办大学这一阶段,这是他在清华所做的贡献.罗家伦到清华来完全是依靠政治关系.那时候罗家伦和我们还都是中青年,在学术界没有声望,也没有地位.罗家伦是蒋介石的秘书,蒋介石叫他来当清华校长,罗家伦受命到北京来,当时他只带了一个秘书,并没有带什么班子.他和秘书两个人来后在北京组织班子,包括他、他的秘书、杨振声和我……罗家伦凭他当时的政治地位,他能跟蒋介石直接说话,要南京国民政府下令撤销董事会,将清华从外交部管改到由教育部管,这在清华当时是大快人心的事.”

尽管冯的历次回忆各有侧重,但都指认了一点:即罗家伦上清华“差不多是单 匹马来的”,到北京才开始组建班子.

冯友兰是此间有关史实的亲历者、见证者,由于冯本人在学术界的影响和对历史进程的参与较深,此说基本被沿袭,或被不加细辨地予以接受.一般的研究者,大都不加分辨地采信了冯友兰的回忆.罗家伦之女、著名历史学者罗久芳说,罗家伦在被任命为校长之前“毫不知情”.这一说法,有可能是来自于罗家伦自己所言.早在1928年1 1月的一份文件中,罗家伦就说:“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国民政府议决,任命家伦为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八月二十一日奉到国民政府简任状国字第九四九号.事前家伦毫无所知.”1956年,罗家伦对此又有回忆:“民国十七年四月我随国民革命军再度北伐……终究能够克复北京(后改北平)……当时我担任的职务,是战地政务委员,代表大学院兼管收复地区的教育,同时,我亦参与总司令部的重要决策.北京以下,所有各机关的接收工作,包括学校在内都是由战地政务委员会负责 的.我亲自参与接收的是教育和外交两部.至于对各学校的接收,因为正值暑假,学生已分别回家,我所持的政策是指定原校的教职员继续负责,暂不更张,以保全各校的元气.在这时期我只到过清华学校一次.”原北洋政府外交部长,此时顺势担任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引者按,其弟弟是清华毕业生,故其与清华关系更深一层),因为“深知道清华是外交部部长的一个财源,也是外交部的脔肉,那里肯放松,仍旧要清华归外交部管.政府里面有人不赞成,他不得已,而提出由外交部会同大学院共管的办法……他突如其来的向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先生提出他荷包里的校长人选,他误以为蔡先生是老好先生,不会持任何异议.那知道蔡先生对于大学校长问题看得特别郑重,立刻拒绝,别且说人选问题,他已经决定了,要找我去”.

上述诸说法,传达了一系列信息:其一,1928年8月,罗家伦对自己被任命一事事先“毫无所知”,感觉非常突然.其二,受命后,罗家伦北上时,“只带了一个秘书,差不多是单 匹马来的”;这便意味着第三点,即:因为任命来得突然,罗家伦事先准备无多,是“到北京才开始组建班子”.

上述三人中,罗家伦是当事人,按说其表述当较可信,尤其是1928年11月的报告并非时隔离久远之后的回忆,更应如此.冯友兰也是见证者,其说法似电难以质疑.而罗久芳虽非亲历者(其于1934年生在南京),为罗的女公子,对乃父平生自当较熟;何况,罗女士本人事实上也是近代史研究包括罗家伦研究的有成就的学者,因此,其史料和立论一般都是较可信的.再者,上述三说基本吻合,在历史上、逻辑上,似也合情理,无需存疑.故一般的研究者,都基本采信了这一说法.如陈明珠所著学术评传《五四健将——罗家伦传》便以为:“在此(被任命)之前他与清华没有任何渊源,任命发布前也毫不知情.”智效民在其《罗家伦的校长生涯》中,详细地讨论了罗家伦北上前夕清华的复杂环境,但也未对此说质疑.许多其他的同类研究,也大致持同样的观点,鲜有例外.

决疑:历史细节钩沉

其实,上述三人的言说虽然基本吻合,但都不是即时的记录,很难保证毫无出入.加之种种现实因素的干扰,更使某些表述大幅失真.相对来说,时人吴宓的日记应当较为可靠.关于罗家伦入主清华前后校内的情况,吴有最详备的记述.

6月14日其日记有载:“寅恪来,劝宓于清华解散后,仍图居北京,于学业进步较多.宓意亦同此,非不得已,不离北京.清华如解散,而京中教育又为北大派所垄断,不能见容,则或者于辅仁大学等处谋一教职.薪金虽微小.不计.”7月10 记云:“下午陈寅恪来,知已订婚唐氏.又悉(一)校长一席大约必系凌冰氏.(二)罗家伦来校有所活动云.”次日,吴“悉各方荐任清华校长者,有三十馀人之多云”.7月15日,“十二时,至南院赵元任住宅,赴陈寅恪招订婚喜筵.座中遇罗家伦.席间饮酒颇多.寅恪以宓贺诗示众宾”.7月18日,“闻唐悦良已以(一)凌冰.(二)张歆海.(三)罗家伦推荐于外交部长.备选为清华校长.而以罗为最有希望云”.7月19日记,成立一会“此会为赵元任夫人发起,拟纠众拥戴赵元任为校长,而又罗家伦暗中主持一切”.8月18日,时在南方游历的吴宓,“适值彦来访,告宓以 大学以孙科呈辞,即任命罗家伦为清华校长之消息,已见杭报.闻之颇不舒.然此亦意中事.姑俟仍依原期返清华后再察情形而已”“褚凤章、李熙谋二君来访,亦以清华校长消息见告”.8月22日在上海,“闻罗家伦拟多带人往,而大更动清华之教职员.南京毕业同学曾开会 反对云云”.8月24日,“陈寅恪述罗家伦告赵元任信,言对宓可容留.不以文言白话意见之相反而迫宓离去清华云云.教务长拟任赵元任或叶企孙”.8月31日,南游归来的吴宓,发现“校中风物犹昔”,王文显“又谈校长问题.且云校中职教员谣传宓之南游,乃由大学院及罗家伦氏电招至南京,述此中教职员之优劣高下,若者宜留,若者宜去,以为到校淘汰之标准云云.宓方虑罗士不能容我,而赵、梅诸人亦避宓行事,不使与闻.乃谣言如是,可谓奇也”.9月4日,吴宓在日记中称:“昨晚学生开大会,通过驱逐把持校务之劣等分子,即结队游行,高呼打到之口号……众多疑为罗家伦氏所指使.罗允学生之要求,而利用学生为之摧陷廓清.”下午“先晤杨振声,谓罗家伦氏托其致意于宓,愿在校合作,勿萌去志.又谓罗君不以个人意见为好恶,且平昔待朋友亦甚好云云.宓亦致罗君急欲到校,不惜力事疏通.他日在此稳固,不难排宓而使不堪容留.然故与之尾蛇.即答……罗氏来既以公心谋学校之发展,自愿与之合作云云”.值得注意的是,吴宓弟子浦江清在9月4 记中的记述与此高度吻合.他记道:“昨夜学生开全体大会通过欢迎罗家伦长校议案.”被驱逐者有5人,余日宣(政治系教授)、杨光弼、赵学海(均化学系教授)、戴志骞(戴超,图书馆主任)、虞振镛(农科教授)(按,有材料证明,梅贻琦亦与被目为驱逐主要对象之一、其与前述五人,合为六大驱逐对象).

又,《吴宓日记>9月17日载:“浦江清来.知罗家伦校长已到校矣”次日,“赴大会堂罗校长就职典礼.一切如党国新仪,演说甚多.罗氏以(一)廉洁化.(二)学术化.(三)平民化.)(四)纪律化.四者为标识.又谓兼容并包,惟贤是用云云”.9月22日,“罗家伦、杨振声以名刺来访”.9月23日,“访王文显,悉罗校长力图改进校务并增善教授待遇,所认为庸劣及为学生所攻击之教授,固在所必去;而优良之教授则反增其薪金.西洋文学系尤为满意.宓之月薪,已内定增为$ 340……自家能增四十元,亦佳事也”.

由以上吴宓日记知,至迟在1928年7月18日,北京坊间(至少是高教界)已盛传罗家伦是清华校长候选人之一的事.对此,人世而强势、人脉深厚而关心世事的罗家伦不太可能毫无耳闻——于此足见,罗家伦自称、后来为罗久芳所沿袭的“毫无所知”一说,恐怕与事实有所出入.

再结合前引罗家伦自己的回忆:“民国十七年四月我随国民革命军再度北伐……终究能够克服北京(后改北平)……当时我担任的职务,是战地政务委员,代表大学院兼管收复地区的教育,同时,我亦参与总司令部的重要决策.北京以下,所有各机关的接收工作,包括学校在内都是由战地政务委员会负责 的.我亲自参与接收的是教育和外交两部.至于对各学校的接收,因为正值暑假……在这时期我只到过清华学校一次.”可知,吴宓日记与罗家伦在的回忆在这一点上是基本吻合的,即1928年暑假(很可能就是7月10日)罗家伦确实到过清华.

当然,吴宓日记表明罗的记忆可能微有出入的是,除该日外,在7月15日老

罗家伦入主清华台前幕后的再——兼论罗家伦与清华之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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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陈寅恪的订婚筵上,罗家伦也出席了.如此说来,据吴宓所知,罗家伦在北平初定的7月至少有两次清华之行.因此,如果吴宓日记没有出入的话,罗家伦在出长清华之前,至少在7月10日和15日曾两度到过清华(10日一次属于公务,15日一次出于私事,故罗说“在这时期只到过清华一次”之说亦可理解).又据载,罗家伦在北伐途中回到南京,于6月14日在大学院做《在济南事变中之经历》的报告.6月19日,“受命为 党务学校第二期招生北京招考主任”.这表明罗家伦该日仍在宁,且受到南京方面倚重.因此,其北上抵平的时间,当在6月27日之后.这与其所说“正值暑假”是一致的.

又,1928年7月10日,在北大举行了北方胜利的庆祝大会,“军政界莅会者,有李宗仁、方振武、蒋作宾、罗家伦,阎锡山代表赵芝芷青,白崇禧……等十余人”.一周后,蒋介石也在北大演讲,强调“欲国家健全思想统一”.以罗家伦和蒋介石的关系而论,罗家伦此时同在北平的可能性极大.这就表明,七月中旬罗家伦也在北平,与国民党最高层一直保持密切接触.作为著名学府的清华,校长的人选问题很是招人耳目的,事实上也闹得沸沸扬扬.由于国民党急于在北上塑造“革命党”的新形象,因此对知识界极所关注.再考虑到清华的地位,其校长不可能不经过 国民政府的任命.罗家伦对此不可能不清楚.连吴宓这样一般几乎没有任何官方背景的人士,都知道清华校长一职“以罗为最有希望”,作为当事人的罗家伦,以其人脉和个性,很难对此毫无耳闻.尤其是整个六、七月间,罗家伦有相当一部分时间都在北平,对当地动向定当颇为熟悉,对当地高校也当有一定了解.可以确证:罗家伦作为北伐先锋之一员,较早地进入了北京,与美国外交人员方面加强了联系;后来在此地参与文化机关的活动,这乃是他被委以重任的重要原因.另一个潜在重要原因,这是其与最高层的特殊渊源.

又,据郭廷以致罗家伦函可知,8月25日的罗家伦在南京,而郭廷以则在8月中旬之前由南京到了北平;而郭廷以之所以北上,是由于罗家伦在宁嘱托其北上来打探风声.据当时一般的交通状况,由宁到平最快需7天.由此可知,郭廷以应当在8月12日之前(当然更是在孙科被任命之前)已开始北上.而罗家伦则至少在此前一周动身由平南下.正是由于郭廷以的打探,罗家伦对清华情况有了进一步了解.其了解的程度,即便不能说是了若指掌,至少也是较为准确.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其对各教员的情况有了基本清晰的判断.这也是他日后改聘教员时的凭据.

很显然,如果罗家伦对清华校长一职毫无意向的话,绝不会特派郭廷以不远千里北上密切关注清华的动向.据此,可以断言,罗家伦对8月份的受命当“毫无所知”是很难成立的.

当然,如果罗本人对此结果的终成定局说表示意外也并非毫无凭据.因当时所传的人选,并不止罗家伦一人,而且另一些选人也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竞争力,这其中自包括上述凌冰、张歆海等多人,但更重要的可能是大有来头的孙科.只是由于孙科的拒绝和蔡元培的非常推荐,局面才对罗家伦有利(王正廷当是获悉此事之后才来找蔡元培的).再者,按局内人的体会,清华校长,须得“(一)通过外交部,(二)美使馆不反对,(三)学生不反对”.循惯例,外交部的意见在该校长人选上占主导地位(教育部则基本可以忽略);罗家伦在此方面恰恰人脉较弱,凌冰、张歆海等则有楼台近水之便.即便凌、张未遂,此类人物也不乏其人.这是正是由于蔡元培代表大学院(教育部)表示出来的出人意外的强硬态度,才成就了罗家伦的美梦.因此,罗家伦最初对自己荣膺此重任,在感情上会一时觉得“突然”,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就客观说来,此事的尘埃落定乃是罗用心争取的结果.即便退一步说,罗家伦对清华校长一职不是有意追求的话,那么其事先对自己乃是清华校长人选一事“毫无所知”,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就此看来,所谓“毫不所知”一说,有待商榷.

“单 匹马”说辩正

冯友兰的回忆中,还谈及罗家伦的北上是“只带了一个秘书,差不多是单 匹马来的”.此说是否准确呢?我们不妨比照其他有关资料.

其实,所谓的罗家伦秘书实为校长办公室主任秘书、文书科长郭廷以.与郭廷以颇为稔熟、同住的马星野对此有清晰的回忆:“罗先生要我到清华去.”同去的还有郭廷以、唐心一、“还有一位戈定邦先生是东南大学秉农山先生的得意弟子……还有一位唐培经先生”.

这至少确认了一个事实,罗家伦北上时,所带人员中,除秘书一名外,显然还另有其人.这与罗之密友方东美的说法是完全吻合的.“他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因为我们在东大和党校两度同事,谈得很多,他就找我谈了两次,关起门来谈如何办清华之事”“我对志希说:‘你若想把清华办成一所间完全的大学,则理学院中找试验的人才比教授还重要.’志希曾在东南大学教过书,知道金陵大学注重化学实验,东大前校长郭秉文先生找来了一批杰出的试验华化学家,像张子高、孙洪芬、王季梁这些都是化学实验最有成就的人,他们训练出了一批优秀助教出来.至于生物学,也从金陵大学拉了许多好的助教.志希听了我这样说,他几乎把东南大学转变到 大学这几年训练出来化学、物理和生物学的助教,一举请空了,他们到了清华以后……许多人后来都享有盛名”.甚至柳贻徵的爱徒张其昀,也一度被列为罗家伦资送赴美留学的人选.而按清华规定,享受此公费待遇者,有义务回国后首先服务于清华.

另据其时清华国学院学子蒋天枢的记载:是年夏,陈封怀“担任清华大学农学院生物系助教”(按,其时清华无农学院,亦未设院级组织).可见,这年夏金陵大学肄业生、东南大学毕业生陈封怀入清华作助教乃是事实.陈封怀人清华时间,即便与罗家伦有所不同,也当是相去不远的.这与方东美对罗家伦的建议是吻合的;与清华在1928年前后的师资团队的变革也是基本吻合的.如果我们查阅这一时期的团队,则发现其时原有团队已有相当充实.尤其是理学院,尤其明显.如算学系,1927年成立时,有系主任郑之藩、熊庆来和助教胡坤陞.1928年度“以后陆续增聘了教授孙光远、杨武之和教员周鸿经、唐培经”.至于物理学系更典型,1926年成立时,只有教授梅贻琦、叶企孙二人,助教三人;1928年始有教授吴有训等到校.此间,该系早期担任助教的有赵忠尧、施汝为、何增禄、沙玉彦、余瑞璜等,“多数是东南大学毕业生”.该系1929年开始有毕业生以后,才多由毕业生中选留助教,如王淦昌、赵九章、王大珩等.

准此,所谓罗家伦“只带了一个秘书,差不多是单 匹马”履新清华之说,显属不确.事实是:罗家伦不止带了秘书一名,而且更有其他教职人员.更重要的是,上述诸人,并非均属等闲之辈.如郭廷以在清华期间即担任校长办公室秘书、文书科主任,而且兼历史系教席,是罗家伦的得力助手;此外还承担了不少其他工作,如编辑《国际》《文学》(《国立清华大学校刊》增刊之一)等.马星野则是《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的编者,该职位直接关乎全校的话语权,实不容忽视.至于戈定邦、唐培经等人都以后成绩斐然.而陈封怀不仅日后大有成就,而且与陈寅恪有特殊关系,故对罗家伦在清华立足不无助益.显然,这一些同来北上的人员是不可忽视的,远不止是所谓“一个秘书”.

那么,紧接着的问题是第三个问题:罗家伦是否到了北京才组织自己的班子?

对此,以上表明,罗家伦北上时,至少已有带来四五个年轻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便已足够说是罗家伦的一个小班子.当然,毕竟上述诸人还年轻资浅,严格说来,被撇在冯友兰所谓“班子”之外,也并非不可.

但是,如果方东美之说成立的话(目前笔者还未见有史料可以否定方东美之说),则罗家伦北上清华前,已有意识地在南京(主要依托东南大学、金陵大学等)网罗人才,营造教学班子.其中,理学院大将吴有训由南京北上清华,就与罗家伦的聘任相关.

同时北上清华的,还有原先大学院高等教育处处长张奚若(张到清华后,与新聘系主任吴之椿等合作,很快振兴了政治系振兴);而张的受聘时间是此年8月.另外还有原东南大学的洪范五、洪人清华后,立即接替了曾被学生驱逐的原图书馆主任戴志骞(原评议会主席,实力派人物)的职位.

之后,罗家伦还从南京方面陆续聘请了若干教授.如政治系教授即有胡元义、刁敏谦.对此,罗家伦本人也说得很清楚,其在开学初(1928年11月)的一次报告中乃说:“家伦以奉命太迟( 月间),那时各大学均将开课,良好教授时就均已受聘……几经困难,总算请到几位.”内有杨振声、朱希祖、翁文灏、吴之椿、冯友兰、孙光远、陈桢等.这表明,在北上前,罗家伦即开始与各方接谈,努力筹划解聘不合格的旧教员、打造新的教学团队.这一“组建自己的班子”的工作,远不是、也不应该是在北上之后才着手的.

另据前述郭廷以的回忆,他在罗北上前已受命打先锋,北上打探情况,且与时在燕京的冯友兰建立了联系.其时的冯友兰已受聘为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兼学校秘书长.时在8月中下旬.郭特地致函罗家伦汇报北方情况.郭廷以等人的反馈是:“清华同学十九均不满学校现状,而切望其改革……是以一闻孙科长校,即意存反对.‘最近又听说改任了罗家伦先生为我们的校长,这使我们非常高兴((清华周刊)校务讨论专号原文).’”据载,1928年8月“下旬,应罗家伦之邀至清华大学任哲学系教授兼校秘书长,月薪四百元”.而据冯友兰的回忆,冯与杨振声是同时受聘为清华教授的.冯为校秘书长、杨为校教务长(此职位原由清华校内实力派梅贻琦担任).这样的位置,不可谓不重要.此时校内真正掌握实质性权力的机构是评议会,杨振声、冯友兰是校评议会成员,校长罗家伦是当然成员;同时担任成员的还有罗新聘的教授、政治系主任吴之椿.在评议会的7个席位中,罗及其新聘人校的密友已占至少4席.可见,罗家伦已经构成自己的班子.而这个班子的核心人物,是他在北上清华之前就已基本敲定的(按,1929年周炳琳也应罗家伦之邀到清华,至此,罗麾下著名的“四大员”已云集,而梅贻琦、赵元任等少壮派则淡出清华,罗在校内遂占据了压倒性优势).因此,所谓罗家伦“只带了一个秘书,差不多是单 匹马来的.到北京才开始组建班子”,很可能是皮相之谈,原因可能即在于对幕后的更多运作未予必要的观照.

——统上可知,有关罗家伦的重重说法可容商榷.据现有史料看来,“毫无所知说”可能不尽属实;“单 匹马说”不够准确;“北上后才组班子说”明显有误.尽管罗家伦受命时间略显仓促,但作为一个极富于才、颇有历练的人物,罗受命后仍在短期内完成了相当的筹备工作.在受命前,他已派员北上刺探情况;一旦正式受命,他就开始网罗人才,改聘教员;其班底的核心人物在北上之前(至迟到在9月9日)前均已聘定.而且,他还确实罗致了若干人北上.南京北上的教员中,助教较多与教授较少(只有吴有训等),这很可能是由于在南方聘教授难度较大的缘故,或许也与其人脉的局限有关;而非罗家伦无意在此罗致人才.再者,尽管首都业已南迁,但北平仍为文化中心,有相当多的良好教师.当时北大、师大等公立院校都为经费所困,师生长期忙于“索薪运动”,此时更为大学区运动所蹂躏,根本难以顾及教学、研究;清华在经济状况在公立院校中一枝独秀.很多有上进心的学者苦于生计,而不能获得理想的学术环境.清华在经费上,“可说是中国大学的天之骄子”,倘要诚心“挖”人,绝不愁聘不到良师.事实上,罗家伦上任后,大部分新聘教师,也都来自平津等北方地区(杨振声、冯友兰、朱希祖、钱玄同、沈兼士、陈垣等均是如此;详后).

回到历史现场:可能的历史真相

综合上述,关于罗家伦出长清华的台前幕后的大致情况,比较合乎情理的线索可能是:在1928年6月19日,罗家伦就在宁受命为 党务学校第二期招生北京招考主任.而后北上,于27日之后作为北伐先遣队的一员较早地进入了北京,代表南京政府参与了教育部、外交部的接收工作,而且到过清华一次,时在7月10日上午或中午.是日晚,又参加了北大的庆祝大会.7月15日,又到清华,赴陈寅恪招订婚喜筵;座中遇吴宓.最迟在7月18日,坊间已开始盛传:罗家伦已作为清华校长的人选,而且“最有希望”.罗开始有意识地在暗中展开了种种努力.在7月中旬,罗家伦在北京多所活动(清华既然是“最高教育机关”[48],罗作为一个颇有抱负的青年,对此有所想法也是非常自然的).8月4日之前,罗家伦动身南下,回到南京,继续在 政治学校任职.最迟在8月12日,罗家伦已派助手郭廷以北上住在燕京、清华一带,密切观察清华局势,并暗中筹划各项工作,扫除障碍.8月17日,国民政府议决清华学校改为清华大学,同日或次日任命孙科为校长,孙科立即峻拒.之后,原北洋政府外交部长、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找到蔡元培,拟推荐其人选为清华校长.蔡元培明确拒绝,并当即推荐罗家伦为校长.蔡元培之所以出此决策,原因之一可能是对罗的器识、襟怀、才情都较欣赏,而且很可能知悉其已在争取该职位并展开了有力措施,实可谓“有备而去”.8月21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罗家伦为清华大学校长.同日,南京国民政府议决,要求清华方面:“派代表三人,至京接洽校务.”清华方面的代表萧仁树、傅任敢、钟一凡一行三人,于8月22日启程,29日晚上抵京.次日开始接洽各方.9月1日离京,8日抵校.在京为期两天中,三代表曾接洽者有大学院副院长杨杏佛,大学院文化处张钱端升(清华毕业生、前清华教授)、外交部次长唐悦良(清华毕业生)、外交部参事张歆海(清华毕业生、前清华教授、原清华校长候选人)朱敏章(上述诸人均系清华校友),以及罗家伦本人.三位代表代表了梅贻琦及全体学生的意见,催罗家伦尽速北上,整理校务.罗托三代表(也许之前已通过郭廷以)请梅贻琦代为疏通,准备正式的接收工作.

此次会见中,罗家伦对代表直言:“这次我去整理清华,对于造成廉洁的清华一层,首须做到.将来预备确定会计制度,节省糜费,以谋清华学术的发展……凡事一秉大公无私的精神,不参加个人的好恶.我个人在党内素不参加任何派别……总之,我只抱发扬学术的目的,不知有所谓学校派别.我去 清华,除谋中国的学术独立外,他无目的.”可见其对廉价化、学术化已经有自己的一套理念,日后作为施政纲领的“四化”乃是酝酿有时).

而在此前,8月22- 24日间,罗家伦已向时在上海 婚礼的陈寅恪捎话,希望其论敌吴宓能够留任清华.8月29日,刚刚受挫的王正廷被迫代表外交部发表委任状:“国民政府令开,任命罗家伦为清华大学校长.”(大学院与外交部分别委任)值得注意的是,王对罗的任命是“清华大学校长”而非“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据罗所说:“不加国立二字,乃是当时外交部王正廷部长的主张,说是美国朋友看了不高兴.”罗家伦便遵蔡元培之命,会同在大学院任职的张奚若、钱端升拟定了规程,把清华定为国立.为抗衡王正廷等的阻挠,罗家伦先发制人,征得了孙科、陈果夫等大员的支持,并请谭延闺题写了“国立清华大学”的校名.在罗北上前夕,蔡元培就 清华大学的意见致函罗家伦,希望其重点发展研究院,尽量避免与其他学校(尤其是北大)的重迭建设.

按此时常规的渠道,从南京到北平一般需7天时间.据现有资料表明,罗家伦9月16日抵平,17日抵清华,离开南京时间最迟当在9月9日.因此,在8月21日正式受命后,到9月9日出发前,罗展开了较为周密的筹备工作.此间,对教师的改聘问题,罗肯定有过接洽.而其主要的信息来源,除了已在北平打探消息的郭廷以,可能还有前清华教授钱端升、唐悦良、张歆海;当然更可能与南下代表萧树仁会面时,也有过详询.因此,在他正式就任时,37名教授已经不再接到新聘书.由于杨振声、冯友兰在8月已被聘为教务长、秘书长(当是由郭廷以代递聘书),因此校内传出“清华将北大化”(“北大要和清华合并”)之说.但经过了反复斗争,清华学生多数欢迎罗家伦出长(唯校友反对).此后,由于有关方面的运作,清华9月3日招开了学生全体大会,通过了欢迎罗家伦校长议案,同时驱逐余日宣、杨光弼、赵学海、戴知骞、余振镛等5人,“请其即日离校,罪名为把持校务,阻碍清华发展”,不利于“建设新清华”.在罗家伦抵平之前,其重要助手郭廷以已在平活动多时,他在8月下旬即与已受聘的冯友兰建立了联系.郭得悉:“当时学生会的领导分子认为……有六个人把持学校,是‘帝国主义的走狗’,酝酿一个驱逐的运动……这时,梅贻琦代教务长(按实为教务长,兼代校务),亦在被攻击之列.”

历史成效:罗与清华“教学集团”之变革

以上问题看似琐碎,实则绝非无关宏旨的细节,因为这不仅涉及到罗家伦出长清华前后的一系列深刻繁复的历史语境,而且也涉及到罗本人办学的一系列准备和理念.而这些问题,都在他到清华后日益凸显出来.其最集中的表现,乃是清华教职员团队的变革.

至罗家伦时期为止,清华学校的历史虽然并不悠久,规模亦不大,但其内部结构却已经发生了多次复杂的变革.大致而言,可以分为如下阶段:1920年以前;1920-1925年;1925-1928年;1928-1930年.

在1920年以前,清华高度西化.该校分为中学部和西学部;其中,前者主要由外籍教员和少数中国洋派教员组成;中学部由中国教员组成.是时,外籍教员在数量上约占半数,在待遇方面更居于绝对优势:其最低月薪比中学部教员最高月薪还高;平均收入则三倍于中学部平均月薪.此时的清华比一般教会学校更远离中国教育的主流,因为教会学校至少在名义上属于中国的教育系统(尤其是在1925年收回教育自主权运动之后),而清华则“是一个不属于中国教育系统之内的教育机关”.

到1920 -1925年间,由于早期清华毕业生学生归来以及国内大学互动的加强,清华教职员团队发生了相应变化.这时,除大量的外籍教员外,清华和圣约翰出身的教员占相当比重.校内初步形成了“三分天下”的态势.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圣约翰系统的力量极其强大,正如何柄棣所说,清华在早期确曾以南方老牌名校圣约翰为范本.这在此期间体现得尤其明显.如191 1年出任清华首任校长的唐国安即曾为圣约翰大学教员;该校 正监督颜惠庆也是圣约翰大学出身[58].其他出身于该校的更是所在多有(如林语堂等).故有人说:“清华作为留美预备学校而设,而圣约翰又为清华输送了不少学生,可称‘预备学校的预备学校’.事实上,早期清华的不少教员和行政官员还是圣约翰的毕业生,其中包括清华的四位校长(周诒春、曹云祥、严鹤龄、赵国材).因此有的圣约翰校友还戏称清华是圣约翰的殖民地,其‘整个气氛与我们的老约翰一般无异’.”可以说,这是整个清华历史上前罗家伦时期的一个深刻的印迹.

据查,1925 -1926年度,清华学校有教职员134人,其中教员只有60人左右.上述教职员结构在此得到了明显的体现.其基本布局为:

尽管本表与其他同类资料略有出入,但大致情况还是相合的.现姑且从上述统计.由此可见,圣约翰出身者12人,外教12人,清华土著14人.三者合计,已占全校教职员的近三成.从绝对人数来说,清华系方面最多;按说其实力亦当最强,实则不然.因当时职员地位和待遇都高于教员.清华系尽管人数最多,但大都是教员;而职员、尤其是关键职员中则以圣约翰校友占相当地位.至于外教,则对学校具体的行政工作过问不多.因此,校内的第一势力当属圣约翰派无疑.事实上,改派人物首领曹云祥也一直被公认为校内“元老派”的头目.而“少壮派”(主要是清华毕业生如梅贻琦、也叶企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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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岱孙等)与之素有矛盾.除校长和重要职员中有相当部分是圣约翰人外,直接掌管清华基本、影响学校战略决策的清华董事会中,相当一部分也是圣约翰人物,如周诒春、颜惠庆、施肇基、顾维钧等[61].

到1925年清华改大时,校内情况又发生了较大变化.由于此时东南大学已然崛起,兼之易长风潮的影响,不少良师离开该校.清华方面亟需师资,因此有相当一部分名教授进入该校,同时还携其得意弟子入该校任助教.这在国学院、文理科各系尤其明显.此时,校内教职员队伍中形成了圣约翰派、清华派、东大派、外教四派并立的基本格局.

到1928年罗家伦出长清华时,该校教职员结构又有明显改变.由于罗家伦具有丰富的学历背景:在国内时曾在复旦公学、北京大学求学;在国外时又游学多国,尤其是对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颇为熟悉;归国后在东南大学、 党务学校任教.因此,日后的出长清华时的新聘师资也具有明显的个人经历的痕迹.由于罗家伦已聘南京若干教师北上,而原东南大学入清华的教师多未遭解聘而留任该校,故此时东大人物进一步增加,占全校相当比重.各院系分布详情为:

这可以说是清华师资团队的一个显著变化.但最重大的变化,还不在此.而是具有哥大、尤其是北大背景的人物有了突破性增长.虽然从多年前开始,就时有北大人物在清华任教任职(如在1925-1926年度上,有国文教员朱自清、蒋复骢、萧一山以及图书馆职员余光宗等[62]),但数量一直极少,只有三五人,数量远远不如清华和圣约翰出身者,也不如外教.这是由于清华还是高度西化的学校,与公立学校关系颇为疏远,也没有融入主流的社会中.但在罗家伦时期开始,这一点开始根本改变.

据查,1928年10月清华的教员约有85位[63],其中具有北大背景的人,占相当一部分.详为:

北大人数量之多,由此可见.在罗所聘教授中(内中新聘27人),清华出身者不足1/3;而北大校友则所在多有.其中文科新聘人物中,北大人物约为半数(这与北大以文理见长的学科布局是吻合的;北大人物中留日派人士甚多,这与清华教授队伍原先近乎清一色的留美派色彩是鲜明的对照);核心人物和要害部门都在罗家伦的掌握之中,尤其是在北大派的势力范围之中.“当时有一种流行的见解:一个大学的校长,最好是由本大学的毕业生担任.如果是由别的大学毕业的人担任,有亡校之痛”[64].显然,校内盛传的“北大要和清华合并”并非毫无缘由的.相比较之下,东大系统人物虽多,但层次较低,多在基层,无一跻身高层;中层方面始有清华人;高层则近乎是清一色的北大人;而曾显赫一时的外教与核心决策层相去日远,在行政上已基本被边缘化.

除此之外,原属罗氏母校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的人也不少应聘,如杨振声、冯友兰(兼北大)、周炳琳、张奚若、吴之椿、邓以蛰、克尔文、葛利普等.而清华出身、原在该校任教的赵学海、陆懋德等则以种种原因被辞退;不合格的外教也已被辞退.如此一来,北大人物的比例大大提高,几近三成;罗家伦的核心班底中北大校友数量也达到半数以上;而原清华方面的力量则明显减弱.在核心权力机构评议会中,罗家伦、杨振声、冯友兰为当然成员,加之吴之椿,合占4席;原清华教授叶企孙、金岳霖、陈岱孙只占3席.这基本上颠覆了原先沿袭多年的权力结构.这势必产生反弹和连锁反应.当时“北大派”根底极深,久已闻名,无论是在此前的北洋政府,还是在南方军政府都位居要津;此番北伐功成,原在广州已占居要津的北大派,自然在南京国民政府中也地位极尊.相对于任何院校来说,北大势力在当局文官系统中的地位都是绝对强势的.至于大学院(含后来的教育部、中研院等),也在“军事北伐、政治南伐”的形势下,也为北大派所一手掌控.甚至连远在南方的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等也为该校人脉所左右.

与北大同处一地的清华,对此也不可能毫无知觉.事实上,前此多年,清华对北大派的影响是深有感受的.如早在1926年,但盛传曹云祥即将去职时,各方推荐的有力人选,即包括胡适、马寅初、王世杰等,而胡、马、王等均系北大教授.在1928年6月中旬,即北伐军攻人北京前后,吴宓便在日记中写道:“京中教育又为北大派所垄断,不能兼容.”[66]如果说吴宓的说法还与《新青年》《学衡》之争不无干系的话,则浦江清的话要更显实在.然在1928年8月日记中,他也对“北大派”颇有看法[67].这时,清华校长候选人中,相当一部分仍是北大人.而这,尚未经过有关人物的有意运作,而是社会上及清华校内本身的意向.北大辐射力之深入人心,当可想见.

在罗家伦出长前后,这种校际派系之争,显得尤其剧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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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这时,一个原不在主流的学校,首次受到老牌公立大学的强烈冲击.也正因此,清华校友会方面对罗家伦的就任表示强烈的抵制.当时罗家伦已于政学各界均有一定历练,在北京活动了月余,又有郭廷以的暗中沟通,对清华情况不可能不知其大概.在此情况下,他对清华的实力派梅贻琦、叶企孙、陈岱孙、金岳霖等不可能没有相当的思想准备.

于此,也就可以理解,如果罗家伦真是在南京时就已经对新清华的新班底有所筹划的话,那么,其在会见清华南下的代表萧树仁等所说的“我只抱发扬学术的目的,不知有所谓学校派别”,显然是有所指的.其中,至少有两层未曾明言的意味:一是清华校长首次由北大人担任,势必多少引起有关人物的“亡校之痛”,清华校友会(主要集中于平、沪)的强烈抵制已是明证;二为“发扬学术”,罗家伦必须改造清华原有的师资团队,裁汰不良教师,新聘优秀教师;而在罗的预想中,相当一部分优秀教师势必借自北大.因此,“北大要和清华合并”之类的议论是万难避免的.这也必会引起清华校内实力派的反映.因此,罗所谓“不知有所谓学校派系”实乃有感而发.这是对清华校友会(校外,尤其是近在上海的人物,包括洪深)已有的反对浪潮的辩解与回应;也是对北上出长清华后可能产生的种种反应的未雨绸缪.

这一点并不难理解.问题在于,为什么罗家伦所请的会有这样多的北大人呢?这有待探讨.其实,这与当时中国高教界的基本格局有关系,也与罗本人的人脉基础有关.先说前者.当时中国,真正公认较高水平院校,为数甚少.一般说来,整体上较优秀的是以圣约翰、金陵、岭南和协和等为代表的教会学校(其时燕京尚未崛起)[68].但教会学校一直不被中国社会主流所接纳[69].因此,新聘教师的主要着眼点,只可能是国人自办学校.而在后者之中,当时公认较好的交通大学、北洋大学均属工科;综合性大学中,除东南大学外,就只有原北京大学(时为北平大学区运动所摧残).事实上,原北大悠久的历史和雄厚的实力,决定了其校友不可能不在清华新聘良教师中占据相当比重.罗家伦素来奉行的“良教师至上、以研究为中心”的办学理念,也决定了这一点.

再谈罗家伦本人的人脉.其主要的根底,在国外是哥大;在国内,主要是北大、东大及 党务学校.东大方面已有相当良教师(含教授和助教)北来,而党务学校虽然已渐多良师,但毕竟不宜轻易调走,否则容易损伤这创办伊始的学校之元气;而且大量地借助该校教员,则罗家伦的政治色彩势必更加浓厚,这对他在自由主义重地的北平立足是很不利的.正是这样,重用北大人既显必要,又有可能.故罗家伦不可能不借重北大方面.因此,北大人在清华校内的权重飙升,具有一定必然性.

当然,无论如何看待此事,我们都难以否认一个基本事实.在罗家伦任内,清华校内北大人比例达到了空前绝后的高度(即便是在罗家伦离开之后,清华“五霸”之中,也有三人出身于北大,即刘文典、冯友兰、朱自清).如果说1928年后真有所谓“北大清华化,清华北大化”[73]的态势,那么在罗家伦任内,势力还不足以完全比肩北大的清华,则更多地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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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清华北大化”.至于“北大清华化”,则要等梅贻琦出长清华后才真正浮出水面并日渐显眼.

小结

综上可说,清华在创校二十周年之内,在教职员团队的派系格局上经历了繁复的嬗变过程:从外教独大,到外教、清华系统、圣约翰系统三分天下,到清华系统、东大系统、圣约翰系统和外教各擅胜场,再到清华系统、北大系统、东大系统、圣约翰系统及外教五强并立,而北大派傲为魁首.正是在这样一个逐步趋向多元共生、动态均衡的学术平台上,罗家伦开始全心打造一个高水平的“教学集团”[74],为清华稍后的突破和腾飞奠定了坚实基础(该进程完成于梅贻琦任内)[75].

此过程,就其基本态势言,在用人制度方面体现出教师来源多元化、中外教员平等化、用人标准学术化[76]等意涵.但该校始终是高度洋派化(有留学背景的正副教授,始终占九成或更多).当然,外教在待遇上、学术水平上与中国教员逐步平等化,在行政上则逐步边缘化.这是由于国人自办院校普遍发展(主要是1925年后),国立院校培养的人才日益主流化,而外教及外国所办教会学校的力量大幅弱化.自罗家伦时代以降,清华校内外籍教师数量基本稳定在20人以内(先后有60余人在此任教),相对比重一度呈逐步回落态势:由1910年代的半数左右到1920年代处的不足二成.但其质量明显提高,内中开始不再全部是外语教学的教员,而有了一批达到国际水平的名教授(如瑞恰慈、克尔文),到梅贻琦时代则更有噶邦福、史禄国、温纳、哈德玛、狄拉克、冯·卡门、燕卜逊等.这得益于清华本身的学术环境的改善、办学水准的飙升;得益于当时中国人文生态的明显改善;也受益于国际交流渠道的相对畅通——自然,这也印证了冯友兰说言:“清华发展的过程是中国近代学术走向独立的过程.”

[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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