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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士论文】浅谈中国政治经济学三十年——访 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永佶(论文资料)

星级: ★★★★★ 期刊: 优秀作者:刘永佶,孙晓飞浏览量:5245 论文级别:推荐本章主题:矛盾和方法论原创论文: 5156论文网更新时间:10-28审核稿件编辑:Peter本文版权归属:www.5156chinese.cn 分享次数:2500 评论次数: 7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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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刘永佶教授最早提出并系统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学,至今已三十年,出版了十几部专著,形成了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理念、方法论和理论体系.本次访谈请刘永佶教授对他的为学经历,尤其是如何形成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思路和研究进程,特别是理念、方法和理论体系,做一介绍.

孙晓飞(河北金融学院经济贸易系讲师、 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专业博士,以下简称孙):刘教授,您于2015年12月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现在又在该社出版了《黑格尔哲学》,加上前几年出版的《中国经济矛盾论——中国政治经济学大纲》《官文化批判》《 新论》《劳动主义》《中国政治经济学主体主义主题主张》等专著以及相关的论文,可以说涵盖了哲学、政治学、文化学.尤其是提出并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学,构建了以主体、主义、主题、主张为四要件的理论体系.请您谈谈您的为学经历,特别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提出和研究以及其理论体系.

刘永佶( 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以下简称刘):我最初写的书稿是《“矛盾,然而是事实”——黑格尔逻辑学批判》,这是1 975年上半年.现在出的这本《黑格尔哲学》与它相对应,但内容、观点和方法已有根本改变.从1976年下半年起,我开始写《资本论的逻辑》,该书修改了十年,几易其稿,于1987年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也正是在写作、修改这本书的时候,我形成了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意愿,此后三十年这个意愿就成为我研究工作的主线.

至于您提到的哲学、政治、文化类著作,若按现在的学科划分,它们都是政治经济学之外的,与中国政治经济学无关.这是西方人只分不合思想方法的表现.但对我来说,不论读书还是研究,目的只是要认知我.我是一个主体,就是我.我学的知识都归结于我,所有的研究也都由我出发.我的思想由理念和方法构成,这就要求我学习和研究哲学.我是中国人,是中国的一个因子、细胞,要认知我,就要认知中国,中国是我这个小我的大我,小我与大我是同一的.中国是历史形成的,由经济、政治、文化几个层次构成,认知中国就要从历史中探讨它的逻辑,就要对经济、政治、文化层次统一进行研究.我着重于经济层次,按学科分是政治经济学,但政治、文化并不是经济之外的,而是经济中人的关系和观念,将政治和文化排除于经济学研究,是不可能认知经济的.经济的主体是人,经济矛盾是人在交往中利益和观念差异、冲突的集合,研究经济,就是研究经济矛盾.经济矛盾是活生生的生命体,政治、文化是经济的内在有机要素,不研究政治、文化,也就谈不上研究经济.西方经济学的所谓“纯经济”研究,实际上是把经济矛盾放进烤箱,把有机因素和水分都排除,只对一具干尸进行数学考究.

中国经济是中国人,包括我和您在内的经济,作为一个矛盾体,人的利益、关系和观念都有机地统一于其中.对中国经济的研究,就是对由政治和文化制约的人构成的经济矛盾的规定.西方近代以来的社会科学,将经济、政治、文化分成不同学科,好处是可以专门细致地去研究,但弊端则是取消了有机的内在统一性.这种分法被中国人学来,就形成了脱离政治、文化的经济学,以及脱离经济、文化的政治学,脱离经济、政治的文化学.我研究中国政治和文化,是与经济统一的,是经济中的政治和文化,进而,我研究的中国政治经济学,是对政治和文化的中国人的经济矛盾的理论概括.而我作为其中的一个因子,对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也就是在认知大我,进而从大我明白小我.

一、劳动的我,我的劳动

孙:您说“我”,使我想到我也是个“我”,现在我这个“我”最想知道的,就是您这个“我”的经历,以及您如何形成关于“我”这种观念的.

刘:我的经历很简单,是我的生存的条件和个人意愿结合的过程.我出生于1951年11月,人生经历的第一个大的社会运动是“文化大革命”.当时有资格参加红卫兵的是红五类,“破四1日”、批“学术权威”、斗“牛鬼蛇神”,都是这些人.我家的成分是中农,所以我没有资格参加这些运动,只能做一个“观潮派”.但我还是很积极地收集各种传单、小报,了解运动的进展.再就是大量读书,一个同学家里有一本《马克思的青年时代》,这本书是很难找到的,这是我读得最细、感想最多、印象最深刻的一本书.它使我知道了马克思,知道了什么是理论,从而对社会、理论问题有了内在的兴趣.随后又读了 写的《矛盾论》,开始思考矛盾,思考中国.虽然理不出头绪,但思考就是兴趣.

1968年底,我回到老家河北省抚宁县牛头崖公社刘家马坊村插队.我父亲是刚解放时参加工作的干部,在秦皇岛市工作.我下乡是回老家,当时爷爷奶奶还在老家.与一些人说的下乡苦、累不同,我几乎没有这些感觉,每天都出工,努力干活儿.更重要的是,我把村里几个有些抱负的中学毕业生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学哲学小组.大家兴致很高,想办法买书、找书,特别是到公社供销社的废品站买旧书.大家一起努力,收集了几百本理论、历史方面的书籍,搞了个小资料室.虽然不系统,但基本上可以满足我们这些初学者的要求.学哲学小组成立一年后,我们把它拓展到整个生产队,天天晚上组织社员们来学习讨论.第一次是我带着大家学《矛盾论》,然后就是讨论生产队的主要矛盾是什么,结论是,生产队的主要矛盾是领导班子不行,队长性格软、怕得罪人、不敢负责任.矛盾找出来了,就张罗着改选,选了队长,生产队面貌大为改变.我也体会到了学以致用的道理.

这个学习小组,对我特别重要,使我深切地认识到农民的朴实和他们对集体利益的关心.因为学大寨走形式,挖人工湖、修梯田等都没有什么成效,社员们的心气不高,加上农忙,全队的学习也就暂停了.这对我是个大打击,也是大刺激.我用两三个月时间梳理和总结学习小组从兴旺到衰落的过程,从农民个体观念到生产队,再到社会和历史找原因,把刚学到的理论都用来分析这个由我发起的组织的盛衰.这个总结写了十几万字,如果算书的话,这算是我写的第一本书吧.

全生产队的学习停了,但我们少数几个人仍在坚持,后来农闲时,又恢复了全生产队的学习.就我个人而言,读书的兴趣越来越强烈了,我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读书写笔记,包括马克思的《资本论》、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列宁、斯大林的代表作,以及哲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虽不大懂,但都认真读了.读得最仔细的是《毛选》,先用毛笔抄了一遍,再逐篇写笔记,用了近一年的时间,不仅学习理论,还认识了近代史.此外,还读了《荀子》《老子》《论语》及《唐宋文举要》等古书.

从1968年底到1974年秋,我在生产队踏踏实实地干了五年半,做过生产队长、团支书、民兵指导员,还当了唐山地区和河北省共青团代表大会代表.也因此,1974年被推荐上河北大学,并选了最感兴趣的政治经济学专业.这五年半,使我像一粒种子种在土地里,扎根于农村,成为一个农民,一个劳动者.对“劳动…‘劳动者…‘劳动主义”、中国经济矛盾,都是从那里开始认知的.我深切体会到:农民有内在的 合作精神和集体意识,它不是硬压出来的,只要把集体利益和个体利益统一在一起,他们是相当明白的.只要组织得当,他们是乐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这是内在的需求,社会主义的理论根据就在于此.

在农村的时候,我就盼两件事情——生病(极少)和下雨,这样就不用出工,可以读书了.到了大学后,有了充分的时间看书.上学那三年,因为老师讲的我以前都读过,所以没认真听过一堂课.但课下常跟老师请教和讨论问题.那时纪律很严,课还是要上,我每堂课都坐最后一排,按自己的计划读书、记笔记.前半年集中读了黑格尔的《逻辑学》,又用了半年的时间写了一本书稿——《“矛盾,然而是事实”——黑格尔逻辑学批判》,三十多万字.1975年下半年,又读了《资本论》《哲学史》《经济学说史》等著作.1976年上半年专攻无产阶级 理论,在蒋光远老师指导下,写了六七万字的稿子.1976年下半年到唐山抗震救灾,利用业余时间在防震棚里写《资本论的逻辑》,1977年上半年完成.当时写书,只是学习的一部分,根本没考虑出版,只是要以写书的形式整理思想.但也正是这样的思想,使我成了一个自愿的脑力劳动者.而这半年读、半年写的习惯也养成了.

1977年秋毕业时,我被留校任教,做一个脑力劳动者,这也是我乐意做的工作.1996年我曾写了一副对联——“成心乐贫焉有富,定性为民便不官.”我1991年1月评上教授,相继又得了全国高校的教学和社科两项奖,以及河北省社会科学三次(1994、1996、1998)一等奖,还被评为河北省省管专家.上级有人动员我 ,也有朋友劝我“下海”.我丝毫没有觉得 、经商有什么好,就是要做读书、教书、写书的劳动者,概括包括我在内的劳动者理念、形成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也就是认知我.2000年调 民族大学,人还未到,学校就任命我当经济学院院长,又不能推脱,但我只认为又当了生产队长,什么“学科带头人”,不过干活的头,不仅要带领社员干活,自己还得干得更多、更好,但这时干的活儿不再是耕地、除草、收庄稼,而是读书、教书、写书.至今已18年,院长不当了,读、写的时间更充裕.在思想上我是很固执的,似乎是不好的性格,但我认为,固执者,所执固也.我所执的,就是劳动者的理念.

二、理念和方法

孙:前面您讲了经济与政治、文化的统一关系.在您的著述中,相当部分是关于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请您谈谈它们与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关系.

刘:我把人类学识分为四个层次:道、法、术、技.道是对人类社会及其生存的自然界一般规律的抽象规定,这个环节主要是在哲学中研究的,有的宗教,如婆罗门教、基督教、道教也涉及这个层次.再有就是社会科学中有关经济、政治制度的研究,也是道的内容.法是认识和论证道的方法论,哲学方法论,如辩证法,就是一般意义上对法的探讨.而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哲学方法论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展开,也是法的内容.术是法的具体化,是专门的方法,也是对技的总结、归纳.技则是对人们生活、生产、艺术、学习各种活动技能的经验性总结.

道、法、术、技四层次,既是人类大我存在发展的内在依据,也是个体小我所应具有的,由于每个人职业和兴趣差别,往往是侧重某一两个层次,但又都离不开其他层次.我把经济又分为五个层次,即人类基本经济发展规律、民族的经济发展、国家的经济制度、政府的经济政策、企业和个人的经营活动.这五个层次也是统一的,而且应当按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依循人类基本经济规律发展民族经济,根据民族经济发展建构国家制度,按国家制度来制定政府的政策,企业和个人在政府政策大框架下进行经营.但现实中这五个环节往往会冲突,其中冲突最多的是政府违背国家制度制定政策,以及国家制度与民族的经济发展不适应.中国的经济矛盾,也集中于这些冲突上.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要从总体上把握这五个层次的关系,但又侧重于前三个层次,即探讨人类基本经济规律,形成基本经济理念,以此为前提,从现实历史与逻辑统一中研究中华民族的经济发展,依中华民族经济发展的需要建构国家经济制度,并由国家制度制约政府的经济政策.

孙:您关于人类学识四个层次和经济五层次的论说,我是第一次听到,虽说只几句话,使我的思想有了比较清楚的条理.我要问的是这与您本人的研究又是什么关系?

刘:不论四层次,还是五层次,都是我从总体上的概括.做这样的概括,实际是我对自己思想和方法的反思.我早年读书,全是凭求知欲和兴趣,特别是下乡时书很难找,开始是找到什么书看什么书,逐渐知道了一些层次,根据自己思想的抽象与具体逻辑来读书,这也是先集中写《黑格尔逻辑学批判》,再写《资本论逻辑》的原因.黑格尔《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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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学》和马克思《资本论》,都是对道、法两层次的研究.通过对他们研究成果的学习和研究,我在思想上初步确立了自己的道、法,而着重点又放在法的层次,即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上.1988年又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史》( 党校出版社),1992年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也正是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形成了“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思路,并于1989年第6期《经济研究》上发表了《实践呼唤政治经济学中国化》.今天看,这个思路很初级,也不妥当,但在当时的经济学界却是不接受的,因为当时流行的观点认为:政治经济学是像物理学、化学、数学一样的世界共有的科学,不可能、更不应该中国化.

孙:您关于“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思路是否做了比较系统的研究?

刘:“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思路,是以我前一个阶段对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主要是马克思的基本理念和方法论的理解为前提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中国经济学界的传统思路是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奉为世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人所应做,也能做的,就是用苏联教科书来演绎说明中国的问题,提出政策建议.20世纪80年代以来又将美国经济学教科书奉为世界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或“公理”,中国人要学会这个公理,按此办事,改革旧经济体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对他们来说,经济学研究就是在头脑里塞满外国经济学的原理、概念、公式,然后,对中国经济材料进行演绎说明,并按照外国的政策来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我所提出的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就是要以马克思的理念和方法论为大前提,取代把苏联和美国教科书奉为公理的做法.这时已认识到苏联教科书的国度特殊性,它虽然也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但不过是苏联模式的教科书化;而美国经济学不仅有其国度性,更是垄断财团利益的集中概括,以它为“公理”来进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不仅要改变社会主义公有制,更使中国成为美国这个世界资本主义“中心”的“ ”.马克思则是劳动者的思想代表,他继承和改造黑格尔哲学,形成了深刻系统的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理念和方法论,我们要以马克思的理念和方法论为指导,将它“化”于中国特殊经济矛盾的规定和解决,形成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政治经济学.

孙:您的这个思路,与现在学界一些人所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政治经济学”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致的吧?

刘:也有区别,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只是马克思本人的主义,不包括马克思以外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特别是苏联模式领导人的思想.

孙:明白了.您的这一思路是否实行?又怎么转变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思路?

刘: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这个思路,我用了两三年时间来研究中国经济矛盾,于1993年在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经济矛盾导论》.也正是在此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发现这一思路的问题:马克思也是一个个体思想者,他的理念和方法论是他对他所生存的国度和时代矛盾的认知,是他所代表的阶级主体产业无产阶级利益和意识的集中概括,其中体现着普遍性,对于今天我们作为中国劳动者思想代表对中国经济矛盾的研究,是有指导价值和启迪作用的,但它毕竟是思想史上的一个阶段,是特殊的体系,而非直接就是一般规律的表达.将马克思的理念和方法论作为“普遍真理”,就不能说明中国从秦至清两千多年的社会制度性质,也不能说明中国革命为什么能在产业无产阶级相当弱小的情况下由农民为主体展开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更重要的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展开规定中国经济矛盾,仿照《资本论》从抽象到具体概念运动来构建理论体系等,都有说不清、行不通之处.

在对《中国经济矛盾导论》的反思中,我形成了这样的想法:其一,要对马克思的理念和方法进一步研究,力求形成自己的理念和方法;其二,对中国从历史的文化和政治、经济系统研究;其三,收集现实中国经济现象材料,把握其矛盾的特殊性.这里先谈第一点,以前虽然用二十年的时间读马克思,但主要是在《资本论》和方法论上,而且下乡期间也读了斯大林、列宁、普列汉诺夫、恩格斯等人的书,对他们与马克思的关系并不很明确,而且又把这些人都套进“马克思主义”范畴,似乎他们的思想也就是马克思的思想.恰好此时我承担了一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研究马克思的异化劳动和人道主义,就索性对马克思著作进行了总体性研究.这个项目做了九年,到1997年才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劳动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原则》,近六十万字,按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概括了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以前我虽然有“马克思主义”只应是他本人的主义的想法,但还不很明确,在这本书写作中,我严格地将“马克思主义”限定于马克思本人著述,由此发现了苏联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与马克思本人理念和方法的不一致,甚至相悖处,以及恩格斯与马克思的差异.其中最突出的是苏联教科书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定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并不是马克思的本意,他虽然曾在早期用过“新唯物主义”一词,但并没有如苏联教科书编者所说,把黑格尔辩证法与法国唯物主义结合形成“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也没有将自己对人类社会一般规律的认识界定为“唯物主义历史观”.苏联教科书引以为据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的那一大段话,实际上是在讲他的基本经济观点,并由此说了经济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涉及经济和社会的基本矛盾.以这段话加上其他“经典作家”的语录拼合起来的“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的理念有明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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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的认识,是从劳动者出发,将唯物主义以物质财富为主体变为以人为主体,因此才有“真正的人道主义”“彻底的人道主义”等提法.他从劳动规定人本质的核心,以劳动为立论的根据,因此,我将“劳动人道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这个原则是我们所要继承和发展的.

孙:您写过《劳动人道主义》这本书以后,还在哲学层面做过哪些研究?

刘:1999年,我在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了《辩证历史——从黑格尔、马克思、 的辩证思想与历史变革论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主要探讨近代以来三位伟大思想家的辩证法,从中我发现了辩证法发展的规律,明确了辩证法与历史变革的关系,这对于我形成自己的方法论是必要前提.尤其是 的辩证法,这是在中国革命实践中产生和发展的,对于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相当重要的.之后,又于21世纪初写了《劳动社会主义》,并与我带的博士生讨论《劳动历史观》和《主体辩证法》(以对话体在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对道、法层次的理念和方法论进行探讨.之后于2009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劳动哲学》,2011年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了《劳动主义》,这两本书内容大体一致,但前书刚出版就发现有些论述不确切,包括书名,所以两年后又经修订出了后书.此书分上、下两卷,上卷考察唯物主义的形成和演化,包括英、法两国唯物主义者的思想和休谟、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对唯物主义的修正充实和否定,再就是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和方法论,马克思这一部分占很大篇幅.下卷是写我关于劳动主义的理念和方法论、社会观,以及劳动社会主义的理念.在这部书中,我从“哲学是对人生存和发展矛盾的集中概括与论证”,对哲学性质进行新的规定,明确哲学的主体是人.进而提出了“哲学观念是历史各阶段社会主要矛盾集中体现的时代精神的概括”,并明确“唯物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哲学观念”,社会主义不能以唯物主义为哲学观念,而应以劳动主义为哲学观念,并对劳动进行规定,包括劳动的概念,劳动是人本质的核心,劳动是人性创造和升华的根据,劳动异化与劳动者,劳动的分类,劳动者与劳动物质条件的统一,理性的劳动,劳动的理性.劳动主义的方法论是实践辩证法,从劳动主义对社会矛盾的规定是劳动历史观,劳动历史观展开于劳动社会主义.

孙:也就是说,在《劳动主义》中,您的哲学理念和方法论已经形成系统了.

刘:只能说初步形成,该书出版后我又发现了许多应修正之处,但还未全面修改,从2015年下半年开始写的《黑格尔哲学》,既是我四十年前的旧稿《黑格尔逻辑学批判》的继续,也是《劳动主义》中初步形成的理念和方法论的验证.一年多的写作不仅使我对黑格尔有了新的认知,从他那里受到很多启发,并进一步明确“哲学:从人生和社会矛盾中概括时代精神,探究人性升华之道法”,以及哲学的主体、主义、主题、主张,否定了苏联教科书将黑格尔界定为“客观唯心主义者”的提法,认为黑格尔哲学是“理性资本主义的哲学观念和方法论”,并对他体系的核心概念绝对精神进行了重新规定,由此展开论述了他的全部哲学体系.该书最后一章是“黑格尔哲学的价值与启示”,在对黑格尔哲学做了评价后,谈了它对我们应有的启示.写作过程,我又发现了《劳动主义》中的一些问题和缺陷,有的在论述中涉及,有的还要重新论证.

孙:这么说,您下一步准备修订《劳动主义》了?

刘:有过这个想法,但没有实行,而是拟了一个新书——《我》的计划,从对“我”的探讨,论证人的意识与存在、个体与总体、社会矛盾、历史演化等.我准备以分析婆罗门教的“梵我论”作为此书开篇,可是对“梵我论”的研究又把我引向对婆罗门、佛教和禅教的研究,2016年下半年至今(2017年3月)我大部分时间在读奥义书、佛经、佛论和《坛经》及有关研究性著作.以致要写一本专著,为此先写了《梵我一佛我一我佛——婆罗门教、佛教、禅教核心概念的演化》一文.这开启了我思想的又一扇门,它对于我确立观念和方法论也是相当重要的.

在对婆罗门教梵我论、佛教佛我论、禅教我佛论的研究中,我发现今天人类的思想和方法,基本上仍被梵我论和佛我论控制着,虽然不是以婆罗门教和佛教的形式,而是冠以“唯物主义…‘科学”的名义,但实质上仍是崇奉有一个类似梵那样的主宰者,稍开化些的,是在观念上树立一个“佛”——某位西方思想家,由他教导、引导我们思想和行为.而我们则只能服从主宰或被人引导.这在中国的经济学界尤为突出,就像禅教之外的佛教徒们一样,认为只有西方天竺才能产生佛,创造经典,中国人只能信奉西方佛,学习、应用西方经典.经济学“公理”只能由西方人,或是苏联人或是美国人来提出,中国只能按外国佛的指导才知道什么是经济,才会商品交易和经营,才能进行经济体制和制度的改革.

对慧能所创禅教,在传统的佛教及佛教研究中,都将它归人佛教的一个宗派,即禅宗.这是中国人自我贬抑的表现.历史上如此,现实还是如此.慧能以我佛论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已远超过乔达摩创立的以佛我论为核心的佛教,是中国的禅教,它与中国的道教地位相当,与佛教的禅宗有本质区别.慧能强调佛只是所有人性中的一个属性,也是正确认识自我和行为的方法,“世人性本自净,万法在自性”“于自性中,万法皆见”.并不存在一个外来的佛,佛就在我性,自身本有三身佛,只要明白这一点,认知我佛,“自修自度”,即可成佛.虽然慧能禅教只是中国小农意识的体现,是“农夫禅”,并不主张社会变革,而是强调安分守己,少欲知足,因而其理念没有先进处.但他强调我佛的“万法在自性…自修自度”,却打破了梵我论、佛我论对人思想自由的束缚,在法层次上是一大创造.黑格尔、马克思、 等辩证思想家与慧能在这一点上是相通的,他们的进步性在于直面社会矛盾,主张社会变革,以致马克思和 亲自领导社会革命,这又是慧能望尘莫及的.而我们今天要警惕的是对马克思的佛陀化,用佛我论来注释马克思学说,进而将根据某些利益集团的意志制造的“马克思主义”佛经化.

三、我的中国:历史、文化、政治

孙:听您这样说,我对宗教有了新的了解,原来它不仅是迷信,还有人生道理和方法在内.

刘:历史上宗教曾是部族奴隶制和封建领主制的意识形态,前者以印度婆罗门教为代表,后者最突出的就是欧洲基督教.所谓宗教迷信,就是慧能所说的“自性迷,佛即众生”,不知自身佛性,众生把佛外在化、神化,进而把梵看成世界本体、本原.佛教本来就是婆罗门教的分支,它最后又归结于婆罗门教,所谓“密宗”,实际上是佛教的婆罗门教化.而基督教的上帝与梵相似,封建统治者强制人们迷信上帝,无非是要在意识形态上强调其统治的合理与应该.资产阶级的物质主义,虽不讲梵和上帝,但它把物质概念宗教化,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通行“拜物教”,表现为“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两种形式,人们对货币和资本的迷信绝不亚于对梵和上帝的迷信,而“拜物教”正是西方经济学家信奉并推行的宗教.这样看,他们与婆罗门和神父、牧师们在一般性上是相同的.建构中国政治经济学,必须在理念上克服“拜物教”的迷信,确立中国人的主体性,加强自信,以正确的理念和方法探究中国经济矛盾.

孙:现在总有那么一批人在说:因为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所以才导致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不诚信与欺诈等现象.

刘:不诚信与欺诈现象之所以产生,不在于没有宗教信仰.这些现象的制造者实际上是拜物教的信从者,加上中国自有的官文化和小农意识,不仅产生诚信危机,更大更严重的问题是利益集团的以权谋私,这是危害中华民族命运的癌,中国政治经济学必须诊断其成因并提出根治办法.

孙:说到这里,请您谈一谈对中国和中国经济的看法.

刘:不论苏联政治经济学,还是美国政治经济学,都把对象与研究主体分开,主张“客观”地研究.但客观是不可能,不存在的,每个人都是在现实经济中生活的,都是经济的因子,怎么可能将自己作为“客”,从经济中拔出来,“客观”地研究呢.所有经济学家都是活人,都不是上帝派来的使者,都有个人利益,并因此而与相应的利益群体相统一、经济研究就是经济学家代表并概括与其利益统一的社会群体的利益和意识,对经济矛盾的研究.

我们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学,是从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出发的,中国是近14亿个“我”构成的,中国经济就是这近14亿个“我”的利益的矛盾集合.而这近14亿人又因利益而分成阶级、阶层,我只能是其中某阶级、阶层的一员,我的研究也就是代表并概括本阶级、阶层的利益来规定中国经济矛盾,提出适合我的本阶级、阶层利益的主张.中国经济学界的诸多分歧,就是由不同阶级、阶层利益冲突引起的.不论是依据美国的经济学教条,还是依据苏联政治经济学教条,所发表的各种见解,或是表达“先富起来”的资产阶级利益,或是表达以权谋私的权贵集团的利益.而劳动者阶级的利益,迫切需要从理论上加以概括,并对中国经济矛盾作出系统规定,根据矛盾规定,探讨其解决途径.这就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使命.

我们是中国人,不是“客”,而是主,是中国经济矛盾要素中的因子.作为劳动者,我是个体,我的利益与劳动者的总体利益是统一的.从劳动者总体利益和意识来认知我的中国,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政治进行研究.

自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出以帝王将相为历史主体,并据此来写历史,以廿五史为主线的大量历史资料记载了中国和中华民族的演化.对中国历史,二千年来基本上是以司马迁的帝王将相历史观来记载和评论的.20世纪以来,苏联教科书的唯物史观传人中国,又按其历史五阶段论,将秦至清界定为“封建社会”,而相应的研究,虽然在具体环节有不少成果,但因奉行五阶段论,对这两千余年中国社会性质的误解,不仅制约了众多历史学者的思维,更严重影响了对现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矛盾的认识.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延续几千年的大国,现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历史上的经济、政治、文化都传统于现实,作为现实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矛盾的要素.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学,也就是研究包含这些要素的现实矛盾.

我于20世纪80年代末依“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思路对中国特殊经济矛盾的研究,首先是对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探讨,与人合作写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100题》,1990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这本书虽然写得不深入,但开启了我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研究.1993年写了《中国官文化的奠基者与批判家——孔子与 》,1994年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97年又在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文化现代化》,1998、2000、201 1年在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了《经济文化论》《中国官文化批判》和《官文化批判》.

孙:这二十年您关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研究也是一个系列了.

刘:可以这样说.但这种研究并不是一个单独系列,而是与理念和方法,从政治经济学对中国经济矛盾的考察和方法论研究相统一的.分着看,似乎三或四个系列,合起来就像三四根绳子拧成的一根大绳,各个环节都是交织在一起的,什么时间写哪本书,都是沿着思想的进程按抽象与具体的逻辑进行的.

我对中国的研究,确立了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这是构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必要前提和环节.而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既要以中国历史为依据,又要解决中国古代社会制度的性质,并与对经济、政治矛盾的研究相统一.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制度的性质,官方所界定的主流观点是据苏联教科书所说的“封建制度”,虽然对起源于周还是秦有争议,但基本性质是一致的.我研究文化,就要研究官制,进而是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如果说周朝(包括西周、东周及春秋战国)是封建制度,那么秦、汉及以后的中国社会制度很难与封建制度相符.我在20世纪90年代并未突破“封建说”,只是将周至清这三千年划分为封建社会的两个阶段:周朝是第一阶段,是宗主制,秦至清为第二阶段,是集权官僚制.但这样的划分并不确切,其原因就在于不能突破苏联人据欧洲中心论和马克思“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阶段”的论断所界定的“五阶段说”,主要的障碍还是马克思这段话.而且如果只是中国在这个阶段有特殊制度,就没有一般性.后来调入 民族大学经济学院,这个学院的主要工作是民族经济研究,我作为院长,特别是作为

中国政治经济学三十年——访      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永佶
矛盾和方法论论文应用格式

“211”“985”两个工程项目的负责人,不能不主持民族经济和少数民族经济的研究和教学,为此,我主编了《民族经济学》和《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两部教材,供全国民族院校使用.在主编和修订这两部教材和《中国民族经济村庄调查》(百卷)以及日常的教学、研讨中,对民族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其中一个收获,就是对人类社会从家族到氏族到氏族联合体到部族到部族联盟到民族这一历史过程的逻辑界定,这是人类存在方式的演化,其各个阶段的社会关系,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形态阶段性的制度.这是界定社会历史阶段的重要依据,通过对从家族到民族的这一系列进程的分析,我认识到:家族、氏族、氏族联合体应为原始社会;部族为奴隶制;部族联盟为封建领主制.中国秦并六国统一天下的实质,就是废除部族联盟的封建领主制,建立由 政权统治的民族,现在我们仍称“汉族”,就是因为秦朝太短,十几年就被汉朝取代,而汉武帝依儒家道统强化专制使汉民族形成.这样,秦汉至清的社会制度就不应是与部族联盟相适应的封建领主制,而是一个新的制度——集权官僚制.这个制度不仅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阶段,也是欧洲出现过的一个阶段,为了证明这一点,我既分析了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他著作中对“封建制…‘农奴制”到资本主义制度之间几百年的论说,又考察了欧洲学者对其13世纪至17、18世纪历史的研究,得出结论:欧洲实际上也曾有一个民族取代部族联盟,建立民族国家的阶段,这个阶段的社会制度也是集权官僚制,不过没有中国的集权官僚制那样系统成熟,就被资产阶级革命所推翻,但它作为一个历史阶段却是明确的.这样,我就在《劳动历史观》《劳动社会主义》等书里明确地将集权官僚制作为封建领主制与资本雇佣劳动制之间的一个历史阶段和制度.并在《中国经济矛盾论》和《官文化批判》中展开于对中国经济和文化的研究.

现代中国是直接承继集权官僚制的旧中国的,是我们的祖先以他们的利益和意识构建的制度和文化的延续.官文化是笼罩中华大地两千余年的统治文化,它以集权官僚制社会的经济、政治矛盾为基础,并作用于经济、政治矛盾,是集权官僚制的意识形态.官文化以儒家道统为理论基础,集中反映了官僚地主阶级的利益和意识,既是集权官僚制建立和延续的理论依据,又是官僚地主阶级行使其统治、“驯化”民众的思想工具.官文化是沉重、深厚而系统的文化体系,它不仅是古代中国的统治文化,而且延续于现代社会生活和意识之中.

中国文化变革的实质,就是确立劳动社会主义自由文化,批判和消除官文化.这与中国社会变革是统一的.中国社会变革就是要建立以劳动者为主体的 劳动制,克服并消灭延续两千余年的集权官僚制.自由文化是 劳动制的主导文化,是劳动者利益和要求的体现,是新的中国魂;官文化曾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充当中国魂,其历史意义木可抹杀.但今天,官文化已经成为社会变革和文明发展的主要障碍,必须在确立自由文化的过程中,对其予以批判和消除,这是中国文化变革的首要任务.与此同时,还要对适应集权官僚制、依附官文化的小农意识进行分析和清算.官文化在今天的中国还普遍存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都受其制约.官文化是中国经济矛盾特殊性的体现,批判官文化是认识中国经济矛盾的必要内容.对于中国来说,在劳动社会主义指导下以自由文化批判和克服官文化,是以 否定官主的唯一途径,也是社会变革的方向.认识、解决中国经济矛盾,必须批判官文化.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探索,与批判官文化是内在统一的.

孙:您在中国历史的政治及现实的政治改革方面做了哪些研究?

刘:我对中国历史政治的研究,是与对官文化的批判统一的.中国历史上的政治,集中于一个“官”字,批判官文化,首先就要研究官,研究集权官僚制和行政集权体制,并要对官僚结构、选官、做官的一系列机制进行分析,官文化就体现于其中,是官僚地主阶级价值观、思想和道德的概括和展开.集权官僚制的政治,就是在此制度和官文化的制约下,由奉行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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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帝王将相及其僚吏们所展开的维护他们作为统治阶级的总体利益,协调处理本阶级内各集团利益,控制劳动群众,收取其剩余劳动产品以供养统治者,维持制度运行的体制、结构和机制.

此外,我还在1993年于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历史变革中的经济与政治》,1995年于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化导论》和2012年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 新论》中,比较系统地分析了中国历史的政治,进而探讨了中国革命所建立的初级 制及其矛盾,提出依照 原则对现行的行政集权体制进行改革的系统设想.政治体制的改革是与对官文化的批判和文化变革内在统一的,也是经济改革的必要因素,因此都应纳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内容.

四、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建构:主体、主义、

主题、主张与理论体系

孙:近两年,由于领导人提倡,经济学界发表了不少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议论,甚至有人提出了逻辑体系、话语体系等的设想.这些议论与您的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有什么关系?

刘:说不上有什么实质性、内容上的关系,只是提法上近似.我归拢了一下,这些议论大致可以分为几类:其一,以领导人讲话和 政策为依据,并为之论证;其二,以领导人讲话为前提,依循苏联教科书的理念和方法演绎中国经济问题,并提出政策建议;其三,以苏联教科书方法和体系为大框架,溶加美国经济学的具体术、技,界说中国经济材料;其四、以马克思理念和政治经济学为前提,探讨特殊中国经济.

孙:这第四类不正是您三十年前形成的思路么?怎么说没有关系呢?

刘:这个思路我在1993年以后就终止了,如果说有关系是与那时之前的我有关系.咱们不谈这个话题了吧.慧能说:“自悟修行,不在口诤,若诤先后,即是迷人”.这个话题会引起不必要的误解.

孙:对不起.还是请说您的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吧.您1993年就终止了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思路,开始了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刚谈了理念和方法,中国历史文化、政治和经济矛盾.下面请您谈一下您关于中国政治经济学这个思路的研究进程和取得的成果.

刘:对我个人来说,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思路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必要环节,也可以说是第一阶段,所以我同意您把此次访谈的题目定为“探究中国政治经济学三十年”.

虽然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思路是必要环节,现在说来也很轻松,但对当时的我来说,终止这个思路,却是困难的.不在于舍不得放弃,而在于新思路的建构中国政治经济学所需的要素太多,而且都要靠自己创造.前面讲的理念和方法的探索、对中国历史文化、政治和经济矛盾的研究,都是这些要素,我是用了二十多年时间逐渐确定了这些要素.这二十多年并不只是创造这些要素,而是像刚才说的是在拧绳子那样,同时展开着对中国经济矛盾的研究,包括对少数民族经济的研究.1995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化导论》中相当一部分篇幅是对中国经济矛盾的探讨.我把中国现代化定义为“中国社会矛盾的解决”,因此对中国经济矛盾的规定和解决途径的探讨是主要内容.2001年至2004年,在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经济矛盾四书》,包括《主义·方法.主题——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基本》《 中国法制经济——以劳动的权威》《民权国有——作为所有者的劳动者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考》《中国经济矛盾论——中国政治经济学大纲》.其中在《中国经济矛盾论》初步构建了中国政治经济学体系,并对中国现实主要经济矛盾等核心性问题进行了规定.之后,又从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和方法论层次进行了研究,前者主要体现在2005年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现代劳动价值论》中,根据现代经济矛盾的演进,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进行了反思,并对劳动价值论做了新的论证;后者主要是对已出版的关于《资本论的逻辑》和政治经济学方法论著作的修改.

写过《中国经济矛盾论》之后,我又专注中国农民问题的研究,于2007年在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了《农民权利论》.这虽是个专题,但对中国政治经济学来说是一个必要的内容.接下来就是集合性研究,包括2010年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政治经济学主体·主义·主题·主张》和201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探究》(对话体)和《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这三本书都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成果.在写作时,我明确了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内容,而不是外在因素,这曾在以前研究时想过,但不能彻底解决的问题.因此,《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内容,从研究方法的理论探讨到对中国经济矛盾系统的规定,再到对矛盾解决途径的探讨达到了统一、

孙:那就请您将这三本书所体现的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简要地介绍一下.

刘: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学,对于研究者来说,首要条件就是具备能够概括中国劳动者利益,规定中国经济矛盾系统并据此探讨矛盾解决途径的方法论.我四十多年对方法论的研究,使我深切知道其重要性,方法论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首要因素,它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贯彻于主体、主义、主题、主张之中的.方法论是理念的展开,它的运用确立了主体、主义、主题、主张,使这四要件内在统一于有机的概念运动,规定中国经济矛盾系统,探究矛盾解决的途径.

政治经济学方法论首先体现于对中国政治经济学主体的确定上.美国经济学家强调所谓“客观”研究,否认或掩饰其主体性,以“客观经济规律”代表的身份出现.这恰是其强烈的主体性的表现,即垄断资本财团利益的要求.中国政治经济学不仅不否认主体,反而更明确主体,这就是现代中国劳动者.中国是劳动创造的,是以劳动及其成果为基本要素历史地形成的经济、政治、文化统一的社会形式.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根据都是劳动,劳动的主体是劳动者.因而,中国的主体就是劳动者.但以往的制度却将劳动者置于被统治的地位,不仅统治者不承认劳动者的社会主体地位,劳动者也不能认识自己应当有的主体地位.已经进行了一个多世纪,但远未完成的中国革命,最基本也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开启了劳动者成为社会主体的进程,中国所有的进步,都是这个进程的体现,是劳动者克服自身小农意识,在劳动社会主义导引下形成强大变革势力与官文化所聚合的旧势力斗争的结果.正是中国的变革要求中国政治经济学,而争取成为社会主体的现代劳动者也就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体.

孙:中国的人群中,还有非劳动者,为什么他们不能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体?

刘:现在中国,劳动者之外,还有两股大的势力,一是资产阶级,二是正向阶级演化、聚合的以权谋私利益集团或官僚资本掌控者群体.中国现在的资产阶级是新形成的,他们当然需要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根据,并指导他们的经营活动,但他们的思想代表奉美国政治经济学为“现代经济学”,从根本上反对中国政治经济学.而以权谋私利益集团则清楚自己的非法性,他们的利益来源于政治权势,他们关注的只是权势和派系的关系,他们并不愿意公开自己的利益,更不要求认知和解决中国经济矛盾,因为他们就是这现实矛盾的受益者,规定矛盾等于公开了其非法性,而解决矛盾就是消除其存在的根据.他们怎么会有意愿构建中国政治经济学呢?

只有现代劳动者才要求社会变革,他们的利益就是变革的动因和方向.现代劳动者与历史上的农民不同,他们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主体,他们的利益已不止是养家糊口,而是在成为社会主体的同时提高并发挥素质技能.他们的利益和意识集中概括为劳动社会主义.这里说明一下:我之所以用“劳动社会主义”,就在“社会”一词并没有明确主体,“社会主义”的含义并不清楚,任何非个人的群体都可以称自己的主义是“社会主义”,如“伊斯兰教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佛教社会主义”,甚至法西斯的“国家社会主义”.“劳动社会主义”则明确主体为劳动者,是劳动者的主义,即其利益和意识集中概括的基本理念.与苏联模式的集体社会主义不同,劳动社会主义以劳动者的个体利益和权利为基本,通过马克思提出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而形成总体利益,并在个体与总体利益的统一中,确立理论,展开运动,建立制度.劳动社会主义的哲学观念是劳动主义,方法论是实践辩证法,社会观是劳动社会观.劳动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劳动者在建立、完善公有制和 制的进程中实现其社会主体地位和自由发展.劳动社会主义的原则是:以 促进并强化劳动者的自由联合.

孙:您所提的“四主”中,还有主题和主张,它们与主义、主体的关系是什么,主题和主张之间又是什么关系.

刘:中国政治经济学主题和主张是主体的主义的展开和实现,是在主义指导下对中国经济矛盾系统的规定和解决矛盾途径的探讨.

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体,就是规定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围绕主题的研究,是方法论全面展开并发挥作用的过程.对现实经济矛盾,从材料的收集、调查、统计、整理,到形成初步的观点,再到规定、展开和改造概念,通过概念转化来建构概念体系,研究者要用自己的思维,有机而系统地进行比较、分类、归纳、分析、综合、定义、语词表示、演绎、论证.这个过程的每一步及其与下一步的关系,都是方法论所要探讨的,能否合理、有效地处理这些思维形式的关系,都涉及主题能否正确规定.中国经济矛盾系统的规定包括八个层次:一是基本经济矛盾,二是商品经济矛盾,三是国度经济矛盾,四是制度经济矛盾,五是体制经济矛盾,六是结构和运行机制矛盾,七是经营管理矛盾,八是对外交往矛盾.以概念运动为核心和主干,规定各层次矛盾,揭示内在联系的规律,为解决矛盾提供理论依据.主题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着力最多的内容.它贯彻主体之主义,是主张探讨的根据.需要强调的是,在中国经济矛盾中,要突出主要矛盾的概念规定,即制度层次中劳动力、生产资料和公共价值所有权主体的劳动者与实际掌握这些权利的国家机构的矛盾,进而以规定主要经济矛盾为核心,形成规定中国经济矛盾系统的概念体系.

主张是依据主题对经济矛盾的系统规定,探讨解决矛盾途径,这也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所在.以主体为根本,形成主义、明确主题、探讨主张,都贯彻着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其作用集中体现于作为思维核心和主干的概念运动中.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张就是根据劳动者主体利益所概括的主义,根据对现实经济矛盾系统的规定,形成关于矛盾解决途径的思路.

中国政治经济学主张解决经济矛盾的思路,是一个系统.其总纲是在劳动社会主义指导下,依据对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的规定探讨解决途径,基本理念是劳动者确立主体地位,提高和发挥素质技能,由此发展依据并实现劳动价值论的商品经济新阶段,以改革完善劳动公有制,确立并保证劳动者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所有权,进而改革行政集权体制,抑制并消除以权谋私的利益集团,这是解决中国当前主要经济矛盾的必要途径.在此基础上,确立与实现公共价值收益权、处置权,规范、引导私有资本经济,改革土地制度,改造小农经济.在解决制度层次矛盾的前提下,改革和提升经济体制,进行经济结构转型和运行机制优化,制定适当的产业、财政、货币政策,形成以发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技能为中心的现代经济管理,坚强主权,主动拓展对外经济交往.总之,各层次矛盾的解决是以其总纲为指导的,是围绕主要经济矛盾的解决展开的.

孙:听您这么说,我大体上对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体系有了认识.是否以主体、主义、主题、主张这四要件为大框架,以概念运动将它们贯通,就是中国政治经济学体系?

刘:基本是这样.关于中国政治经济学体系,我曾试图模仿《资本论》体系来建构,努力多次都不成功,但《资本论》逻辑原则却是可以借鉴的,这就是从抽象到具体的概念运动来建构论述体系.《资本论》是对资本这个主题的矛盾系统的规定和论证,只是在第一卷结束部分概括地指出资本私有制被公有制否定的必然性,没有系统论说自己解决矛盾的主张.中国政治经济学则必须论证主张.主体是基础,是根据,主体利益所集中概括的主义则是理念,是原则,它展开于主题的研究,进而依据主题对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规定,探讨解决矛盾途径,提出主张.这是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这个过程有一系列环节,每个环节都体现为实证抽象法规定或改造的概念,这些概念是在从抽象到具体的运动中转化着,并由此构成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体系.从《中国经济矛盾论》到《中国政治经济学主体·主义·主题·主张》再到《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可以说是我建构中国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三次尝试,您可以看出其中的区别.每次都有所进展,但很缓慢,这说明我的造诣还不够,还得在道、法层次用功探讨.

[ 参考文献 ]

1、要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工作 文 韩林 辑录 政治局1 月23 日就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第20 次集体学习。 总书记 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 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

2、《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思政教育方法论(北京理工大学 北京 102488)[摘 要]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一次完整论述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部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大体思路,提出针对不同阶层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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