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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a论文】浅论生成·确认·聚合:媒介参与“同妻”身份建构的观察分析——从腾讯专题新闻报道《触不到的丈夫》起(论文范例)

星级: ★★★★ 期刊: CN刊物作者:谢晨 朴鸿远浏览量:1432 论文级别:最新本章主题:身份和媒介原创论文: 5156论文网更新时间:10-28审核稿件编辑:Tiffany本文版权归属:www.5156chinese.cn 分享次数:4099 评论次数: 769

导读:本篇文章是身份和媒介类的论文,提供给准备写作相关这方面论文选题报告的应届毕业生们提供参考阅读下载。

谢晨12 朴鸿远2

(1湖北理工学院师范学院,湖北黄石435003;

2釜山国立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韩国釜山609735)

【内容摘要】当今社会中,“同性恋”不再是大众极力回避的群体.“同性恋”的衍生群体——“同妻”也逐渐通过新闻报道成为社会议题.该研究通过深度解读腾讯专题新闻报道《触不到的丈夫》,对“同妻”身份的建构路径进行再梳理.结果表明,“同妻”身份在建构全过程中受到了媒介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换而言之,媒介在“同妻”身份的建构中呈现出一种全程在场的状态.“同妻”身份的生成是大众媒介迎合文化霸权的结果,身份的确认是由于社交媒介对个体私人领域的严重冲击,其身份的聚合也表明同妻群体正在虚拟社区中积极寻找重生场域.基于媒介对“同妻”身份建构的全程参与,社会上众多“他者”身份建构过程中媒介的角色定位是一个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

【关键词】同妻;同性恋;身份建构;媒介参与;他者.

【作者简介】谢晨,韩国釜山国立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4级传播学博士研究生,湖北理工学院师范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媒介形象、性别传播.

朴鸿远,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博士,韩国釜山国立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传播理论研究.

一、研究缘起

进入21世纪,“性”不再是公众口中讳莫如深的话题,也不再是新闻传媒刻意避开的主题.随着“性”相关报道的增多,中国人已逐渐知道,“在社会性别方面除了男性和女性,还存在着其他的社会性别,例如同性恋、异性者、变性人、阴阳人等跨性别,再加上不认同任何一种性别的酷儿( Queer),共同构成了多元的性别”.也可以说,“同性恋”不再是社会话题中的禁区,而作为“同性恋”的衍生群体——“同妻”,也在逐渐走进大众的视线,成为一种隐蔽的社会现象.

2016年4月7日腾讯网《活着》栏目中一篇名为《触不到的丈夫》的新闻专题报道引起了广泛热议.该专题通过深度访谈的方式搜集了八位“同妻”的生活案例,以此作为新闻素材描绘同妻群体的生活状况,试图借助新媒体窗口让大众了解到这群生活在无爱、无性婚姻中的女性.由于身份的话题性,多数同妻都倾向于将自己的内心世界局限于虚拟社群中,因此,她们的身份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与匿名性.该篇报道走出了虚拟空间的框架,试图与同妻进行面对面沟通( Face-To-Face Communication),这种更为直白的交流方式引发了同妻相关研究的一种新的可能性.

目前,学术界中关于同妻的研究并不多,仅有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两大领域:一是从社会学角度出发剖析同妻群体的生活实态,这类研究大多将视角局限于虚拟社区的场域,采用观察法、质性访谈法(网络访谈)、调查问卷法或案例分析法来展开;另一类则是从法理学角度出发直视目前同妻群体的维权困境、权利行使及相关立法的呼吁,这类研究主要运用文献分析和案例分析方法.换而言之,目前的研究仍主要着眼于同妻现象的现状及今后的解决方案,而忽略了对同妻问题溯源部分的深入思考.如,同妻身份是如何生成的?哪些内在或外在因素催化了其身份的确立?她们又能否通过潜在的方式构建起群体性身份?这类相关问题的研究在学术界中相对较少.当然,梳理某种身份构建路径的研究角度也较多,任何一种事物的产生、发展或消逝都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而成,同妻的身份建构相关问题亦是如此.因此,本研究将立足于媒介这一切人点来梳理同妻身份构建的基本脉络,通过厘清媒介在同妻身份发展过程中的介入情况来揭露同妻问题的症结所在.

如前文所述,“同妻”身份所具备的隐蔽性、匿名性给实际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困难.鉴于传统研究方法在同妻问题研究上的难操作化,本研究试图转换思路,通过对同妻相关新闻报道的分析与解读,以一种变相的、间接的质性分析方式来考察媒介在同妻身份建构过程中的参与情况;同时,基于这种考察,媒介的介入又是否影响了同妻身份的建构?这种程度的介入是

生成·确认·聚合:媒介参与“同妻”身份建构的观察分析——从腾讯专题新闻报道《触不到的丈夫》起
身份和媒介论文选题报告

否还会持续性或变异性地影响“同妻”身份的走向?等问题也将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思考与探究.

二、所谓“同妻”

“同妻”是2008年出现在网络中的一种称谓,相比同性恋群体,“同妻”群体显得更为隐蔽和敏感.随着学术界和社会公众对同性恋的关注,同妻作为男同性恋的衍生群体也引起了大众的注意,其概念也在逐渐明晰化.我们俗称的男同性恋即男男性行为者( Men Have SexWith Men, MSM),主要是指自己14周岁以上、拥有男性外 ( 和睾丸),而且与拥有男性外 的人发生或触及外 的各种性行为的人.而男男性行为者( MSM)本身是多元的.依据潘绥铭教授的分类,男男性行为者( MSM)主要分为三类,同妻的产生归属于其中的第二类,即与女性结成性关系的男男性行为者,指的主要是男男性行为者与女性结婚、同居、发生性行为的男性.这种情况在国外多半划入“双性恋”的范畴,但是我国的大多数学者并不愿意使用“双性恋”来界定这一类男男性行为者.因为“在中国的现实社会中,许多已婚的男同志绝不是因为既喜欢男性又喜欢女性,而是迫于种种家庭与社会压力的无奈之举”.正是这种无奈之举,就生成了一个特殊的边缘群体——“同妻”.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调研报告中明确提出“同妻”概念,是指“因男方疑为同性恋者、婚前又隐瞒了自己的性取向而与之结婚的女性”.当然,也有学者提出:“‘同妻’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同妻理解为男同性恋的妻子、配偶或女性伴侣.广义的同妻概念既包括同性恋合法婚姻中的异性恋妻子,也包括以形婚形式进入婚姻的女同性恋者.而狭义上特指男同性恋进入合法的婚姻关系,本身为异性恋的女性是同性恋者进入同直婚姻(同性恋者与异性恋者的婚姻)的直接产物.”本研究中所谈论的“同妻”主要立足于其狭义范畴.

关于同妻的数量,虽然精准数字尚未确定,但绝大多数学者都较为同意目前中国同妻的数量约为1600万.中国社会科学院李银河教授在《同性恋亚文化》一书中指出“我国同性恋者占总人口3% -4%,约3600万~4800万”.张北川教授认为中国80%~ 90%的男性同性恋都会进入婚姻,而男同性恋数量接近2000万,可以推算出目前中国同妻的数量约为1600万.这个1600万的群体不能再成为我们忽视的边缘群体,针对他们的相关研究确实具有必要性.

三、新闻访谈对象基本情况

《触不到的丈夫》整篇新闻通过访谈8位同妻,以文字与图片的形式对她们的生活现状进行了叙述与评论.为便于进一步观察与分析,本研究从受访者、年龄、有无孩子、婚姻状态、所在地、获知同妻身份渠道、婚内夫妻关系、今后打算等八个方面对新闻内容进行梳理与提炼,具体的受访情况可以见(表1).通过(表1)的相关信息,我们发现这个1600万的同妻群体不再是一个可以回避、允许沉默的群体.她们地域分布广泛,8位受访者均来自不同的地方;婚龄短至半年,长到17年不等,并且绝大多数目前仍处于婚姻关系中,育有子女.同时,大比例同妻的夫妻关系及婚姻质量令人堪忧,争吵、家暴等现象频有发生.迫于传统观念和经济压力,她们对今后的人生规划较为茫然.总体而言,她们的生活痛苦不堪,但却大多无能为力.

四、新闻的解读与分析

《触不到的丈夫》从纪实的角度呈现了八位同妻的生活实态,阐述了她们目前生活中的孤寂、无助等实际困境.从这篇报道出发,产生这种困境的种种凶素值得我们去深入分析.如,同妻目前的困境是如何产生?这些女性是如何一步步走进,或被走进这种空壳婚姻?她们面临的这些困境是否无法解决?通过对《触不到的丈夫》这篇新闻进行深度解读,可以发现媒介作为一种外在因素正深深地影响着“同妻”身份的构建过程.简单来说,媒介的全程在场、全程参与,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同妻这一特殊群体身份的生成、确认及聚合过程.

1.身份生成:大众媒介对文化霸权的迎合.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在《性学三论》中否定了同性恋是犯罪与不道德的观点.他指出同性恋是一种性角色认同的“性倒错”.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 Herbert Marcuse)也并不否定同性恋行为,“认为同性恋是性欲讨厌服从生殖秩序而发出的抗议,是性欲对保障生殖秩序制度提出的抗议”.同时,福柯( Foucault)也认为:“同性恋生活方式对于现存文化秩序来说是一种‘发明’,它会带来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结构.对于新的生活方式,它不但是快乐的,也是美学方式为基础的.”就目前为止,已有荷兰、法国、葡萄牙、比利时、丹麦、瑞典等西方国家相继出台了允许同性婚姻的相关法律条文,这对传统的婚姻制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改变.

相较之下,西方文化对同性恋的态度要相对更为宽容.在中国,同性恋现象也是古已有之.检索中国历代立法,可发现古代政府对同性恋行为的相对干预较少.虽干预有限,但并没有出现同性恋行为打破中国传统婚姻制度的现象.延伸至现代社会,同性恋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可以说是相隔甚远.不论从文化上还是心理上都有很强的距离感,甚至伴随着无法消解的文明冲突感.为何时代的发展并没有消释这种隔阂,反而进一步加深了同性恋与民众间的距离?实质上,这种距离感和冲突感源于传统媒介对“异性恋”文化霸权的一种迎合,对“同性恋”文化的漠视、无视及污名化.

吉特林( Gitlin)认为“新闻媒体在新闻生产过程中存在一种惯习( Habitus),而这种惯习正是文化霸权的体现”.换而言之,新闻产生过程中会受到文化霸权的种种制约.针对“霸权”的概念,葛兰西提到“特殊社会集团的斗争有许多不同方式,包括在意识形态上赢得其他集团的赞同以及在思想和实践两个方面取得对他们的一种优越性”.在文化霸权的语境中,“同性恋”在相关报道中大多已被贴上“艾滋病”“犯罪”的标签,而男同性恋者也多被冠上“基佬”“畜生”“不要脸的”等不雅称号.这些内容都直接地造成了社会舆论的偏颇,导致了同性恋者有偏差的自我身份认同.这种再现暗含着传统媒介对同性恋者身份的否定,或者说,霸权文化下媒介对同性恋身份的一种歪曲化界定.伴随着这种媒介身份的建立,随之而来的大量负面公众舆论也将同性恋的生存空间进一步地狭窄化.在这种舆论漩涡下,绝大多数的同性恋者会选择走进婚姻,利用“婚姻”来掩饰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将自我的社会身份合法化.如李银河所说:“如果一个同志一直不结婚,就等于变相出柜(指公开表露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因此,“婚姻”成为他们逃脱媒介“妖魔化”的便捷工具,并得到主流社会文化认可的唯一出路.而这种看似“出路”的选择却在无形中造成了更多的不幸.

在家中,夫妻两人形同陌路,几乎没有任何交流.(T1)

张秀丽和丈夫车建宇在家中几乎没有交流……两个人在家中已经分床睡了多年……(T5)

32岁的小德兰(网名)曾经因家里压力,在父母介绍下跟眼前丈夫结婚,婚后两人从没发生性关系.(T8)

男同性恋者走进婚姻,用女性的生理性别来合法化自己的社会身份,其本质上是将女性物化或工具化.而这些女性在被物化、被工具化的过程中就不知不觉地生成了自我的社会身份,即所谓的“同妻”.这些“同妻”以她们的生理性别变相帮助了丈夫(男同性恋者)获取了社会认同感,成为了同性恋问题中不自觉的“无声在场者”.

2。身份确认:社交媒体对私人领域的冲击.著名的女性主义者波伏娃( Simonede Beauvior)在她的著作《第二性》中阐述“女人并非天生就是这样,而是被建构形成的”.同妻也同样是被建构形成的.尽管同性恋者与同妻都可以说是社会的边缘弱势群体,但由于长期以来的男女性别差异,女性成为了弱势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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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势,极易受到更多、更严重的伤害.

同妻身份的生成在多数情况下是无意识的.这种婚姻多半是为了免除男同性恋者在社会上独身的尴尬.然而,这种不自觉的身份生成必定会因时间推移转化为一种自觉性的身份认知.简而言之,“同妻”的身份认知必将从无意识状态转化为有意识状态.而在这种转化过程中,社交媒体( SNS)充当了很重要的角色.从表1中我们可以明确,她们大多在婚前并不知晓自己的“同妻”身份.访谈中的7名女性均在不知晓丈夫真实性取向的情况下走入婚姻,这7名女性中的5名女性均是通过社交媒体上的信息暴露确定了丈夫的同性恋身份.

一次她偶然翻阅丈夫手机聊天记录,发现了丈夫的同志身份.( Tl)

一次偶然间,张萍看到丈夫的微信聊天记录,怀疑丈夫是同性恋者.( T3)

在发现丈夫的聊天记录后,她歇斯底里地摔碎了丈夫的电脑和手机.( T4)

朱兰曾经利用聊天工具(新闻照片显示的聊天工具为QQ)冒充同性恋者在网上与丈夫聊天,尽管已经确信丈夫的身份,但对方拒不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T6)

社交媒体的活跃无意间暴露了同性恋者的身份,这实质上表明当前的社交媒体发展对男同性恋者的私人领域( PrivateSphere)是一种冲击与破坏.同性恋群体大多倾向于在网络中建构一种较为独立与自由的私人领域,利用这种私人领域中的信息交流来满足自己生理上和心理上的需求.而社交媒体的参与无疑又打破了原有的独立性,将个体的“私人领域”渐渐延伸成为一定程度的“公共领域”(Puhlic Sphere).而这种社交媒体中的信息暴露也侧面成为了同妻身份确认的主要途径.换而言之,社交媒介的信息传播让这些“边缘人”的身份得到了自知.多数男同性恋依靠媒介来维系与同性的性行为,社交网络既是满足他们生理需要的一个重要平台,却又在慢慢侵蚀他们建筑的秘密花园.

两个人在家中已经分床睡了多年,车建宇下班后回到家便坐在床上盯着手机……车建宇下班后躲在家楼下拔通了要给陌生的号码,通话方是他在网上认识的一名同性恋者……手机放在床上时不时弹出消息,都来自于同志聊天群.大部分同志通过社交网络约会见面,很多群在网上便能搜到.(T5)

3.身份聚合:虚拟社群中寻找重生场域.伴随网络技术的产生与发展,以互联网为载体的新型社交工具正被越来越多的人群用于社会交往与互动.现有的多数同妻研究主要是依托虚拟社群(网络论坛和QQ群)进行的,换而言之,虚拟社群为这些特殊的文化群体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场域( Field),也可以称之为虚拟场域.受传统观念束缚,多数同妻不敢、也不愿与人交谈自己的经历,在《触不到的丈夫》这篇报道里,同妻们叙述着各自孤寂悲惨的婚姻生活,她们的苦楚多半只能自我消解,与现实生活大面积的隔绝似乎是她们认知中的自我保护.

玉梅个性强悍,曾抓起切面刀与丈夫争吵……两人厮打在一起……用窗帘遮盖着面部,她不希望别人知道她的身份.(Tl)

这样的失眠状态是她在2013年发现丈夫的同志身份开始的……丈夫跟她出柜后,明目张胆地出去跟其他男同性恋约会,有时甚至把人带到家里……(T2)

在追问中,两人发生争吵,张萍被丈夫 ,腹中胎儿流产……(T3)

胭脂曾想过服药自杀……同妻身份所带来的情感伤害是对其造成的最直接、最猛烈的冲击.(T4)

同妻的身份即使在亲人面前也很难获取理解与支持.这无形中让她们的生活更加痛苦不堪.

关于丈夫的性取向,玉梅告知过亲友,对外却讳莫如深.( Tl)

她跟父母如是倾诉丈夫的情况后,父母并不支持她离婚,反而认为她是因为跟丈夫经常吵架所以变得疯疯癫癫.(T4)基于此,网络互动便成为了她们最主要、甚至已成为她们唯一的互动方式.逃避现实的痛苦,逃避亲朋好友的不解,通过在虚拟场域中与同等身份人群的互动,不断地进行自问与询问:“我是谁?”“我该怎么办?”通过群体间的解答与交流,探寻并重构自我的人生意义,并在这种虚拟场域中逐渐构建起“自我”和“他者”的界限.虚拟社群的运行可以说让同妻们进一步加速了自我身份确认,逐步形成一种聚合状态.目前,同妻群体已建构了多个虚拟社群,她们在社群中的身份已经不再是单独的个体,更是一种群体身份的聚合.他们通过群体化的再现,以一种坦诚的心态在虚拟社群中释放情感,自我救赎,以期获得重生.

小德兰建了很多同妻群,通过社交网络结识了很多同妻,并建立联系和沟通……她希望大家可以互相帮助.(T8)

五、结论与反思

前文的分析印证了媒介在同妻的身份建构中扮演着无法躲闪的角色,是一个全程的在场.这种全程在场的背后潜藏着当今媒介解读社会身份时的强大话语权.“同妻”固然是一个沉重的新闻话题,然而,这个群体的现实存在比这个话题更为沉重.她们似乎永远背负着“他者( The O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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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的角色,在社会中演绎着“边缘人”的生活.调查表明:“中国80%~ 90%的男同性恋者已经进入异性婚姻或将要进入异性婚姻,而在美国,这一比例仅为15%~ 20%,而瑞典在1993年调查时发现仅3%~ 4%的男同性恋者与异性恋女性结婚.”这种数据落差不仅仅折射出文化上的差异,也暴露了我们的媒体是如何看待“同性恋”,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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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待“同妻”,甚至如何看待这一类所谓的“他者”.

“他者”是用于指称“某种观念的文化投射,这种投射通过一定的权利关系和话语权利构建出文化主体的身份”.换而言之,“他者”问题与身份认同息息相关.媒介对于“他者”的再现也蕴含着媒介对其身份的认同与解读,这种认同与解读又继续影响着他们对“他者”的表征.而这些表征恰恰又成为了广泛群众认识“他者”的渠道,甚至决定着普罗大众对于“他者”的身份界定.

实际上,社会上的每个个体都是独立的“他者”,既与社会上某些群体存在共性,又与其他群体存在着差别.而当今出现在我们视线中的“他者”,多半已被“妖魔化”“污名化”,媒介试图用其强大的话语权割裂所谓“他者”与大众之间的共性,这种共性剥离使得“他者”成为一种异类的存在.这种媒介再现也直接影响着“他者”的社会生活,如歧视、排斥或忽略.这些行为最直接的后果则是让媒介中的“他者”真正地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他者”.

对于媒介中“他者”呈现方式的考察是媒介化的日常生活的 学中一个重要方面.“媒介在表征‘他者’中的作用非常重要,媒介是超越空间距离、创造在场的幻觉的重要手段,这种幻觉深深地影响了现代主体理解‘他者’的方式”.在媒介化的日常生活中,媒介在描绘或解读所谓的特殊群体时是否早已惯性地注入了看待“他者”的思维,这显示媒介在表征对象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媒体应该有义务在表征过程中去挑战这种意识形态性,或者说保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就腾讯网的这篇专题而言,其表征框架仍然在突显当前同妻群体的无奈与走不出的困境,正如其标题“触不到的丈夫”.

大部分的研究都在试图解决同妻们的实际问题,这固然重要.但她们是如何走进“同妻”,今后能否走出“同妻?又将如何走出“同妻”?这个过程中有哪些外力曾催化过她们的身份演变,这也非常值得我们去观察与分析.“同妻”是一个群体,但她们也仅仅只是众多“他者”中的个案.能够避免或减少另一个“他者”在社会上的构建,与媒介是否能够建立起更为全面、客观、合理的传播视角息息相关.对待“他者”,传播空间中媒体自觉性的建立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当然,媒介始终只是“同妻”身份建构中的一种外力.归根结底,同妻群体的产生还是女性在社会性别上的一种弱势体现.时代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女性在政治、法律、经济上的各种权利,但当代女性的性别意识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又或者说仍处于较为匮乏的状态.本文试图以解读新闻的方式来探究当今媒介在“同妻”身份构建中所起的作用,角度虽稍显新颖,但对新闻的分析仍属于一种二次解读,在研究方法的客观性上存在一定的缺陷.在后续研究中,如能直接面向同妻群体进行参与观察,结果可能会更加真实客观;同时,如果能结合西方媒介中“同妻”再现的新闻进行对比分析,将会对当前媒介中“他者”身份的理性建构带来一定的借鉴意义.

[ 参考文献 ]

1、媒介与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的关系——以湘西少数民族为例 ■王江生 梅黎 湘西少数民族的身份认同是一个历时态过程,在这过程中媒介对于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的塑造具有重要作用,通过传播主流社会价值观,发挥语言文化的教育功能,传播社会经济信息技

2、伦敦华人社群的身份认同——从文化遗产与文化记忆的角度分析[摘要]居住于海外的华人是典型的“异置者”(displaced people),对于他们而言,维系其价值体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本文通过对伦敦中国城的田野调查、日常生活的案例分析发现,居住在伦敦的华人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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