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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论文】浅论“众还是一?”——殖民时期美利坚文化形成中的白人族群(论文范文资料)

星级: ★★★★★ 期刊: 国家级期刊作者:[美]杰克·格林,著,张聚国,译浏览量:5161 论文级别:经典本章主题:殖民地和族群原创论文: 5156论文网更新时间:10-28审核稿件编辑:Ben本文版权归属:www.5156chinese.cn 分享次数:1780 评论次数: 6718

导读:“众还是一?”——殖民时期美利坚文化形成中的白人族群是一篇关于殖民地和族群方面的毕设论文格式,适用于本专业专科生和本科生以及硕士研究生在撰写毕业论文时阅读参考借鉴,希望对学生们的论文写作启到帮助。

【内容摘要】17、18世纪的早期近代期间,随着以英国居民为主导的欧洲人向英属北美地区的拓殖和移居,在新大陆的英属北美地区发生了包括美洲原住民印第安人、被强掠到美洲的非洲奴隶以及处于主导地位的欧洲拓殖者等种族之间的交汇和融合,发展出了一个新的民族——“美利坚人”.

【关键词】英属北美;同化;民族;关利坚;美利坚人.

【作者简介】杰克·格林,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安德鲁·梅隆荣休讲座教授,

主要从事美国早期史研究.

【译者简介】张聚国,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主要

从事美国史的教学与研究.

满运龙(校译),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深圳)实务教授,中国政法

大学兼职教授,主要从事宪法、证据法、比较司法制度的教

学与研究.

1776年组成美利坚合众国的那个地区的居 要是三个群体相结合的后代:(1)15世纪末期欧洲人开启“旧世界”与“新世界”之间持续接触时一直占据该地区的原始原住民;(2)17世纪初期开始涌人英属北美(或在1707年后大不列颠北美)殖民地的大量欧洲人;(3)被强制带到“新世界”为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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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人在其所发起和控制的新经济事业提供劳力的非洲奴隶.在两次跨越大西洋的大规模人口迁徙中——一次是来自西北欧,另一次来自非洲西海岸——来自非洲的迁移是迄今最为广泛的.从1680年到1807年废除奴隶贸易,大约三百万非洲人跨越大西洋来到英属美洲殖民地,其人数是来到同一地区的欧洲人人数的近三倍‘¨.尽管英国贸易商把这些非洲人中的大多数带到了英属西印度群岛,到达英属北美大陆上的殖民地的人数也是相当可观的,尤其是在1680年之后.根据最新的估计,在美国革命之前的四分之三世纪里,进入英属北美殖民地的欧洲人的人数只比非洲人的人数多大约29000人.在总数为585800名新来的移民中,非洲人占大约278400人,占47。5 010.而在1730-1770年间的移民高峰的几十年里,非洲人占来自大西洋东岸的所有新来移民超过500.

尽管非洲人及其后裔在英属北美殖民地人口中在数量上举足轻重,本文的兴趣却不是在于分析族群上更加多元化的非洲人,而是欧洲移民及其后裔同化到17和18世纪在北美所创建的新的英国社会的途径与程度.在17世纪,大约有155000-180000欧洲人定居到了英属北美殖民地.其中绝大部分,至少70%是英国人.爱尔兰裔人数大约有20000人,可能是最大的非英裔群体.还有大批威尔士人,9000-10000荷兰人定居在新尼德兰,特拉华河谷的新瑞典殖民地还居住着一千左右的瑞典人或芬兰人,2000- 3000法国胡格诺教徒,以及一些主要来自伊比利亚世界的苏格兰人和犹太人.在1700-1775年间的大约307400名欧洲移民中,只有44100名或大约15%是英裔,尽管另有56%~57%的移民来自不列颠群岛,因此可能会说英语.阿尔斯特苏格兰人有大约66100人,占移民总数的21%~220/0.爱尔兰南方人有42500人,约占14%.苏格兰人有35300人,约占12 010.威尔士人有29000人,约占9%.德裔是最大的单一文化群体,有84500人,占移民总数的大约27 010.其他欧洲大陆人只有大约5900名移民,仅占2%.

这些形形色色的族裔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一直是美国殖民地史学所始终关注的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占据主流地位的解释是大熔炉理论.在“七年战争”期间以士兵身份来到加拿大、战争结束后定居纽约殖民地奥伦治县的法国人克里弗科在1782年伦敦首次出版的《美洲农场主信札》中较早而完整地提出了这个理论:克里弗科在标题为“什么是美利坚人”的一章中雄辩地问道:“那么,什么是美利坚人,这个新人?”他回答道:“一个美利坚人或者是一名欧洲人,或者是后来经过奇特混血、只有在这个国土才能看到的欧洲人的后裔.我可以向你介绍一个家庭,这个家庭中的祖父是英格兰人,他的妻子是荷兰人,他们的儿子娶了一个法国女人,他现在的四个儿子有四个妻子,分属于不同的民族.”他指出,在美利坚,“不同民族的个体被融化为一个新的人种”,一个“英国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法国人、荷兰人、德国人和瑞士人”的“杂交人种”.

在这些段落中,克里弗科描述了一个同化的吸引力异常巨大的社会,新来的移民蜂拥而至,以新的文化实践与特性取代“旧世界”文化遗产,这将使它们加入争取个人幸福的竞争.这是英属北美殖民地东部沿海地区所出现的文化的核心要素.在一个勤劳和低税收使贤能之人很快晋身“独立的不动产所有人之列”丰裕之土,克里弗科描述了长期以来一直让欧洲人对“新世界”魂牵梦绕的愿景.他宣布各类移民最初“非常理智地逆来顺受”,后来他们深深地喜欢上了这里新的氛围、治理形式、语言、畜牧业模式以及其他似乎是取得成就的主要决定性因素的其他新的习惯和情况.与此同时,在追求个体幸福的过程中,他们很快摒弃了他们所继承的文化与宗教偏见.克里弗科指出,在这种文化环境下,婚姻市场日益摆脱了所继承的族群、宗教、语言甚至是阶级的限制,由此造成的混血强力地导向大熔炉以及一个新的民族的形成.克里弗科写到:“他是一个美利坚人,将他自己陈1日的偏见和态度抛诸脑后,从他所接受的新的生活方式中、他所遵守的新政府以及他所持有的新地位中获得了心的观念.他在被接纳到我们伟大的母亲( Alma Mater)的怀抱之后就称为美利坚人了.”

然而,克里弗科的许多同时代人对于他所描述的同化过程的有效性并不乐观.尤其是在1730-1770年间说德语的人大规模涌人宾夕法尼亚让人们怀疑这个殖民地是否有能力去同化如此大批量的异族,担心他们会压到并改变东道国文化.本杰明·富兰克林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极为敏锐的分析.他在1751年3月致纽约殖民地的印刷商同行詹姆斯·帕克的信中写到,“如此大数目的德国人输入宾夕法尼亚”将造成令人不安的可能性,即宾夕法尼亚“在几年的时间里,将会成为一个德国人的殖民地:他们不会学习我们的语言.我们必须学习他们的语言,或者如同居住在外国”‘他在同年晚些时候发表的一篇著名文章《对人口增长和定居殖民地的观察》中问到:“为什么容忍帕拉丁的乡下佬( Palatine Boors)涌入我们的拓殖地,听任他们聚集一处,确立其他们的语言和习俗,从而排斥我们的语言和习俗呢?”“为什么英国人建立的宾夕法尼亚要成为一个异族( Aliens)的殖民地?不久,他们的人口会如此众多,以至于将使我们日耳曼化,而不是我们使他们英国化.他们将永远也不会采用我们的语言或习俗.”

富兰克林生动的短语“聚集一处”表明移民并不倾向于同化,而是表现出很高程度的族群抱团意识,其特征是倾向于组成族群飞地,尽可能在“新世界”重现他们很大一部分文化遗产,并尽可能与接纳他们的东道国社会少接触.富兰克林阐明了这种行为的几种比较重要的表现.他向他的英国通讯员彼得·科林森抱怨道:“殖民地居民的子女很少学习英文.”“他们从德国进口了许多书籍:殖民地六个印刷厂中,有两个完全是德文的;两个印刷德文英文材料;只有两个完全是英文的.他们有一份德文报纸,一份德文英文双语报纸.一般性广告如今以荷兰文和英文印刷.我们街道上的标牌都以双语写成,而在许多地方,只用德语写成.最近,他们所有债券和其他法律文件都采用自己的语言.而我们的法院是承认的.德国人的业务不断增加,对口译人员的需求也持续增加.”‘10]

对于富兰克林以及他的英国同代人来说,克服德国人“对他们自己的语言和习俗”的“天然”钟爱,将如此大数量的异族人吸收进东道国文化是一个真正巨大的挑战,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不熟悉我们的法律与习俗”,似乎偏爱“作为独立的团体与主要是他们自己类型的人”居住一处.在18世纪50年代初,持有这种信念的人时常提出将德国人赶出宾夕法尼亚,剥夺所有不说英语的人担任文职和军职人员的资格,要求所有的法律文件采用英文,禁止印刷英文的量不到一半的德语印刷厂,禁止进口德文图书,从经济上鼓励通婚,建立免费英文学校——这是19世纪中期以来美国社会主要的社会化和同化工具‘.

在这些建议中,在殖民地时期宾夕法尼亚唯一实行了的似乎是建立学校.这似乎提供了同化的最有希望的前景.富兰克林的密友威廉·史密斯牧师、费城新建立的新学院的教务长预计,在这些学校里,德裔儿童将“认识熟人,建立联系,学习共同的语言,学习共同的习俗以及自由、共同福祉和共同国家的意义”.史密斯指出:“正如罗马历史所表明的,将会伴随通婚,这将会使他们统一于一个共同的利益之下.”[13]然而,尽管富兰克林支持在所有德裔移民“密集定居的”地区建立说英语的学校的运动,他一直担心,“不一致的习俗之间的冲突”可能永远阻止英国人和德国人融合为一个单一的民族.他声称“德国妇女在英国人看来一般很难看,以至于”将很难“促使英国人跟他们结婚”.他补充说:“而德国人的审美观总体上与我们妇女的审美观不一致……厚重而强壮,常常是对漂亮女孩的描述,因为对他们来说妻子的价值在于她所能够从事的工作.”[14]富兰克林的评价形成了一个文化过程的图景,其特点不是大熔炉,而是一个坚实却基本上难以驾驭的文化多元主义.

那个时代有关移民经历的两个对立的观点,即克里弗科对族群混合的强调以及富兰克林对族群分离的强调,可以作为重新审视本文标题“众还是一?”所包含的一个老问题的出发点.

这种审视必须从理解在殖民地时代作为接纳来自欧洲的移民的“东道国”的几个新社会人手.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历史学者们不是将这些社会构想为一些独立的殖民地,而是设想为一系列相互交叉但在社会经济与社会文化上各不相同的地区,每个地区都有共同的殖民和经济文化的模式.按照殖民的顺序,四个主要的地区包括切萨皮克、弗吉尼亚、马里兰和北卡罗来纳北部.这一地区重点是烟草生产,偏好分散的农业拓殖地,广泛使用奴隶劳动;新英格兰,由马萨诸塞、康涅狄格、罗得岛和新罕布什尔组成.这一地区倾向于生计农业、渔业、航海、对外商业、木材生产,尤其是(相对所有同时代其他英属殖民地而言)笃信清教和严格社会准则;中部殖民地,包括纽约、新泽西、特拉华和宾夕法尼亚.这一地区集中于粮食和肉类生产;以及下南部地区,包括南卡罗来纳、北卡罗来纳南部和佐治亚.这一地区的重点是通过奴隶生产大宗作物,如稻米、靛蓝和松脂制品.切萨皮克殖民地和新英格兰在17世纪上半叶拓殖,以英裔居民为主;中部殖民地最初是荷兰人或瑞典人开辟的,直到17世纪60年代才被英国占领.而下南部曾经是西班牙的领地,1660年之后也被英国人占领.这些地区的族群人口更加多元化,包括哈德森河谷和特拉华河谷的居民荷兰人、瑞典人和芬兰人,大量的威尔士和爱尔兰拓殖者,人数较少的苏格兰人和讲法语和德语的清教徒,以及人数更少的讲西班牙语、荷兰语或葡萄牙语的犹太人.

就我们本文的有关课题而言,对于这四个地区以及构成它们的若干殖民地的性质来说,我们强调三个总的观点.首先,每个地区应被视为一个新社会.也就是说,这个社会是一群控制了土地的开创者所创建的.他们设计出办法,为自身生存和利润操控当地的物质资源,重建物理与社会景观,确立适合自己情况的政治、法律以及其他文化制度.随着“第一批人进入之前无人居住”或更确切地说人口减少的“地区成为有效的占有者”,这些创始人构成了社会学家约翰·波特所谓的“开拓”群体,也就是说,他们及其直接的后裔或继承者对于他们正在创建的社会的性质拥有“最大的发言权”‘15].因此,这些最早到达的移民发挥了不成比例的巨大决定性作用.由于即使在17世纪下半叶,所有这些创始集团大部分是英裔的并且在英国的赞助下作为英国文化的 人而行动,所有这些新社会都表现出可以识别的英国文化的特征,而且在其对外关系的各个方面,与更大范畴的大西洋世界联系密切.而“老英格兰”日益成为这个大西洋世界公认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精神中心.极其明显而确定无疑的是,它们的文化特征不是西班牙的、葡萄牙的、法国的、荷兰的、美洲土著人的或非洲人的,而是英国人的,或在1707年之后,不列颠的.

第二点是,尽管这些新社会表现出英国文化的特征,这些创建和控制它们的英国人无一例外都是来自英格兰的许多不同地区.近代早期的英国,与近代早期的法国或西班牙一样,是一个成分混杂的社会实体.它是由大部分说同样的语言的人构成的,但是也存在很多方言;他们共享一个拥有(普遍的)共同法律制度的国家政体,但他们生活在天壤之别的条件下,拥有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拥有他们自己独特的政治与法律制度.因此,“英国”只不过是一个宽泛而极具争议性和有问题的文化类别.它包含了驳杂而千差万别的地方文化.来自英格兰的许多文化地区的殖民者在适应新的物理空间并在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各个地区创建一个英国地方文化的新变种时,他们之间也必须进行协商,并因此会敏锐地意识到作为“英国人”的意义.

与后来来自世界其他地区、来自非洲、西印度群岛以及欧洲的移民一样,最早来到北美的英裔移民发现自己在他们所正在创建的社会中不得不经历一个现代移民史学者所谓的“族群化”的过程.“族群化”这个概念承认来自同一个民族文化的移民既无“预先存在的纽带使其在内部保持统一”,也并非欧洲文化中各个社会成分所共同认同的某种特定“旧世界”习俗和制度的承载者.在他们到达美洲时,这些群体常常四分五裂.他们只是逐渐就使他们结成多个统一的族裔群体的特定的社会与文化统一体达成共识.换句话说,“族群联系只是在美洲的土地上形成的”;而那些联系的主要标志对于那些同一个民族血统的后来移民来说以及对那些“东道国”人口来说常常同样陌生[16].

有关英属北美殖民地几个地区的文化形成过程的第三个总的要点是,无论这些多元的英国群体结合在一起形成统一的英国文化有多难,后来的移民,无论是来自英格兰、英国的其他地区、欧洲大陆或美洲的其他地方,进入了一个早已定义明确的政治、法律、社会和文化的景观.留给他们的只有两个选择:同化还是族群化?任何特定群体发展或保持其族性的程度取决于一系列变量的作用,会在下文进行讨论.然而,在殖民地时代大多数英裔和欧洲裔移民的强大趋势与其说是族群化,倒不如说是同化,或至少是适应.然而,如果出于选择或宗主国文化的压力,他们经过了族群化,他们作为松散的民族群体或前族裔群体,首先也经历了与最早的英国殖民者所经历的同样的族群化过程.他们通过将他们自己与他们所居住地区的主导性东道国文化相对照,逐渐理解了他们与那些文化之间的不同之处,以及在他们从“旧世界”所带来的丰富的世袭传统和制度之中,是什么使他们凝聚在一起,成为一个独具特色的统一的“族裔”群体.

这三个总体观点中所暗含的文化形成模式的主要例外是纽约殖民地.这里的创始性文化不是英国人,而是荷兰人.从族性和宗教上来说,新尼德兰的人口从一开始就出了名地混杂.尽管新尼德兰的人口来自荷兰附近的许多地区,包括说法语的瓦龙人和莱茵兰的德国人,还有长岛上居住的一大批来自新英格兰的移民以及少数苏格兰人和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犹太人,这个地区“充满了独特的荷兰特色”,而且其荷兰特性是一个类似于英国殖民地的英国人中间所发生的族群化过程的产物.这里的族群化发生在最初占领这个殖民地并控制了支撑和定义这个殖民地的社会制度安排的各色荷兰人和其他民族的人中间.正如乔伊丝·古德弗伦德所指出,这个创始群体通过引入“制度、法律和习俗”,改变景观,确定“与土著人和输入的非洲人之间的互动模式并有选择性地”输入他们母国文化的其他方面,在文化上根深叶茂[18].1664年,当英国人征服新尼德兰之后,他们所遭遇的文化已经牢牢地扎根,这是定义他们的英国性的背景.他们发现,他们的处境不是要在英国人中间与另外一个英国地方文化谈判,而是要将英国文化的习惯与形式强加到一个根深蒂固的荷兰文化之上.

这个强加的过程是在后来的七八十年里慢幔实现的,经过了英国化约翰·默林所说的“荷兰化”(即荷兰殖民者在英国人英国化的压力下所表现出的坚守荷兰方式的愿望)两个竞争的冲动之间一系列旷日持久的文化谈判和调整.控制公共领域有助于英国人的这个竞争.他们很快将英语确定为法律和公共讨论的语言,按照英国人的方式重组了政治机构,将英国法律实践引入法庭,并将贸易导人讲英语的世界.然而,由于在私人领域缺乏强制性的资源,英国人并未系统性地或持续地努力根除其他方面的荷兰文化.相反,他们采取了一种迁就性的政策,允许与英国文化存在“天然之别的荷兰文化传统不受骚扰,继续存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用古德弗伦德的话说,纽约殖民地巨大的荷兰人口中的很多人“只需要对英国政府的事实做出最小的让步”.由于“他们的家庭和教会生活得到了保障”,他们没有多少英国化的动力.确实,与英国人为邻使荷兰人意识到了自己的“荷兰特性”,促使他们表达自己的族性,并强化了他们对“自己的习俗和价值观”的眷恋[19].

所以,尽管英国人口稳步增长并强制确立起了英国制度,直到18世纪,纽约殖民地的“荷兰生活方式”一直很强势.以荷兰改革教会为制度基础,荷兰人的社区和家庭得以自行安排其家庭生活.在乡村和城镇,他们聚集在通常“不受外部影响的”族群社区.他们表现出同族通婚的明显倾向.1700年之前,超过800/0的荷兰裔妇女和100%的荷兰裔男性从他们自己的族群内部选择配偶.尽管截至17世纪90年代,荷兰人通常是由配偶双方共同签署的、以保障遗孀在其一生对财产的监管的互惠遗嘱开始让位于只是由丈夫签署的英式遗嘱,荷兰人的丈夫所起草的遗嘱依然旨在实现互惠遗嘱的传统目标.同样,尽管越来越多的荷兰人掌握了“基本的英语语言”以及复杂的英国法律和商业惯例,荷兰语继续作为该族群宗教和家庭的使用语言[20].

大约在1710-1750年间,随着英国人逐渐在数量上占据优势以及公共生活呈现出更多的英国特性,荷兰人发现越来越难以“在一个日益英国化的世界里维持他们的族群认同”.他们依然建设荷兰风格的房屋,也依然到荷兰正宗的教堂礼拜,然而,那个荷式堡垒内的成员越来越少.荷兰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成功立业,越来越多的人为他们的子女提供英文教育,以便他们能够“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到18世纪中期,英语“已经成为荷兰青年人的主要语言”,而“熟练使用荷兰语”主要局限在老年人中间.正如兰道尔·巴尔默所说的,“许多自称具有荷兰血统的人已经不会说荷兰语”.1700年之后,荷兰男性和女性“在选择婚姻伙伴时”逐渐摒弃了“族群排他性”原则‘22].截至18世纪50年『弋,男性遗嘱起草者基本上放弃了荷兰人重点保护妇女的财产利益的平等财产继承惯例,转而模仿他们的英国人邻居,利用他们对财产的控制“促进子女的继承权,限制其遗孀对财产的控制”.实际上,在纽约殖民地开放的经济环境下,荷兰人已经吸收了由英国法律所定义的、在英国的政治制度之下所运行的一种共同文化.这种文化“促进了男性对婚姻内财产的控制,青年人的个体发展”,一个自由的婚姻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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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家庭经济上的自给自足”[23].

在纽约殖民地以及中部殖民地的其他地方的荷兰人的例子说明了三方面相互补充的发展,这些发展后来在18世纪来到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大多数非英裔欧洲移民的经历中得到了复制:首先,逐渐适应英国人或不列颠人及其准则所主导的相当小的公共领域;其次,一个非常大的家庭领域的强烈私人化,在其中,人们根据个体或群体的价值观构建生活;第三,逐渐吸收主要由占据主导地位的英裔人口所定义的核心文化,这种文化一直容忍各种族群认同的表达.在荷兰人中间,这第三个方面的发展所代表的英国化过程,在富裕的人口中间和在城市地区进展较快.而在不太富裕的人中间和农村地区,至少直到18世纪末期,荷兰人的生活方式一直非常强势.

“新瑞典”是唯一的另外一个其创始文化并非英裔或不列颠人的成就的殖民地.该殖民地的瑞典裔和芬兰裔拓殖者的经历则与荷兰裔的经历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位于特拉华河谷的瑞典人和芬兰人在1664年英国人征服新尼德兰和在1680年并入宾夕法尼亚和特拉华殖民地时处于荷兰人的管辖范围.在面对其周围在人数上占有压倒性优势的英国人口时,他们缺乏至关重要的大量人口以维持很大一部分族性.到1750年芬兰语完全消失,而芬兰人的后代,用芬兰博物学家比得·卡尔姆的话说,全部“转变成了英国人”.瑞典人开始人口较多,因而在较长时间内坚守了自己的语言与习俗.在访美期间,卡尔姆发现许多瑞典人仍然能够听懂瑞典语,并在私下里用瑞典语交谈,但是,英语已经成为他们的“主要语言”.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耻于用自己的语言交谈,因为他们担心这样的话他们就无法成为真正的英国人”.他们拒绝在公共场所说瑞典语.随着瑞典人与邻近的英国人之间通婚速度加快以及瑞典路德宗的彻底英国化(在18世纪上半叶成为安立甘宗),这种彻底放弃瑞典语言一方面证明一个较小的民族群体在英国人的海洋之中很难维持独立的认同,另一方面,也许也证明了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的吸引力[24].

与在哈德森河谷和特拉话河谷被征服的荷兰人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人相比,在1680-1775年间来到英属北美殖民地的新欧洲移民面临一个现成的英国文化.他们从一开始就知道,他们必须适应他们将前往定居或被遣离的地方性英国文化.他们包括四种不同类型的自愿性和非自愿性移民.第一种类是罪犯.有数千罪犯被英国法庭判定发配到各个殖民地作为役奴长期服役;第二类是在社会上陷入绝境的人.他们在英国的边缘化生活迫使他们以若干年的劳动换取跨越大西洋的旅程;第三类是战争和宗教歧视所产生的难民.他们把美洲视为一个开始新生活的地方;第四类是所谓改善型移民.这些人拥有资源与技能,他们希望能够在新世界加以应用,以改善他们的经济处境.

自从17世纪80年代开始,殖民地的推动者们,即获得英王授予整个殖民地或殖民地很大一部分土地的人,或是殖民地政府授予了大片土地的人,积极地努力从三个自愿性移民群体中招募英国和欧洲的新教移民.为此,他们印制了多种语言的宣传材料,将殖民地描绘为安全而诱人的地方.那里的社会几乎没有贫困,自由人生活富足,不需要太多劳动,而勤劳的人则建立了家庭,获得了独立甚至财富.数量激增的类似材料强调这里没有确立代价高昂的官方宗教;实行宗教宽容;有相对简单、开支低廉和并不引人注目的政府;不存在“旧世界”特有的社会等级制和法律限制的压迫;以及在英国治理制度下自由财产持有人所享有的很大的独立和自由.为了同样的目的,各殖民地通过了归化法,保障外来的新教徒享有与英国殖民者同样而全部的公民权利.1740年,英国议会通过了自己的《归化法》,批准了这个制度.实际上,这种宣传材料邀请各种来自欧洲的新教徒,包括那些未能在“旧世界”取得成功的新教徒,将其资源、技能、创业和勤劳精神投入到在“新世界”对幸福的追求.这种追求比在当时西方世界的任何地方有更大的可能性获得他人尊重,取得经济成功[25].

这些宣传材料暗示或常常明确向外国人描述同化到在英属北美殖民地正在形成的新社会的前景.换句话说,加入追求幸福,追求物质与社会地位的改善以及个人的自我实现,就是要成为创建那些社会的完全的参与者.然而,近期对各种族裔群体经历的研究,包括乔恩·巴特勒对法国胡格诺教徒的研究[26J,斯蒂芬妮·沃尔夫、A。G。罗博、玛丽安妮·沃基克和赫尔曼·韦伦罗特对德国人的研究[27],以及内德·兰兹曼对苏格兰人的研究[28],表明特定族裔群体的成员同化的速度和程度,或其加入或抵制被吸收进英属北美殖民地文化的程度差异很大,这取决于一系列重要的变量.我列出了10个这种变量:

(1)群体规模.大规模到来的群体拥有抵制同化压力的更大可能性.

(2)殖民地点与模式:聚集定居或居住在城市族群社区的群体与那些分散在整个人口中的群体来说更能有效地抵制同化.

(3)英语语言的熟练程度:不熟悉英语会使同化变得更加困难和缓慢.

(4)性别比例的平衡:那些以家庭为单位移民的群体、或男性与女性的比例没有严重失调的群体能够提供族内婚姻的伙伴,以保持族群的完整性.

(5)与来源文化保持持续联系的程度:连续不断的移民并维持跨大西洋的亲属、金融、社群与宗教网络,强化了群体维护其族群传统的能力.

(6)对宗教的笃信程度与宗教排他性:那些表现出维持一个纯洁教会的巨大冲动的自我封闭的宗教群体拥有维持族群凝聚力的强大意志.

(7)排外的程度:在“旧世界”表现出排外行为的群体来到“新世界”之后很可能会持续这种行为.

(8)东道国人口的态度:一个不能容忍另外的行为模式的东道国人口可能会迫使一个群体或者同化,或者强化自己的族群意识.

(9)内部的敌人:临近文化差别巨大的群体——美洲土著人、非洲人或非裔美国人——尤其是在这种群体似乎表现出威胁性的时候,倾向于模糊或消除来自欧洲的群体之间的差别.

(10)外部的敌人:容易受到临近的西班牙或法国殖民地的攻击会促进同化.

我们可以通过对主要族裔群体的经历分析来说明这些变量如何发挥作用而加快或延迟在英属北美殖民地社会中的同化过程.我建议简要的看一下两个群体:一个是最容易同化的法国胡格诺教徒;另一个是最难以同化的德国移民.在这项研究中,我们将重点关注语言坚守、宗教附属、继承惯例和婚姻选择等关键衡量标准.

法国胡格诺教徒人数不到5000人,也可能只有3000人.他们是来到英属北美殖民地的非英裔欧洲移民中到达最早、人数最少的群体.“与后来经常居住在孤立的农村地区、很少以不同的民族群体接触的德国、苏格兰和苏爱人移民大大不同的是”,在1685年取消《南特敕令》之后的20多年里逃离法国、主要居住在南卡罗来纳、纽约殖民地和新英格兰地区的胡格诺教徒们,经常居住在城市中心,与英国人保持密切的联系.尽管居住在小规模的农村,如纽约殖民地的新罗歇尔或新帕尔茨的胡格诺教徒中间的族群凝聚力保持时间最长,“在(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各个地方,胡格诺教徒的典型经历是同化和凝聚力的削弱”.他们很快学会了英文,并且很快表现出族群外通婚的明显倾向,乔恩·巴特勒称之为“匆忙走向族外通婚”.在18世纪20年代,南卡罗来纳60%的胡格诺教徒与非胡格诺教徒结婚;而在18世纪60年代,这一比例上升至900/0.在17世纪90年代纽约殖民地,40%的胡格诺教徒族外通婚.而到18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一数字已经上升至接近90%.在18世纪40年代的波士顿,这一数字为近97%.起初,法国新教教会成为族群凝聚力的基础.然而截至1750年,“在各个殖民地只有两个比较弱的法国新教徒会众”.其他的教会或者变成了安立甘教会,或者在其成员加入其他地方性主导教会(在波士顿是公理会;在南卡罗来纳和纽约是安立甘教)之后解散.即使在初期,在经济上获得成功的胡格诺教徒,如南卡罗来纳的曼尼高尔特家族、纽约殖民地的德兰西家族或马萨诸塞殖民地的法纳尔家族,已经彻底融入到殖民地政治与经济主流生活之中.在殖民地时代,没有任何其他的族裔群体经历了如此“快速的社会与宗教解体”.与克里弗科的理论一致的是,法国胡格诺教徒几乎融化到了整个人口之中[29].

德国移民的经历与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们的人数要比胡格诺教徒超出20~25倍.他们来时有的是自由人,有的是奴仆.主要以家庭的形式,来自许多小的政体与地区,包括巴拉丁、施瓦本、阿尔萨斯、威斯特伐利亚,黑森、西里西亚、符滕堡、巴登、瑞士和奥地利.他们代表着许多不同的族群分支,持有五花八门的宗教信仰——路德教派、德国改革教派、各种虔信派甚至还有少数天主教徒——他们说着他们的共同语言中的许多方言.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定居在南卡罗来纳、北卡罗来纳、弗吉尼亚、马里兰、新泽西和纽约殖民地,但他们主要集中在宾夕法尼亚.在殖民地时代末期,他们占到该殖民地总人口的大约40%.如此众多的人口使宾夕法尼亚德裔移民成为非英语移民中唯一以自己的语言开办了几种报纸和出版社的群体.由于众多讲德语的人聚集在农村社区和小的城镇,德语成为社区、家庭和宗教生活中的一种交流语言.来自德国的移民持续大量涌人以及大量的德国人保留了在“旧世界”社区的财产权,维持着与“旧世界”教会之间的宗教联系,他们与其所来自的文化保持着密切的联系‘30].

这些条件使德国移民保持了很高程度的族群凝聚力,至少是在宾夕法尼亚与其他中部殖民地.德国人以母语进行交流.他们到德语教会去礼拜,居住在德国风格的农场上和城市住房中.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他们都遵循了德国人私下裁决的习俗,而不是诉诸法庭.他们延续了德国的继承惯例,将财产平等地分配给子女.如果他们想要保留自己的财产,他们会采用合同的形式,强制继承人供养他或她的兄弟姐妹.除了费城及其周边地区以外,第一代人很少族外通婚.他们也很少借钱给非家庭成员.如在英国人中间一样,德国人中间的族群化过程,也就是建立统一的社群的过程,同样很缓慢.在这样一个多样化的人口中间建立一个统一的德裔族群的任务,需要进行长期而艰苦的族群内文化谈判.可以确定,这不会取得什么结果,直到殖民地时代结束之后[31].

然而,尽管许多德国人决意要在家庭领域保存其“德国性”——在家里,妇女维持着语言、宗教准则以及与众不同的族群习惯——只有最为排外的德国人(如摩拉维亚兄弟会)表现出十分不情愿接受他们居住其中的英国人东道国社会.从整体上说,他们相对很快同化到英国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如他们的英国人邻居们一样,他们不是在村落里定居,而是定居在分散的农场上.他们也积极参与土地市场,经常迁徙,表现出桀骜不驯的倾向,并且集中精力在家庭、农场、社区和信仰等私人领域.他们习得了足够的英语,以参与法律和政治制度.那些居住在城市地区的人,所居住的小区是由阶级而不是族性决定的.他们与英国人和苏爱人的镇民自由交往[32].这些行为模式表明,德国移民的经历所涉及的不是形成自给自足的族群社区,而是在私人生活领域追求族群传统的同时,在公共领域同化接受东道国的准则.

人数众多的德裔族群被强烈地拉向同化,表明英属北美殖民地同化的压力确实强大.这些压力中最为重要的因素包括:

(1)广泛获得可资利用的物理与社会空间.相对来说,同化可广泛地占有地产以及其他形式的财产,并由此取得独立使各个欧洲族群的自由人被吸引参与对物质地位改善的追求.这构成了英属北美殖民地生活核心的文化要素.

(2)区域性东道国文化的社会与经济吸引力.各殖民地区域很早就设计出在特定物理景观上定居并进行开发的有效方式.后来的移民认识到,取得经济成功最有把握的途径是在文化上接纳那些方式.

(3)巨大的家庭领域的力量与吸引力.在这一领域,人们拥有自主权根据其自己的族群或其他偏好安排自己的生活.

(4)各个殖民地美洲土著人、非洲人和非裔美国人的大量存在,提醒欧洲人注意到具有共同

“众还是一?”——殖民时期美利坚文化形成中的白人族群
殖民地和族群毕设论文格式

的欧洲性、文明和白肤色的所有族群.

(5)社区混合,是来自许多族群的人密切接触,促进了社会交往,鼓励了族外通婚.

(6)宗教多元化和混杂,促使一种宽容的意识形态的发展,有时导致跨族群和宗派界限的合作.

(7)自由的婚姻市场,在这个市场上,男人和女人可以根据个人偏好选择配偶,而无需考虑族性或宗教.

(8)将天主教徒和不说英语者排斥在公共生活之外,这促使那些拥有参与公共生活抱负的人去学习英文,即政治与法律讨论的语言,并促使天主教徒放弃或隐藏其宗教.

(9)国族化的公共经历,如与天主教西班牙和法国之间的跨殖民地战争,突出了殖民者的对新教的共同信仰;或美国革命,在性别、种族和阶级而不是族群上定义了哪些的人属于或不属于公民.

这些压力的作用可以被设想为同化过程的代际形态.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各个移民群体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这些压力.这种同化过程强调族群特殊性和凝聚力的逐渐衰减.第一代移民适应了当地的政治、法律和社会一经济文化,并学会了足够的英文以积累并转移财产.后来的一到两代移民,克里奥尔人或本土出生的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一直会说英语,作为英属北美殖民地区域文化的完全或部分社会化的成员,与那种文化内不属于他们所在族群的人交往,参与所有族群参与的活动或经历,有时在婚姻中跨越种族边界.再后来的几代人在婚姻以及其他的行为中基本上忽略了族群考虑.一个特定族群经历这一过程的速度各异,取决于其规模、凝聚力以及前文所讨论的其他变量.法国胡格诺教徒和瑞典人处于这个连续统一体的一端,德国人处于其另一端,威尔士人、苏格兰人、乌尔斯特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则处于连续统一体的中间位置.

如果历史地理学家罗伯特·米切尔对谢南多瓦河谷的经历的描述具有典型性,那么在后来的几代人二次殖民的地区,族群凝聚力的虚弱和同化到一个共同的文化之下的过程可能更快.米切尔的著作表明,在这些地方,随着经济和商业的考虑优先于宗教和族群的考虑,“创建分散的农村定居点模式和个体家庭农场的景观超越了民族来源的差别”“与日俱增的人口在空间上的混合”以及人口的更替比例很高和向上的社会流动性“逐渐削弱了族群认同”.由于部分地“将讲德语的群体与河谷的其他人口”孤立开来,语言以及宗教上的差别“延迟了他们的文化同化.与讲英语的群体相比,他们较少参与河谷早期的公民、政治和商业活动.然而,他们越快地实现商业成功,就越快地被同化”[33].到18世纪最后的几十年里,他们成为自由的婚姻市场的完全的参与者,表现出越来越少的对族群考虑的关注.在整个英属北美殖民地的欧洲移民及其后裔中间普遍性的这种同化过程,给当时克里弗科的熔炉理论提供了那个时代非常有利的社会证明,有助于消解富兰克林在18世纪50年代所表达的对于族群竞争和族群排外性的担忧.

当然,这种同化过程并未扩大到其他种族.那些居住在白人中间的一些土著美洲人选择或由于个人情况被迫同化接受了白人的生活方式,并与欧洲血统的殖民者混血.尽管很难确定这些土著的人数,但是我们不应低估他们的数量.与此同时,在殖民地时期,只有极其罕见的非洲人或非裔北美人可能有被同化机会.用研究文学的学者艾伦·沃尔德的话说,并非由生物学,而是由一种强大的“围绕肤色神话的种族类型的社会解释”以及与之相伴的深色肌肤代表低劣的观念所定义的种族、而不是族群,在整个殖民地时期以及其后,一直是“美国文化中最为核心的范畴”[34].

如果英属北美殖民地时期欧洲移民的经历可以以本文所提出的框架进行解释,本文的标题所提出的问题似乎是法国人所说的“不正确地提出的问题”.英属北美殖民地文化形成的过程并非是“一还是众”的问题,而是“一和众”的问题.用文学理论家沃纳·索拉斯的话说:“‘多元’与‘同化’之间的对立是一个伪命题.”[35]在各个地方,英属北美殖民地文化展现出一种松散的一致形式,表明越来越多的人一致认为和坚信.一种本质上是英国的、新教的、商业的和繁荣的公共文化是可取的,这种文化倾向于促进独立的白人男性个体或群体对幸福的追求.这种普遍的一致看法反过来允许、甚至在某些方面鼓励作为追求幸福的产物、在家庭空间建设中保持很高程度的多元化.这种情况鼓励了族群意识和行为的维系,而这又造成了一种平行的族群化,并为19世纪族群传统的缔造奠定了基础.然而,后来出现的对族性的怀旧情绪不能掩盖的事实是,在殖民地时期,每个主要的族裔群体,包括大多数德国人,都在政治上、法律上、社会经济上和语言上同化到他们居于其中的东道国的文化之中.用内德·兰兹曼的话说,这一经历“有助于将来自多样化和似乎不想联系的地区背景的殖民者统一于共同的民族旗帜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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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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