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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科生论文】浅析中国现代史学史的新诠释及其方法论上的启示——兼评王学典教授《良史的命运》(论文参考资料)

星级: ★★★★★ 期刊: 优秀作者:赵满海浏览量:6653 论文级别:优秀本章主题:史学和学术原创论文: 5156论文网更新时间:10-28审核稿件编辑:Dwight本文版权归属:www.5156chinese.cn 分享次数:1306 评论次数: 450

导读:怎么写作好史学和学术相关方面的论文。本篇中国现代史学史的新诠释及其方法论上的启示——兼评王学典教授《良史的命运》中的相关参考文献论文希望会对你的写作带来参考帮助以解你的写作忧愁。

【内容摘要】在《良史的命运》一书中,王学典教授以全新的视角,对中国现代诸多史学流派、史学名家作出了全新解读.他既注重寻绎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更强调揭示学术发展的外部环境,尤其是将社会学视角引入史学史研究,开创了“史学社会学”的新思路,在对中国现代史学史做出全新阐释的同时,对中国史学史方法论研究做出了可贵的探索.

【关键词】中国现代史学史;史学叙事的客观性;王学典;《良史的命运》;“史学社会学”.

【作者简介】赵满海,历史学博士,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经学史、中国现代学术史研究.

2013年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良史的命运》,共收录了王学典教授于2000年之后陆续撰写的专题论文和随笔21篇,外加3篇附录.尽管这些文字大多属于昔日所作,但与其初次发表时相比,文集中部分文章无论在题目还是内容方面都做出了不少重要调整.此外,该文集所收录的文章大多具有相近的主题:20世纪学术史叙事的客观性是否可能及其实现路径.这些文章或致力于提炼影响史学叙事客观性的因素;或侧重于探索消解影响客观性的消极因素的办法;更有部分篇章将作者的以上思考融人笔端,致力于书写相对客观的学术史.所以该书从形式上看是一本文集,实际上由于所收录诸文具有明确而集中的学术主题,所以跟学术专著没有太大的差别.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作者融史观、史料、史法于一炉,对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若干重要史家(如顾颉刚、翦伯赞、童书业、黎澍)和史学流派(如唯物史观派和史料派)的地位、特点、贡献、不足等做出了新的解释,对当前中国史学界普遍存在的问题和将来的发展趋势也给出了自己的见解,这些都为中国现代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的创新做出了可贵的探索.

一、目光敏锐:善于捕捉重大问题

一部学术论著成就的高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者的立意,而直接决定论著立意高低的就是该作者的问题意识以及这个问题在整个学科建设中的地位.王学典教授在该书中又一次呈现出其一贯的治学特点:以敏锐的目光,着力研究中国现代史学史上的重大问题——历史叙事的客观性问题.

首先,该书由一系列相对集中的专题论文和随笔构成,这些文字大都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史学问题:(1)对学术史的客观叙事是否可能;(2)客观叙述学术史的实现途径.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后者是对前者的延伸,共同构成历史研究客观性的重要论题.

其中有些文章直接以此主题命名,如《“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是如何被叙述的——对学术史书写客观性的一种探讨》;还有部分文章从不同的侧面表达了同样的主题,如《语境、政治与历史:义和团运动评价五十年》《“五朵金花”:意识形态语境中的学术论战》《“八十年代”是怎样被重构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新启蒙”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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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澍》等文章,重点讨论了影响客观历史叙事的各种社会因素,尤其是政治因素;而《良史的命运》《痛苦的人格分裂》《疯癫与社会:“肃反”中的童书业》等文章则阐述了一代优秀的史学家为了坚持历史叙事的客观性,在精神上乃至肉体上所付出的沉重代价.由于历史客观性问题是现代史

中国现代史学史的新诠释及其方法论上的启示——兼评王学典教授《良史的命运》
史学和学术参考文献论文

学理论中最核心的问题之一、对历史学的学科属性和前途命运至关重要,所以该书选题的重要性决定了此书具有很高的价值和意义.

其次,书中有一组文章名为“重写学术史”,致力于对近百年来尤其是20世纪后半期的学术史进行重新认识和评价.之所以要提出这个看法,是由于以往的学术史研究者多受到特定历史环境特别是政治因素的影响,对于那些在意识形态上的异己人物或“反动人物”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如部分学者“或者由于与国民党渊源甚深,或者由于与所谓‘托派’纠缠不清,上述如此庞大的群体都被日后的学术史研究者驱逐出唯物史观的阵营”.在这种叙事思路的影响下,“仅仅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等几个人怎能造成一种像‘怒潮’一样的学术史大势呢”?正是鉴于以往学术史研究中政治与学术不分,学术研究受制于政治的弊端,王先生提出将马克思主义划分为“行动”的马克思主义和“学术”的马克思主义,这样一来,即使某些学者与政治上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有所分歧,他们在学术研究中由于借鉴唯物史观而取得的贡献也不再被忽视.

在影响史学叙事客观性的各种因素中,意识形态的影响比较明显,另外一种影响因素则比较隐蔽,即学术史叙事者很容易从自己所处时代的某种思潮或语境出发来叙述学术史,这是典型的后见之“明”.在这种思路的支配下,某些当时看起来超前而实际上却很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学者、学人更容易受到热捧;而某些在历史上曾发挥过重大思想影响,但时过境迁、逐渐被时代所放逐的思想家则很容易被淡忘.甘阳和黎澍分别是两者的代表人物.前者在理论界大力批判极左思潮和教条主义,为现代化建设鸣锣开道之时,自己已经直接致力于研究对现代性思潮持质疑、反思立场的西方哲学思想,这种思想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性各种缺陷的暴露,逐渐凸显出自己的远见.而黎澍则是后者的代表,90年代语境的巨大变化导致了学术界对黎澍的淡忘,但在80年代他做的一系列反思、批判工作在当时具有巨大的时代意义.在这个问题上,王学典先生提出不能用价值理性代替客观历史本身,历史叙事不能将人物、思潮脱离具体的历史语境加以描述.通过对这两类问题的反思,不难发现以往很多重要人物还没有受到重视,而且以往的研究倾向与方法也存在不小的问题.所以“重写”学术史的必要性、可能性也就水到渠成了.

再者,人类社会的历史是复杂而广阔的,历史研究不可能面面俱到,但也不能以偏概全,宏观分析须与专题研究相结合.而专题的选择是否合适、是否有代表性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最后宏观分析的学术价值,这就需要作者具有通人的学识和敏锐的洞察力.这部文集中的不少篇章正具有这样的特点,大多体现了作者“以小见大”的特点.

如文集中的第一篇名为《痛苦的人格分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的史界传统学人》,之所以选择顾颉刚先生作为研究对象,正是因为考虑到顾先生在1949年之前取得过卓越的学术成就,1949年之后在很长时期内遭遇到不公正的待遇,“为了生存,为了较好地生存,这些知识分子不得不承受人格分裂的痛苦煎熬.五十年代初期,所有那些有接受‘改造’的愿望和表现但又未完全做到"入乡随俗’的传统学人,大多如此”.对童书业先生的研究一方面是因为该个案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另一方面因为童先生患有精神病,以至在建国初“肃反”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的高压下,“才敢 地将自己的全部恐惧和盘端出,从而无意间充当了时代的镜子,给这一时期读书人的精神苦难提供了一个真实文本”.所以对于顾颉刚、童书业的分析,其意义就超越了就事论事的性质,从而具有了更加宏观和普遍的价值.

宏观概括与微观研究的成功结合也使得该经验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所以作者在做过这些成功的尝试之后,开始在广度、深度上继续推进,将不少单篇文章扩展为一本本专著,如《痛苦的人格分裂》发表后引起学界关注,后来应刘瑞琳女士之邀,王学典教授撰写了《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并成为当年罕见的学术畅销书.《新时期黎澍侧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新启蒙”与黎澍》发表后,他又撰写了若干篇相关论文,集结为《思想史上的新启蒙时代:黎澍及其探讨的问题》.《“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是如何被叙述的》《新史学和新汉学:中国现代史学的两种形态及其起伏》的发表为《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出版奠定了基调.这些都充分显示了作者的宏观视野和敏锐的洞察力,同时也反映了作者成熟而高超的方法论素养.

第四,作者的选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所以这些选题绝大部分在此前的国内外学术界已经有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如英国历史学家沃尔什对影响历史叙事客观性诸因素的研究,余英时对史料派与史观派的比较分析,《翦伯赞学术纪念文集》和张传玺对翦伯赞的深入研究,《黎澍十年祭》诸作者对黎澍的精彩刻画等,许冠生的《新史学九十年》更是中国现代史学史名著.王学典教授在充分吸收上述前贤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借鉴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并将这些理论、方法与自己的史学研究实践紧密结合,在诸多问题上提出了极富创建的新观点,将中国现代学术史叙事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分析影响史学叙事客观性诸因素的过程中,沃尔什非常重视种族、国家、民族、个人好恶等因素;王教授则分析了意识形态、门户之见、个人好恶及方法论自恋等因素,二者有明显的区别.就史料派与史观派的关系而言,余英时侧重分析二者的差异及各自的合理性,王先生则更多地凸显了二者对史学叙事客观性的影响,侧重点不同.就翦伯赞的研究而言,以往研究在资料获取上具有很大优势,王教授没有找到更多更新的资料,却从知识社会学的社会角色理论角度对翦伯赞之死的文化意义做出全新的解读.

第五,该书不仅具有上述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秉承中国传统史学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力图在客观地研究、叙述历史的基础上得出一些类似规律性的认识,以期引起今人的警醒.这一点尤其以《痛苦的人格分裂》一文最具代表性.经过疾风暴雨式的思想改造运动之后,那些传统学人是否能完全认同当时改造者的思想呢?通过多方查阅各种原始资料,王先生揭示出顾颉刚先生在公开场合与私下场合对思想改造运动迥然不同的态度,并认识到童书业、杨向奎对自己的批判是“渠等应付思想改造时之自我批判耳”.王先生认为:“其中‘应付’二字尤其值得玩味.这两个字,再好不过地揭示了50年代初期知识分子面对思想改造运动时的心态.”关于如何应付当时的思想改造者,被迫说一些违心之论,邓广铭先生也提供过一段宝贵的材料.作为《中国史纲要》的参编者之一,在“文革”中,当该书被当作“大毒草”批判时,编写者也不得不批判该书,将“罪状”推到翦伯赞一人身上,“苦思苦想,找出些理由来,其中有一条,就是说翦老不许把马、恩、列、斯和 的话写进书里”.在这段话里,“苦思苦想”对当时那些有良知但迫于形势的知识分子的刻画堪称传神,可与顾颉刚先生笔下的“应付”相媲美.如果大家怀着这种心态去接受思想改造,又怎么能期待在他们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黎澍先生则将这种思想改造与宋明理学相比较,认为这种运动制造了大量的伪君子.这种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可见,该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社会意义,是一本难得的学术史研究佳作.二、慧眼独具:深入发掘宝贵史料

近代以来,历史研究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发掘出新史料.由于该文集所讨论的问题多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所以在王教授涉足这些领域之前,学术界已经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为了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有所突破,王教授秉承论从史出的优良传统,努力搜集了诸多宝贵的资料,如日记、书信、读书笔记、自传、回忆录甚至影像资料.

在一个言论可能给自己带来极大困扰甚至灾难的年代里,一般人在公开场合的言论更容易传世,从而成为后人研究前人思想观念的重要文献.但是在那些特殊的年代里,由于发言者自己也清楚这些言论可能给自己带来的后果,所以这些资料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反映资料提供者真实的内心世界,今人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要谨慎从事.正是认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当探讨1950年代传统学人在面临思想改造运动的思想困境时,王教授不仅使用了顾颉刚先生的一些公开发言,透露出他竭力追随新“道德标准”“社会风气”的表象.而后通过顾先生的日记才看到了他真实的内心:惶恐、焦躁、不满,如:“此次学习,可怕者三……刺激太甚,使予接连不得安眠,二也.开会太多,无写作自我批判时间,三也.”此后又通过其与友人祝瑞开的通信表达了对当时思想改造方式的不满:“本年三反、五反、思想改造三种运动,刚无不参与,而皆未真有所会悟.所以然者,每一运动皆过于迫促,无从容思考之余地.刚以前作《(古史辨)自序》,是任北大助教六年慢慢读、慢慢想而得到的.因为(此)有些内容,所以发生了影响.今马列主义之精深博大,超过我《古史辨》工作何限,而工作同志要人一下就搞通,以刚之愚,实不知其可……若不经渐悟之阶段而要人顿悟,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此实欺人之语耳.”

书信、日记一般来说是为自己阅读、忆往和抒情所用,而且这些文献多记载于作者思想波动之际,所以应该能比较客观地反映作者的思想实际情况.此外,笔者在阅读联经版《顾颉刚日记》时,发现其中有不少批评执政党的言论.在那么一个极有可能因言获罪的年代里,这些极其不利于作者及其家人的记载也反衬出该日记在反映作者思想方面的真实可靠性.

除日记、书信之外,档案成为研究历史事件的第一手材料,甚至有学者以是否使用档案材料作为区别职业史家与业余 的重要标准.其实档案不仅有助于研究重大历史事件,对于个别人物的研究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研究童书业于“肃反”时期的言行与思想之时,作者大量地使用了相关的档案材料.在童先生自撰的《年谱》中,有关1955年记录了一条资料:“批判胡适派及胡风思想.肃反运动起,余为被审查对象,详细交代历史问题,批判解放后错误思想,辞历史系副主任职.”在这段平和的叙述中,几乎看不出作者思想有什么波动.但是通过王先生对“有限档案”的解读,“使得人们可稍稍感受到一点这种苦难”.在他所使用的相关档案中,包括《童书业补充鉴定材料》、童书业写给杨宽的信件、他上交组织的《我与托匪思想的关系(附其他方面问题的报告)》、向学校当局递交的“请求书”、《与赵俪生的关系》《童书业教授鉴定》《关于童书业教授问题的结论》等等不为外人所知的材料,如果没有这些材料,就很难洞察“肃反”时期童书业先生堪称苦难的精神世界.

除了上述文字资料外,王学典教授紧跟当代的学术潮流,使用了数量可观的口述史料.在《传统文化复兴的先驱——张知寒先生琐记》一文中,他多次记录了与其乡先贤张知寒谈论时政的收获,如后者向他讲述过自己亲身参加“土改”的经历,这次谈话内容“勘破了现代史上一个最深刻的秘密,这是任何史书上所不能提供的”.如果说这是历史亲历者的口述史料,另外一类则是张知寒对于诸多现代历史人物的论述,如 、蒋介石、白崇禧、杨森、顾祝同等,“许多问题先生都有很深的议论”.王学典教授对这类议论“深信不疑”,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张知寒跟刘子衡的特殊关系,刘氏是杨森、顾祝同等人的“座上客”,也是李宗仁的智囊人物,与 的关系更深.这就在提供口述材料的同时揭示了口述材料的来源、材料提供者与历史当事人的密切关系,证明了材料的可信性.

除了使用上述无声语言和有声语言的材料,王学典教授还将自己的求知触角深入到影像资料.在《曾有一种“参照”:作为历史代价的“四类分子”》一文中,为了揭示地主、富农、反动派、坏分子等四种人及其批斗者的精神状态,他使用了四张照片,重点分析了其中的两张.通过对这些照片的解读,他看出了“乡民们之间紧张的‘阶级关系’,看出乡村社区的分裂”.

上述只是举证了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新材料,至于对一般资料的使用,那就数不胜数了.正是由于作者极力开发了许多新资料,从而使他在复原历史的细节和详情方面更加具有说服力和可信性.

三、别开生面:对学术史的社会学解读

与复杂的客观历史相比,史料不足困扰着许多史学工作者,也是制约史学发展的重要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在研究方法、研究视角上获得突破,是推进历史研究的重要方式.

在学术史研究领域中,由于研究的主体与客体具有同类属性,思考者所处的时代、环境对于思考对象的选择、思维方式的选择也往往具有很大的影响,所以“知人论世”也是中国学术史研究的重要方法.王教授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并将这种“知人论世”的思想传统与现代社会学紧密结合,从而对中国现代史学史做出了诸多新解释.

首先,对宏观“史学社会学”理论的实践.早在1995年,王学典教授就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加强“史学社会学研究”的初步设想》的论文.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在“历史社会学”学科内部设立“史学社会学”分支的设想.“史学社会学”可分为两种类型:宏观和微观的史学社会学.宏观史学社会学“主要致力于研究史学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及其这种关系由以变化的机制”.也就是把史学整体上作为一种社会因素放到整个社会结构中去把握和理解,观察它与其他相关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微观史学社会学则旨在探索那些“直接制约史学、特别是直接制约史家的那些社会因素”.

在完成这个思想构筑的过程中,作者既受到了刘易斯.A.科塞的影响,也充分结合了我国当时历史研究的实际情况,从而提出了不少新思想.科塞力图通过社会学家的家庭、同事、前辈及其与各种社会团体的关系,回答这样的问题:“他所汲取的思想源泉是什么?他所反对的主要倾向是什么?”比较而言,王教授吸收了前人的成果,但是对地理要素、生计、个人气质的重视则对前者有所突破.

也许是限于篇幅或这一思想处于草创阶段,这些丰富的方法论思想还未在这篇文章及作者早年论著中见诸实践.但是在《良史的命运》一书中,作者则广泛运用了宏观史学社会学方法,揭示出诸多鲜为人知的课题和历史真相.

第一,对制约重大史学课题的意识形态因素的揭示.在整部论文集之中,王教授多次谈到特定的意识形态、社会需求通过个别史家或者史学话题在学术研究中引起的反响.如《语境、政治与历史:义和团运动评价五十年》在这方面就非常具有代表性.自义和团运动结束以来,中国的学术语境和政治诉求发生了几次重大变化,从“五四”运动时期的“反传统”启蒙语境,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反帝国主义”救亡语境,再到五六十年代的“反西方”“反冷战”语境,最后到80年代的“反封建”新启蒙语境.随着上述政治语境的激烈变迁,义和团运动在不同时代学者的笔下显得光怪陆离、变化万千.在“反传统”者眼中,义和团运动是一场充斥着“迷信”“蒙昧”和“鬼道”的反现代化运动,是一种“落后”的象征.在其后兴起的“反帝国主义”救亡语境中,义和团运动摇身一变成为英雄主义的爱国运动,象征着“进步”,在其后的“反西方”“反帝国主义”语境中延续了这种论调;而在80年代的“反封建浪潮”中,义和团运动中的种种非理性因素又一次被放大.

在王学典教授看来,上述种种对义和团运动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学意义上或意识形态层面上的义和团”,个别文章明确地表达了研究义和团运动的政治意图,如发表于1980年的《封建蒙昧主义与义和团运动》一文指出,指责义和团“封建蒙昧”“不过是要摆脱新的蒙昧,是要清算自己与同时代的青年于十余年前因被林彪、‘四人帮’一类骗子愚弄与蒙蔽所犯的错误而已”.这样一来,对义和团的研究就超越了就事论事的层面,甚至可以通过这段学术史来折射不同时代的意识形态.

第二,对学术名家荣辱浮沉现象的社会学分析.如果说对义和团运动的分析在史实还原上揭示了政治因素对学术研究的诱导和控制,作者对1990年代的“陈寅恪热”和“黎澍冷”问题的分析,则又一次体现了社会学视野在学术史研究中的妙用.

对于陈寅恪先生在古史学界的杰出成就,已经出版了数量惊人的专门论著和传记,但是从社会学视野分析1990年代的这股“陈寅恪热”的社会现象及其实质则是王教授的创新性研究.在他看来,“陈寅恪热”的出现固然离不开陈寅恪自身的丰富内涵,更少不了1990年代特定的政治氛围,如那些将疏离马克思主义视为“时尚”的人群;力图“告别革命”“告别激进改革路向”的人;“向往儒学”“认同传统”思想学说的人都视陈寅恪为同道,所以在那个特定的年代出现“陈寅恪热”“恰好能投射当时多重的意识形态诉求”.

与“陈寅恪热”相对应的是“黎澍冷”.黎澍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因为对教条主义、左倾思想的深刻批判而享誉学术界.但是《黎澍自选集》的出版在1988年黎先生身后却遭遇了十年的冷遇.据作者分析,黎澍生前身后际遇的强烈反差,既非出自经济因素也非政治因素,而是一个时代对另一个时代的拒绝,是注重纯学术研究的1990年代对注重思想启蒙的1980年代的拒绝,是人们对现代化进程进行更深刻认识后对现代化倡导者乐观主义的一种反思.所以作为思想家的黎澍完成了1980年代思想启蒙的任务,却与1990年代对现代化的深刻反思的语境格格不入.

对“陈寅恪热”和“黎澍冷”的上述分析不再局限于评价二位杰出学者对中国史学的具体贡献,而力图开发出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即提炼出影响某位学者或者学术流派起伏流变的各种社会因素,这就超越了传统的纯学术史研究范式,成为王教授所倡导的“史学社会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充分运用这类研究方法,可以对更多的“某某冷”“某某热”现象做出深入剖析,有助于改变以往那种就学术论学术的单调局面,丰富我们对学术史的认识.

其次,对微观“史学社会学”理论的实践.宏观史学社会学分析固然精彩,但正如王学典教授所言,这类研究在学术界已有一些相关成果.微观史学社会学的分析相对来说比较少.在《良史的命运》中已经出现了一些能体现这类研究的论文.

第一,作者对家庭出身影响学者政治立场和思想的分析.如对童书业与赵俪生关系的分析就很有代表性.为了论述这个问题,王教授引用了《与赵俪生的关系》一文.在童书业看来,他之所以与赵俪生关系密切,主要由于二者都是官僚地主阶级出身,从而形成了“自高自大性,亦即特权思想,我与赵都浓重,在这点上,彼此也容易接近.此外如‘浪漫性’‘名士气’我与赵也都有些”.在王教授看来,童书业对自己与赵俪生性格特点的描写和分析非常准确,“一针见血”.这种立足家庭出身分析个人政治立场、思想观点与个性气质的方法正是微观史学社会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重视史家的社会关系,特别是朋友圈子.在《良史的命运——翦伯赞之死的文化意味》一文中,王教授有意指出翦伯赞作为“战士”与诸多高层政治人物如周恩来、冯玉祥、覃振的感情关系.但是“与 的关系可以说从根本上决定了翦伯赞后半生的生死荣辱.”

在作者看来,尽管翦伯赞在1945年已经与 相识,但是“毛可能对翦伯赞的印象并不怎么样”.得出这种判断的根据是:翦伯赞于1948年到达河北解放区后,周恩来、刘少奇先后看望了他, 尽管“知道他已到了”党 所在地,却没有召见他.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吴晗到达后,受到 的“亲自接待”,并且“特别约谈了一个晚上”,还“致函数通”.此后又记载了他们二人的多次交集,如1950年至1951年翦伯赞为《中国革命与中国 》中“古代社会”部分笺注;翦伯赞在1950年代向 请教他对古史分期的看法; 先后两次向翦伯赞询问北大办学情况及其评价;1964年 对翦伯赞的保护;1965年 对翦伯赞的批评;1968年 对翦伯赞的短暂保护等等.考虑到 当时如日中天的政治威望,通过串联二人关系来揭示翦伯赞最后的悲剧命运确实是一个精彩的分析.虽然翦伯赞拒绝诬陷刘少奇并以死抗争,但对 则一直心存敬意.所以在他的“绝命书”中留下了这样的话:“ 万岁! 万岁! 万万岁”!这恐怕也是那个极度盛行个人崇拜的时代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而在作者早先研究翦伯赞史学思想的著作中还没有看到这种知人论世的迹象.当然,王教授对“党内 派”特点的分析也颇为深刻,由于此前已经有学者提及,此处不复赘述.

王学典教授目前还主持有一个台湾中流基金项目《通向大师之路——对20世纪前半期国学名家的社会学考察》.希望能早日见到他对这一范围更宽广、内涵更丰富的群体的社会学研究成果.

再者,在学术史分析中灵活运用各种社会学理论.在王学典教授于2013年出版的另一部论文集《新史学与新汉学》中,他直接采用了韦伯的“纯粹理想类型”,对中国现代史学流派进行了深入分析.而在《良史的命运》一书中,对社会学理论的运用则相对来说比较隐晦.几乎没有任何背景介绍,而是直接将某种社会学理论运用到对某些史学家的分析,仅仅在必要的地方提到该理论中的个别概念,这种灵活运用相关社会学理论的方法在对翦伯赞悲剧命运的分析中体现得非常明显.

自80年代以来,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进行,翦伯赞的贡献日渐受到史学界的肯定,强加在他头上的罪名也逐渐被去除.随着《翦伯赞学术纪念文集》《新史学家翦伯赞》的出版,学界对翦伯赞的史学思想与生平履历已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王学典教授以前也曾经出版过《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在已有成绩的基础上,在资料没有突破的前提下,如何深入理解、研究翦伯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王教授在《良史的命运》一文中充分运用了社会角色理论,对翦伯赞之死的文化意义做出了精彩的分析.

在他看来,翦伯赞一身扮演着“史官”与“史家”两种角色,前者具有在朝的色彩,后者体现了在野的气质.前者以维护党和政府的利益为宗旨,后者以揭示历史的真相为职责.在某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上,这二者的追求并没有太大的矛盾,还可以相安无事.但是二者立场毕竟不同,一旦发生冲突,何去何从,实是两难的选择,这也最终决定了一个学者品格之高下.最终,作为史家的翦伯赞战胜了作为史官的翦伯赞,“以至于使他不得不死”.

在社会学界有一种社会角色理论影响深远,它认为社会是一个大舞台,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往往扮演着不止一个社会角色,当这些角色要求之间发生激烈冲突的时候就会出现角色失调现象.在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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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角色扮演者可以采取以下四种解决危机的办法:角色规范化、角色合并法、角色层次法,角色地位变化法.

翦伯赞之死的悲剧恐怕就属于第三种办法,即在个人对自己所扮演的各种角色之间根据重要性程度排序,避轻就重.具体而言,在史官和史家两个角色对他提出的要求发生了无法调和矛盾的时候,作为民间史家的气质战胜了作为官方史官的气质.为了维护真理,他一次又一次撰文批判那些极左的非历史主义的思想;为了保持一颗赤子之心,他宁可献出自己宝贵生命也不愿意对刘少奇落井下石.这也证明“他和历史上所有的良史一样,归根结底是‘史家’而非‘史官”.

如果说对翦伯赞之死的分析实现了纸质资料、口述史料与社会角色理论的有机结合,对“四类分子”及其批判者心态的解读则实现了图像资料与“相对剥夺理论”的创造性结合.

相对剥夺理论是美国社会学家斯托弗于1949年提出,后经默顿等人的发展而流行开来,该理论强调的是个人将自己跟确定的对象或标准比较之后,由于某方面处于劣势而产生的一种受“剥夺”感.在《曾有一种“参照”:作为历史代价的“四类分子”》一文中,王教授并没有直接引用这个理论,但他力图回答这么一个问题:在新政权将国家机器和全部稀缺资源控制之后,为什么还要把“四类分子”及其子女排斥在“人民”之外呢?在他看来,只要把这些人排除在“人民”之外,就可以使那些贫下中农获得一种“翻身感”,获得一种“当家做主”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可以弥补很多人仍然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窘境.

相对剥夺理论强调的是主体的“被剥夺感”,王教授却在这里创造性地凸显了“翻身”农民通过批判“四类分子”所获得的的优越感.这就在深化人们对历史理解的同时,也发展、完善了社会学理论,体现了历史研究与社会学研究最有效的合作.对以往历史学在跨学科研究过程中能否自己得出理论的怀疑论者做出了有力的回应.

在年鉴学派创始人费弗尔看来,新史学的发展必须扩大自己的史料视野,还要广泛吸收其他学科的发现和方法,同时又要“抵制诱惑,防止把自己分割为许多各行其是的‘专门化’部门(经济史、思想史等等)”.王学典教授通过开发新材料、借鉴并改造社会学理论、注重历史现象的整体社会背景,极大地深化了学术史研究,同时也对费弗尔的倡导做出了有力的呼应.

在现代史学研究的历程中,学术史在实践中存在不同的形式,一种是由本专业学者为名家名作撰写的学术史,比较注重在具体问题上的突破;另一种学术史则是由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者撰写的学术史,更多地从理论、方法、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等角度来揭示其研究对象的贡献与不足.王学典教授对顾颉刚、童书业、翦伯赞的研究属于后者,如果研究者能将两类不同的学术史加以综合,能更好地加深对这些学者的理解,真正走人其精神世界和心灵沟壑.

四、执两用中:坚持历史解释的稳健立场

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研究主体是一柄双刃剑.没有主体的投入就没有客体真相,而主体作用发挥过多也很容易掩盖客体的真相.是否善于平衡主体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历史研究的客观性程度,王学典教授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

首先,他在研究过程中兼顾了意识形态对历史研究的双重效应.历史研究的范围本身是无边无际的,学者们在选择课题的时候,一方面固然会考虑自己的个人特长与喜好,但意识形态在某些特定的时刻也会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如盛极一时的“五朵金花”问题就是如此.由于学术研究与特定的政治需求结合的过分紧密,所以在进入淡化意识形态、强调建立学术规范的1990年代之后,“五朵金花”无可奈何地凋谢了.不少学者认为这其中不少问题本身是假问题,但是在回答这些假问题的过程中,几代学者投入了极大的精力,许多以往不为人知的史实及其意义得以揭示.

以盛极一时的古史分期为例,通过长年累月的研究,很多史实得到了清晰、精细、深入的分析,如人身隶属关系、土地所有制度、宗法制度、铁质农具的推广、井田制的破坏、私田制的出现、“庶人”身份的改变、诸子百家的兴起、农村公社、流民 、世家豪族、农民部曲和佃客等.所以虽然“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概念逐渐被学界放弃了,但上述问题的深入研究却为古史研究的新展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旦引入一种新的理论视野,这些研究成果就可以发挥出更大的作用.这就印证了王学典教授提出的一个卓见:“虚假的缺乏学术根据的命题,仍能获取丰富、真实的学术内容,在中外学术史上可能并非罕见.”

也正是因为他清醒地认识到意识形态、现实社会需 动历史研究的巨大潜力,所以他一再呼吁史学工作者应该紧密关注现实,并在关注现实的过程中提高自己的洞察力.

其次,能对诸多重要历史问题作出比较客观的评价.在以往的当代史研究中,随着1980年代以来国家政治思想的开放与包容度的增强,1950年代思想改造运动的消极面逐渐被揭露.在徐中约先生看来,这种心理控制的环节包括:体力劳动;相互批判出身和履历;学习马列主义、 的著作;宣扬集体主义等等活动,通过运用各种群众组织、大众传媒和思想灌输,控制并改造社会和人民.谢泳先生在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分析了思想改造运动的起源及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其中许多思想改造运动组织者简单、粗暴的形象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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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鲜明的刻画.以上论著很容易给读者留下深刻的脸谱式的印象,但这种印象并不全面.

在《疯癫与社会:“肃反”中的童书业》一文中,王学典教授一方面对当时那个不正常的年代给予了毫不客气的批判,“不断发生的战争、运动,不知把多少正常的人逼成了疯子,何况童书业本来就有精神病根”,从而发出这样的感叹:“究竟是我们这个社会疯了,还是童书业疯了?”“所谓‘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说穿了就是软化、酥化、溶化赵俪生式的傲骨.但山难改,性难移,赵俪生们只好在众多滑头、痞子、混子和精明人的蔑视和畅快中挣扎了.”但是具体到童书业身上,王教授对当时山东大学当局还是给予了充分的谅解:“他们给童书业所作的一些结论,还是与人为善的.”“写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的《童书业教授鉴定》对此也有所反思‘双反运动中对他的名利思想,个人主义的批评是应该的,但方式有些粗暴,是非界限不够清楚,如对他否定过多,尊重不够,乱扣帽子亦是不多的.”

前面提到,谢泳在文中多次引用了《顾颉刚日记》,所引材料确实证明了当时的思想改造运动组织者简单、粗暴的做法及其对知识分子的伤害,几乎所有材料都指向了这一点.但经过笔者翻阅《顾颉刚日记》,发现这恐怕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现象,党内不少学者以及高级领导对知识分子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尊重的,而且对改造运动本身也持有反思的立场.如宝璋于1962年参加过科学计划会议后,向顾颉刚先生转述了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的报告:“中国科学家如此少,你们都是国家的宝贝了.解放以后,许多领导干部不能体会党意,只要改造别人而不想改造自己,造成‘阎王好见,小鬼难当’的情况,妨害了国家的建设.所以这次开会,主要是鸣放,大家畅所欲言,不要像前数年的样子,或闭口不言,或只说好听的话.”在顾先生看来,“政府如此开诚,知识分子自可安心发挥所长,以裨于建设社会主义”.就在同年,顾先生成为历史研究所编审、图书委员会委员,“是为予参加所务之始”.一向对顾颉刚持排斥态度的所领导尹达对他前倨后恭,称“顾先生书多,经验富,我所得天独厚”.在顾颉刚看来,这是因为“党改正个别领导干部简单粗暴之作风,故有此果耳”.所以考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时候,既要看到以往存在的简单、粗暴、对知识分子不尊重的做法,对党的反思、工作作风的调整也应有所考虑.在这方面,王学典教授的处理应该是比较中肯、客观的.

正是由于能在上述史料、史法、史观等方面均做了极大的投入,所以作者能够在该书中推陈出新,对政治运动的实质、个人沉浮与社会语境变迁的关系、影响历史叙事客观性的各种因素、历史叙事客观性的实现途径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提出精辟的观点.

五、几点商榷

客观的历史已经过去了,随着时代需求的变化、史料存佚情况的变化,对历史的重构与解读永远不会停止.这种重构与重新解读一方面是推出新问题,更多的则是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前提下,发现前人的不足而继续前进.毋庸讳言,《良史的命运》也存在一些瑕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个别概念的界定不够准确.在本书和其他一些论著中,王学典教授有一个基本的预设是中国现代史学史主要是史料派与史观派争胜的历史.但是有时提到史观派,接着又提到唯物史观派,从内容上来看似乎将二者看为一体,但名目上毕竟不相互统一.我个人认为唯物史观派固然是史观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恐怕自1930年代以来,许多以理论研究、跨学科取向见长的学者似乎与唯物史观没有太多的联系,他们与以新史料的发掘与运用的史料派距离更远.在涉及这两个概念时,为了突出唯物史观的代表性,可以表述为:以唯物史观为代表或以唯物史观为主的史观派.

其次,对个别问题的表述有欠明确.在分析顾颉刚、童书业的师生关系时,《痛苦的人格分裂》提到童书业在《文史哲》发表批判老师的文章,对顾先生打击很大,事后顾颉刚认为这是“渠等应付思想改造时之自我批判耳”.既然是应付,则显然不是出自诚心.《疯癫与社会:“肃反”中的童书业》一文却认为童书业是“一个坦率、单纯乃至有点幼稚的人,他主观上绝无害人、损人利己的机心.即使他在检举你,亦绝不是挟嫌报复、出于妒忌猜疑或某种见不得人的阴暗心理,相反,这很可能是他忠诚、圣洁的展现”.这样看来,则王学典教授认为童书业先生对人的批判又是出自真诚的想法.从前文看来,王学典教授似乎同意顾颉刚对弟子们的猜测;从后文看来,他则明确指出童书业对人的评价非常真诚.那么他对顾颉刚先生的批判到底是“应付”时事呢?还是出自“真诚”的内心想法?恐怕这两种论断至少有一种是不能成立的,或者需要经过修改、限定之后才能并存.

再者,某些例证不够典型.在《“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是如何被叙述的》一文中,作者认为意识形态是导致史学客观性失实的重要因素,作者详细列举了意识形态对持唯物史观派立场学者所做的学术史研究的影响,同时认为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中对唯物史观派的淡化也属于受意识形态影响的表现,这一点恐怕还有可待商榷的余地.与唯物史观派以阶级立场、哲学观念为标准将史家分类的做法不同,顾先生当时对郭沫若之外唯物史观派的评价不高,原因是他们人数虽多,贡献却少,“他们不但少有贡献,有的人甚至于反使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走入了歧途,这班人实在够不上称为学术研究者,只是政治上的宣传家而已,在这里恕我们不加赘述了”.从这段话只能看到他对学术研究政治化的厌恶,对史学创新的渴望,似乎并不是对唯物史观本身持有成见,更看不出维护官方意识形态的企图,将它作为意识形态对史料派史学叙事客观性影响的代表是不大合适的.

“如实直书”是史学工作者梦寐以求的境界.那么影响史学叙事客观性的因素有哪些?它们又是如何通过史家发挥自己的作用?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削弱这些因素的消极影响?王学典教授在《良史的命运》中从理论分析、材料开发、方法创新、实践叙事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既揭示了影响史学叙事客观性的各种因素,又能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相对客观地描述了唯物史观派、史料派等史学流派的特点、贡献与不足,并且就顾颉刚、童书业、翦伯赞、黎澍等著名史学家的史学成就、心态、悲剧命运等沉重的话题做出深入分析.

既然说是“命运”,恐怕非人力所能改变,但这种深度解读能够使我们对于前贤的苦思孤诣、对于他们的精神境界能多一点同情之理解,能多一点坚持下去的勇气,这恐怕是该书重要现实意义的所在!

(该文系2010年度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文化人类学的传入与经学研究的现代转型》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0DLSJ02)

[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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