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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a论文】关于论湘军理学经世群体的政治追求 (论文范文选题)

星级: ★★★★★ 期刊: 《文史博览·理论》作者:许顺富 浏览量:5641 论文级别:优秀本章主题:湘军和理学原创论文: 5156论文网更新时间:12-17审核稿件编辑:Lance本文版权归属:www.5156chinese.cn 分享次数:1073 评论次数: 9998

导读:论湘军理学经世群体的政治追求 是一篇关于湘军和理学方面的论文提纲例文,适用于本专业专科生和本科生以及硕士研究生在撰写毕业论文时阅读参考借鉴,希望对学生们的论文写作启到帮助。

许顺富

[摘要]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理学经世群体,不仅是一个政治、军事集团,而且也是一个文化集团.理学和经世之学是湘军集团重要的文化来源.他们奉程朱理学为正统,以经世致用为手段.这种独特的文化心态,注定了他们在政治选择上必然会与离经叛道的农民起义军为敌,在卫道护圣的旗帜下,他们拼死力战,力求实现封建士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追求.

[关键词]湘军;理学经世群体;政治追求

中图分类号:K25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53( 2012 )03-0004-04

近代湖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典型事件是咸、同时期因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而崛起的湘军理学经世群体.这一群体以曾国藩为核心,包括了胡林翼、罗泽南、王鑫、左宗棠、刘长佑、彭玉麟、曾国荃、郭嵩焘、刘蓉等一大批“上马杀贼、下马讲经”,以书生领兵的理学经世派文化人.他们在立言上多效朱熹,在行事上多效王阳明,以儒者而投身军营,建立所谓挽救封建皇权的不朽“功业”.1863年,张集馨在其日记中写道:“楚省风气,近年极旺,自曾涤生领师后,概用楚勇,遍用楚人.各省共总督八缺,湖南已居其五:直隶刘长佑、两江曾国藩、云贵劳崇光、闽浙左宗棠、陕甘杨载福是也.巡抚曾国荃、刘蓉、郭松(嵩)焘皆楚人也,可谓盛矣.至提镇两司、湖南北者,更不可胜数.曾涤生胞兄弟两人,各得五等之爵,亦二百余年中所未见.Ⅲ”辛亥革命时期的杨毓麟也说:“咸同以前,我湖南人碌碌无所轻重于天下,亦几不知有所谓对天下责任;知有所谓对天下责任者,自当洪杨之难始.[2]”因此,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就成了湘运之兴的重要标志.曾国藩的湘军虽以军事集团、政治集团扬名于世,但是追根溯源,他们的军事、政治功业又主要得益于“尊王卫道”、经世务实的文化意识.正是湘军理学经世群体的共同文化心态决定了他们奋起卫道,与农民起义军为敌的政治追求.一、引程朱理学入治军实践,构筑坚固思想防线,使湘军为维护几千年的封建纲常 和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拼死力战

曾国藩的湘军开创了“以士人领山农”的新军事模式.曾国藩在创建湘军之初就“纯用书生为营官,率皆生员、文童、以忠诚相期奖”.据朱东安统计,湘军集团除首脑人物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有深厚的理学根底外,尚有骨干成员约475人,其中文职人员211人,有生员以上功名者208名.而文职人员中专治文学、汉学、公羊、科学者占少数,宗奉理学者居多.从籍贯上看,他们并不局限于湖南一省,而是来自安徽、江苏、江西等二十余省.[4]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湘军集团是一个战争期间流动的宗理学的大本营.这一群体中较著名的人物有湖南籍的罗泽南、刘蓉、郭嵩焘、李元度、刘长佑、丁善庆、王鑫、李续宾、李续宜、蒋益澧、贺兴范、钟近衡、刘典,江苏籍的成孺,安徽籍的黄彭年、涂宗瀛、方宗诚、杨德亨、程鸿诏、洪汝奎、倪文蔚、何慎修、甘绍盘等.罗尔纲也对湘军军政骨干做过统计,所列湘军各级将领及幕府、帮办主要人物共183人,其可考的179人中,书生出身的104人,占总数的58%;武途出身的75人,占总数的42%.主要将领江忠源、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彭玉麟等都是书生出身,其中绝大部分人都有不等的功名资格.统领13人,书生出身的8人;分统领43人,书生出身的28人,幕府重要人物15人全系书生出身.[5]龙盛运曾对湘军鼎盛时期(咸丰十年至同治三年)湘军的军政骨干人员进行过列表统计,人员包括军事、幕僚两大类.共列出324人,出身可考者共183人.在出身可考者中,士人出身的有137人,占可考者的75%.在士人出身者中,举人、进士55人,生员、贡生、监生、廪生、秀才之类有49人,无功名的士人33人.有大小不等功名的占士人的76%.

从统计不难看出,湘军是一个以士人为核心的军事集团,这就决定了湘军集团整体上的一个重要特征:浓厚的文化色彩.曾国藩把这种浓厚的文化特色运用到治军理政的社会实践之中,使湘军具有鲜明的政治追求.

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理学经世群体从治军开始就将程朱理学化作坚硬无比的思想盾牌,作为抵御异端文化的思想利器,以激发湘军完成卫道护圣的历史使命. 太平天国起义初,在文化领域里就高举起反对儒家文化的大旗.他们从西方宗教里搬来了另一种意识形态,在立意打倒“满洲鞑妖精”的同时又立意要打倒孔夫子.认为“推勘妖魔作怪之由,总追究孔丘教人之书多误.”甚至洪秀全编造了孔丘在皇上帝面前被捆绑挨打的神话故事.起义军所到之处,既毁孔庙又拆寺院.同时,洪秀全又下诏宣布四书五经为“妖书邪说”,下令“凡一切孔孟诸子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他们毁弃学宫,焚烧书籍,以一种非常激烈的方式向世人传播了上帝为唯一真神的教理,这是笃信程朱理学的湘军理学经世群体所无法容忍的.1853年,曾国藩在率湘军出征时,就颁布了臭名昭著的《讨粤匪檄》,痛数太平军崇洋教、弃孔经、毁名教,弃人伦,号召血性男子、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奋怒,以卫吾道.从而使一大批“习孔孟之道,读尧舜之书”的封建知识分子,聚合在湘军的旗帜下,开始了弃文从武、奋起卫道的军旅生涯,从而奠定了湘军集团理学治军的新军事模式.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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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不需要多少科学技术和竞争创新的农业文明社会,社会价值核心是“重义理轻艺事”和“贵义贱利”,重视的是怎样治国而不是怎样富国,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这是一种以文化取向为目标的统治策略,其政治过程,“强调在传统所与之联系着的那个特定集体的范围之内这种特定文化传统和秩序的维持,以及这一传统和集体对所有异己因素的吸收.”另一方面,儒家的义理思想在确立为中国传统的治国策略时,也为文化传统和秩序的维持提供了制度和文化的框架,即儒家思想道德和规范被认定为管理社会和处理各种事务的知识,而个人具有的义理思想和道德必然能外化为所需的行政能力与行为.这就是说,传统文化所构成的对政治决策和政治运作过程价值取向的框定,必然会使饱读儒家经典的湘军理学经世群体为匡定天下“叛乱”而到传统中去寻找出路.他们将理学引入治军实践就是这种心态的典型反应.

曾国藩的湘军理学经世群体注重将程朱理学贯彻到湘军的思想教育工作之中.曾国藩不仅在选将募兵中,重视将领的“忠义血性”和士兵的精神面貌,而且始终坚持以“仁”“礼”治军的思想,重视思想教育.以仁礼来治兵,是儒家的倡导,他们认为这样去做军队就是王者之师了,王者之师可以无敌于天下.曾国藩正是遵循这一原则,要求士兵在营要作良兵,外出要做良民.“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但令其无扰百姓.……每次与诸弁兵讲说,至一时数刻之久,虽不敢云说法点顽石之头,亦诚欲以苦口滴杜鹃之血.”他着重强调“第一教之忠君,忠君以先敬畏官长,义也.”他主张对兵勇必须恩威并施,礼法并重.“带勇之法,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礼.仁者,即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也,待弁勇如待子弟,常有望其成立,望其发达之心,则人知恩矣.礼者,即所谓无众寡,无大小,无欺慢,泰而不骄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有懔然难犯之象,则人知威矣.曾国藩日记中所言的“用恩莫于用仁”是号召以“仁爱”之心诱导士兵为封建统治卖命;“用威莫于用礼”是强调上下尊卑和名分不可逾越颠倒,其用意是用程朱理学的“仁”“礼”思想来强化湘军将士“尊王卫道”,维护封建的纲常礼教的自觉意识,激发他们为皇权而战的“忠义血性”.

罗泽南、王鑫、李续宾、胡林翼等人都重视士兵的礼义教化.罗泽南“以宋儒之理学治兵,以兵卫民,皎然不欺其志.”“泽南义勇愤发,本之间学.朝出鏖兵,暮归讲道.中间屡遭惨败,而志不挠,气益壮,讨部众而申做之,或解说《周易》以自遣云”.《续湘军志》也记载说:“泽南之为将,日登将台,与官兵讲宋五子之学.”[13]王鑫虽然是湘军理学经世群体中较年轻的成员,且去世较早,但他却是整个湘军中贯彻程朱理学最坚决、最彻底的将领.在戎马倥偬之际,他始终坚持讲学布道,向部下灌输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观念.“在军中,尝教士卒习字读书,日课《四书》《孝经》,以义理反复训谕,而引论经史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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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晓耸切,听者至潸然泪下.迨夜,营门扃闭,刁斗之声与讽诵声相间也.”他所指挥的“老湘营”,也是整个湘军系统中纪律最严明的一支,每每以少击众,以敢打硬仗、恶仗著称.左宗棠誉之为“龙”,太平军则称他为“王老虎”.李续宾在罗泽南死后接统其军,“治军一守罗泽南遗法”,并有所光大.胡林翼在理学治军方面也有表现,他主张“以居敬穷理之功,为除暴安良之用”,要求部下将领能“讲明义理,以为教战之方”.李续宜“治军整严,日以忠义礼让训士卒,身经数百战,未尝挫切,毅然以平贼为己任.”正是湘军注重思想教育,从而达到了思想上的高度统一,激发了他们为维护圣道、拯救皇权而凶悍顽固、敢打敢拚的暴戾之气.“盖经典涵濡礼义沦浃,忠孝激劝,智勇自生.”

萧一山在《曾国藩传》一书中对湘军将领群体曾做过很精辟的阐述,认为:“湘军将领几全系儒生,虽有少数行伍出身的大将,如塔齐布、多隆阿、鲍超、刘松山等,但在曾、胡、左的驾驭之中,不能‘自立门户’.能‘自立门户’的罗、王、李、杨,大半都是理学家,只杨岳斌(载福)一人是行伍,而专领水师,与彭玉麟共事,彭是一个纯粹的学者,节行均高,岳斌受他的熏染,早非武人气慨了.他们带勇都守国藩之法:‘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礼,待弁勇如待子弟,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所以湘军是含有儒教色彩的军队,他们以维护名教为主义,卫乡卫国,必忠必信.将领都没有功名富贵的念头,曾国藩把高爵厚赏‘都看作秕糠尘垢’,固不用说.彭玉麟始终不肯做官,辞安徽巡抚、兵部侍郎、漕运总督、两江总督,乃至兵部尚书.”“罗(泽南)、李(续宾)、王(鑫)、虽以节烈早死,而励志清苦与玉麟同,都只有事业心而无功名之心.”这正好印证了湘军将领虽拼死拼活,效命疆场,不管是承受屈辱,受制于内外压力,或是迭著战绩,声名显赫,他们都能始终如一忠于自己的信仰,从未有离经叛道之想的事实.湘军正是凭着这种坚定不移的政治信念,百战不挠,打败了太平军,最终完成了尊王卫道的历史使命.

二、引经世之学入治军理政,以治术辅道统,塑造“内圣”“外王”的完美人格形象,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

经世致用思想是中国儒家知识分子所持有的一种意识形态.其基本的思想底蕴是相互联系的积极人世的价值观、政治本位的人生观和佐君教民的事业观.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理学经世群体身逢乱世,又深受湖湘经世致用实学思想的影响,对经世致用思想有着比较深刻的感悟.在他们看来,人的生命具有普遍的内在之善,内在之善通过个人道德上的修身成仁成圣,而理想社会是合乎这一人际 道德的社会,因此一个人以修己开其端,最后必然向外扩展为经世治国,兼善天下.“内圣”的最高目标是“外王”,“修己”必然走向“治人”,积极人世获得升迁而做官封侯,是实现人生理想的最便捷的途径,科举入仕只不过是实现人生理想的手段而已.湘军初创,“纯用书生为营官”,除曾国藩、胡林翼等少数头面人物通过科举考试成功地达到了致仕的目的外,其他将领大多为失意文人,在科举致仕上屡屡碰壁,即使在乱世中,也不乏“学而优则仕”的希翼,但在这一希翼完全破灭之时,“经世”的急迫心态又驱使他们弃文从武,即通过镇压太平天国好狠斗勇的“上乘”表现来达到“治国平天下”的个人目的,实现建功立业的政治理想.

在治军理政过程中,曾国藩等人将经世之学化作干戈,用万千头颅造出了累累军功.作为湘军领袖,曾国藩代表了一个由经世思潮孵育出来的知识群体.这个群体虽以军功人世,但“谈经济,究韬略,明习国家掌故”,抱负大半都在军功之外.曾国藩在与太平军交战之前,很少涉及军事方面的书籍,对于行军打仗,不太熟悉,但“自奉命办团练勇以后,驰驱戎马,凡几十余年,

论湘军理学经世群体的政治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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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苦思以穷其通,或躬行以试其效,或考信于载籍,或问途于已经,其军事之学识,随经验而并进.”组建了一支“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以死力以相救”的新式军事武装,成为了太平军在战场上的死敌.

曾国藩等人以儒者治军从政,口不离“正大”之言,存诚主敬,强调义理、王道,在具体行动上,则将义理和功利合一,王道霸道杂用,以治术来辅助道术,达到“内圣”、“外王”的完美统一.曾国藩认为他的“礼学”可以将汉学宋学统一起来,结束思想争论.把“内”与“外”、“体”与“用”的互补性传统概念结合在一起.“内”与“外”是指“内圣”和“外王”,表明是什么;“体”与“用”即指“本体”和“功用”,说明做什么,“圣”与“王”即精神修炼中的“圣功”与践履实行中的“王政”.“体”与“用”是指“修己”与“治人”、“‘礼’则是‘外王’,‘修己’与‘治人’之共同本体.从‘内圣’观点看,无‘礼’则无‘道’(形上真理)或德(公正);从‘外王’观点看,无‘礼’则无‘政事’.”在曾国藩看来,内心的道德修养和外在的事功表现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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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了达到“礼治”的目标.因为他崇尚礼治,“故扶持名教,不遗余力”,艰苦清修,自律内省,做尽功夫.但曾国藩毕竟是一位“承朱子而务为实学”的理学经世家,为达到恢复“礼治”的目的,他又崇尚人治,强调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追求治事理政的实际效果.他的“崇尚人治,其《礼书》与《日记》上均有确切之证明”.他在《日记》中写道:“治理社会的方法,最根本的是培养贤人教育人民;社会风气的正与不正,原本就是社会成员的行为和思想的表现.人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互相模仿,就会形成一种风气.所以上面的当权者,一定要重视自己的修身,在下的人们就会模仿,很快就会推而广之形成风气.”他认为崇尚人治的精神意义,在于以身作则,见义勇为,使其他人模仿学习,群起效仿.要扶持名教,澄清吏治,就必须“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他选择政治人才有两条标准,一是“有操守而无官气”,二是“多条理而少大言”,注重人品德行和实干精神.选择军事人才有四条标准,一要才堪治民,二要不怕死,三要不急名利,四要耐受辛苦,坚持德、才并重的原则.因此,曾国藩的湘军集聚了各种各样经天纬地的人才,曾国藩也从他们那里获得了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他创办湘军的许多思路就是集罗泽南、江忠源多名绅士的智慧;实行水陆并重也是得益于郭嵩焘、江忠源的建议;在水师添置小舢板战船“以备搜剿汊港之用”,也出自绅士黄冕的建言;调节湘军内部关系,化解其中矛盾,更得力于胡林翼之助;其军队饷源不竭也是左宗棠、郭嵩焘、黄冕等人之功.罗泽南、李续宾、王鑫等大批湘军将领更是将经世之学融入军营,化作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的利器,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罗泽南在强调“修身养性的同时,积极讲求经世之学,凡天文、舆地、律历、兵法、及盐、河、漕诸务,无不探其原委”主动用经世之学来充实程朱理学,在坚持理学的价值理性的同时,开掘出其隐而未彰的工具理性,为其军事活动服务.罗泽南治军以不扰民为本,善察敌我之势,屡破大敌,以寡击众.与太平军角逐,历湖南、江西、湖北三省.“前后克城二十,大小二百余战,其临阵审固乃发,以坚忍胜”.其弟子李续宾“与太平军战之日久,洞悉情伪,而得制胜之算.与王鑫书日‘贼军飘忽变动,无不活着;我军为贼牵制,总是滞着.若不变计,平贼无日”’.因此,他主张根据敌情变化,以静为守,以动制动.“夫静驻之兵,既得以制贼死守之命;而常动之军,又可制贼飞扬之患,庶定澄清之局矣.”他凭着灵活机动的作战策略,七年之中率军转战湖南、湖北、江西、安徽诸省大小百余战,克四十余城.王鑫治军“尤注意于练胆、练心.又以意为阵法,撰《阵法新编》.其书变通古人成法,务于以定持变,以整暇胜剽悍,诏偏裨演之.及左宗棠出总师干,为元帅,而鑫已殁”凡鑫偏裨,悉罗致,而以鑫从弟开化领营务处,行军布阵,一依鑫规.平浙平闽,追奔逐北,遂歼太平军以粤.这些人弃文就武,效命疆场虽有以军功博官职的功利色彩,但更多的是基于“以天下为己任”的心理驱动,是传统知识分子积极人世精神的一种体现,是佐君教民事业观的反映.

湘军发展的过程,不仅是与太平军殊死搏斗的过程,也是争取自身政治地位和生存空间的过程.湘军最先是以清军的辅助力量出现在疆场,清政府也奉行“湘军出力,绿营收功”的军事政策.曾国藩以“在籍”官员身份创办湘军,处在“不官不绅”的地位,本就使许多地方官员如鲠在喉,加之曾国藩的矜持,不愿屈意奉迎于人,地方官借故处处刁难,湘军处境十分尴尬.在其军事获胜之时,也至多只能得到来自朝廷和地方上道义的支持,而一旦失利,其部属极有可能被清军吞并乃至消灭.曾国藩为此连叹苦经:“癸丑、甲寅为长沙所唾骂,乙卯、丙辰为江西所唾骂,以及岳州之败,靖江之败,湖口之败,盖打脱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因此,湘军比起其他经制之军必须付出更大的艰辛和努力,以最“上乘”的军事表现来争取自己的生存空间.这就要求湘军必须充分激发每个人的内在潜能,化经世之学为干戈,扎硬寨、打硬仗,以内在的忠诚和最佳的战绩,赢得君主的欢心.随着江南、江北大营相继败亡,咸丰皇帝看到了另一种景象:体制外的湘军却在内战中越打越大,成了支撑危局的顶梁柱,于是湘军获得了转正的机会.曾国藩由此官运亨通,获得了两江总督的实缺,不久又授为钦差大臣,节制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获得了并世无出其右的事权,以一身绾广土重兵握天下安危.曾经与他相濡以沫的军功绅士们也获得了扬眉吐气的机会,纷纷登上了封疆大吏的宝座,进入了治政治民的仕途.从这个时候起,疆吏在内战中的代谢便成为晚清社会中的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疆吏的代谢是湘军中那一群抱经世之心的士人用军功打出来的.他们由此自立,在敉平内乱的硝烟和血雾中成为“中兴名臣”,从而实现了“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

湘军理学经世群体以治术融于“道统”的政治取向,既树立了湖南“忠义之邦”的政治形象,又印证了经世之学的社会价值.湘军集理学与经世之学为一体,使湘军在对内、对外的活动中,具有很强的应变能力.湘军的理学主张,加强了统治阶级的内部团结,强化了忠君卫道意识,使他们不再“同室操戈”、“互相轻薄”,抱定一个死理:为皇权和卫道而战,将 口一致对准“无君无父”、离经叛道的太平天国.湘军的经世精神,使湘军人物能因时而变,善于文化兼容,取长补短,从而转化为洋务派.曾国藩以他特有的实干精神,创办了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局等洋务企业,成为了洋务运动的先驱.而左宗棠、李鸿章、郭嵩焘则成为了洋务运动的巨擎.湘军以其文人治兵,理学和经世互通,治术与道术并重,“内圣”与“外王”并修,营造了“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的神话,使原本“无所轻重于天下”的湖南,得以声名鹤起,成为令世人刮目相看的省份.

[ 参考文献 ]

1、朱熹与白鹿洞书院白鹿洞书院位于江西九江庐山之上,是我国文化传承与自然风景有效整合的艺术瑰宝,是当今我国重要的旅游景点。白鹿洞书院经历漫长的历史传承,其内在深厚文化底蕴与庐山风景交相辉映,带给人们赏心悦目之感,使游客尽

2、中国现代旅游地理学研究的发展与回顾对于不同语境而言,旅游的含义也各有不同,内涵繁琐。旅游学通常出现在《旅游学概论》方面的教科书当中,可是以当前相关教材可以看出,不论在旅游学的内涵还是外延当中,旅游学的性质、类别、归属等方面,均存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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