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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授论文】简谈欧洲传统游记中的嘉绒藏区社会(论文选题)

星级: ★★★★ 期刊: 《民族学刊》作者:[荷兰]维姆·范·斯本根( Wim Van Spengen) 著尼玛扎西(杨公卫) 译彭文斌浏览量:4483 论文级别:热门本章主题:地区和土司原创论文: 5156论文网更新时间:12-26审核稿件编辑:Cornell本文版权归属:www.5156chinese.cn 分享次数:4043 评论次数:

导读:欧洲传统游记中的嘉绒藏区社会是一篇相关地区和土司的毕业论文格式排版,免费分享阅读下载是对毕业生写作论文有着参考意义。

[摘要]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中叶,游历于藏区东缘嘉绒地区的外国传教士、探险家、动植物学家和驻华领事官员络绎不绝于途,并且留下了不少考察观光型文字资料,较少为学界所知.通过对这些文献的比较阅读,可以使我们获得不少相关区域的有价值的资料,加深我们对汉藏边缘嘉绒藏区经济、政治、风俗、语言、宗教与族群认同的了解.当然,在使用这些游记资料时,还需做比较阅读,避免单个游记在知识上的局限.

[关键词]嘉绒藏区;欧洲传统游记;区域社会;维姆·范·斯本根(Wim Van Spengen)

中图分类号:C95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3)05-0001-12

尽管利用传统欧洲游记研究西藏在方法论方面存在许多问题[1],但我认为作为原始资料的旅游和考察报告的作用并没有充分体现.一般认为游记文献能够帮助我们再现历史上西藏的历史地理,尤其是可以再现那些极少为人所知的、在各自的历史背景下生活的人们的情况[2].事实上是,旅行者的经历是提供给我们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的唯一资料来源.我们有着大量的用西方语言记录的关于西藏的游记,但是它们报道的内容和质量参差不齐,特别是关于西藏中部地区和一些边境区域的游记,这些游记在书架上蒙受尘灰、无人问津.因此本文的目的是对描述西藏东部嘉绒地区的传统欧洲游记进行回顾,重点讨论其突出的优点,发现它们对于理解西藏历史地理的重要价值②.

一、涉及嘉绒藏区社会的欧洲游记述略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嘉绒地区(中国内陆将其称为金川地区)的正史吸引了汉学家对于清帝国边缘地区的关注[3,4].过去不断出现的系列学术文章表明了这种学术兴趣.这些文章往往基于对汉藏文献的分析③.此外,我将回顾并讨论西方主要文献中涉及嘉绒或金川的游记与地理报告.19世纪中后期,特别是二十世纪初期,汉藏交界地带进行的一些游历,部分或大多集中于嘉绒地区.一些游历只是因为其它目的而涉及该地区,另一些游历则是因为多种原因而希望增强对该地区的了解.我将对这些游历进行历时性的回顾,同时就它们的重要性和开展情况进行概述.

据我所知,第一个在嘉绒地区游历的欧洲人是皮尔·大卫,19世纪法国传教士和动物学家[5].1869年的整个夏天,大卫在穆坪收集动物标本.在随后的一年,他详细介绍了自己的工作④.他的报告具有一定的价值,首次介绍了1860年底四川当局和穆坪地方头人间的紧张关系,也描述了当地农业的组织情况以及外地移民带来的压力.在这一时期,毁林开荒活动已经开始.

1877年,吉尔上校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探险活动,他的活动直达四川北部的岷江流域.吉尔也许是第一个在嘉绒东北部游历的欧洲人.他到达理番(和宝兴),这一地区当时还是中国政治统治影响的边缘地区.他的报告和著名游记[6,7]无需赘述.需要在此说明的是吉尔的报告使我们首次了解到汉族移民进入“蛮子”地区的情况.

另一次不太知名、但十分重要的深入嘉绒的旅行,由奥地利汉学家阿瑟·冯·罗斯肖恩(Arthur von Rosthorn)于1891年秋季进行.他从灌县出发,沿交通要道进入瓦寺和沃日土司辖地,走访了清军驻防的小金镇, 通过松岗进入大金川地区,随后沿大金川河一段南下,寻访巴底和巴旺土司领地,到达清军驻防的最南端丹巴,最后离开嘉绒,通过大宝山前往康定.这一次简短的游历报告被湮没在德语版的一份杂志中,几乎一直不为人所知⑤.文章的主要价值在于将汉文历史文献引入到地理游记中,首次介绍了嘉绒地区的微观地理概况.文章包含大量关于金川中部地区人文地理方面有价值的详细信息.另一位到达嘉绒北部地区的游历者是伊莎贝拉·伯德·毕肖普(Isabella Bird-Bishop).她在其宏篇著述《长江流域及其它》[8]的后半部分,介绍了自己在梭磨一带的历险,当时梭磨是理番西面的土司领地.这片地区,当时并不为外界所知.伯德利用她丰富观察能力,竭尽其能将该地区介绍给外部世界.她的细致观察有三方面的重要意义:首先是对梭磨地区作了详细的介绍;其次为1877年吉尔游历后对该地区变化情况以及外部移民不断迁入“蛮子”地区的后续报道;第三、首次呈现了该地区的精彩照片.

法国在印度支那和中国云南地区的殖民等愿望,表现在1895年至1897年间法国里昂商会组织的在中国西南部的商务探险.在布雷尼尔(Brenier) 所编的长篇探险报告中[9],有关于商贸产品、商会组织、复杂的税收和运输系统的详细信息.这些探险活动通过大宝山进入嘉绒,迅即到达丹巴, 并对小金(Lesser Gold )河谷作了短暂考察,然后途经小金和灌县返回.除了对于该地区资源的介绍和几张关于嘉绒地区风景优美的照片外⑥,这些嘉绒地区报告大多乏善可陈,.

1899年,俄国植物学家波泰宁(G 。N。Potanin)发表了关于嘉绒地区探险的一篇文章.其探险活动开始于1893年⑦.对于西方世界来说,这篇文章同样也是默默无闻,显然因为是俄文写作的缘故.但这也许并不是唯一的原因.我最近将其译为英文⑧,发现该文的内容的确颇有些令人失望⑨.虽然波泰宁的文章中有观察精微的部分,但除植物方面的信息外,文章总体上十分简短.这一点也是情有可原,因为在他旅途的后半节,作为他旅伴的妻子,因重病不愈去世.

四川西部汉藏交界地带的探险活动主要是由皇家俄国地理学会组织进行的.探险活动得到俄国政府和私人基金会的赞助.波泰宁的探险活动从康定出发,在康定停留了大约三个月,其后来的日程包括从康定出发,进入嘉绒地区,穿越丹巴和小金.然后沿东北方向抵达富坪,经理番再次进入四川盆地.

波泰宁的贡献主要在于他的生物学知识,他撰写的报告中有着大量关于耕种方式、土地利用和作物生长的信息.通过这些材料,我们可以对嘉绒地区中部的农业情况有更好的了解.报告中也有零星关于定居情况、地方建筑和沿途寺院的观察,但是这些资料比较粗糙简单,没有更多涉及文化背景和历史情境.因此,我们需要梳理文章来发现一些有价值的部分,譬如波泰宁对于墨尔多神山的观察,或者他在从小清河谷通过富坪到理番旅途间的详细描写.

毫无疑问,荷西(Hosie)在西藏东部边缘的旅行报告有助于我们较好理解嘉绒中部地区[10].为配合荣赫鹏英国远征军进行的理塘和巴塘前期侦察调查,时任英国成都总领事的荷西在返回成都时走访过嘉绒,其记录堪称丰富、准确和生动.除了对游历地详细描述外,荷西细致观察了当地经济状况和汉族的重要作用.虽然旅行路线与波泰宁重复,但是他记录的关于该地区的情况却丰富得多.荷西的报告是研究该地区重要的资料.

另一类纪闻的作者属于传教士.从早期天主教在西藏东部开拓以来[11],关于这片新教区的信件和文章定期出版.尽管法国传教士在该地区十分活跃,但是涉及嘉绒地区的文章并不多.不过皮尔·戈尔(Pere Gore)提供了基本情况,内容不仅包括地理和嘉绒居民,而且更多包括区域政治局势,以及传教士所发挥的重要作用[12].20世纪初,基督教传教士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叶长青(约翰 。H 。埃德加,John H。Edgar)⑩本人对于汉藏边缘的研究兴趣持续终生,体现在他写作的小册子和文章中,主题绝大多数有关嘉绒地区.他的观察多数有帮助,我们从他1908年中国内陆传教书籍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但是书中有时也夹杂着臆测部分,对本书的价值有一定的影响.

另一个被低估的旅行报告是由1908年福格森(Ferguson)完成的.他的首篇旅行报告,及关于嘉绒地区[13-15]的精彩书籍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福格森比在他之前或之后的旅行者观察得更为广泛.特别是他的游历超越了梭磨地区,进入到卓克基(Drukagi/Chogtsi),松岗(Runga/Zunga), 绰斯甲(Chosschia/Choskia), 革什咱(Gaishechia/Getitsha)这些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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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考察的地区.在他拍摄的大量精彩照片中,我们可以首次看到关于丹巴和丹东的碉楼,卓克基和革什咱土司官寨的照片.他的文本符合当时文学通用惯例:关于物产、地理和人群的描述,夹杂着历险经历.他文章中的地名很难找到对应,但是从文章整体来看,有助于观察了解偏远兵营、城堡和寺院.他对于封建统治者,以及土司领地内社会组织、属民社会地位的理解很有见地.他走访了瓦斯沟以北的上屯地区,这一地区大致来说人迹罕至.

荷西并不是唯一出游的领事官员.1908年,德国成都总领事威斯(Weiss)在西藏东部进行了简短的旅行,他到达了嘉绒地区的西部.在其简短的文章中,可以获得的信息并不多[16].但是,他碰巧就是从丹东官寨到丹巴, 访问革什咱地区鱼口河谷的三名欧洲游客中的一位.他提到了两座寺院的名称,以及他们在当地的封建领主.

1909年,英国植物学家威尔逊(Wilson) 从东至西,经过小金和丹巴,横穿嘉绒地区.他南下直达大宝山.作为一名植物学家,他提供了关于当地植物和农作物的有价值信息,但是同时也对当地人文多样性表现出一定兴趣.特别是他对于沿途较为富足地区作了颇有成效的观察[17].

西藏东北地区另一部较为出色的游记无疑应是塔菲尔(Tafel)的《独行西藏》(Meine Tibetreise)[18].这本书很少被引用,也许因为书本身是由德语写作的,也许因为西藏历史地理研究尚处于萌芽状态.书二卷中第二章对于塔菲尔在嘉绒地区的游历路线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该书与同类游记比较,内容和信息十分丰富.从嘉绒以南北上,他从大宝山南下至丹巴, 向东转至小金, 再北上到富坪,接着沿荒凉的道路直接进入卓克基土司领地.从这里,到达梭磨和卡古河谷,河水在贸易村落马塘附近向北折流.经过詹斯卡谷地,墨各和卡龙,最后到达松潘.詹斯卡所走的路线以往还没有欧洲人游历过.他的游记内容翔实,注重科学研究,资料丰富,并通过许多精彩的图表展示.如果能够按照人口和定居点、农业和土地耕作、寺院和宗教以及外来移民影响等相关内容来梳理塔菲尔的游记,收获将会很大.

1913年春天,英国人艾因斯科夫(Ainscough)游历了嘉绒地区中较为容易到达的瓦寺.与福格森一样,他受到当地索土司儿子的邀请参观涂禹山的官寨.他们谈论到当地 种植的危害,以及满清灭亡后地方政治局势[19].就我的观点而言,嘉绒游记中内容较为成功与丰富的作者是斯托则纳(Walther Stotzner).1924年他的书出版,内容实际涵盖了1914年他的探险经历[20].在简单普通的书名“西藏秘境”(Ins unerforschte Tibet)背后,有着关于嘉绒地区的精彩陈述,斯托则纳和旅伴游历了除正发生战事的梭磨之外的嘉绒大部地区.斯托则纳为游历做了精心准备,随行的有地质和生物学专家.他本人负责民族志调查.他有着敏锐的观察力,同时喜欢独自工作.然而,如同以前诸多的游历者一样,他缺乏必要的有关当地语言和文化方面的训练.他的游记价值在于通过一组组罕见和精美的照片,忠实记录地点、人物和事件.斯托则纳发现了许多以前未被他人发现的事物,比如历史悠久的藏书斋、瓦寺两河口附近草坡官寨内苯教寺院大量的印经板[20](P。114,119),以及革什咱地区丹东东北方向很少有人访问的木斯卡和阿卡伦寺院.这些只是这本内容异常丰富游记中的两个事例,整本德文书写风格扎实严谨.

英国和德国领事官员访问嘉绒十多年后,法国领事也不甘落后.1921年春天,波达德领事在四川西部进行了一次长途旅行,经过嘉绒地界内的理番、富坪、小金和丹巴在诺米章谷,旅途中也有具重大意义的事件发生:基于在藏区终身传教的贡献,领事将法国内务部荣誉勋章授予从藏区撤离的一名天主教神父.领事行程做了些许调整,他游览了巴旺、革什咱和明正土司领地,并在这些地方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其关于旅行的三篇文章值得研读,文章中包含了对于这些地方土司管理机构的观察.

对丹东和革什咱地区作过访问的还有H。G。汤普逊.但是,除了记录丹东是一个有60户家庭的村落,并且有一个女土司外,文章中没有其它信息.1923年汤普逊的游历[21],实际上是他与皮雷拉(Pereira)将军游历的继续.不幸的是,将军在前往甘孜的路上去世.在前往兰州的剩余路途中,汤普逊独自旅行,从南至北穿越嘉绒地区,后半段通过松岗(Runga)河谷.该河流是大金川的源流,紧邻东向的卡尔古河.这片区域游客未至,欧洲人从未走访过这里的的村落与寺院.汤普逊记录了大藏寺活佛,声称寺院内当时有二百多名僧人.从卡尔古(Kakakoh)河谷[18](P。243)[21](P。21)的建筑风格判断,这一地区仍然是典型的嘉绒地区.根据塔菲尔的报告,这片区域是嘉绒语流行的最北区域.藏语是灌县以外直至北部的通用语言.

本文接着讨论的是德国汉学家艾里克·汉尼斯(Eric Hanisch).根据他拍摄的珍贵的巴底和巴旺照片判断,他曾在嘉绒中部地区游历.这些照片收录在斯蒂文·赫定的《西藏南部》[22]一书中,但是并没有作者相关的游记及其它背景资料.在赫定的书中,他所写的章节某种程度上是历史地理名称通览表,通过1781年第二次金川战役汉、满资料收集而成.从历史地理观念来看,文章的价值在于满族对于嘉绒地名的记录.这些地名的汉译发音经常变化很大,但是它们的满文十分接近地名的发音,至少按汉尼斯的记载如此.

关于当地的记录还有1920年利杰斯特兰德(Liljiestrand)的游记[23].游记更多是生物学报告,但其中有通古村落的精彩照片.另一个不为人知晓的报告是罗斯福在穆坪的一次捕猎记录[24].文章当然基本是关于捕猎,但是在艾比·大卫(Abbe David)首次造访穆坪小镇的60年后对于该镇描述十分重要,因为它表明当地已经基本被外来移民占据.另一项植物与鸟类观察游记是1930年初斯蒂文斯沿通河,从瓦斯沟进入穆坪以南不太为外人所知的地区[25].在这之前,只有福格森游历过该地[14](P。224-233).斯蒂文斯游历完黑库的苯教大寺后,同样也注意到荒废的古扎寺(Kutze/Kutsa),但是他提到了另一个小寺扎西曲丹寺.

1930年初,美国人多兰(Brooke Dolan)和他的德国游伴西夫(Ernst Schafer) 通过嘉绒,从松潘到康定[26].他们从墨各向南游历,经过梭磨上部的詹斯卡,然后决定通过小路向西进入大藏,整个地区和风景完全不同于其它地方.西夫认为当地贫瘠,大藏寺有五百多名僧人,并且当地人害怕外来侵入者.整个探险活动在经过小金、丹巴和大宝山后,在康定结束.西夫的记录简单,但是因为经过詹斯卡和大藏的北线,他的旅途十分有趣.总体上说,他的游记需要与其它游记作对比研读.

1930年代中期,嘉绒地区大事件不断发生.1935-1936年, 的军队开始席卷该地区,特别是在小金及其附近区域[27-28].基督教牧师杰夫理(J。H。 Geffory) 当时在此居住,他就嘉绒地区情况写作了一本有趣且内容丰富的小册子.1974年该书得以出版.关于这本书,在阅读时必须对其臆测部分审慎对待,并适当与其它资料参照.不过书中内容和资料十分丰富.毕竟杰夫理在该地区生活多年,观察到其他人没有机会观察或体验的事物.作者提供了大量民族志和历史细节,可以用于理解当地社会和政治情况.

关于嘉绒地区报告中的最后一份是1943走访理番和梭磨地区的刘恩兰(Liu En-lan)配有大量插图的报告[29].她努力通过大量图表来系统化当地的居住模式,但是文章的价值在于她对于1930-1940年间,理番四土(Li-fan Szetu)封建领地情况的描述.虽然她的陈述并不完全可信,但是我们有机会了解到1949年解放前嘉绒社会最后的情形.

二、欧洲传统游记对于建构嘉绒地区历史地理的意义

最后我们将涉及的问题是欧洲传统游记对于建构嘉绒地区历史地理的帮助.地理,按照其基本定义,主要研究生活在某地的固定人群.历史地理主要是重新建构特定区域的特殊生活方式.对于区域的强调使我们可能对嘉绒游记产生偏见:这些游历大多借助道路旅行, 而对道路以外山脉周围的情况很大程度上并不了解.按照历史地理的观点,比如我们对于鱼通和汗牛区域的情况知之甚少,同样情况也适用于理番以北的黑水县.然而这些区域在上述的游记中都有涉及.例如解放前,黑水县是冲突不断的地方[14](P。258)[30-32].围绕封建继承权的战争使该地区动荡不安[29](P。443).本地区居民穷困,一些区域种植 ,小头人们围绕 征收问题彼此争斗[28](P。35-37)[20](P。6-107)[19](P。12).黑水的贫困状况迫使当地居民外出寻求务工机会,他们经常在秋收季节到松潘充当季节性雇工[17](P。144),或者在成都平原等地从事小买卖[30](P。206).这一时期,黑水居民外出谋生的照片都有保留下来[8](P。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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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14](P。207)[29](P。441).

在一些游客容易到达的地方, 其访问时间段多集中在1870至1950年间.例如,过去70年内,穆坪的当地情况在几份游记中都有统一记录.基于这些信息,我们能够大致刻画出外来移民在当地的侵入[18](P。222)[21](P。61)[33-34],围绕土地展开的斗争,毁林开荒以及外来移民对当地的完全占据.

另一个经常被外来者光顾的地方是满清军营所在地的丹巴,19 世纪中期开始变得荒芜.20世纪初期作为贸易集散地地理位置越发重要.1913年的地方 将该地夷为平地,但是附近乡村的汉族移民也是此次 的受害者.1913年的旅行报告显示当地的汉族定居者人口逐年减少.然而,地方当局对于 采取了血腥的镇压[20](P。215,284-286).当事态平息下来后,地方当局将其重新统一设置为“丹巴”地区,诺米章谷是其中最重要的地区.

就本篇的主题而言,我将就欧洲传统游记研究中我认为有价值的主题进行相关讨论.如果嘉绒地区有或存在过任何地方性认同,这种地方性认同存在于青藏高原边缘遭受严重水土流失山谷中丰富多样的生活方式.这里有着定居型农业,以及高海拔处的游牧业.当地主食是大麦和燕麦,牲畜主要是适应中等海拔高度的牦牛和黄牛.在较低海拔处种植有玉米.根据引述的游记,应该能够不太费力地重新构建当地土地耕作、作物种植和牲畜饲养的基本状况.特殊的内容包括当地的食物短缺情形,农耕仪式、农民的贫富差别、季节性放牧和 种植情况.农闲外出务工活动包括本地或外地人挖草药,本地和地区内不同商贸活动.这些活动丰富了我们对于上述地区经济行为的认识.当然,当地也有从事大型商贸活动的商人.至于族群问题,这似乎与前面提到的多样性地方认同相关.尽管本地区历史上始终存在西藏文化的重要影响,以及持续不断的“汉化”过程,嘉绒语接近于羌族语言,特别是嘉绒东部地区.该地区主要语言属于藏缅语族中的语系.按照民族历史学的观点,当地生活在汉藏边缘的羌族,生活方式很有特点,在讨论嘉绒族群认同时经常会被提及作为参考[35].嘉绒地区复杂的民族状况通过游记中相互混杂的描述内容也有所反映.此外,游历者对于当地的文化和语言缺乏深度理解,结果导致游记内容有时显得混乱和自相矛盾.然而,游记中记载了大量关于当地土司、风俗习惯、语言和宗教方面的内容.要理解这些材料,需要做对比性研究,以及具备关于当地的文化背景知识.一些基于特殊方言、服装和风俗习惯确定的族群,或者是族群分支就包括鱼通[18](P。217-218)、汗牛[3](P。316-317)[36]、 黑水、博罗子(Polotse)、河番(Heofan)[18](P。37,57), 巴底-巴旺居民[17](P。167)[28](P。49-50)[37],以及羌族和嘉绒(Jarun/Chiarung/Gyarong).然而,更为让人关注的是这些族群的背景表明了解放前它们在嘉绒社会中的位置.

本地的微观地理政治很难重新建构.曼赛尔(Mansier)试图努力整合现存的关于当地的知识信息.关于这一点这里将不赘述.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的资料[36](P。524-533)都是基于复杂变动的历史现状.因此,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知道当地土司准确数目和发展程度.但是总体上,它们反映了某种封建领地,在满清统治下有不同程度的自治,在实际地方事务中有着相当的权力.

一项有趣的研究主题是土司关系和土司领地内的社会制度.欧洲游记中充满了对于当地土司府、土司及其家庭婚姻关系,以及封建制度中土地产权和劳动关系的观察描述.作为间接管理的嘉绒土司制度,需要重新梳理,其中强制劳役和奴隶制度相关问题需要被关注.研究工作可以从塔菲尔[18](P。212-274)[38]的著作开始进行,此外毕肖普和福格森的著作[8](P。355-453)[14]需要结合他们的影像资料进行研究.涉及封建制度的问题包括如下几点:专制统治、土司冲突、政治中妇女角色、寺院力量、强制劳役、奴隶[18](P。244-246)[28](P。45-47)及贡赋制度.

另一项社会研究领域是宗教和寺院制度.嘉绒地区的宗教发展早期与苯教历史相关,1771-1776年第二次金川战役[40]后开始与崛起的格鲁巴教派相联系.嘉绒过去,现在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苯教的活动中心[41-42].令人感兴趣的是,出于某种原因,嘉绒的中心地带,苯教为主的巴底和巴旺土司领地内的大金川地区,以往很少有人旅游.然而,附近的神山和朝圣地墨尔多在不同时期被提及.通过阅读嘉绒游记,我们得到的印象是苯教过去,特别是在早期在该地区广泛传播.但是宁玛派也有自己的寺院.当然当地也有较大的格鲁派寺院.根据游记来划分和确认寺庙类型并不容易.游历者通常经过,或者驻留在某座寺院,但是并不提及它的宗属.在外来移民较多的金川和满清通过战争征服的地区,建立了道教寺庙.随着靠近成都平原的土司领地内外来文化的影响逐步加深,替代和整合的过程逐步发生.

相对来说,一项最有意义的研究是外来移民在嘉绒地区的政治和物质影响研究.毕竟,这种社会变化比较容易观察.对此,游历者有些时候也有较为专业的眼光.随着外来移民逐步生活在河谷下端,与此相对本地居民生活在更高处的山坡,游历者看到了更多的外来文化,但是这也可能是他们的偏见.结果是我们更多了解到外来定居者、商人、旅馆老板或农民.但是总体上外来移民定居并不均匀,包括他们定居点的富裕程度也不同.外来定居者也受历史变化的影响,比如1913年的地方 .许多问题值得深入探讨,包括19世纪中后期[6](P。75,80)[8](P。378)理番地区外来移民对于“蛮子”村落的占据,汉族与当地贵族间的通婚[19](P。11)[43],以及外来贸易在本地区的经济重要性[18](P。246-248)[20](P。91-92)[44].

三、使用欧洲传统游记时应注意甄别材料

如果我们最后要评判研究欧洲传统游记对于理解嘉绒地区历史地理的贡献作用,答案在某种程度上是乐观的.不过,通常情况下,这些资料在内容和质量上参差不齐.此外,信息也是片断的,这些游记作者通常没有文化和语言的背景知识.游记中可以肯定的是作者观察到的事物,其它人没有机会看到或体验到.如果单独翻阅,它们可能令人失望,但是把它们结合起来阅读,就能够增进我们对于特殊地区的理解,尤其是特定区域的游记有着时间持续性.要从这类题材上获得最大的收获,就需要做比较阅读.如果按正确的方式去做,收获当然会很可观.

注释:

①本文原文Gyarong Frontier Society in the Light of Older European Travel Literature见于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中亚研究), vol。 36 (2007), pp。 81-104,由本文作者斯本根教授赠予彭文斌,并获《中亚研究》杂志主编Peter Schwieger教授许可翻译成中文.

②嘉绒历史地理中的一个较大问题是地名的拼法.要确定地方的准确位置有时十分困难,主要是资料的原因,嘉绒地名有汉藏不同的称谓,这些在法、英、德和俄文版本中差异很大,很难确定.在本篇文章中,我按照欧洲作者著作中的地名,在一些地方加上通用称呼.

③P。曼赛尔,La guerre du Jinchuan (rGyalrong):son contexte politico-religieux, in Tibet:civilisation et societe, pp。125-142。 Paris:Editions de La Fondation Singer-Polignac Editions de La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 1990;D Martin, 苯教与与基督教义:1771-1776年乾隆皇帝二次金川战役中教派作用主要根据一些西藏资料,《西藏周报》,Vol。XV,no。2,1990,pp。3-28;R。Greatrex, 第一次金川战役简短介绍(1747-1749),收录于P。Kvaerne(编辑),《西藏研究:第六届国际藏学会议》,Fagernes 1992。Vol。I,pp。247-263。奥斯陆:人类文化比较研究所,1994;R。Greatrex,1400-1665年间苯教帝国朝贡使,H。Krasser, M。T。Much, E。Steinkellner,H。Tauscher(编辑),第七届国际藏学会议,Graz 1995,Vol。I,pp。327-335。Wien: Verlag der O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97;R。Greatrex,四川边界到帝国宫廷的朝贡(1400-1665),ActaOrientalia,Vol。58,1997,pp。75-151。S。G。Karmay,The decree of the Khro-chen king科尔沁王公的指令,in;S。G。Karmay,《箭与纺锤。西藏历史,神话,仪式和信仰研究》,加德满都;Mandala Book Point 1998,pp。41-54;J。威利-科恩, “18世纪西藏宗教,战争和帝国形成”,《国际历史研究》,Vol。20,no。2,1998, pp。336-352;Dai Yingcong,“金川战役中的清朝,贸易和军队”,《晚清中国》, Vol。22,no。2,2001,pp。35-90。

④A。大卫,Rapport adresse a MM。les professeurs-administrateurs du Museum d´Histoire Naturelle(le 15 decembre 1871),Bulletin appended to the Nouvelles Archives du M useum d´Histoire Naturelle de Paris,tome septieme,1871,pp。75-100(on Muping pp。84ff。);A。大卫,Journal d´un voyage dans le centre de la Chine et dans le Thibet oriental, Idem, tome neuvieme, 1873,pp。15-48(deuxieme partie,of which pp。42ff。on Muping); A。大卫,Sejour dans la principaute de moupin,Idem tome dixieme,1874,pp。3-82(troisieme partie)。英译本作者是福克斯(H。M。Fox,Abbe David´s diary),《艾比·大卫日记。1866-1869法国自然学家在中国旅行和观察》.剑桥,马省,哈佛大学出版,1949。 这篇译文可以借助,因为其中内容虽然缩减,但是地名和汉藏名称要比法文原著更容易辩认(on Muping:chapters XI and XII,pp.266-299).

⑤A。von 罗丝肖恩,Eine Reise im westlichen China,Mitteilungen der Geographischen Gesellschaft Wien,Vol。38,Heft 5-6,1895,pp。285-320。同年,他在维也纳大学的博士论文出版,Die Ausbreitung der chinesi-schen Macht in sudwestlicher Richtung bis zum vierten Jahrhundert nach Chr。;eine historisch-geograhische Studie。Prag/Wien:F。Tempsky,Leipzig:G。Freytag 1895。

⑥例如关于Kuanchai 沃日(Wogche)土司城堡的首张照片,Brenier(编辑)1898 I:p。169。

⑦G。N。波泰宁,《1892-1893年四川和西藏东部旅游简要介绍´》,Izvestiia Imperatorskago, Russkago Geograficheskago Obshchestva, tom XXXV,vypusk IV,圣彼得堡1899,pp362-436。文章前附有说明性的E。Bretschneider的编者言及文章注释.前述文章的补充阅读:E。Bretschneider,《欧洲植物学家在中国的发现历史》,两卷。,圣彼得堡:1898年俄国科学院,Leipzig重印:Zentralantiquariat der DDR 1962,pp。1007-1033(嘉绒部分根据波泰宁的日记);E。Bretschneider,Potanins Letzte Reise in West-China und im osttibeta-nischen Grenzgebiete im Jahre 1893,Petermanns Mitteilungen,Vol。46,1900,pp。12-18。

⑧借此机会感谢James Forsyth博士,苏格兰阿伯丁大学俄语研究部前主任,以及他的妻子,他们将波泰宁宁的俄文文章很好翻译为英文.

⑨也许我早就该知道,因为他在1876-1894年间的亚洲游记和探险报告从未被翻译成其它欧洲语言(cf。J。C。艾丝科夫,Tibet,Nepal und der Kulturraum des Himalaya,Dietikon:Garuda-Verlag 1992,p。55)。

⑩Chris 艾尔德,发现香格里拉:詹姆士·埃德加·休斯顿(Sic!),《东亚研究新西兰篇》,vlo。1,no。2,Dec。1993。大卫·谭普曼向我推荐了这篇文章.作者后来曾写作:《詹姆士·埃德加·休斯顿:西藏征途中的澳大利亚传教士》,Lungta,No。11,1999,pp。25-28。

詹姆士·埃德加·休斯顿,《与藏族相处,中国百万人民》(墨尔本增订),一月,1905,160-161(作者首篇嘉绒研究文章),詹姆士·埃德加·休斯顿,蛮区征途,伦敦:中国内陆传教团 1908(有帮助);詹姆士·埃德加·休斯顿,四川蛮区的民俗风情,《皇家亚洲学会中国北方分部杂志》,vol。48,1917,42-56;“丹巴县的一次偶像节日”,《华西边疆学会杂志》,vol。5,1932,55-61(有趣);詹姆士·埃德加·休斯顿,《英语-嘉绒语字典》,《华西边疆学会杂志增刊》,vol。5,1932,1-63(首部字典)。

O·以色列,Die Stotznersche Szetschwan-Expedition,Jahrbuch des Vereins fur Chinesische Sprache und Landeskunde,Vol。2,1917-1918,pp。36-53(36页刊登有探险队员照片).本篇文章同样发表于Petermanns Mitteilungen,Vol。65,pp。57-63,94-100,但是书中没有刊登照片.关于此次探险具体情节收录于W。Limpricht,Botanische Reisen in den Hochgebirgen Chinas und Ost-Tibets,Dahlem bei Berlin: Verlag des Repertorium 1922,pp。116-136(´Im chinesisch-tibetanischen Grenzgebiet´),pp。201-207(Uber Rumi Tschango und Mung Kung ting nach Kwan hsien´);H。Weigold,Sudost-Tibet,als Lebensraum,Jahrbuch der Geographischen Gesellschaft zu Hannover,1934-1935,pp。203-247, 文章主要是西藏东南部地理的基本分析研究,但是研究内容来源于作者1914年参加Stotzner嘉绒探险队的经历;书中包括嘉绒地区最北端的几张珍贵照片:pp。247ff。

斯托特纳 1924,pp。290-292(289页照片);1911年福格森书末折叠地图中有阿克里附近木莎寺.文中将木莎寺称为木斯卡,书中190页.是否它与卓朱附近的麦斯卡有某种联系呢,[参见:卓朱(居米多杰,《西藏手册》,巴斯,贸易旅行社出版,1996,p631]书中称‘西藏尼姑在尼姑庙 同生活,如亚马逊土著般捍卫自身权利’?见J。H。Jeffrey,《康或西藏东部,西藏民间和宗教故事》,Elms Court,Ilfracombe,Devon:Arthur H。Stockwell 1974,p。104。

A。博达德,voyage a Songp´an et au Thibet,Bulletin Mensuel du Comite de l´Asie Francaise,Vol。XXI,1921a,pp。184-189;同样一篇更完整文章(没有收入地图)的标题为l´Ouest chinois La province de Setchoan et les marches tibetaines, La Geographie, Vol。37,no。2,1922,pp。196-222;A。博达德, La propriete, l´impdt et les corvees dans les marches tibetaines, Bulletin Mensuel du Comite de l´Asie Francaise, Vol。XXI,1921b,pp。368-370。

1921年,另一位法国人,大卫·尼尔通过嘉绒地区.她与富坪的地方官员有矛盾,但是得到法国同乡Pere 恰瑞尔的帮助.参见:大卫·尼尔,Au pays des brigands gentilshommes, Paris:Librairie Plon 1933,pp。148-231。补充阅读:J。德赛尔-马尔昌德, Les itineraires d´Alexandra David-Neel, Paris:Arthaud 1996,pp。232-233。

若干年前,皮雷拉在穆坪进行过小规模的狞猎,他也经过嘉绒地区.但是除了一些基本事实和数据,他的日记中内容并不多:G。皮雷拉:《北京到拉萨》,London:Constable 1925,pp。56-65,74-84。

是否就是塔菲尔提到的那巴曲?Tafel 1914 II,p。243;抑或就是现在的玛曲河.

关于大藏寺的珍贵照片,参见汤普逊 1926,p21。

可与汤姆逊8年估计的200名僧人数量进行比较;汤姆逊1926:17-18。

可参见埃德加,藏人中间,中国百万人口(墨尔本增补),Jan。1905,p。160, 以及他的西藏边界,中国百万人口,Oct。1923,pp。150-151,此外还有Tafel 1914II,pp。217-218;Gore 1924,p。335。

罗丝肖恩 1897,p。526;福格森 1911,p。243;哈尼丝 1922,p。104,106;斯托特纳 1924,p。201;斯蒂文斯1934,p。174。

黑水河附近土地,属于松潘南部岷江支流.按照塔菲尔,黑水(Polotze,博罗子相关部落),当时信仰苯教,方言类似于嘉绒语,当地土司与梭磨土司素有交往,地方人口剩余,土地贫瘠.

赫斯 1905,p。61; 维伯 1910,p。71;塔菲尔 1914 II,p。217; 然而,威尔逊认为本地居民贫穷困顿(1909),威尔逊 1913 I,p。191。

1913年嘉绒,丹巴地区 情况,可参见戈尔1939, pp。170-171;关于此次冲突更多背景知识:E。忒次曼 (Teichman),《一名领事官员的西藏旅行》,剑桥,大学印书局 1922,pp。41-42;以色列1919,p。62(‘ein schwarzge-rauchertes Ruinenfeld´);斯托特纳 1924,pp。202。206-207,图片见p。209。

详细介绍方面,参阅威可特的文章很有帮助1935,pp。232-233,236-239。

关于嘉绒农业的相关信息包括:波泰宁1899; 塔菲尔 1914 II,pp。212-274;赫斯 1905,pp。54-77;西弗 1933,pp。102-168;刘恩兰 1944-45(照片);Cf。M。Ryser,Osttibetische Bauernhausern in ihrer Umgebung, Bern: Verlag des Geographischen Institutes der Universitat Bern 1999 (嘉绒和黑水).

如毕肖普 1897,p。40(马塘);弗格森 1911,p。163(马塘的阿拉伯商人);塔菲尔 1914 II,pp。246-248(´der Marktort Matang´)。

J。S。奥尔森,《中国民族历史字典》,伦敦:Aldwych Press 1998,pp。286-289; 特别是关于R。J。拉波拉的羌语语法的前言,柏林:Walter de Gruyter 2003,pp。1-20。

福格森 1911,p。150;塔菲尔 1914 II,p。248;博达德 1922,p。206; 斯托特纳 1924,pp。83,132; 杰夫里 1974,pp。35-37。

威尔逊1913 I:146;塔菲尔1914 II,p262;D。C。格拉汉姆,松潘旅行合集,西部中国边界研究学会杂志,Vol。2,1924,p。41;威格德 1935,pp。245-246; 杰夫里 1974,p。37。

福格森 1911,p。133;博达德 1922,p。207;杰夫里 1974,pp。32-35;cf。D。C。格拉汉姆, 羌族习俗,[Smithsonina Micellaneous Collections, Vol。135,no。1],华盛顿: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s 1958; 还可参阅:A。Jackson,纳西宗教,The Hague: Mouton Publishers 1979,pp。275-279。

´Rongmi´ (藏语)或者谷地居民:威尔逊 1913,I,pp。160-168;杰夫里 1974,pp。37-51。

曼赛尔1990,pp。126 (地图),127-128(索引);书中第二点,也许在丹巴土司和1913年地方 后新建的丹巴县间有混淆.

毕肖普 1897,p。44(绝对权威);埃德加 1908,p。55(瓦寺土司对于属民有绝对生杀大权,他的统治是绝对的 );弗格森 1911,p。105(当地人民被轻视践踏),p。114;斯托特纳 1924:137(瓦寺的专制统治)。

罗斯肖恩 1895,p。306(1890年早期巴底和巴旺土司战争);赫斯 1905,p。60(15年后巴底和巴旺土司再次战争);塔菲尔 1914 II,p255(卓克基与梭磨、党坝土司间战争);博达德 1922,p。208(Somo en pleine guerre´April 1920)。

威尔逊 1913 I,p。192(巴底和巴旺是母系王国);塔菲尔 1914II,p。245(梭磨女王);博达德 1922,p。209,216;汤普逊 1926,p。17(丹东女王);刘恩兰1944-45,p。445(在山地居民中间女性统治者多于男性统治者).

WeiB 1910,p。70(寺庙拥有大片土地);艾因斯科夫 1915,p。62(喇嘛与土司关系密切)。

毕肖普 1897,p。44(30%佃农赋税支付);以色列 1919,p。60,62(赋税介绍).

冯·罗斯肖恩 1895,pp。306,320;福格森 1911,pp。236,242,249;埃德加 1908,p。64;博达德 1922,p。216。

然而,有着相关的几张照片:福格森 1911,p。115; Hanisch 1922, p130页后附属照片;另外参考杰夫里 1974,在原苯教寺院雍忠拉顶寺上建立的格鲁寺院“广法寺”;cf。Kvaerne 1995,pp。18-19。

波泰宁1899,p。402;塔菲尔 1914 II,pp。229-230; 哈尼士 1922,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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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戈尔 1924,p。334;埃德加 1932(角注20,文章;杰夫里 1974,p。49,参考L。艾普斯坦和彭文斌,“甘加和墨尔多:西藏东部两处朝圣点的社会空间制造”,T 。胡伯(编辑)

欧洲传统游记中的嘉绒藏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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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文化中的神圣空间和神迹》,达兰萨拉:西藏书籍和档案馆 1999,pp。322-342;桑坦·卡梅,“嘉绒地区的墨尔多神山崇拜”,桑坦·卡梅 1998,pp。451-462;书中也提及另一处苯波神山Autapie,距离马塘东北二十五公里处,黑水朝圣中心(塔菲尔 1914 II,p。248).

埃德加 1905,p160(Khongyul 的苯教),埃德加 1908,p。55(瓦寺地区人民的宗教表面上是喇嘛教,实际上是苯教);福格森 1911,p104,232(穆坪的苯教);塔菲尔 1914 II,pp。229-230(巴底和巴旺的苯教),p。246(梭磨),pp。248,251,265(黑水地区);威尔逊 1913 I,pp。168-169,艾因斯科夫 1915,pp。53-55,林普瑞奇特 1922,p。128(瓦寺的苯教),p。203(牦牛村的苯教);斯蒂文斯 1934,pp。178,188,(穆坪的苯教小寺庙).

塔菲尔 1914 II,p。246;博达德 1922,pp。213-214,216;cf。多杰和开普斯坦 1991 I,pp。699,733。

冯·罗斯肖恩1895,p。300;以色列 1919,p。61;斯托特纳 1924,p。151;罗斯福兄弟 1929,p。160。

福格森 1911,p250; 威尔逊 1913 I,p。169; 斯托特纳 1924,p。151-152; cf。D。C。葛维汉,《中国西南民间宗教》,Smithsonian Miscellaneous Collections, Vol。 142,no。2,Washington: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s 1961。

如同成都欧洲领事官员,传教士必须尾随移民,他们的行动通常需要得到政府的帮助.

冯·罗斯肖恩 1895,p。301;塔菲尔 1914 II,p。216:以色列 1919,p。59;哈尼斯 1922,p。73。

赫斯 1905,p。59-60,73;埃德加 1908,p。55;威伯 1910,p。71;塔菲尔 1914 II,p。215;林普瑞奇特 1922,p。201;西弗 1933,p。161。

特别是在丹巴及其附近的汉族遭受重创;cf。WeiB 1910,p。71(1908年他注意到四河谷地有大量汉族定居者),以色列 1919,p。63(1914年注意到当地已没有多少汉族移民);参见Stotzner 1924,p。202,206;戈尔 1939,pp。170-188。

[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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