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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论文】试析作为行动系统的身体:政治哲学视域中的吉登斯身体观解析 (论文范本)

星级: ★★★★★ 期刊: 《社会科学论坛·上半月》作者:郑少东 浏览量:4091 论文级别:经典本章主题:身体和自我原创论文: 5156论文网更新时间:12-19审核稿件编辑:Zachary本文版权归属:www.5156chinese.cn 分享次数:1129 评论次数: 3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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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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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大学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上海200433)

【内容摘要】与福柯身体观不同,吉登斯认为身体具有情境空间性,具备现代性的反思性,不但是一个互动、占用与再占用的场所,而且还是自我认同的携带者,直接参与自我的建构过程,充当自我的政治代言人.沿着浪漫之爱一融会之爱一情感 一对话 的逻辑线索,吉登斯从关系中的身体即“身体之间”开辟出一条崭新的政治哲学路径.

【关键词】情境空间性;反思性;政治代言人;融会之爱.

【作者简介】郑少东,哲学博士,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主要从事政治哲学研究.

身体观是吉登斯政治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哲学视野中存在着布莱恩·特纳所总结的两类身体观:一是对身体采用基础主义的观点,将身体理解成一个活生生的经验,把身体作为主动的力量,作为一种微观的力量参与到合法性的争夺之中;二是采用反基础主义的观点,将身体概念化为有关社会关系性质的话语,从理念上被认为是一个象征系统、交流系统,认为身体受到以制度、知识等形式出现的国家权力的压制,受到政治权力的管理、规训和控制.吉登斯的身体观究竟采取何种立场,前者、后者还是超越二者的立场?其身体观与其政治哲学思想之间存有怎样的关联?其身体观是否为当代政治哲学开辟出一条崭新的政治哲学路径?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对吉登斯的身体观做进一步探究.

一、对福柯“身体—政治肉体’的驳斥

吉登斯身体观的提出源于对福柯身体观的不满.作为反基础主义的代表,福柯认为,人的身体是人类历史和文化中的身体,在西方所有传统的身体论述中,其论述的对象不是活生生的身体,而是被理性化或者被语言化的身体.在这个意义上,他说:“人的身体遭受了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和文化的摧残和折磨.身体就是各种事件的记录表,也是自我进行拆解的地方.”其《规训与惩罚》一书对肉体的政治干预做了深度分析,详细描述了身体在历史长河中如何被改造成一个驯服的生产工具,身体如何被成功地控制在“一个强制、剥夺、义务和限制的体系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实则上,人的肉体之所以沦为干预和征服的认识对象,原因在于权力和知识的共谋,各式各样的规训与惩罚技术意味着某种权力的效应、某种知识的指涉与某种机制的功效.

福柯指出,身体的规训还体现在性方面,在这里,“性是与规范、知识、生命、器官、规训和调节联系在一起的”.性经验机制的存在理由不是生育,而是以日益细致的方式增加、更新、连接、发明、渗透各种身体,以日益周全的方式控制人口.他考察了17世纪以来的“性话语实践”后,指出17世纪比较而言,19世纪和20世纪其实是性话语增加的时代,并且,“从来没有一个社会设立过比今天社会更多的权力中心,从来没有一个社会比今天的社会更加明确地反复强调对性的关注”.换言之,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将性论述与权力、文化紧密捆绑在一起,并且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无论是对于身体还是性论述的关注,福柯旨在集中力量揭示控制与操作身体和性的知识论述以及权力机制.在这点上,吉登斯对福柯表示肯定,但对他的“身体一政治肉体”观点表示异议.在福柯眼里,身体具有被动铭写性,它不是根据自身的力量主动展开,而是它所背负着的众多社会因素使得它不得不被迫成为“身体一政治肉体”.然而,对吉登斯而言,身体不是一种在道德奴役和组织权威双重影响下的“驯服的肉体”,它不仅具有被动与消极的一面,而且也有主动、积极、创造的另一面.

在性方面,吉登斯指出,实际上自维多利亚时期以来,性并没有像福柯所说的那样得到发展,反而处于压抑之中.这种压抑有两种形式,一是社会对性的普遍压抑,包括对男性与女性的性压抑,他们所受的压抑在性质上是一样的;另一种是男人对女人的性控制和性征服,这一点非常重要.虽然,赖希( WilhelmReich)与马尔库塞(Herhert Marcuse)分别提出现代文明压制了性,但“他们的著述中几乎没有谈及性别或现代社会秩序中影响爱情关系发展的那些变化”.他们只谈论一种抽象的性解放,这里的性是抽象意义的,不分男女,是人们共通的一种性能量,也就是说,他们的论述并不能论证福柯所说的随着现代制度而来的“性放纵”现象就是事实.另外,吉登斯觉得福柯忽视作为人类主体( HumanSubjects)所积极取得的成就,不顾及性别( CJender)而过于强调性(Sexuality),对性和浪漫之爱( Romantic love)的联系保持沉默,对自然性征( The natureof sexuality)的讨论主要停留在话语( Discourse)层面上,对与现代性有关的自我观念较少提及.

二、身体是行动中自我的综合体

吉登斯的身体观还受到梅洛一庞蒂的影响.梅洛一庞蒂从现象学的观点出发,对“身体”进行较为系统和深刻的描述,将身体视为“我们拥有一个世界的一般方式”,主张将心灵和身体的观念相对比,用辩证的眼光看待身体.在此基础上,吉登斯提出,身体具有情境空间性( Spatiality of situation),“身体的空间性不是如同外部物体的空间性或‘空间感觉’的空间性那样的一种位置的空间性,而是一种情境的空间性”.空间性指的不是某种确定的坐标体系,而是积极活动的身体面向任务的情境地位,“如果我的身体可以成为某种‘形式’,前面存在着基于中性背景的重要形象,这是因为身体被它的任务极化( polarized),它的存在是面向这些任务的存在,能将自身聚焦成一个整体来完成这些目标;身体的形象最终成为判定身体在世( in-the-world)的一种途径”.

身体在社会生活中依靠时空为其进行具体定位,能够根据对象、场合的不同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在这一方面,身体呈现出非凡的调整能力,可以根据肢体语言表达自己的需求.在日常接触中,身体的定位首先涉及到的就是脸面,面部表情和其他体态提供了作为日常交往之条件的场合性或指标性的基本内容.我们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有能力的能动者,能够在平等的基础上与他人一起参与到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中,就是因为我们能够对面部和身体实施持续成功监控.在这个层面上,吉登斯认为,身体的控制是“不可言说”事项的核心方面,是可以言说事项的必要框架.

时间和空间最终化为情境,负载着身体在世的重任.在时空分离的晚期现代性阶段,情境对身体政治学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自我的本体性安全方面:“身体不仅仅是一种‘实体’,而且被体验为应对外在情境和事件的实践模式.”具体而言,身体的区域化可以在互动情境的区域中找到它在空间上的对应物,“区域化提供了一个时空闭合的区域,产生某种封闭性,以保证前台区域和后台区域之间可以维持一种相互分离的关系.行动者就是利用了这种分离关系,组织行动的情境性,维持他的本体性安全”.而后台区域确实是一种意义重大的资源,有权者和没那么有权的人都可以反思性地利用这一资源,从而得以在他们自身对社会过程的解释和“正式”规范所提倡的解释之间保持一种心理距离.区域化和身体关注的各种表现形式相互交织在一起,这种交织又和基本安全系统的维持联系在一起,因此,吉登斯认定身体不是孤立的:身体不但是“行动’与它的周围世界的中介,而且是行动中自我的统合体,“身体是行动中自我的中心”,是积极行动的自我的“所在”.

三、身体成为自我的政治代言人

在尼采之前,身体一直处于被忽视的地位.简单地说,在古希腊,身体把人类主体拉向低级的状态,跟灵魂以及知识、智慧、精神和真理相对立,哲学家扬理性抑身体,要求控制而不是迎合身体的需要.在中世纪,教会压制身体,身体遭到道德 的压制.宗教改革后,大概从17世纪起,身体受到知识的诘难:笛卡尔认为身体是机器,将意识和身体分开,知识是“自我意识”进行反复的理性推算而获得的,而不是从身体的偶然出发接触得来的.黑格尔也从未把身体作为哲学思考的对象,更不用说作为经验的场所了,在黑格尔看来,“身体总是且只被间接地看成是意识的外壳、场所,或者其具体性”.显然,那时候,身体不能扮演自我的政治代言人.在当今社会,吉登斯认为,身体是主动的、积极的,直接参与到建构自我的原则之中,从而成为自我的政治代言人.这种能动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身体与反思相互作用,通过反思,我们对自身的身体负责,让身体直接参与到建构自我的过程之中.吉登斯说:“随着身体日益为抽象系统所侵入,身体不再被当成是一种固定的生理学上的实体(a physiologicalentitV),而是已经深深地具有现代性的反思性的那种复杂难懂性,变成了一个互动、占用( appropriation)与再占用( reappropriation)以及将反思性的组织过程与系统化的有序的专家知识联结起来的场所( site).”身体具有反思性,身体使反思持续地进行,这是身体主动性的最主要体现.就其反思性重构的状况来说,身体本身已获得了解放.因为,一旦思想成为灵魂的居所,身体就会完全成为受晚期现代性势力“持续不断加以加工的东西”.

另一方面,在晚期现代性的情境中,身体日益被社会化,并且被纳入社会生活的反思组织之中,成为反思性的一部分,其具体过程体现在,“身体的生活制度和感受性的组织向持续的反思性敞开了大门,以对抗选择多元化的背景.生活规则和生活风格选择的采纳(原则上)和身体养生相整合”.这意味着,个体在生活规划、身体外貌、行为举止、饮食习惯与健康方面均以自身的内在标准为基础,而不是以一些外在标准为基础.

第二,通过惯例,身体成为自我认同的一个可见的携带者.惯例在吉登斯理论体系中一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在身体这个问题上也不例外.戈夫曼强调身体在日常生活中的呈现,他在著作中花了大量笔墨论述身体在日常交谈中的重要性、与癫狂之间的关系、身体的培育等,而对这些问题的论证主要是通过“日常接触”进行.吉登斯从中得到启示,把日常生活中的惯例与身体联系起来,认为惯例的存在对身体存有消极方面的作用,但同时也为身体带来了积极的意义:“正是借助它,自我认同的个人经历才得以维护;而与此同时,自我依据其肉体化或多或少不停地‘展现’在他人面前.”

惯例对自我认同的意义重大.认同是一个过程,包括对自己的认同,也包括对他者的认同.作为个体动作系统连续性的结果,自我认同在个体的反思活动中需要可以保持维系作用的某种东西,稳定的惯例恰恰就起着这样的作用.认同设定了超越时空的连续性:“在一种当地性以及全球化的范围内,自我认同的叙述在于迅速变化着的社会生活情景的关系中被形塑、修正和被反思性地保持下来.它需要自我源源不断地进行反思,但是,自我需要能力来保持这种反思.自我认同被创造出来,并且几乎一直是在重新排列,以便抗拒日常生活变化的经验以及现代制度的细碎化倾向.”

吉登斯强调,身体成为自我认同的一个可见的携带者,并且不断地被整合进个体所养成的生活习惯中.在日常生活的互动中,身体的实际嵌入是维持连贯自我认同感的基本途径.朝向身体的回归,产生了一种对认同的新追求.Alberto Melucci也声称:“身体作为一个神秘领域而出现,在这个领域中,只有个体掌管着钥匙,而且在那里他或她能够返回来寻求一种不受社会规则和期望束缚的再界定.”

最后,身体实践有助于保持记忆.康纳顿( Paul Connerton)总结了记忆在身体中的两种积淀方式:体化实践和刻写实践.前者强调身体的在场性,用在场的动作和语言来表达记忆.后者强调身体在非在场环境下对记忆的摹写,可以表达为一种习惯,而“习惯是一种知识,是手和身体的记忆;在培养习惯的时候,恰恰是我们的身体在‘理解’”.简单地说,身体实践表达和保持着集体的记忆,不仅建构了社会,而且也重构了社会.

四、身体之间的政治:浪漫之爱一融会之爱—情感 一对话

如果说福柯从身体背后的各种规训与惩罚的技巧人手来批判权力与知识机制,那么,吉登斯则是试图根据身体背后的各种惯例开辟出一条崭新的政治哲学路径.吉登斯认为,通向这条路径的切人点便是福柯在其著作《性经验史》中所忽视的东西——爱的本质,尤其是浪漫之爱观念的出现.

18世纪,浪漫之爱观念的传播深深卷入了婚姻和其他个人生活环境的重大转型之中.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看,在亲密关系之间逐渐形成的浪漫之爱带给自我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获得自我意识,对自我进行肯定,为获到他者的认可做好准备.浪漫之爱设想了某种自我审视( Self-interrogation)的方式,这种自我审视类似于黑格尔意义上的爱的概念.在反思自我与他人的微妙关系之中,浪漫之爱提出了亲密关系问题,这种亲密关系与 ( Lust)、与现实的性并不相容.它假设了一种心灵的交流,“它一方面紧紧依恋着他人并把他人理想化,而另一方面又投射出未来发展的道路”.浪漫爱情把曾经难以实现的诸多价值融为一体,它让自我得到自己与他者的肯定.吉登斯赋予其深刻的内涵,“它第一次把爱与自由联系起来,直接把自身纳入自由与自我实现的新型纽带之中”.

随着19世纪晚期以来女性性解放与性自主的兴起,浪漫之爱的理想逐渐破碎,融会之爱( Confluent Love)开始出现.融会之爱的模式取决于日益增强的妇女自主性和可塑性性征( PlasticSexuality).可塑性性征最初出现于18世纪晚期,随着现代避孕和新的生殖技术的传播,它使性脱离了阳物统治,脱离了自负的男性性经验:正因为脱离了生殖的需要,它是一种去中心的性,使性回到了性本身,使女性性快感成为可能,也使女性获得了性自主.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爱被吉登斯称为“融会之爱”.从性别上看,这种爱使性脱离了男性的统治,提高了女性的地位,使女性获得了自我认同和男性的认可,让男女之间达成平等关系.

从根本上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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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之爱是一种女性化的爱.而融会之爱则不同,它建立在信任、尊重、平等和沟通的基础上,最大特点就是向他人敞开自己,假没情感予取上的平等性.同时,“融会之爱”意味着亲密领域较多的依赖于谈判和公开交流,而不是依赖传统的期望、角色和准则;女性从生殖的压力中解放出来,与男性达到一种平等、开放、信任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成为对社会生活进行大规模情感重组的媒介,可以导致一种新的 方式的产生.在吉登斯的思想体系中, 就是“产生这样一种公众舞台的方式,在其中所争论的问题原则上能够通过对话得以解决,或至少是被处理,而不是用预先确定的权力来实现它”.亲密关系中“融会之爱”的这些特性——平等、参与和沟通,都符合 政治价值观,两者之间存在着一致性.

在此基础上,吉登斯做出如下推论:性 可以使个人生活中亲密关系间的情感 化成为可能.他认为亲密关系的变革可能对整个现代制度有着颠覆性的影响,在其中,情感满足( Emotional Fulfillment)取代了最大化的经济增长.亲密关系的变化以“自下而上”的形式迅速扩展开来,个人生活的 化作为一种可能性从根本上引申到友谊关系,而关键的则是引申到父母、孩子和其他亲属的关系上来.对吉登斯来说:“理解自己情感形成的个人以及能够有效地在个人层面上与他人沟通的个人都会为承担更广泛的公民任务和责任做好准备.”针对亲密领域出现的趋势——情感 化,吉登斯进一步推导,私生活领域内生的 化紧密追随着公共生活中的 理想:“如果将亲密关系看作是平等的个人纽带的相互协商,它意味着对个人关系领域的大规模的 化,其方式完全可同公共领域的 相提并论.”吉登斯指出,家庭 与政治 的标准令人惊奇地相似,私人领域的 同全球性的 政治语境相吻合,正在浮现的情感 其实正是全球统一主义与传统思想斗争的前沿:“在最广延的层面上,个人生活的 化与全球政治秩序中的 化之间存在着一种对称.私人领域内的‘情感 ’( emotional democracy)有可能向外延伸为全球性秩序中的‘对话 ’( dialogicdemocracies).”

何谓对话 ?“它意味着公共场合的对话,提供了与他人在一种彼此宽容的关系中相处的手段一一不管他人是个人还是由宗教信仰者组成的全球社群.它坚持反对各种类型的原教旨主义”.在纯粹关系领域、社会自助团体和社会运动领域、组织领域以及全球民族国家体系领域四个领域建立的对话 模式,极大地扩大了政治行动主体,使得 在国家和全球网络内得到进一步深化和扩展.这一进程被称作在世界主义基础上对 自治的巩固——或者简称为“世界主义 ”.他说:“在一个习惯了文化多样性存在的世界中,对话 化可能是公民的世界主义的核心.”

吉登斯把 理解为生活方式,通过身体之间的自然情感,从私人领域到公共领域重建 模式.这种思考的路径并不仅仅把 概念限定在正式的政治领域以内,而是强调各个层级上的交往,包括地方层级、国家层级、国际层级上的交往,它不在于增加权利或代表利益,而在于承认个体化和多样化.然而,一切对于公共事务及其相关利益的讨论过程势必充满着争议,自然会存在各种不同标准、意见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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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需要一种具有公正性、并获得公众统一拥护的是非善恶的标准.如果没有这种标准,对话 不可能通过对话形成政策和行为.尽管它是连接自治与团结的一块最好的积木,对话 依旧无法回避理论上的质疑:如果双方没有共识,没有相似的背景,没有专门知识,没有哈贝马斯所谓的“理想的言说情境”与“对话 原则”,没有阿伦特所提倡的能让不同的人拥有可以自由讨论的“公共空间”,对话能否顺利展开?如果双方不能互相理解,不能达成共识,那是否意味着对话将永远继续下去,也就是说,对话存在着永远不能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如果这样,对话 如何实现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和谐共同体?再者,从逻辑进程上看,对话 由情感 推进而来,这种过渡是否意味着 以从下到上的方式进行推进?如果是的话,我们还需进一步追问,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内的 是否同质,是否有比拟不论的嫌疑?也正因为如此,吉登斯试图通过身体观为其政治哲学寻求实现全球性团结的新手段、探索当代政治哲学的新出路提供了重要的方案,但是,此方案的可行性与合法性还有待于理论论证.

五、小结

总体上来看,福柯重在揭示身体背后的权力与知识机制,而吉登斯则通过身体与身体之间的融会之爱构建一种政治模式.但二者并非截然对立,很明显,后者是在对前者批判性解读基础上建构起来的,而二者的差异则源于他们对权力概念的不同理解.福柯把权力看作是社会结构、社会系统或者社会共同体的一种性质,对权力的复杂性做出了深刻的思考.而吉登斯对权力重新进行界定,指出权力与人的能力密切相关,权力是行动者或组织实现其预料中的目的或意志的能力或可能性.这种权力概念固然显示出权力所固有的创造性,然而它的局限性也暴露无遗,“这种理解表现出他思考权力创造性思路的有限性,他没有充分考虑到权力运作的多面向及其多种可能性,更没有考虑到权力对于行动者和社会所造成的限制性”.正是对权力概念理解的差异,与福柯的身体政治观相比,吉登斯的身体政治观更加注重建设性,但同时缺乏一定程度上的深刻性与批判性.

[ 参考文献 ]

1、身体休闲中的自我认同及其社会建构 刘博 (上海行政学院社会学教学部,上海200233) 【内容摘要】现代社会中,个体对于自我的感知与认同需要借助现实的物质条件予以把握,身体休闲运动既是个人增强自身健康的有效方式,也

2、身体锻炼的动机——自我决定理论研究进展(西安体育学院 健康科学系,陕西 西安 710068)摘 要:通过对自我决定理论在西方锻炼心理学中的研究现状的综述,以期展示西方锻炼心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自我决定理论的分支理论因果定向理论和有机整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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