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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论文】浅析如何认识“主体中国”?——评邓正来《谁之全球化?何种法哲学?》(论文选题)

星级: ★★★★★ 期刊: 《社会科学论坛·上半月》作者:姚选民浏览量:6324 论文级别:最新本章主题:法学和主体原创论文: 5156论文网更新时间:12-19审核稿件编辑:Kirk本文版权归属:www.5156chinese.cn 分享次数:2518 评论次数: 2819

导读:如何认识“主体中国”?——评邓正来《谁之全球化?何种法哲学?》是一篇相关法学和主体的论文开题报告模式,免费分享阅读下载是对毕业生写作论文有着参考意义。

一、引言

在阅读了邓正来先生的力作——《谁之全球化?何种法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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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开放性全球化观与中国法律哲学建构论纲》之后,笔者将注意力集中在他对“中国”的认识上.邓先生在文本中对他所言之“中国”有一定程度的阐释,不过,他对“中国”这一概念的阐释仍不够清晰和明确.邓先生在文本中说:“从中国进入世界以来,绝大部分论者在讨论中国问题的时候都是把‘中国’当作一个当然的前提……表现为这样一种情形:一方面,‘中国’被前见性地认定为一个拥有特定人口、领土和主权的孤立的地理实体;另一方面,有关如何定义‘中国’和根据什么定义‘中国’的问题完全被悬置起来,甚至关涉到我们的‘本真性’理想、文化身份以及政治认同等基本问题的‘什么是中国人’这样的问题也未得到认真且足够的重视.”依据这一严格的征引,我们从而知道,邓先生所理解的“中国”具有一而二、二而一的两个面相——即“物理中国”和“主体中国”.由于邓先生对“物理中国”——即中国的物理或地理面相——相对不关心,而“主体中国”在其法律哲学论述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并一再为他所强调,故而,笔者于本篇评论文字中主要从“主体中国”角度来解读他的文本——即《谁之全球化?何种法哲学?》.不过,话又说回来,“主体中国”也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主体中国”在一定意义上乃是代指“中国人”这一群体,从而与“物理中国”共同构成邓先生所言之“主体性中国”.

除“引言”和“结语”部分,本篇评论文字主要分为三章:第一章主要讲邓先生的现实关怀,这是他进入中国法学研究领域推出其法律哲学论述的最原初动因.第二章主要从“主体中国”角度解读邓先生在法律哲学方面为其现实关怀所做的智性努力.第三章主要是对邓先生法律哲学论述进行反思,希图他能更圆满地展开其法律哲学论述.

二、中国的“俄狄消斯式悲剧”问题,邓正来的统实关怀

在文本的“序言”中,邓正来先生以学理化的方式完整叙述了他的现实历史关怀.具体说来,自晚清 战争以来,中国一直面临着一个问题——即中国在避免被沦为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西方殖民地之前提下,如何在西方强势文化所主导的世界体系中谋求中华民族之自主和中国国家之强盛.邓先生发现我们中国人在解决该问题时,出现了连串“有趣的”历史现象:首先,“新文化运动”是我们反思或否弃传统、拥抱西方的一种文化自觉努力:其次,1949-1978年,中国的共产主义实践实质上是我们试图开掘一条否弃西方、进而超越西方的非主流路向政治自觉努力;最后,1978年以来,中国经由改革开放,特别是经由加入WTO而被“裹挟”进由西方主导的“世界结构”之后,我们事实上仍被完全笼罩在西方的阴影之下.基于这种种历史事实,邓先生认为,在经过数代中国人的努力之后,我们中国人在根本上又似乎回到了当初的起点,从而,“割裂传统、尾随西方”这种“弑父聚母”式的悲情挣扎,似乎成为了我们终究逃不脱的“时代宿命”.邓先生将这种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轨迹,称为“俄狄浦斯式悲剧”问题!正是基于这种邓先生一生中可能最为重要的现实历史关怀,更是因为他就是成长于这种历史环境当中,邓先生于是逐渐酝酿出了他的“终身问题”——即“社会秩序的型构及其正当性问题”.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说,既是为了解答他自己的生命困惑,也是试图超越中国现代性问题中历史性存在的“俄狄浦斯式悲剧”,邓先生的法律哲学论述也就应运而生,而《谁之全球化?何种法哲学?》便是其中之一种,且是其中最为重要之一种.

三、超越“俄狄消斯式悲剧”的努力:邓正来的法律哲学论述

一如前文所言,邓正来先生的法律哲学论述是他力图超越中国“俄狄浦斯式悲剧”的一种智性努力.我们对邓先生法律哲学论述内在理路的揭示在一定程度上说就是他对“中国人应当如何超越中国‘俄狄浦斯式悲剧”’这一问题的一种个殊性回答.

基于他的现实关怀,带着他的理论问题,邓先生进入中国法学研究领域后所做的智性努力主要体现在两部作品中:其一是本篇文字所评论的作品——即《谁之全球化?何种法哲学?》;其二是邓先生在中国法学研究领域里的成名作——即《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邓先生认为,这两部作品在逻辑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即都是基于同一个问题束.该问题束背后隐含着三个在逻辑上紧密相关的问题:其一,既为观察者又为参与者的中国法学论者——即我们究竟应当如何认识和面对中国所置身于其间的“全球化”?其二,建构当下中国法学的历史性条件为什么是(对中国现实以及中国置身于其间之世界结构)的“问题化”理论处理?其三,中国法学为什么在近三十年(即1978-2004年)的发展中始终缺失对中国的实质性关注,以及对中国“理想图景”的根本关注?进而,邓先生指出,对这三个问题的思考便逐渐形成了他主要的法律哲学论述,并且,对其法律哲学论述的恰当阅读顺序应是,先《谁之全球化?何种法哲学?》,后《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基于便于考察邓先生法律哲学论述的考虑,笔者先从后一文本——即《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开始考察.《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主要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以张文显先生之“权利本位论”、部门法诸位先生之“法条主义”、梁治平先生之“法律文化论”和以朱苏力先生之“本土资源论”为代表的中国法学受西方现代化范式的支配,中国法学出现了总体性的“范式”危机,从而,没有为中国法制或法治的发展提供一幅中国法律理想图景.不过,邓先生“提出问题”的重要目的之一却是要让中国法学论者在进行法学知识生产时从无意识地受“西方现代化范式”支配的状态中苏醒,开始意识其法学研究的主体性.概言之,邓先生通过对“1978-2004年中国法学知识体”这一个案的分析、反思和批判,便是要让当下法学研究领域中的“主体中国”意识实现一种跨跃——即从“无”的状态到“有”的状态.

接着,在“《谁之全球化?何种法哲学?》的第一部分”——即“全球化与中国法学:一种开放性‘全球化观’的建构”中,邓先生通过对中国法学关于全球化问题之各种言说的反思和批判,试图阐发或建构一种以中国自身利益或立场为基础之开放而非封闭的“全球化观”——即矛盾且多元的全球化进程和主观且可变的全球化进程‘叫.中国法学论者对“全球化”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法学论者在进行法学研究时的主体性状态.对“法律全球化”持完全赞同态度的中国法学论者在一定程度上受西方全球主义意识形态的支配性影响,而对“法律全球化”持完全反对态度的论者,就法学研究而言,尽管具有一定的主体性,但其反对的理据则表明他们以反向的方式受制于西方全球主义论述的严重影响.因而,邓先生通过文本第一部分试图表明,就全球化问题而言,中国法学论者的主体性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却不够饱满;也就是说,他通过对“中国法学的‘全球化论辩”’这一个案的分析、反思和批判,希图实现当下中国法学研究领域中的“主体中国”意识从“不圆满”状态到“圆满”状态.

因此,通过《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以及“《谁之全球化?何种法哲学?》的第一部分”,邓先生主要想唤醒中国法学论者的主体性意识,激发中国法学研究领域中的“主体中国”意识.邓先生的这些论述主要构成其法律哲学论述的第一部分内容.

而邓正来先生法律哲学论述的第二部分内容主要展现在‘《谁之全球化?何种法哲学?》的第二部分”.在唤醒中国法学论者的主体性之后,邓先生接下来要做的便是揭示法学研究领域中中国法学论者(即代表“主体中国”)在进行中国法律哲学建构时所居于其间的处境.邓先生认为,在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由于承认世贸规则而进入到“世界结构”之中.在前“世界结构”中,西方对中国的影响只是示范性的,经由中国法学论者与之共谋后,该种“示范”仅仅是一种非强制的支配;而在进入“世界结构”之后,世界结构对中国则构成基于承诺的强制性支配.与此同时,由于进入了世界结构,中国遂同时处于“发展中的世界”“第一现代世界”和“第二现代世界”之中.因而,中国法学论者在进行法学研究时,不仅仅须要关注“物理或地理中国”,而且.还必须同时注意中国的“关系性问题”和“共时性问题”.邓先生法律哲学论述的第二部分内容则主要想指出这样一个问题——即中国法学论者在进行中国法律哲学建构时我们所处的特定时空是什么?

基于邓正来先生既有关于法律哲学的论述来看,他的法律哲学论述主要展现为以上两大部分内容.

四,“超越努力”之审视,邓正耒法律哲学论述中的“主体中国”问题

通过关注两个个案——即“1978-2004年的中国法学知识体”和“中国法学的‘全球化论辩’”——的方式,邓正来先生唤醒了中国法学论者的主体性——即“主体中国”意识,并让中国法学论者意识到当下中国所处的处境.邓先生的这项努力毫无疑问为中国法学论者建构中国自己的法律哲学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邓先生的这项努力也毫无疑问是超越中国“俄狄浦斯式悲剧”之一种极为必要且有效的努力!

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指出的是,尽管邓先生的法律哲学论述是中国法学论者形成中国自己法律哲学之非常重要的条件,但是,该条件却只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我们知道,让一个人有主体意识并不难,难在让他或她对任何事情都有主体意识.换句话说,让一个人意识到自己并不难,而难在‘认识你自己”.“认识你自己”不但需要认识到你周遭的环境,而且要认识到你自己的内心;也就是说,让你自己的一切意识都她于有意识的状态之下.而这“后者”——即“让我们自己的一切意识都处于有意识的状态之下”——才是一个人之主体性的最最重要地方!同样的意思,让中国法学论者有主体性——即“‘主体中国’意识苏醒”——相对不难,并且让中国法学论者意识到他们自己所处的情境也许不易,而最难的却是让中国法学论者意识到他们自己的内心——即“主体中国”内在的东西,如“中国人的思维逻辑方式”“中国人潜意识中一直所看重的东西”等等.也就是说,让中国法学论者知道“他们自己想要什么”“什么是他们心中最重要的东西”以及“什么是他们潜意识中一直孜孜以求的东西”等,则是非常困难的!这不是说某位思想者想要强加给中国法学论者他或她自己的个殊性“善生活”,而是该思想者试图逼迫当下中国法学研究者意识“生活于中国的人在中国这个文化体中所自然生成的‘秉性”’这一我们中华民族的“心事”或“心志”(Heart)问题.

因此,邓先生的法律哲学思想不但是要让“主体中国”意识苏醒,并且暴露出“主体中国”所置于其间的国际或世界处境,而且他还应当要揭示出“主体中国”在中国文化体下所养成的一种秉性.不过,遗憾的是,从邓先生既有关于中国法律哲学的论述,特别是从构成他主要法律哲学论述的作品——即《谁之全球化?何种法哲学?》来看,邓先生的法律哲学论述似乎对“主体中国”的秉性缺乏揭示.

在邓先生的法律哲学论述中,他暂时性地提出了其建构中国法律哲学的五条初步论纲:其一,中国法律哲学不仅要发现或解读中国社会的“语法规则”,更是要对那些“语法规则”之于当下中国的可欲性或正当性进行追究.其二,中国法律哲学不只是关注转型中国法治的复杂性、艰巨性、特殊性及其长期性,更是要反思既有法治并探寻一条从当下的中国角度来看更为可欲和正当的道路.其三,中国法律哲学不只是要关注法律的技术性,而更是要把法律从中立技术的观念中解放出来,并努力阐明法律的政治性.其四,中国法律哲学不只是关注法律所承诺的目标,及其社会效果和其理想图景对该法律的评价,更是要根据我们对法律制度或法律的实施与中国在特定时空下整个社会秩序的性质或走向之间关系的认知来评价中国的法律制度.其五,中国法律哲学不只是捍卫“发展主义”意识形态下的种种物质性形态,更是要探寻能使中国人共享一种更有德性、更有品格和更令人满意之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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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图景.这五条论纲无疑可以被视为邓先生指引中国法学论者建构中国法律哲学的努力方向.但是,从邓先生的五条论纲来看,他亦未曾提及“主体中国”的秉性.既如此,那么,我们便要问,如果我们对“主体中国”的秉性没有揭示,我们又如何能够知道我们所想要的是什么呢?进而,我们要问,如果我们连“自己想要的是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又如何能够建构有效的中国法律哲学,型构有效的法律秩序来达至和追求我们的目标呢?一如邓先生所言:“不知道目的地,选择走哪条路或确定如何走某条路都是无甚意义的;然而,不知道目的地的性质,无论选择哪条路还是确定如何走某条路,却都有可能把我们引向深渊”‘例,可见,对“主体中国”之秉性的论述是他法律哲学论述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也是有效型构中国法律哲学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在此意义上说,对“主体中国”之秉性的不追究,不仅仅是“建构不出有效的中国法律哲学”问题,更是中国人在面对困境时人格面相不断摇罢或波动——即“主体性-+受支配性-主体性-+受支配性……

如何认识“主体中国”?——评邓正来《谁之全球化?何种法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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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后果得以循环出现的内在原因,也是中国近代以来“俄狄浦斯式悲剧”问题重复上演的内在原因.尽管邓先生通过对中国法学知识体的批判和反思,如一声春雷般地唤醒了中国法学论者的主体性意识,并在一定程度上让中国法学论者意识和看清了我们自己所处的国际或世界环境;也就是说,邓先生的智性努力让当下中国法学论者的“主体中国”意识实现了从“不圆满”状态或“无”之状态到“圆满”状态或“有”之状态的飞跃.但是,邓先生所做的努力在缺失对“主体中国”秉性之揭示的情况下,其“药效”对中国法学论者,乃至中国学人,能够维持多久,笔者则深深地表示忧虑!

当然,对邓正来法律哲学论述的反思,笔者并不是要否定他的智性贡献,而是以一种“不客气”的语辞引起他对“主体中国”之秉性的关注,并期待他之法律哲学论述的进一步深化和圆满,从而能对“主体中国”之秉性论题有所论述,当然,笔者的这一请求或邀请却是以邓先生有过对“主体中国”秉性之论题的思考或论述为前提的.我们知道,邓先生对“主体中国”秉性论述的缺失,所产生的后果只是其法律哲学论述作为一剂猛药之“药效”时间的长短问题;而如果他对“主体中国”的秉性这一问题缺乏思考,则不仅前述情况的后果——即“药效时间较短之后果”——依然存在,而且还会钳制或制约他对中国法学论者受“西方现代化范式”支配或受西学支配之原因的更进一步思考和追究,从而,使得他对“1978-2004年中国法学”的批判可能会流于描述性或浅层反思性.

五、结语

在本篇评论文字中,笔者仅仅是指出了邓正来先生法律哲学论述中对“主体中国”秉性论述的缺失,却并没有对“主体中国”的出场方式进行探讨.也就是说,“主体中国”应是被建构的,还是被揭示的?在邓先生的法律哲学论述中,他主要倾向于认为,“主体中国”是被建构的.当然,从发生学语境来说,所有人的秉性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后天形成,从这种泛泛的意义上讲,“主体中国”当然是被建构的.但是,邓先生所言之“主体中国”若是指“中国人的认同”问题,或者说,意指“中国人的认同”是被建构的,从而,充分强调“中国人”这一身份意识的被强加;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笔者的观点似乎跟邓先生的观点不同,并认为:“主体中国”不是被建构的,而主要是被揭示的,因为俗话说得好:“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们知道,一个民族之所以是一个民族,是因为该民族的发展会始终贯穿着它的民族秉性;从长时段的中国历史来看,“主体中国”只能是被揭示的,尽管我们可以建构出一种私性的“主体中国”.不过,这种私性“主体中国”不是作为整体之中国人的“主体中国”,而只是某部分人所想象和追求的“主体中国”.如果有人想将其建构出的“主体中国”强加于生活于中国的人的头上,则其所能产生的后果只能是“通往奴役之路”.“主体中国”是中国历史的主体,世世代代绵延不绝,这是我们作为中国人的认同基础,尽管中国人的认同方式跟其他民族或国家中人们的认同方式存在着不一致或差异,但那是由于中国人之认同方式的独特性,而不是贬低、矮化或改变中国人既有认同方式的理由.

[ 参考文献 ]

1、个人合作建房的法学思考 胡利明 (北京市立天律师事务所,北京100007) 以特大城市为代表的中国房价持续高涨是不争的事实,民众为了自救自发倡导“个人合作建房”,希望以相对便宜的价格获得物廉价美的住

2、中国行政法学理论体系之重构——以行政指导的发展为视角 口 万高隆 (江西省委党校,江西南昌330003) 以强制性行政行为为主导是我国现行行政法的主要内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 政治的发展与进步已导致行政法理念由控权论向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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