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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大论文】浅论晚期资本主义从“物”的世界到“符号”帝国单向度建构的政治逻——让·鲍德里亚消费意识形态的哲学批判单向度建构的政治逻辑(论文标题)

星级: ★★★★ 期刊: 《社会科学论坛·上半月》作者:李涛浏览量:4376 论文级别:高评本章主题:社会和符号原创论文: 5156论文网更新时间:12-19审核稿件编辑:Rex本文版权归属:www.5156chinese.cn 分享次数:2046 评论次数: 5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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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社会宛如被围困的、富饶而又受到威胁的耶路撒冷.

——让·鲍德里亚

李涛

(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重庆400031)

【内容摘要】法国思想大师让·鲍德里亚对以“消费”为主导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与揭露,他以消费意识形态的言说方式解弊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公正与 的真实本质不过是被虚构出来的革命幻想,公正与 都是被消费体系所建构出来的扼杀了主体性的人以后所留存下来的物的 与平等而已.大众在生产过甚的晚期资本主义阶段被统治者所刻意制造出来的物的符号消费系统所钳制,在媒介等一切虚拟平台的诱惑下,集体主动性地抛弃了自我主体性真实需求,被“超真实”扼杀了.主体性的人不仅自我扼杀了自己,而且还满怀真实感地在死亡中享受所谓的真实而不自知.这正是消费意识形态符号编码本质上窒息这个现代西方资本社会的最大恐怖,而恐怖的必然结果则是晚期资本主义不可以避免地从“物”的世界走向“符号”帝国的单向度建构.

【关键词】晚期资本主义;物;符号;消费意识形态;让·鲍德里亚.

【作者简介】李涛,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人员,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城乡统筹办公室研究员,主要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与法哲学研究.

一、西方晚期资本主义统治者高调解放的 逻辑与鲍德里亚的理论命运

在由资本拜物教所钳制的西方晚期资本主义历史发展长河中,高调的解放口号中被革命的惯性形塑成了那个被人类一直虔诚膜拜的前伊甸园神话,西方现代性事实上正是以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这一条人性主体性复活为导线的解放事业而开启,解放被不同的思想家赋予了不同的色泽,或回归于宁静的古典希腊时代,或返程于荷马诸神共舞时代,或进入到梦幻的乌托邦与理想国,或达至曼妙平等的人类自由共同体,但总体而言,解放无非两条路径:一是回归,走向古典;一是前进,走向新生.路径的不同选择催生了人类伟大的政治想象力,千百年来层出不穷的政治哲学设计与法律制度建构共同勾勒了人类繁复而又高尚的解放理想,由解放而区分的 、哲学、战争、发展优劣评判共同构成了人类生存与生活的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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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很少是静态而恒定的,它们总是随着被解放者的解放者的意志而旋转,被解放者被结构性的框架化在解放者所编制的现代性神话之中,这些神话大致是以公平、正义、自由等系列关键词作为框架的结构点而支撑所成,在此之上,被解放者被强迫地享受合法性、正当性、权利以及由此而营造的幸福感,这个幸福感犹如沟渠泻洪一般自然导向人的主体性解放感,这种被颠倒的解放感形成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神话中最荒谬的史诗,被解放者在被所谓的解放者暴力 后还幸福地享受被侵犯的快感,并在这个快感的魔幻下去歌颂与赞美解放者所给予的爱的伟大,同时期许着这样的伟大快感能在被不间断的 中永恒持续下去.现代性中被各种高调 所包裹的解放事业正是在这部 与被 的资本淫史中展开,左派理论家的无情批判至多只是增加了西方解放者们施暴的成本,增加了暴力 过程中的挣扎程序而已,从卢卡奇、葛兰西、柯尔施到当代法兰克富学派阶级主体意识的强调,无一不是证明了这个程序化逻辑,被解放者也仅仅是在自身利益的权衡下做出忸怩的矜持姿态,其目的无非是在证明自身道德无辜的前提下渴求新的更丰盈的来自于解放者的快感制造,而这个快感不再是来自于传统简单的生产逻辑——物质丰盛的童话,而是来自于生产背后的符码、超真实、主体性需要等消费神话的编织与建构,后现代主义大师让·鲍德里亚无疑在此方面是高明的,他避免了解放理论的简单政治重复,同时又放弃了理性主义道德前设中是——应当逻辑的主客体异化批判,他根本上摈弃了宏大叙事的政治哲学范式,而代之以对静态微观的现代超真实社会做现象学处理,其中,他承接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一系的文化批判传统,吸纳了当时法国相当流行的源自于索绪尔和巴特的语言学与符号学研究精髓,采摘了弗洛伊德与拉康等人精神分析学方法论,并在马克思思想与后现 论之间相互游走,从而最终完成了自我主体性的救赎,彻底走出马克思与后现代的理论羁束.然而尽管鲍德里亚将现代性社会的核心解读固化在了消费社会“使用价值一交换价值一符号价值一象征价值”的谱系批判与回归上,但他脱离西方马克思主义“总体性”传统而单向度建构消费社会批判理论而走向符号虚幻本身也导致其最终无法实现自己对于社会与人类的政治性救赎,否弃历史唯物主义根基的他以符码、拟真、拟像、象征为关键的政治主张无疑注定了其理论路数必然走向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结局——大拒绝,事实上,在鲍德里亚难以回归莫、古德利尔与巴塔耶原始古典时代以“礼物馈赠”与“夸富宴”为表症的象征交换时,也就为其虚无主义的后现代出走埋下了伏笔.

二、革命:鲍德里亚消费意识形态所背书的解放执著

西方源远流长的解放理想不折不扣的成为了西方人构塑现代生活状态的圣经,解放的政治哲学被启蒙家们顽固地定位于正义、平等、自由与 ,目的是人的权利与幸福,这些让道德学家与政治学家千百万次所重复的意识形态被或暴力或诱骗地嫁接给 的天然把持者——人民,现代性的历史被截片状的分散给了人民,而人民又被这些貌似伟大的解放者抽象和脱离为一个不再属于具体人的范畴.由此,正义、平等、自由、权利与幸福都不再隶属于活生生的人,而属于这些人的抽象集合,属于一个被概念建构成的人的符号标志,法国革命中雅各宾派的政治实践以血淋的事实向世人清晰的展现了这个符号标志的内在困境,但资本世界的统治者却将这个早已苍白的政治 如同传家宝一样进行着牢固的演绎,以至于当时光游走到20世纪50年代以消费与福利为指称的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时,这些伟大的解放者们仍旧在套用这个被揭示了千百万次的早不新鲜的政治伎俩:社会政治机制的持续运转依赖于资本市场的良性运行,而资本良性运行已不再是生产与积累问题,而是消费与区分问题.尽管围绕社会政治持续运转所调试的意识支撑重点在此过程中发生了变化,但这些意识形态关键点的转换从来没有脱离解放的神话,它们都被换算成了与解放具有内在同质性的话语——幸福、平等、 、主体性需求等等,这些话语决然没有马克思意义上通过武装革命以此根本性消灭无产阶级本身从而达至历史性灭绝阶级解放话语的真诚,资本拜物教世界中话语符号的编码者所盗用的只是革命这个华丽辞藻背后所具有的源自于人民的 正当性而已.因此,当在西方世界50年代纷纷步入消费时代始,福利革命成为了资本世界统治者们所乐意甚至追捧的革命形态,而这种革命的合法性基石毫无例外的正是西方自工业革命与19世纪革命以来的解放意识形态所勾勒的美好蓝图:人人平等、 与自由.且不说该幅现代资本蓝图本身的真实性,至少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管窥到西方现代资本统治者在面对瞬息万替的资本社会变迁时针对社会普通大众和低层阶级所表现出的政治自信,在某种意义上,它也正是对导源于马克思的真实人民革命的深层挑衅,被蒙蔽的大众似乎完全可以如弃婴般地将马克思式的社会主义革命扔进19世纪以弱肉强食、血腥盘剥为特征的资本积累期的历史故纸堆中,因为他们已经历史性跨越到现代福利资本社会的平等神话中,并在这个神话中沐浴着幸福的微风,一副革命终结论的盛世景观居然被以革命的名义设计着,这正是现代“超真实”资本社会以福利、消费、符码、区分、虚拟、需求为杀手涧从而展开意识控制、文化霸权、经济钳制与政治胁迫为统纲的资本强权世界新建构的政治哲学.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这个现代资本社会政治运行之所以得以明晰并迅速厘定的内在缘由,正是从亚当·斯密《国富论》到马克思《资本论》再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列斐弗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德波的景观社会理论和鲍德里亚的符号拜物教理论的整体理论发展谱系共同构筑了西方从古典资本主义过渡到现代资本主义,甚至走向后资本主义的理论调整基石,西方世界中以马克思发端而来的左派理论在实践中事实上坚守着“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的尴尬命运,这决然有别于左派理论在东方与拉美世界所产生的强烈政治实践力与真实革命热情,出生于法国而受到德国思想深刻影响的理论叛逆者鲍德里亚,其从后马克思主义到后现代进而比后现代走的更远的思想挣扎最后也难逃这种注定的文化式批判命运,但其深刻之处也正在于通过走文化批判路径从而敏锐地观察到了现代资本社会以消费为本位的后现代符码消费意识形态帝国单向度建构的全过程.鲍德里亚深刻地透析出现代资本社会将消费意识文化与政治革命相互交叠的解放阴谋,资本统治者们以福利革命的口实借用革命外壳以构筑与更新其自身政治控制的合法性,而福利革命必然要落脚到单个人的幸福体验,这正如本雅明所强调的:“在我们的心目中,幸福与救赎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拯救者们总是将作为救赎手段的革命牢牢地与幸福连接在一起,但幸福作为主体性的情感体认,难以有确定的客观化标准,因此,这个难以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客观量化的宝贵领域就成为了资本世界意识编码家们的专业化的运思天地,幸福被编码逻辑 得固化为平等与 ,它们纯粹而无辜的 正当性不幸成为了幸福神话制造的天生媒介,由此幸福成为了一个灵活而极富弹性的可以任意围绕于资本编码家战略政策设计结构之内的可供测量的标准物,因为平等与 的内涵可以任意选择,而步人消费语境的当代资本主义统治者当然毫无疑问地会将这个平等与 的天生媒介转化为自身社会控制的优势:资本拜物教下物的丰盛、符号的区分以及使用价值的 .由此可见,福利革命的本质正是在来羁绊西方人百余年革命解放思维的进步旗号下,意识形态化地将平等与 虚假化为幸福的同质物并将之作为自身统治合法性证明的本质测度,以符号编码为手段巧妙地炮制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所指的主体性能指,将生产过程中必然面临的需求暴力钳制“超真实”地建构为主体性的自由需求,无限度的以模范/系列为目的的主体性需求在进一步盘活生产的过程中,悄然地构塑了又一个现代经济学的逻辑:物的增长导致社会的丰盛,而社会的丰盛又逻辑自明地转向政治 , 毫无疑问地转变成了物(使用价值)的 ,而平等也正是物(使用价值)的平等,在此我们似乎可以看到鲍德里亚身上某些马尔库塞与哈贝马斯社会结构功能转化批判中阶级同化理论的分析,阶级之间被物使用价值的同化绝不意味着阶级的消失,更不意味着平等、 的真正实现,这仅仅是被现代社会机制所虚拟出来的阶级破灭的假象,同化实质上意味着阶级对立的潜伏.然而,潜伏并能激发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自觉,相反,潜伏进一步使阶级意识被科技、常识、舆论、心理健康、正规性等“匿名权威”所深沉控制,西方马克思主义所要唤醒的正是大众在现代幸福虚拟中所缺失的主体性,因为这样的主体性已经被客体的物的符号系列所全面奴役,主体被客体所建构而成,在此复杂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源于交换价值的人的全面解放无疑被资本世界所遮蔽,而这个遮蔽也逐渐走出西方世界,在某些社会主义国家,自由主义市场过度化状态下的人的幸福也被浸淫在这个物的虚幻符号逻辑中.

三、告别象征物与生产本位的政治逻辑:鲍德里亚消费本位观的出场

在鲍德里亚整体理论大厦的建构过程中,客体物无疑扮演了基石性的角色,就这一点而言,鲍德里亚无疑承接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分析的逻辑进途,在《资本论》中,由物而延伸出来价值分类让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剥削无产阶级的内在秘密:剩余价值.而在鲍德里亚的理论体系中,则正是由物而来的功能性与非功能性分类诠释才建构起消费社会中平等与区分的伪幸福,形成鲍德里亚一系列独具特色的以消费为本体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象征交换理想.从鲍德里亚的第一部专著《物体系》开始,历经《消费社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生产之镜》《象征交换与死亡》,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体系框架才完整地被总体性地勾勒出来.鲍得里亚从客体世界中物的功能性变迁人手,渐次揭示出当代资本主义消费意识形态复杂的建构逻辑,其中告别象征物而走向功能物,并在文化与需求的诱惑与调试下,从而实现模范与系列的当代意识钳制,则具有根本性的消费本体论奠基价值.那么鲍得里亚是如何巧妙的实现这个逻辑承延的呢?在其师从于列斐弗尔并作为其社会学博士论文的《物体系》一书中,我们不难发现这本出版于因“既要面包又要蔷薇”的五月红色风暴而显得极不平凡的1968年的书籍较之鲍德里亚后期疯狂激进的哲学态度而言,其理论书写还是相对保守的,这本建基于诸多他者理论构境之上的第一本专著无疑证明此时已经步人不惑的鲍德里亚还是青涩的,鲍德里亚在该书中是想借用作为“客体”的微观日常世界中的物来说明关于“主体性人”被意识形态与符码体系所客体化操控,并将人的“主体性”幻觉无限勾勒起来的事情.因此,此时的鲍德里亚注定要走在导师列斐弗尔以经典“异化与物化”理论为支撑的日常生活批判的思想轨道上,而这是一条与先哲泰利士和苏格拉底所开创的西方哲学完全截然不同的思想道路,在以往追求宏大本质叙事的传统形而上学哲学体系中,微观日常生活世界绝难以成为哲学思想运思的主题,而自法兰克福学派以来,特别是从本雅明这个被阿伦特认作30年代德国理论运动“最奇怪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对日常生活的关注才逐步成为西方学术的焦点之一,正如波琳·约翰逊在《超越异化的社会存在:本雅明的美学思想》中所言说的那样:“在本雅明看来,日常生活的辩证法为革命的态度提供了基础,而不是靠拜物教的现象的本质作为中介.”在本雅明经典作品《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本雅明正是在提出马克思主义大众传播理论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社会日常生活特征进行了深入分析,当然他的切入点是艺术,而对于艺术角度展开的日常生活批判又直接影响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人物,如阿多诺等,由此发端一直到鲍德里亚的思想导师列斐弗尔,可以说以微观生活细节为基础的日常生活批判才走到了一个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高点,鲍得里亚继承了这一从本雅明开始的传统,并在其对

晚期资本主义从“物”的世界到“符号”帝国单向度建构的政治逻——让·鲍德里亚消费意识形态的哲学批判单向度建构的政治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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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分析中,不难发现其诸多本雅明思想的影子,比如说对物的功能性与象征性的划分本质上是本雅明对艺术作品做膜拜价值与展示价值二重价值划分的另种表述,以模型区别于系列所具有的意义与价值而逐步衍生出的“韵味”逻辑实际上也没有超出本雅明提出的艺术范畴:韵味(aura),我发现正是在韵味的理论基点上,鲍德里亚的消费意识形态才可能通过模型与系列的区分逻辑而逐渐建构起来,他要表述的物的结构变迁也正是从物的象征价值(膜拜价值)与到功能价值(展示价值)的韵味变迁.

鲍德里亚的切人点是家具的摆设,古典布尔乔亚家具摆设是建立在传统权威的父权制度关系基础上的,核心是联系家庭各成员间的复杂情感关系,此时的作为物的家具其功能不在功用价值,而在于其意指价值,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与社会意义的象征价值,而现代家具则早已告别了象征意义的时代,它再也不是作为道德意义和社会关系的物质承载者,物单纯反映的便是其作为使用价值的功用价值,这是一种零度化存在的中性价值,由此,物实现了自身的功能解放,鲍德里亚在此非常小心的将物的功能解放与物自身的解放做了严格区分,物的功能解放使物的关系成为一种纯粹的因实用而可以任意设计的组合关系,它不再具有任何 与宗法的意义而完全沦落成一种物之于人的游戏,这项大众共同参与的游戏使人们集体进入到物的功能化世界,而同质化的物的功能体系则诱惑着人去寻找功能化的模型,人似乎在这样纯功能化的世界中变得充满自由,不再有任何道德负罪感得去满足自我作为物之于人的品位与个性化,实质上,鲍德里亚告诉我们,在这个所谓的品位与个性化功能世界中,人实际上是被物的秩序所操作了的,而被操作的幻觉致因其实我们一点也不陌生,它正是来自于消费社会的一般逻辑结构,一方面物的缺席,让物的纯洁性欺骗了人实质上被物支配的时代命运;另一方面,则是人主体自我建构的以品位和个性化选择为特征的主观之“我”被物体系以拟真的逻辑“超真实”地被精心烹制的需求、关怀与区分所诱骗,在自主性幻觉下义无返顾地进入物体系的醉人神话中,物的功能化逻辑必然要将人从真实的自主性转入到这个高度抽象的物的符号体系逻辑之中,而符号逻辑的建立则有赖于消费社会的建立,有赖于生产本位让位给消费本位.其实仔细梳理西方生产消费理论,我们不难发现,晚期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时代特征并非鲍得里亚的理论首创,但以符号学理论批判深入诠释消费取代生产并最终颠覆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反作用于生产”这一历史唯物主义传统从而进一步认定马克思仍然仅仅是资本主义话语框架内的不完善与不纯粹的资本主义批评者而已,显然,这个过程是从《符号政治经济学》中批判一般政治经济学开始,经《生产之镜》到《象征交换与死亡》初步完成的.

四、现代消费社会的政治建构进程:鲍德里亚符号消费帝国的文本掠影

实际上,我们发现鲍德里亚文本的逻辑过渡是相当严密的,它们完全可以合并而作为一部完整的独立以《走向何方的现代人与现代社会?》命名的专著而面世,其整体逻辑是:从象征价值的物到功能物的变迁、从功能物对人的主体性蒙蔽到消费意识形态体系的书写、从消费意识形态体系到消费社会符码逻辑建构、从消费符码建构到生产本位一般政治经济学的否弃、从一般政治经济学的否弃到符号政治经济批判的建立、从符号政治经济学体系再到向象征交换为表的象征价值的回归,从象征价值如何回归走向死亡,而从死亡的悲观走向其后期拟真、拟象、超真实等虚拟概念的后现代主张,最后直至其《冷记忆》等碎片式语言的诗性演说.在这个逻辑过渡中,我发现鲍德里亚与海德格尔、斯特劳斯等人所思考的现代性出路有雷同之处,他们在自身的思想运思中都有典型的回归型痕迹,海德格尔要回归到荷马时代,斯特劳斯要回归到柏拉图时代,鲍德里亚则回归得更远,他要回到原始的象征交换时代,然而他又发现个回归是不可能的,因此这个不可能又诱使他再一次的理论出走,从后现代走向比后现代更远的虚拟之境,可见看到,鲍德里亚是一位丰富的思想家,也是一个真正为思想而活得洒脱与纯粹的性情中人,正如他自称自己为“知识的恐怖主义者”一样,鲍德里亚不仅对符号消费帝国的建构充满了无限 与热忱,在此基础上对消费社会的理论批判也充满了 与热忱,但这个 与热忱却正体现了鲍德里亚理论恐怖的一体两面.

《物体系》的目的是要使物走向功能化进而走向物的符号化,在该书的最后一部分,鲍德里亚以“物品及消费的社会——意识形态体系”为名,其实已经通过“模型/系列、信用贷款、广告”初步介入到了消费社会批判的理论逻辑之中了,某种意义上讲,出版于1970年的《消费社会》可以说是《物体系》的一个续本,在这本书中,鲍德里亚以“消费”为主导的现代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与剖析,本质性地揭示了被强迫镶嵌在“符号编码”消费秩序逻辑中的现代人的深层异化状态,伴随着由物而来的符号体系之活,人已经在虚假的被强迫的主体性选择中集体死亡,而死亡居然还是以如此温柔的自愿名义进行,这种非暴力的无意识强迫逐渐在一种“集体性”的互相参照和共同惯性下转化为消费社会中的符码消费“自觉”.在这种“自觉”中,现代人一边享受着幸福、平等、自由的权利神话,一边则被革命的空洞乌托邦所笼罩,革命已经不再是传统的暴力型了,而平息革命也不再依靠缓解社会矛盾的平等化,而是制造差异化的编码从而区别分化,革命整体被消费的符号编码以及与此编码相适应的竞争性合作的无意识纪律驯化了.而消费社会的工业化生产逻辑与消费战略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无意识的主体性驯化,并将这个主体性“自觉”的根本动力——‘需求体系”完全内化为“生产体系”的一个自然部分,个体的“真实”从此消失了,在符号与符号的对应中、在幻象般的传媒文化中、在“救赎物品”与“ 战略”的身体与性欲中、在关切与休闲的不可能之真中,同时也在“暴力、非暴力亚文化与疲劳”组成的社会混乱中,个体的主体性被虚拟地“超真实”复活了,它不过是服务于消费体系的客体性环节而已,人服务于物的消费逻辑之中,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物运转体系中的工具而已,这个工具的复活正是因为他们集体性地出卖了自己的“影子”,以为如此就可以满足自己真实的 与个性,找到社会之镜中的区分型“自我”,可是这些被出卖的“影子”却在消费的整体生产系统中反过来真实地谋杀了“自我”,以至于自我已经被死亡二次方了.这就是消费社会的“白色”神话,而这个“白色”神话的上演舞台已经逐渐地从西方世界蔓延到整个现代文明之中.鲍德里亚以其笔法犀利、思维活跃、叙述生动而又论证有力的哲学写作风格图绘了当代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深层异化结构,一副现代的更隐蔽的物奴役人的生活状态被惟妙惟肖的勾勒了出来,这是一种区别于文艺复兴时期仿造、工业时代生产的社会逻辑,这种深层的客体主体化与主体客体化的过程是依赖于鲍德里亚在《象征交换与死亡》《拟象与拟真》中的仿真逻辑而展开的.

消费社会理论解弊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公正与 的真实本质不过是被虚构出来的革命幻想,公正与 都是被消费体系所建构出来的扼杀了主体性的人以后所留存下来的物的 与平等而已,大众在生产过甚的晚期资本主义阶段被统治者所刻意制造出来的物的符号消费系统所钳制,在媒介等一切虚拟平台的诱惑下,集体主动性地抛弃了自我主体性真实需求,而被诱骗进了一个以模型,系列、最小边缘差异等为特征的功能物的生产序列逻辑之中,在需求、无意识、消费意识形态的过渡中,以个性化、品位、身体(性)、休闲、关切等精心编码的意识神话将自我真实性主动扼杀了,革命从此不在被需要,而是被给予,真实的 、公正、自由、权利、幸福都被这个总体性的消费意识形态所蒙蔽,变成了满足于被给予的消费体系当中的物的 、公正、自由、权利与幸福,推翻晚期资本主义的暴力革命从此成为一种消费的美学和艺术,与真实存在诸多本质隔离,主体性的人不仅自我扼杀了自己,而且还满怀真实感地在死亡中享受所谓的真实而不自知,这正是消费意识形态编码从而窒息这个现代西方资本社会的最大恐怖.

五、充满恐怖的需求与消费:被政治建构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逻辑

要分析消费社会之中的需求与消费,我们有必要再次返回消费的基本元素——“物”,正是在对物的现代性分析基础上,消费社会才因此而被塑形,在《物体系》中,物是被分类为作为功能性(客观的)、非功能性(主观的)、后设功能(升华、机器人)以及功能失调(新奇发明)的四种模式,但不管怎么分类,物从象征走向功能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物向符号的转化中,人的出场实际上正是按照物体系要求而实现的功能性出场而已,捷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柯西克就如此讲道:“在这个工具体系中,人自身成为物体操控的对象.”“个体是在器械和装具的现成体系中运行着.”人实质上成为了物的奴隶,这与马克思的异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马尔库塞等人的物化本质上是一致的,物以其诱人的幸福感让人难以察觉到它的恐惧,并让人满足于物消费所带来的愉悦感.在《消费社会》一书中,“物的形式礼拜仪式”不言而喻则成为了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理论批判展开的基点,在消费社会批判的最开篇,鲍德里亚就写道“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我们生活在物的时代:我是说,我们根据它们的节奏和不断替代的现实而生活着.在以往的所有文明中,能够在一代一代人之后存在下来的是物,是经久不衰的工具或建筑物,而今天,看到物的产生、完善与消亡的却是我们自己”.可见,物存在的本来意义和目的已经不再是其使用价值或者使用周期,不再是经久不衰的合目的性诉求,相反,物被生产的目的就在于物的尽快死亡,不是使用价值的消殒,而是作为消费社会的一种集体心理符号而消殒,一种不断更新与升级的“物的丰盈”的社会心理惯性而消殒.人们追求的也不再是单个的物本身,而是物背后的意义和背景,物的提供也以全套或者整套的形式存在,并被赋予不同的意义,鲍德里亚在此以橱窗、广告、生产的商号和商标为例,指出其功能正是在相互意指,而这正是索绪尔的转喻逻辑.消费者在此过程中已经形成对物的某种连锁集体心理反应,消费者由此不再遵循主体性的自我逻辑:“购买物的本身功能或占据物本身而产生丰盛的眩晕”,而是被系列化的商品链所诱导(有时这个被系列化的商品链故意模仿杂乱,但实质是在更精妙暗示高端产品),在被刻意制造出来的物的意义符号世界中达到经济投资的极至.实际上物的丰盛必然会伴随着浪费,正是因为物的浪费,主体人被物所操作的受制感就弱化了许多,而这与《物体系》中因物的缺席而带来主体自由的理论本质是一致的,所以浪费在鲍德里亚眼中和在道德家眼中自然也就不一致,实际上鲍德里亚对浪费所做的社会学论述也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他认为浪费不仅仅存在于丰盛社会,它一直贯穿于所有社会之中,浪费是作为一种心态的满足而出现,只有在浪费中,人们才感觉到这是生活而不是生存,印第安人的礼物交换、克瓦基于特尔人的焚烧行为以及一切时代中君主贵族们为证明自己优越感的无益浪费(wasteful expendi-ture)都是一种生产性消费,浪费不都是非理性的残渣,在这里浪费价值上的优先性远远大于“节约”为特征的积累和占有,而极大丰盛本身也只有在浪费中才有实际意义.尼采在《权力意志》中所叙述的“为生存而斗争……规则就是为力量、为拥有‘多余’、‘更好’、‘更快’、‘更经常’的野心所进行的斗争”,进一步也反证了“多一点的东西”可以成为“本身的东西”,也就是在这个多一点的部分中,人的价值才被得到诠解和证实.因此,消费社会当中,商品需要被摧毁,而商品存在的价值也就是被浪费从而证明自我的存在与意义.

作为消费基本要素的“物”,其转喻中的意指逻辑已经很清楚了,那么需求与消费的实质逻辑也就不难理解了.需求体系本质上正是消费社会中的生产体系,消费永远离不开“需求”与“生产”的互动,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需求”与“生产”的互动却是被符码诱惑的.正是在“需要”的旗帜下,消费社会掩盖了其真实策略,伪装成对真实主体需要的满足,使人们产生 与平等的幻觉,进而对消费社会产生认同.为此,鲍德里亚展开了对“需求”的深入剖析,当然‘需求”分析有不同的学术路数,不同的学术路数会得出完全不同的意义性结论.马歇尔认为需求是相互依附的,而且是理性的、加尔布雷思认为主体的需求性选择是坚信的结果,而热尔瓦齐则认为需求是相互依附的,它从学习(再加上理性的考虑)中产生,鲍德里亚从这些需求的不同路数中发现了“需求”在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眼中的不同,前者社会学家强调需求的“一致性”,而经济学家则强调作为一种“整体观”的“需求论”,这形成了生活方式中的“标准组见”,突出需求的“功效性”,强调需求的主体性理性选择,强调消费者是理想的自由个体.正如经济学家所言,需求本应是自由个体的主体性选择,然而在消费社会中,悲哀的是整体的社会体制不仅控制了生产环节,而且控制了消费需求,这就是加尔布雷思所言的“颠倒了的序列”,这个颠倒的序列致使需求的主动权发生了转移:传统的主动权掌握在消费者手中,并通过市场反映到生产企业的生产逻辑中,而现在,这个需求则被位移到了生产者的“需求体系”中,需求已经完全转向,生产企业不仅紧紧地控制着市场,而且引导和培育着社会态度与需求,甚至是生产着需求.正如鲍德里亚所指出的:“消费者的自由与主权成为了骗局”,我们确实有理由相信,在扬弃加尔布雷思“真正的与人为的满足原则批判、经济原则以及需求是生产的结果”思想基础上,鲍德里亚提出“需求体系是生产体系的产物”,工业的生产体系生产着资本/理性化的生产力、生产着领薪金的劳动力、生产着需求/需求体系/需要,需求不再是作为一个个体而与一个物相对应,而是作为整个生产体系的内在成分而存在.需求从来不会被满足,没有确定性,因为需求不是对物品的需求,而是对“差异”的需求,需求也从来不是直接对应于某物的需求,而是某物背后的符号价值与象征价值,因为“物品和需求的世界可能是某种全面歇斯底里的世界”.消费的真相本质上并非是享受功能,相反却是一种生产功能,不是一种个体功能,而是一种集体功能,在这个逻辑上,消费是一个系统,高于个体,并遵循作为系统的道德与规则,它维系着由它所注释的符号秩序和组织秩序,并在这个意义上,反对个体化的享受.个体的消费并非是孤立的,实际上通过消费的编码价值生产交换系统而与整个消费者相互联系着.鲍德里亚对消费系统做了列维一斯特劳斯式的结构主义分析,认为“消费系统并不是建立在对需求和享受的迫切要求上,而是建立在某种符号(物品/符号)和区分的编码之上”,消费者在消费社会中总是把自己看作处于娱乐之前的人,他们有充分的好奇心去将自己看作是一种享受与满足的事业(类似于清教徒把自己看作是为了上帝最伟大的光荣而奋斗的事业),从而愿意在符号和编码的消费系统中遨游.以“信用”为标志的现代消费社会本质上是一次充满阴谋的现代社会大驯化,这次大驯化承接了19世纪以来对农业人口工业化驯化的逻辑,在已将劳动力变为工业社会生产力的今天,消费社会需要将这些生产力变为消费力,传统式清教徒般的“节约”已经不再是美德了,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增长需要的是消费的刺激,国家和社会集体烘托出这样的消费影像,从而使消费几乎已经变成了新的生产力征象.但问题是对个体进行驯化的消费主义思想根本上解构了传统的利他主义思想,这个本来以利他主义的个人主义价值体系支撑了自身稳定和平衡的社会,在为了确保足够的“消费—F,却又不得不无约束地膨胀普遍的个人主义,而它却只能通过强大的官僚来约束,但这个约束却逐渐被当成了自由的统治,消费社会蕴含了深度危机,消费变成了纯粹个人的事情,消费者重归孤独与隔离,消费物品将“消费者集体指派给一种编码”,在这个编码系统中消费者是被完全隔离在封闭的物品圈内的,他们无组织、无意识,绝不会形成集体的团结,鲍德里亚在此,又进一步激进地批判了让公众仅仅满足于消费的整个现代性社会结构.

六、消费社会中主体性的“我”在哪里?——符号编码中的主体性政治扼杀

既然现代社会中的生产体系是如此巧妙设计的符号编码,那么现代消费社会中的主体性“我”是否还真实存在呢?在现代消费社会之中,我“成为着或者不成为着我自己”,消费的逻辑让主体的自信彻底丧失,主体性“我”的存在在现代社会中已经迷失,而它的回归本质上依附于商品的个性化包装,主体必须要借助于某种个性的商品标识,从而发现自己,认识自己,进而肯定自己,可是在被商品标识化以后的那个个性化的主体还真的是先前那个本我吗?鲍德里亚以“我”寻找一小撮染发剂以让“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像我自己的例子,说明了消费时代这种普遍异化和迷失的主体性尴尬.个性化的恶魔本质上依靠的是作为对象物而存在的序列化商品的帮忙,而被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格外强调的“人”却死亡了、消失了,被现代消费社会删除了,而“人”的重新找回却需要的是符号的力量来予以抽象重构,现代消费社会的产品加工逻辑就在这个过程中被诞生.梅塞德斯一奔驰向人们提供的标准款式和可选款式达一千多种,有七十六种不同的喷漆和六百九十七种内部装饰款式,目的就是让你在这些差异化的遴选中获取自我(个性),获取商品背后的符号、意义和象征,而当代消费社会中差异化的工业化生产就是为了满足消费者寻找自我之目的而存在的.众所周知,在前消费时代,社会矛盾根源于人们身上所拥有的不同的真实阶级差异,诸多斗争和革命都是因此而被激活,个体之间也常由此而对立,而在消费社会中,这种“个性化”差异绝不会导致个体之间的紧张和对立,因为这些差异都根据不确定的等级进行等级划分并向某些范例会聚着,通过某些抽象范例与时尚组合作为参照来确定主体的身份,从而排斥各种身份等级的真实差别与独特性,这并非一件幸事.在鲍德里亚看来,消费时代的人所面对的消费进程无不由此而受到这个被人为分离出来的范例生产所支配,而这个范例生产并非就是独立的个体化的,相反,与其他生产领域所拥有的垄断性趋势一样,这种差异的工业化生产也并非真是差异的,而是垄断性集中化的,差异与垄断本身是悖论的,但之所以能够共存,则是因为差异是伪差异,所以鲍德里亚说:“恰恰因为差异并不是真正的差异,它们并没有给一个人贴上独特的标签,相反它们只是标明了他对某种编码的服从、他对某种变换的价值等级的归并.”这个垄断性集中化的过程就是通过“扼杀一符号重建”的逻辑而展开的,即首先取消和扼杀人们之间的真实差别,使人们和产品都同质化,从而致使现代人的主体性似乎在商品生产的蒙蔽中缺失了,然后,在普遍缺失的主体性基础上,差异化工业生产开始上演它的举世传奇,通过这个体系,开启了区分鉴别统治的一种工业化垄断性集中,鲍德里亚所言说的“对差异的崇拜正是建立在差别丧失之基础上的”正是深刻地解弊了这一传奇的真实秘密.

在‘需求”内容的分析中,我们提到“标准组见”,在鲍德里亚的多个文本中,我们都可以见到这个词眼,“标准组见”实际上正是一种范例,一种组合文化,一种《物体系》中所刻意强调的模型.通过大众传媒对最小的公共文化(P.P.C.C)进行集体再循环和对最小的边缘差异(P.P.D.M)进行日常再循环,人们就在这样的一种标准模式下寻找着某种属于自我个性的最小化差异,社会 的深层异化状态不在物的使用价值面前,而是在作为符号和差异的那些深度等级化的序列化物品面前,这是一种更为隐蔽的社会歧视.而问题是,即便这种歧视已经相当隐蔽和深层了,但以“消费变体”为特征的更为隐蔽和深层的社会歧视仍旧接踵而至,这是以一套以同样的“区分” 哲学而对抗“张扬与奢侈”消费的消费变体,这种非常现代的“反消费”症候并非真的是反消费,相反,这是消费的更高级形式.当然“区分”固然重要,但这个“区分”的逻辑真的是完全的绝对化的个体性的“区别”吗?显然不是,这种“区分”是建立在“名望”与“类同”基础上的,这是一种辩证法,一种“平等与区分的辩证法”,一种“类同性与独特性的辩证法”,个体的个性化需求在此是以集体语境为索引的,是主动置身于集体编码符号之下的,脱离了集体符号认知,个体的差异化消费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而这里的“类同”显然也不是有意识的,而是为了获得区分的个性化消费的附加品,从而得以以共同的团体编码而分享与其他团体不同的符号乐趣(优越感),并在个体化的团体中获得自我认定.不同于真实的身份差别(出生、血缘、宗教)不能交换,存在于这些团体中的个体“差异”是可以相互交换的,且这种差异不会引起真实的暴力状的紧张与矛盾,同时这种可以相互交换的“差异”使得团体得以以一种“竞争的游戏式的抽象”来促进自身的内部相对性和自恋式团结.

鲍德里亚批判传统的消费分析家们对消费意识形态的错误诠解(这是一种与传统幼稚的“需求”理论相一致的),所谓通过消费的舒适与满足或地位来维持社会稳定是根本不可能的,消费的真正意识形态是通过无意识的一体化调节机制,以“差异”的消费逻辑取代“平等”的社会诉求,以“差异”所带来的分化瓦解各种不平等的社会矛盾,这是一套被精心编制的社会运行编码,在这个编码中,革命已经不可能了,因此鲍德里亚嘲笑式的反讽道:“革命每天都在发生,那就是‘模式的革命’,它们是非暴力的而且不影响其他.”“真实的革命”已经被消解在了社会消费的“结构范例”中,这个范例的组织分析来自于两个方面:“男性范例”和“女性范例”,这两个方面的范例共同构成了总体性的“结构范例”,“结构范例”残忍地谋杀了消费者的“自然品质”,并诱惑着消费者在这些“结构范例”中自我赋值,在当代消费社会中,以“高要求和选择”为特征的男性范例与“讨好及自恋式关切”为特征的女性范例,并没有因当代社会中男性被邀请“自我讨好”与女性被邀请进行“选择和高要求”而有所改变,也没有因“第三类”性倒错范例(普利希裸体俊男广告)的产生而模糊,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得到了强化,女性范例在消费领域中在不断扩张,她们被作为某些阶级特定的产品“消费者”而扩张,女性范例与男性范例之间的不平等进一步因为女性的这种奴隶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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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在完成了对现代消费社会真实主体性迷失的批判之后,鲍德里亚更是要将消费社会的深层异化以“具像”的形式呈现出来,并深刻的批判消费社会中的这些符码诱惑.大众媒体的出现为消费提供了中介,与此相适应出现了新的偶像.鲍德里亚充分揭露了大众传媒文化在消费社会中尴尬的真实本性,从“新潮一或过时事物的复兴”人手,鲍德里亚进一步承接了其消费社会“扼杀一符号重建”逻辑,对消费做了历史性和结构性的定义:“在否认事物和现实的基础上对符号进行颂扬”,同时与“我不在场”的逻辑思路一样,大众传播以各种形式的灾难“符号”渲染着日常生活的宁静,而这样的“消费符号”不仅仅体现在“灾难”一个方面,而几乎反映在所有领域,“消费符号”主宰了生活,并使人们在它的诱骗下“庆祝着真实自我之消失和漫画般自我之复活”.

最后,要特意提到广告,正是通过诸类媒介广告,“我”被进一步的扼杀掉.作为这个世界最出色的大众媒介一广告,就是通过符号与符号、物品与物品、消费者与消费者的相互参照,而不是使消费者参照真实世界、真实物品而形成的大众传播,这里的本质是拉康所述的人总是“ 着他者的 ”,所以广告的深层战略模式就是在镜像他者中虚拟出人人都对其具有合法性认同感的物化仙景.在此基础上,鲍德里亚分析了“伪事件”和“新现实”,认为消费社会中大众传媒所消费的正是这种以编码规则取代参照物的普及,这种伪事件.故而我们要避免对这些侵入日常生活中的这些伪事件进行诠解,我们需要找同真实,可是真实却无止境的被产白于编码规则要素组合的“新现实”所替代,这种被神奇操控的、被建构的虚拟将“物品”变成了“事件”,可是广告真的有那么大的劝导与神化功能吗?不,博尔斯坦的观点是在消费社会中,作为消费者的我们需要欺骗,我们乐于受骗,我们有被诱导的愿望,因此心甘情愿.而鲍德里亚却告诉我们,不,博尔斯坦的论点是错误的,真相是广告从不欺骗我们,因为它超越了“真和伪”,我们可能做的评定只能是超越真伪的,在以同一种重复作为有效因果性而消灭了论证与解释的广告中,它(广告)不需要我们去“学习”和“理解”,仅仅需要的是去“希望”,对,去“希望”.推而广之,现代大众传媒中的哪一种又不是坚持这个广告式的超越真伪的逻辑呢?传统建立在真伪基础上的意义与诠释逻辑被彻底地颠覆了. 七、“真实”的消弭:晚期资本主义消费社会中悲哀的“物之活”与“人之死”

至此,晚期资本主义从“物”的世界到“符号”帝国单向度建构的政治逻辑已经被鲍德里亚以消费意识形态的方式深刻地揭露出来,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一书中形象地向读者讲述了《布拉格的大学生》这部20世纪30年代德国学派表现主义的无声影片,并以此进一步向读者宣告现代符码化的消费社会已无处不钳制我们的正常生活,他以剧中那个向魔鬼出卖了自己影子以获取金钱而企图满足自己那次美好的性邂逅之重新复制的大学生最终不可避免地置自己于死亡的例子为例,象征性地说明在消费社会中,那种个体与镜像之间的原始真实(人与世界之间的真实透明性)被出卖了镜像后(消费社会中,行为脱离了个体自身)人与世界之间的晦暗所替代,我们再也无法通过镜像看到自己,我们更无法通过被脱离了的行为来观看我们自身,我们变成了“他者”,人在消费社会中被异化了.剧中影子与大学生本人之间的脱离巧妙得隐喻了消费社会中这种观察人自身视角的永远性缺失.影片所告诉我们的还不只如此,影子是被大学生所出卖的,如同一个物品一样被魔鬼装入了自己的口袋,然后作为一个商品又获得了流通,商品拜物教的神话体现的淋漓尽致,在消费社会中,我们所出卖的劳动与行为又何尝不是如此,那就是一个独立于我们而客观对象化了的商品,它被我们卖给了魔鬼,结局是明显的,就是死亡,这不是影子的死亡,而是出卖了行为和劳动的我们如同那个出卖了影子的大学生一样,是我们本身的死亡.在这个以消费社会为主题的符号世纪,是一个彻底异化的世纪,是“一个资本符号下整个加速了的生产力进程的历史结果”,它支配了一切它愿意去支配的东西,从商品到文化、媒介、休闲、个性化、性欲、关系以及一切象征、幻象和冲动,消费中的各种范例如同导演一般在精心地安排和操控着整个消费社会的全部戏剧.在这个异化的消费模式下,先验性的“重新转向人自身”的目标已经终结了,企图用消费来让颠倒了的主客体重新扭转过来的神话却将消费陷入到了完全的享乐主义与社会逆退之中,这是一个“符号吸收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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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被异化了的消费者符号不是真实地面对着自己的“需求”,而是面对着一个异于自己的影像,一个被消费社会精心安排了的符号体系,一个被死死镶嵌在消费社会内在机体内的符号秩序,在这里再也没有了自我,没有了反思,而只有悲哀的“物之活”与“人之死”!

[ 参考文献 ]

1、解读消费社会的符号化 王 欢( 龙江省委党校, 哈尔滨 150080)消费社会是一个被物所包围,并以物的大规模消费为特征的社会,大众在其中进行的是一种符号消费,借由以广告为媒介的传播力量,符号化消费影响着人们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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