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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士论文】探讨田晓菲《尘几录》在中国大陆学界反响综述(论文范文材料)

星级: ★★★★★ 期刊: 《华文文学》作者:魏伯河浏览量:4206 论文级别:优秀本章主题:异文和手抄本原创论文: 5156论文网更新时间:12-15审核稿件编辑:Steven本文版权归属:www.5156chinese.cn 分享次数:4779 评论次数: 2124

导读:此篇文章是异文和手抄本相关的论文选题报告,供需要写此方面相关本科和硕士以及专科生毕业论文的学子们鉴赏。

摘要:田晓菲《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是海外陶渊明研究领域的最新力作.该书问世后,在海外汉学界受到高度评价;译成中文出版后,在中国大陆陶渊明研究领域同样激起了波澜,但学者们的反响却呈现两极分化的趋势.对这些观点不同、态度各异的论文加以梳理,有助于一般读者和研究者对该书的阅读和进一步深入研究,也可借以管窥大陆学界对待传统和新说的不同心态.

关键词:田晓菲;《尘几录》;陶渊明研究;学界反响

中图分类号:I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6)2-0064-06

美籍华人学者、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田晓菲女士所作《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以下简称“田著”)一书脱稿于2003年,2005年10月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推出英文版,很快在海外引起关注,被誉之为“陶渊明研究最重要的一部力作,对其他中国中古诗人的研究树立了一个典范.”①2007年8月,田著由中华书局译成中文出版并于2008年重印之后,犹如一石击破水中天,打破了大陆陶渊明研究领域多年的沉寂,也在学界引起了截然不同的反响,有的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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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给以高度评价,认为田著因别开生面而使人“耳目一新”、“具有独特的魅力”、“是将诗歌研究与校勘学结合起来的一个范例”,“可资取法”,甚至推许为“划时代的作品”;也有人从维护陶渊明传统形象出发,对田著全盘否定,认为该书“危言耸听”、“谬误百出”,属于“文化戏说”甚至是“别有用心”.本文试根据论者对田著所持的不同态度,对2009年以来发表于大陆学术、文化杂志的十几篇有关研究、评介文章(这一数量证明,田著发生的影响仍在有限范围)分类加以梳理并略加评述.对港台学界及大量仅见于网上的议论,则不予涉及.

田著的到来,尤其是作者所运用的颇为新颖的理论和方法,包括独特的文体风格,首先使陶渊明研究领域里一批年轻学者感到惊喜.他们忽然发现,原来学问还可以这样做,陶渊明也并非只有原来那一张固定的面孔,于是纷纷撰文,表明他们对田著的欢迎态度.

南京大学文学院讲师于溯博士在《拂去千秋纸上尘——评〈尘几录〉》②一文中认为:“作为六朝文学研究的又一专著,《尘几录》为我们带来了思路与方法上的耳目一新.这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作者观察的基点不再是传统意义上文学研究的处理对象——诗句、语汇、意象等等,而是文献学研究的对象——异文.”文中说,田著的研究,使他联想起南开大学哲学系乔清举教授2006年发表于北大哲学系《哲学门》杂志上的《论中国哲学史的逆形成特点——以老子为例》和顾颉刚先生“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理论,“不过,‘层累造成’与‘逆形成’,它们更多地还是一种效果研究,而田氏对陶集的编辑、编辑背后的文化心理所作的考察,则是相当细致的过程研究了.”于文对《尘几录》总体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在如今汗牛充栋的陶渊明研究著作中,《尘几录》的作者凭借新颖灵活的理论思维与深厚扎实的古典文学基础,在这部结构谨严的著作中充分融会了东西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的长处,……尽管在分析一些具体的诗文时,尤其是当作者刻意选取陶渊明诗歌中那些被长期忽视的异文进行解读时,或许尚有一些可以商榷之处,但是由那些细微的异文——被一代代校勘家轻易扫除的几上之尘——所引发的深入思考和现实关怀,使得《尘几录》在同类研究之中,自具独特的魅力.”

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硕士柯欢欢发表《浅评中文版〈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③认为,田著“将陶渊明研究置于手抄本文化研究的框架之中,主张文本阐释应放在其所处的时代环境中进行,通过对异文的考证、分析,呈现给读者一个有别于历来国内文学史塑造的陶渊明形象,其中引发的对手抄本文化的深刻反思促使人们重新认识中国中古时期文本的流动性.”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陈庆博士《手抄本的迷雾 开创性的视角——读田晓菲〈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④一文认为,田著“充满了理趣和睿智,其语言深入浅出,一改普通学术著作的艰涩深奥,幽默和趣味中体现出作者的卓见.”“该书不仅能对中古文学的研究者起到开阔思路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对广大古典文学的爱好者和欣赏者来说,《尘几录》无疑提供了一条从更深层次来理解中国文学和文化的重要途径.”

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卞东波博士在《谁是陶渊明?谁的陶渊明?——陶渊明之谜与陶渊明经典之变迁》⑤一文中,历数了陶渊明研究中的各种未解之谜,然后介绍了日本学者冈村繁的《陶渊明新论》和田晓菲《尘几录》两书的主要观点,称《尘几录》“这本书可以说是划时代的作品,它对过往的陶渊明研究做了一个切割,有意识地重新阐释宋代以来已经意识形态化的陶渊明研究.”对田著在陶研史上的地位给予了高度评价.该文所列举的各种未解之谜,也多与田著同调.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姚旭峰博士《海外读陶之“去偶像”——从冈村繁〈陶渊明新论〉到田晓菲〈尘几录〉》⑥一文,是全面介绍海外陶渊明研究的文章,其中认为《尘几录》所做的是“拂尘的工作”,旨在梳理陶渊明传播史和手抄本文化,并通过异文研究和文本细读,揭示出一个较之传统体认更丰富的陶诗世界.指出“以整个文化系统去解读一首诗,和揭示诗人的作品是富于变化的多元系统,为《尘几录》全书重要思路.区别于很多论家好单列作品而生发议论,田晓菲倾向对更多的作品作整体观.”作者满怀感情地发出礼赞:“就这样,借着对文本的细读和对手抄本文化的回溯,《尘几录》展开了另外一个诗歌世界,而它正是田晓菲深深着迷的——不再平易和单纯,而是起伏扰攘,跨越了田园与荒墟、虚室与尘杂、平静与焦虑、得与失、明与暗、生与死……或者还不仅这一切.贯穿全书的细读,不仅让我们迫近原典,而且犹如聚光,照亮了所观察对象的一丘一壑乃至一枝一叶,使我们在一个大的轮廓内部,可以逐渐看到那些起伏、走势、纹理、细节,抵达这一幅情感地图的幽微之处.这是对文学触角的培养,也是对文学的真正尊重.”

对于中国著述传播史上曾长期存在着一个“手抄本时代”,手抄本时代与雕版印刷时代相比,同一著作必然存在着更多的异文,不会有人否认,但长期以来,在大陆学术界却很少有人引起足够的重视,并借此进入更深层次的研究.其原因在于,我们所见到的宋代以前的各种古籍,除了极少数出土的竹简或绢帛之外,绝大多数都是宋代以后不同的刻本,校勘家所借以比勘的文本,难得出此范围,而在抄本转化为刻本之时,大量的异文已经被整理者消弭了.现存版本,尤其各种辑佚而成的书籍的异文,正如颜庆余博士所说,“多数不过是重辑成书以后在流传中再次滋生的,是再生性质的异文.”读者和研究者对各种刻本、辑本习以为常的结果,是认为原本不过如此,至少是相去不远,因而笃信不疑,而对此前的手抄本时代及其给书籍文本带来的问题,则普遍相当淡漠.现在出来一个田晓菲,把手抄本时代的特点突出地揭示出来,告诉你通行的文本未必可靠,并通过仅存的数量不多的异文,对长期以来已经基本固化了的陶渊明形象做出了与众不同的解读,尽管其解读完全属于正常的学术研究范畴之内,但已经足以惊世骇俗了.

大陆这一代年轻学人,在中学时即接触陶渊明著作,被老师根据教参告知陶渊明的形象是如何超然与静穆,其诗歌特点又是怎样质朴和平淡,以应对只能有一个正确答案的高考;到了大学继续读中文专业的,尽管阅读的陶渊明著作可能多了一些,但各种版本的文学史教材告诉他们的陶渊明及其诗歌特点,仍与中学时代所接受的无甚区别,使印象进一步强化;少数选择了陶渊明作为研究课题的,所能接触的近代以来各种陶渊明研究专著,尽管各有千秋,但主旨和论断则差异甚微,很难让人产生新鲜或惊喜的感觉.现在,田晓菲通过对异文的不同解读,送来了一个与传统形象有所不同的陶渊明,年轻学者们感到耳目一新,并发自内心地表示欢迎,这是不难理解的.至于田著的新解是否都能言之成理,立论是否坚实,他们往往尚未能进行深入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努力.

与前述因主要出于新鲜感而表示欢迎者不同,也有一些学者在肯定田著独特贡献的同时,对田著的观点和结论提出了有价值的商讨意见.

江南大学人文学院讲师颜庆余博士在《读书》杂志发表的《异文的诗学》⑦一文,认为“此书是将诗歌研究与校勘学结合起来的一个范例,更新了我们研究古典文学的思路.”“此书由校勘入手,讨论异文的去取,关注的却是一个诗歌史的命题,可谓是异文的诗学.这样独特的思路,再加上优美的行文和细致的文本解读,让此书读来耳目一新,胜义纷陈.对于陈旧的中国学界,这类深受西学濡染的著作,且不论观点是否成立、论述是否扎实,都无疑具有良好的借鉴意义和引人深思的魅力.”总之,该书“是一部引人深思并且可资取法的著作,而这本身就是一种价值.”不过,作者并没有因为喜爱而放弃理性的思考,在文章的主体部分,该文对田著的两个主要论点都提出了异议.关于手抄本文化的流动性,作者认为:田著高估了手抄本文化的流动性,也夸大了读者对于文本的权限和抄本与印本的差异;事实上,手抄本在流动中仍然有其权力的中心,即宫廷和学者藏书;古人校正文字,是有法可依、有例可循的,即便是没有版本依据的理校,也不是完全的主观选择.关于田著认为宋人有意通过控制异文来塑造陶渊明,则认为“很难认定”.指出“

田晓菲《尘几录》在中国大陆学界反响综述
异文和手抄本论文选题报告

如果宋人真的有意控制异文,今日的我们大概也无法通过异文的解读来发现另一个陶渊明.”同时还指出田著对某些异文的“解读有过度阐释的倾向.”可知论者对田著有深入的研读,而这样的评述也是理性而客观的.

河北大学文学院雷武铃教授在《文艺研究》2011年第10期发表的《新观念下的古典研究之得失——评田晓菲〈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⑧对田著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全文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首先从考据、义理和辞章三个方面对田著给予肯定性评价,但接着在第二部分指出“由书的副标题和引言激发的最大期望——‘勾勒出手抄本文化中陶渊明被逐渐构筑与塑造的轨迹’可以说完全落空了.”“事实上,只有一前一后的引言和结语谈到手抄本文化,全书只是用手抄本文化包裹着的故事和阐释.就全书来说,其设想也就是其结论,中间没有展开具体的基于材料的手抄本文化与陶渊明关系的论述.总的来说,书中的‘手抄本文化’始终是一个概念、一种设想,缺乏具体的材料与论证;始终是一个展望的窗口,一个充满诱惑力的窗口,从这个窗口可以眺望和遐想,放任这种遐想,可以对现有的一切产生巨大的颠覆作用.但这种颠覆始终是想象的,因为手抄本一直没有出场.”

第三部分则通过具体分析田著对《归园田居》的解说,对田氏试图给出的“新的陶渊明形象”提出有力质疑.作者选取了三个典型例证:1。 对“少无适俗韵”的解说;2。 对“少无适俗韵”和“野外罕人事”所作的解说;3。 对“久在樊笼里,复/安得返自然”的辩正,逐一加以辨析,指出田著“在整个阐释中,一方面基本的前提、要反驳的基础和对象是虚拟的;另一方面,在方法上也是混乱与不可靠的.”

第四部分探讨了田晓菲这一研究背后的思想观念和理论基础,指出其理论基础是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方法和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这一理论在西方学术领域中占据主流地位,田著就是在它的指引下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例证.而因为这一理论长于批判而短于建设,长于展望而短于落实,导致田著设立的“三大目标可以说都落空了.1。 勾勒出手抄本文化中陶渊明形象的建构轨迹——没有做到;2。 通过异文的解读,给出一个被压抑、隐藏的更复杂的陶渊明形象——做得非常勉强;3。 说明手抄本文化中读者参与了陶渊明文本的创造——没有达成.”

这样的批评不可谓不严厉.尽管如此,雷文仍对田著给以积极的评价,认为“这是一部让人充满阅读快乐和享受的书,一部充满智慧、又留下许多缺口邀请读者进入其中参与讨论的书.”

这样的论文显然出自对陶渊明本就有较为深入研究者之手.他们对陶渊明研究中的许多问题,本来有既定的观念,但由于心态是开放的,所以也乐意接受有关的新说.当然这种接受是经过认真地分析和批判的,不失理智和清醒,对田著中思想观点、研究方法以及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且均能言之成理.这样的交流或“碰撞”,对双方、对学术的发展都是有益的.

对田著做出激烈反弹的,则是大陆以陶渊明研究为主攻方向的部分学者.在他们看来,田著不仅少有可取之处,其进行研究的思想、方法甚至目的都是大有问题的.他们无法接受对陶渊明传统形象作任何“解构”或“还原”的尝试,在潜意识里,对田著打破陶渊明研究领域的平静表现出强烈的担忧和抵触的态度.

中国陶渊明研究学会(筹)会长、《陶渊明集校笺》及《陶渊明传论》的作者、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龚斌教授在《〈陶渊明集〉异文问题之我见——兼评田晓菲〈尘几录〉》(上、下)⑨中对田著提出强烈质疑.上篇在历数《陶渊明集》流传过程之后,作者提出:造成《陶渊明集》异文之多的原因很复杂,最主要的是宋代之前手抄本流传过程中有意无意产生的谬误;其次,也不排除作者本人改动的因素.随着宋人整理、校注,陶渊明诗文的异文已基本定型.因此,过分夸大《陶集》文本的流动性并不妥当.作者认为:“文本虽然在流动,但它的源头终究是原本.最早的手抄本毕竟来自原本,虽然免不了有差错,却绝不可能牛头不对马嘴.自然,《陶集》的原本不可能看到,但宋代之前的手抄本必定接近原本.由于抄写者的文化素养不佳,或者抄写时马虎粗疏,诚然会出差错,也有可能臆改.但差错或臆改与原本相较不会面目全非.‘尘几’固然有尘,但总是几,不能想象几会变成尘.再说,陶渊明身后的最初数百年间,人们还未认识到这位诗人的伟大,自觉通过创造异文来塑造一个文化偶像,那是不可思议的.真理跨过一步便是谬误.因此笔者认为在承认文本流动时,不宜过分夸大流动的速度;承认抄本会出现差错时,不可夸大差错的程度.以《陶集》原本无法看到为理由,便认为《陶集》手抄本与原本完全两样,称手抄本的‘强大力量’,足以塑造出一个虚幻的陶渊明,这不过是危言耸听罢了.”这样的评论,总体不失中肯.笔者在阅读田著时,也感到作者有对手抄本流动性过于夸大之嫌.

针对田晓菲“陶诗的平淡是宋人通过控制《陶集》异文创造出来的”的观点,作者明确指出:“宋人取舍某字某词,当然与宋代的文化背景、时 念有关,也与编校《陶集》者的识见、审美倾向和文学素养有关,但与有意的‘控制’不相干.”这样的辩驳,显然也是合乎情理的.

在下篇里,作者提出:裁断《陶集》异文,应该从魏晋文学的语境、作品所用的典故、上下文义的贯通等方面综合考虑.田晓菲《尘几录》多取《陶集》异文,运用现代西方的阐释学理论,证明传统的陶渊明并不存在,其实质是塑造作者所期待的“另一个陶渊明”.“《尘几录》所创造的陶渊明有什么主要特征呢?作者引用西方汉学家宇文所安的论断:‘陶潜的诗充满矛盾,这些矛盾是因为一个非常世故,自我意识非常强的人渴望变得单纯和天真.’这两句话说得直白一点,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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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陶渊明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世故却偏要想装单纯和天真.不仅止于此,《尘几录》由评价陶渊明,进而引出对中国文化的总体定性:‘中国文化是世故与天真的混合.’”在文章末尾,作者也指出《尘几录》中个别“全新的解释有说服力,给人启发.”所举的例子是“《拟古》其九‘种桑长江边’并不是伤悼易代,‘其文学样范乃是郦炎的《见志诗》和繁钦的《咏蕙草》.’”但接着惋惜:“可惜这种闪光的地方太少了.”

可见下篇的侧重点已不在于对异文之“我见”,而在于从总体上对田著予以否定.其中有的引述违背原意,例如把“渴望变得单纯和天真”说成“偏要想装单纯和天真”,已经不是是否“直白”的区别,而是对对方观点的曲解.田晓菲以及宇文所安对陶渊明和中国文化的观点当然可以商榷,但他们通过自己的研究揭示出一个与传统形象有所不同的陶渊明,其实未尝不可.就像“一千个读者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每个人心目中的陶渊明其实也是有所不同的.在笔者看来,田晓菲笔下的陶渊明,性格更加丰富,也更贴近生活,远没有“颠覆”陶渊明在人们心中的诗人形象.而“中国文化是世故与天真的混合”,则很难说是一个错误的论断.如鲁迅所批判的国民劣根性,大多就是“世故”的表现.即便是优秀的诗人,也未必就能和这种“世故”绝缘.

在其后发表的《拆碎七宝楼台:解构陶渊明——以田晓菲〈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为例》⑩一文中,龚斌教授开篇即旗帜鲜明地指出:“从上世纪初以来近百年的学术史,始终存在着一种不良风气,即唯洋唯新是瞻,这种风气,也影响到最近一二十年的陶渊明研究.……有极少数人搬弄西方新理论,企图全面 陶渊明这座文化偶像.”“具有西方文化背景的美籍华人学者田晓菲的《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便是以解构主义研究陶渊明的代表作.”认为田著的解构是“拆碎七宝楼台,留下一堆断壁残垣”.文中几个部分分别以“颠覆历史:拆碎文化偶像的第一步”、“一知半解:《尘几录》所理解的‘隐逸话语’”、“佛头着粪:塑造世故与天真的陶渊明”、“点金成铁:‘小言破道’解陶诗”为题,足见其 味之浓烈以及对田著彻底否决的态度.行文中不乏“崇高,遇上别有用心,顷刻化为乌有”、“一个年轻的学者,若要评判古代某个作家或某种历史现象,必先具备有关的文化素养,否则难免谬误百出.《尘几录》可作为一个深刻的教训”、“说得不客气一点,Owen与田女士两人,于中国文化似乎都不得要领,搔痒岂止隔靴,离靴子尚距三尺”、“《尘几录》消解陶诗崇高的地方几乎每一页都有,其手法之多样与言说之放纵无据,或许只有日本学者冈村繁才可与之比匹”之类近乎粗暴的言辞.在作者看来,田著不仅谬误百出,而且纯粹是“别有用心”了.相校于《〈陶渊明集〉异文问题之我见——兼评田晓菲〈尘几录〉》,其情绪化特点更为明显,一些地方,已经逸出了学术研讨的范围.

在中国文化正大步走向世界的今天,“唯洋唯新是瞻”固然不可取,但固守自己的领地,排斥来自海外的学术信息、否定创新的尝试也是不可取的.

值得一提的是,这篇 味十足的战斗檄文,是作为头条发表在《名作欣赏》杂志上的.田著既未被视为“名作”,论者又绝不“欣赏”,无形之间与刊物的名称相映成趣.

复旦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田晋芳博士是大陆研究陶渊明的后起之秀,她于2010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即题为《中外现代陶渊明接受之研究》.该文是一篇颇见功力之作.其第四章第四节《新方法论下陶渊明形象的重塑》,即为对《尘几录》的评论.这一节的内容随后被分解为两篇单独的论文发表在不同的学术杂志上.

在发表于《学术界》2010年第2期、题为《解构,岂能还原陶渊明诗人的本真——〈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献疑》?的文章中,田晋芳认为:田著“试图以传写中手抄本的不确定性为前提,大胆解构文学史上久已形成的陶渊明形象,还原这位隐逸诗人的历史真面貌.但由于文化观和方法论上的谬误,非但没有实现这一愿望,反而造成了陶渊明形象的严重失真,把他贬为一个汲汲于功名而又心机颇深的庸俗文人.这种解构,最终导致的是中国优秀文学和文化传统的毁弃.”田著“在方法论上以大胆的怀疑和肆意的解构为特色”,“通过对陶诗的解构批评,一个伟大的诗人被肢解成了平凡甚至庸俗的种种性格侧面.”田著“凭借后现代思维的跳转,以游戏化的拼贴和涂抹手法,将经典文本及其相关历史事实,给予反讽式的解读与主观创造,彻底消解了陶渊明的诗人本色,《尘几录》的求真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戏说.”作者最后说:“无可否认,《尘几录》在陶渊明研究领域增添了现代西方学术的新视角,但同时不得不指出,更多带来的是消极的东西.像这样的研究方法及其结论,进一步的结果,便是滑向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该文和龚文一样,显然高估了田著“解构”的“破坏作用”,故而作出了过激的反应.

在发表于《九江学院学报》2010年第四期、题为《求真,还是解构后的肆意涂抹?——再论〈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輥?輰?訛一文里,田晋芳指出,“除了已揭示的问题,田著还在陶渊明隐士身份的体认上,及诗人‘任真自得’的人格个性及中国文化特征的定位上,暴露出严重的失误.其理论方法的背后,隐藏着的是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倾向.”田著对隐士的理解是“望文生义”的,“实质反映了该书作者对中国古代隐士文化的隔膜”;而其对中国文化“世故加天真”的论断,也缺乏起码的分析论证,而仅仅是搬用了宇文所安的观点.这些批评,尚属有的放矢、言之有据.但该文认为“作者田晓菲其实是以颠覆陶渊明的崇高形象为预设,凭借少数陶集版本的异文进行的肆意曲解”.而“通盘观之,《尘几录》整个的解构主义筹划,全面地表现了西方后现代阐释的倾向,这是它贯穿全书的新方法论的核心.这种后现代阐释,归纳起来有三大特点,即在价值观上是反英雄的非崇高化,在认知观上是反真理的不确定化,在艺术观上则是反审美的泛生活化.……以上三大局限,直接制约了《尘几录》的批评方法,重在字词与章句片段的讨论,而忽略全篇意境的体会与考察.”在论者笔下,后现代阐释纯属歪理邪说,而运用这种方法写成的田著也简直一无可取了.这样的论断,未免以偏概全,自然也是难于令人心服的.

以上论文之外,叶会昌、郎瑞萍在《英语世界中的陶渊明研究管窥》一文中,涉及到了《尘几录》一书在海内外反响冷热迥异的情况.南京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学生马芸在《教育艺术》2013年第6期发表的《微尘下的陶渊明》一文,概述了前面若干文章的观点.此外,在有关田晓菲及宇文所安的访谈和特写中,还有一些涉及本书的片段的评价.限于篇幅,不再胪列.

在笔者看来,《尘几录》并非一部体系严密的陶渊明评传,也不是对陶渊明所有作品的全面分析和总体评价.因为在传世的120多首陶诗中,只涉及了30多首;即以对异文的探讨来说,也只涉及到了其中很小的部分.此书只能说是用新的方法解读陶渊明的一个大胆尝试,其价值在于为对早有定评的名家名作做出新解提示了某种可能,而远非能给陶渊明做出论定.该书的结构也并非像某些青年学者认为的那样“严谨”,相反,如雷武铃所说,该书是“留下许多缺口邀请读者进入其中参与讨论的”开放式结构.研究者既可以入乎其内,对她已做的研究进行质疑辩难;也可以出乎其外,从新的视角对陶诗的其他篇章乃至其他的前代作家作品加以探讨.持续千余年的陶渊明研究,使得陶渊明及其著作这座“七宝楼台”的每一块砖头都已被撬动多次,被研究者反复打量,做出过各种解读.但研究不会就此止步,随着人们视野的扩展和观念的突破,陶渊明研究领域仍将不断拓展出新的天地.

总体以观,与海外汉学界对《尘几录》近乎一边倒的好评如潮明显不同,大陆对此书的反响呈献出两极分化的局面.究其原因,是田著选取的研究角度、所依据的理论和方法乃至行文的风格、成书的体例都与大陆所习见者明显不同,而且她的研究至少的确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动摇了人们心目中久已定型的陶渊明形象.据笔者读后的感觉,经其“解构”后的陶渊明,只是不再那么单纯,而相对来说更加接近于生活中充满喜怒哀乐的人,并没有多么庸俗化、矮化甚至丑化,因而也不存在完全颠覆的感觉.尽管如此,该书的引进,对虽然各种论著不断推出、但未免陈陈相因的大陆陶渊明研究领域仍然形成了一次强有力的冲击.在冲击面前,多数不满于现状、期待有所改变的年轻学者持热烈欢迎态度,但他们对田著和陶渊明的研究尚待深入.而对陶渊明研究原来比较深入、且已形成较为固化的陶渊明形象的学者,则表现出程度不同的抗拒与排斥态度,这是不可取的.

客观地说,田晓菲独辟蹊径的研究,尽管其展示的陶渊明形象与中国传统中定形的陶渊明形象有所不同,且其中的确不乏可以商榷之处,但其在海外的流行,无疑有助于中国文化在世界的传播;至于其对大陆陶渊明研究领域带来的冲击,积极作用也将远大于消极作用.学界对其研究的理论、方法和结论自然不会、也不应该全盘接受,但却应该以广阔的胸怀、平和的态度,学习鲁迅的“拿来主义”,理性对待,有所弃取,以收“他山之石”之效.而基于根深蒂固的传统意识,对田著视为异类,全盘否定,大力排诋,并非科学的态度,也将不利于这一领域研究的深入发展.英国历史学家迈克尔·斯坦福在他的名著《历史研究导论》中写道:“历史允许更多的个人判断,允许分歧.在历史中,并无通往全部真相的通道,因此,我们必须保持开放心态,承认既有信念容易失误,同时敏于求知,随时准备从不愿看到的事实以及相反的意见之中认识可能的真相.”笔者以为,对于文学史及古代作家作品的研究者来说,保持这样的心态同样是重要而且必要的.

①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杂志评语,见《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封底.

② 于溯:《拂去千秋纸上尘——评〈尘几录〉》,《书品》2009年第4期,第32-37页.

③ 柯欢欢:《浅评中文版〈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今日南国》(理论创新版)2009年第12期,第107-108页.

④ 陈庆:《手抄本的迷雾 开创性的视角——读田晓菲〈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编辑之友》2010年第4期,第73-74页.

⑤ 卞东波:《谁是陶渊明?谁的陶渊明?——陶渊明之谜与陶渊明经典之变迁》,《古典文学知识》2012年第6期,第43-52页.

⑥ 姚旭峰:《海外读陶之“去偶像”——从冈村繁〈陶渊明新论〉到田晓菲〈尘几录〉》,《天中学刊》2013年第3期,第70-74页.

⑦ 颜庆余:《异文的诗学》,《读书》杂志2009年第8期,第110-115页.

⑧ 雷武铃:《文艺研究》,《新观念下的古典研究之得失——评田晓菲〈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文艺研究》2011年第10期,第128-135页.

⑨ 龚斌:《〈陶渊明集〉异文问题之我见——兼评田晓菲〈尘几录〉》(上、下),《九江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上篇,第1-3页;下篇,第4-7页.

⑩ 龚斌:《拆碎七宝楼台:解构陶渊明——以田晓菲〈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为例》, 《名作欣赏》2012年第4期,第5-14页.

田晋芳:《解构,岂能还原陶渊明诗人的本真——〈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献疑》,《

本篇探讨田晓菲《尘几录》在中国大陆学界反响综述论文范文综合参考评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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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2010年第2期,第103-107页.

田晋芳:《求真,还是解构后的肆意涂抹?——再论〈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九江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第8-11页.

叶会昌、郎瑞萍:《英语世界中的陶渊明研究管窥》,《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第16-19、57页.

迈克尔·斯坦福:《历史研究导论》,刘世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2年版,第6页.

[ 参考文献 ]

1、敦煌木《净名经关中释抄》异文考释入则 摘 要:敦煌本《净名经关中释抄》有十余个不同的抄本,本文在缀合写卷的基础上,通过比勘异文,来考察这些异文形成的原因,并对异文作初步的考证。 关键词:净名经 敦煌 异文 《净名经关中

2、论《阿诗玛》异文叙事的人物角色与行动元 曹崎明 (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云南曲靖655011) 在各种《阿诗玛》异文中,人物角色与行动元的关系出现了两种复杂关系:同一个人物在不同的文本中表现为不同的行动元:同一个行

3、从意识与技巧之争看海内外文学观念差异——以张爱玲的女性写作为例吴宏娟(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广东广州510630)  摘 要:着眼于张爱玲研究中的意识与技巧之争,从张爱玲的女性写作切入,探讨海内外学者在意识与技巧关系问题上的差异:大陆学者多是就意识而谈意识,将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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