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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a论文】简谈作家传记中的史料问题——以张子静、季季著《我的姊姊张爱玲》附录“年表”为例(论文参考文献)

星级: ★★★★★ 期刊: 《华文文学》作者:杨 惠 谢昭新 浏览量:6886 论文级别:热门本章主题:年表和 原创论文: 5156论文网更新时间:12-15审核稿件编辑:Robin本文版权归属:www.5156chinese.cn 分享次数:4266 评论次数: 6871

导读:这是一篇关于作家传记中的史料问题——以张子静、季季著《我的姊姊张爱玲》附录“年表”为例的论文,对正在写年表和 相关论文的毕业生有参考意义。

摘要:“年表”作为作家传记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必须做到真实准确.然而在张爱玲传记之一《我的姊姊张爱玲》一书中,“张爱玲生平·作品年表”却出现多处错误和遗漏.这一现象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文献史料问题上的不严谨,从学科发展角度来说,应该更加重视文献史料的发掘和整理.

关键词:张爱玲;年表;史料;真实;准确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5)1-0088-07

作家传记是作家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类,通常由作家亲属或致力于某位作家研究的专家学者完成,对了解作家生平及其作品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传记写作的一般惯例是有正文和附录,正文部分主要按照时间顺序叙述传主的生平事迹,而附录部分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就是传主生平年表或年谱.年表或年谱作为作家生平的重要记录,具有历史学和文献学的意义,因此对年表或年谱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史实准确清楚.但由于种种原因,并非每一部年表或年谱都能达到这一基本要求.比如在张爱玲研究已经成为“显学”的今天,一大批各种类型的张爱玲传记应运而生,在众多的传记中,《我的姊姊张爱玲》一书则以得天独厚的私人性和回忆性显得格外与众不同,然而此书“附录”部分的年表却错误百出,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

《我的姊姊张爱玲》一书是由张爱玲唯一的弟弟张子静先生和台湾季季女士两人合著的一本回忆张爱玲的图书,先后有三种不同版本.台湾版由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96年1月出版;大陆版共有两种,1997年1月上海学林出版社先行出版,2003年9月文汇出版社再版.

学林版装帧设计朴素大方,大32开本,米白色封面,页眉中间印有“张子静著”,封面上部三分之一处有一椭圆形张爱玲中学时期黑白老照片一幅,下部三分之一处印有“我的姊姊张爱玲”,其中“张爱玲”三字格外放大突出,页脚中间位置印有出版社名称.

文汇出版社再版此书时,将其作为该社“情迷张爱玲”系列丛书中的一本.另外三本分别是《张爱胡说》、《张爱玲的上海舞台》和《张爱玲的广告世界》.《张爱胡说》是一本由编者辑录张爱玲、胡兰成其人其文的“对照集”,分门别类辑录张爱玲和胡兰成的奇思妙语;《张爱玲的上海舞台》则是一个铁杆“张迷”追随张爱玲时代上海风情的心路历程;《张爱玲的广告世界》则通过张爱玲的文字来寻找老上海的广告世界.四本书图文并茂,着眼点各个不同,亦各有特色,是一套独特而别有情趣的纪念张爱玲的丛书.本书装帧制作也别有风味,接近32开本,14cm×18。5cm的异型开本,接近方形.肉红色封面,简单到只有书名、著者和出版社,没有花里胡哨的装饰,只飨真正的“张迷”.

学林版和文汇版在主要内容上几乎一模一样.全书分为“前言”、正文、“后记”和“附录”,正文部分主要是张子静先生对姐姐张爱玲早年生活和家族事务的回忆,共十章,依次为“家世”、“童年”、“青春”、“早慧”、“成名”、“盛名”、“萎谢”、“永别”、“故事”和“结局”.只在正文之后略有不同,学林版有季季女士著“后记”《寻访张子静,再见张爱玲》,“附录一”宋淇著《张爱玲语录》,“附录二”李应平编纂《张爱玲生平·作品年表》.而文汇版则先有“附录”两篇,删去宋淇《张爱玲语录》,增添季季著《我与张爱玲的垃圾》,保留李应平编纂《张爱玲生平·作品年表》,最后才是“后记”《寻访张子静,再见张爱玲》.

关于《我的姊姊张爱玲》一书的诞生原因,季季女士在“后记”《寻访张子静,再见张爱玲》里提到,“一九九五年秋天,张爱玲以安静之姿离开人世.不久我接到上海友人关鸿的来信,和我讨论怎样制作一个纪念张爱玲的专辑.”①并且很快寻访到张爱玲唯一的弟弟、当时仍然生活在上海的张子静先生,于是季季在这年的10月15日上午拜访了他.“我们毕竟认识了,而且决定为张爱玲合写一本书.”②而成书过程,是在张子静已经写就的回忆张爱玲的一万五千字手稿基础上,再由季季女士提出将近一百个问题,张子静先生以文字形式作答增补而成.“我不断地列出问题,他也不厌其烦地以文字详细作覆.……子静先生的记忆,一经提问就丰富鲜活起来.他的文字虽不若张爱玲流丽,但回答问题时思虑清楚,条理分明,用字遣词也十分练达.到了十一月六日,他一共增补了三万五千字.”③

从这篇“后记”里可以看出,《我的姊姊张爱玲》最初的成书是由于张爱玲1995年在美国仙逝,季季为好友、时任《文汇报》笔会版主编的关鸿制作张爱玲纪念专辑出谋划策而结识张子静之后的一个意外惊喜.张子静先生是张爱玲去世后留存在这世界的仅有的直系亲属,而身为张爱玲唯一的弟弟,从小与姐姐共同成长,对姐姐1938年初离家前的生活非常熟悉,他们有着相似的童年经验,共同经历了母亲几度出国归国、父母离婚、父亲再婚继母进门等家庭巨变带来的情感创伤,也与姐姐共同旁观家族内部亲属们或感伤或荒唐的奇闻异事,因此由张子静先生来回忆张爱玲的早年生活,可以说在当时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了.一如张子静先生在书的“前言”《如果我不写出来》里说的那样,

“姊姊在她的散文中,也写了一些早年生活的片段,但未及于生活的全部真相.还有一些事则是她没写、也不愿写的.在这方面,姊姊有她的自卑,也有她的自卫.加上她后来与世隔绝,关于她的种种传说,……以讹传讹,更为扑朔迷离,神秘莫测.姊姊和我都无子女.她安详辞世后,我更觉应该及早把我知道的事情写出来.在姊姊的生命中,这些事可能只是幽暗的一角,而曾经在这个幽暗角落出现的人,大多已先我们而去.如今姊姊走了,我也风烛残年,来日苦短.如果我再不奋力写出来,这个角落就可能为岁月所深埋,成了永远难解之迷.”④

应该说此书提供了张爱玲童年和少年生活的许多第一手资料,非其他传记作者所写的张爱玲传记可比,因而此书堪称一部真实可靠而又颇有私人色彩的张爱玲前传和张爱玲小说世界“索隐”,为了解张爱玲其人其文打开了一扇开向其私人世界的窗扉,而对于张爱玲研究来说,也是一部充满活色生香的历史真实和生活细节的张爱玲史料.

然而此书的年表却出现了一些比较明显的错误,笔者以文汇版《我的姊姊张爱玲》一书为底本,将这些史实错误加以梳理,以供参考.

《我的姊姊张爱玲》一书“附录”中由李应平所列《张爱玲生平·作品年表》(下文简称“年表”),共有史料错误多达十几处.

第一处:张爱玲第一本小说集《传奇》的初版时间不准确.“年表”在“一九四四年”项下记为“九月,……小说集《传奇》由《杂志》社出版.四天即再版,畅销一时.”⑤

实则张爱玲《传奇》初版时间为1944年8月15日,由上海杂志社出版发行.《传奇》出版后确实“畅销一时”,但并非“四天即再版”,而是当年九月二十五日,同样由“杂志社”再版发行.

作家传记中的史料问题——以张子静、季季著《我的姊姊张爱玲》附录“年表”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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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传奇》初版的具体情况,张爱玲史料专家陈子善先生有非常详细的描述,“《传奇》初版的确切时间是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五日,上海‘杂志社’印行,平装.此书开本尺寸和装帧的别致,不能不令人惊讶.14cm×16。5cm的异型开本,接近于方形本了,在现代小说集中实在很少见.封面、封底和书脊清一色的孔雀蓝,连书顶都涂上了孔雀蓝.封面左半部分‘传奇张爱玲著’六个黑色隶书顶天立地,再醒目不过.这样奇特的装帧风格,倒很符合张爱玲我行我素的行事作派.”⑥《传奇》初版共收入小说10篇,依次为《金锁记》、《倾城之恋》、《茉莉香片》、《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琉璃瓦》、《心经》、《年青的时候》、《花凋》、《封锁》.

第二处:《流言》初版有差错.“年表”记为“一九四五年一月,散文集《流言》由中国科学公司出版,亦畅销一时.”⑦

这里有两处不符合史实之处,一是出版时间,一是出版发行者.查《流言》初版的版权页,明确记载“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十二月初版”,即1944年12月.版权页上从右至左分别记载“著作者张爱玲”,“发行者张爱玲”,“印刷者中国科学公司”,“总经售上海山东路二二一号五洲书报社”.也即《流言》其实是由张爱玲本人亲自发行,中国科学公司只是充当“印刷者”,而并非出版者.这是散文集《流言》与张爱玲其他文集比较起来较为特殊之处.

第三处:《传奇》增订本的出版年份不准确.“年表”在“一九四七年”项下记为“十一月,《传奇》增订本由山河图书公司出版.”⑧

查《传奇》增订本,在其版权页右下方从右至左依次记载“著作者张爱玲”,“刊行者山河图书公司”,“总经销百新书店,中国图书杂志公司”,“中华民国卅五年十一月增订本初版”.可见《传奇》增订本出版的准确时间为“中华民国卅五年十一月”,即1946年11月而非1947年11月.

《传奇》增订本除收入初版的十篇小说外,增加新作5篇,依次为《留情》、《鸿鸾禧》、《红玫瑰与白玫瑰》、《等》、《桂花蒸 阿小悲秋》,另有前言《有几句话同读者说》、跋语《中国的日夜》.这一版的封面尤其惹人注意,由好友炎樱设计,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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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小说单行本封面设计,张爱玲非常满意,在前言里特别加以说明,“借用了晚清的一张时装仕女图,画着个女人幽幽地在那里弄骨牌,旁边坐着奶妈,抱着孩子,仿佛是晚饭后家常的一幕.可是栏杆外,很突兀地,有个比例不对的人形,像鬼魂出现似的,那是现代人,非常好奇地孜孜往里窥视.”⑨

第四处:《十八春》的最初连载时间和单行本初版时间皆有差错.“年表”记为“一九五○年一月,以笔名梁京在《亦报》连载长篇小说《十八春》.……十一月,《十八春》(十八章,二十五万字)由《亦报》社出版.”⑩

事实上《十八春》1950年3月25日至1951年2月11日连载于《亦报》.在正式刊载之前几天,《亦报》开始为《十八春》造势,“1950年3月21日《亦报》第3版登出广告:‘名家小说,日内起刊,梁京作:《十八春》.’广告连载4天.……24日……还在第3版显著位置发表署名‘叔红’的文章——《推荐梁京的小说》.……3月25日,《十八春》正式登台亮相,……分317次载完.”

从时间上来看,1950年11月《十八春》尚未连载完,不可能此时推出单行本,1951年11月,小说单行本出版.《十八春》初版封面为赭 底,剪纸风格白色荷花图案,配以水草和水禽,最右侧以黑色字体竖排书写书名和作者.在版权页下半部分,从右至左竖排分别为“著作者梁京”、“出版者亦报社”、“发行者亦报社”、“印刷者中国科学公司”、“经销者全国各大书店”,最下面一行横排标明“一九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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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十一月(初版)2500册”.

第五处:中篇小说《小艾》的连载时间有误.“年表”在“一九五一年”项下记为“五月,仍以笔名梁京在《亦报》连载中篇小说《小艾》.”

《十八春》连载完之后大半年,《小艾》在《亦报》发表,这是张爱玲在大陆发表的最后一部小说,“从1951年11月4日起刊,至1952年1月24日止,全文共分81次载完.”

第六处:《秧歌》和《赤地之恋》中文版和英文版的初版时间描述有误.“年表”记为“一九五四年《秧歌》、《赤地之恋》英文版出版.《秧歌》、《赤地之恋》中文版在香港美新处出版的《今日世界》连载并出版.”

《秧歌》最初以英文写作,后由张爱玲自己译为中文,发表在1954年1~7月《今日世界》半月刊.连载完后,即由今日世界社出版单行本.在《秧歌》中文版的版权页上,从上至下依次记为:“今日世界丛书之九 秧歌”、“著作者:张爱玲”、“出版者:今日世界社”、“承印者:友联印刷厂”、“中华民国四十三年、公历一九五四年七月初版”、“每册定价港币一元五角”.《秧歌》英文版名为The Rice Sprout Song,署名EILEEN CHANG,1955年1月由美国纽约州Charles Scribner’s Sons 出版公司出版.

关于《秧歌》从写作到出版的过程,与此事相关的三个当事人张爱玲、宋淇和时任香港美新处处长的麦卡锡,曾分别以不同方式叙述此事或表态.张爱玲在香港最熟稔、最信赖的朋友宋淇曾在不同场合解释过当年情形.在《私语张爱玲》(署名林以亮)一文中说,“她一方面从事翻译,一方面还在撰写和润饰第一次用英文写作的小说《秧歌》.起先她很少在我们面前提起这本书,可能初次用英文创作,成败并无把握,不愿多说,而且那时我们方认识不久,友谊还没有发展到日后无话不谈的地步.等到有一天她让我们看时,已是完整的初稿了.”此文初载香港《明报月刊》1976年3月号以及1976年3月1日和2日台湾《联合报》.在1976年3月14日致宋淇和邝文美夫妇的回信中,张爱玲写道:“《私语张爱玲》,《明报》《联合报》都寄来了,写得真亲切动人.”可见张爱玲当年即已读过此文,对文中提出的关于《秧歌》写作情形并未提出异议,反而称赞宋淇此文写得“真亲切动人”.在《唐文标“方法论”》一文中有更详尽的说明:“《秧歌》是先用英文写,交给纽约Scribner出版,后来由张爱玲本人译成中文在《今日世界》上连载的,完全出于自己的主意.美国出版社印书没有香港快,所以英文版《秧歌》(1955)反而比中文版(1954)迟了一年.”这篇文章张爱玲也看过,没有异议.另一当事人麦卡锡在接受高全之专访时也回忆到,“我们请爱玲翻译美国文学,她自己提议写小说.她有基本的故事概念.……我确知她亲拟故事概要.……初读《秧歌》头两章,我大为惊异佩服.我自己写不出那么好的英文.我既羡慕也妒忌她的文采.”

需要指出的是,出版《秧歌》中、英文版的出版社,都与麦卡锡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张爱玲第二次赴港,因应征美新处翻译美国名著而得以结识宋淇和麦卡锡.而“1952年,驻港美国新闻处创办今日世界出版社,主要业务是翻译美国文学名著.……今日世界出版社在1952年又创办《今日世界》半月刊,每逢1、16日出刊,共计发行598期,最高发行量达17。5万份.”因此由《今日世界》半月刊来连载《秧歌》、由今日世界社来出版小说中文版也就顺理成章了;而出版英文版的Charles Scribner’s Sons出版公司也正是麦卡锡为张爱玲推荐的.

《赤地之恋》中文版的初版本1954年由香港天风出版社初版.宋淇夫妇的儿子宋以朗在访谈录中,明确提出了《赤地之恋》的版本问题.“《赤地之恋》正式授权的版本有:香港天风(1954年,中文),香港友联(1956年,英文),台湾慧龙(1978年,中文), (1991年,中文).”《赤地之恋》英文版名为Naked Earth,由于《秧歌》英文版在美国出版后虽然得到赞誉,但并未成为畅销书,对出版社来说并非利好消息,因此《赤地之恋》很难在美国找到出版商,两年后,才找到由美国亚洲基金会资助的The Union Press即香港友联出版社出版,现已绝版多年.1956年8月18日,张爱玲致信宋淇,谈对《赤地之恋》英文版的怨气:“《赤地》英文本我刚收到,印得不像paperback(平装书)而像学校教科书,再加错误百出,我一肚子气,Dick(麦卡锡)问起时我只说收到了,其他一字不提,否则一定要吵起来.”这封信也可间接证明《赤地之恋》英文版的出版日期的确在1956年而非1954年.

第七处:张爱玲散文《重返边城》及其发表时间不准确.“年表”在“一九六二年”项下记为“在英文《记者》杂志发表访台记事《重回前方》.”此段有两处不妥:第一、发表时间;第二、最初以英文形式发表的文章名称.

1961年10月,张爱玲曾访问台湾,后因赖雅中风而不得不终止行程,途径香港短期逗留后返回美国.这一段访台返港经历,张爱玲写了一篇英文记行文章,名为A Return to the Frontier,于1963年3月发表于The Reporter即美国《记者》双周刊杂志3卷28期,署名EILEEN CHANG.因此“年表”将英文版记为《重访边城》是不准确的.1983年4月7日张爱玲写给宋淇夫妇的信中说道,“我正在忙着改写《重访边城》这篇长文.”同年9月的信中又说,“《重访边城》很长,倒不是凑字数,也觉得扯得太远,去掉一部分,但是就浅薄得多,还是要放回去.现在又搁下了.”可见《重访边城》并非A Return to the Frontier的中文翻译,而是时隔二十多年后的一次重新创作,然而生前并未发表,直到张爱玲去世13年后的2008年,才由宋以朗整理发现,发表于台湾《 》杂志2008年第4期.已有研究者统计,中文版与英文版有17处不同,其中包括两处多达几千字的创作和添加,是英文版完全没有的,比如“在花莲观光游历的经过,包括城隍庙、风化区庙宇、风化区、嘉庆年间的庙、池塘、美人、吃柚子等共22段2800多字,英文版无.”

从1963年的A Return to the Frontier到2008年的《重访边城》,不仅是将the Frontier翻译为“边城”,还包含着二十多年时空距离间隔之后对那次港台之行的再思考.据说当年为了Frontier一词,还引起了台湾年轻一代学者和“张迷”们的不满,“水晶读了,对把台湾称做边疆大有意见,更不满文章中提到台湾有臭虫,王桢和也激于爱国心写了信向张抗议‘臭虫事件’.”而多年后用中文改写,使用“边城”一词,显然有对水晶、王桢和当年写信抗议的回应和尊重,Frontier一词翻译为中文,确有“边疆、前线、前方”之意,带有将台湾边缘化、对台湾有一丝“猎奇”心理在内,同时并不完全符合港台的真实地位,难怪水晶要抗议.而“边城”一词涵义显然更蕴藉更含蓄,每一个熟悉现代文学的读者都知道“边城”,沈从文最著名的小说《边城》讲述的不仅是一个湘西偏僻小镇的故事,同时在一个日益现代和后现代的社会,“边城”更是对所有远离西方现代文明的一个极为贴切而哀愁的隐喻.通过比较两种文本,英文版对港台与大陆更加直言不讳、批评讽刺,中文版则更加温和、体谅与包容,处处显示出一种“到底是自己人”的袒护,比如写香港夜景,“地平线外似有山外山遥遥起伏,大陆横躺在那里,听得见它的呼吸.”甚至于回忆起自己当年离开大陆赴港时,在罗湖紧张等待过关,大陆卫兵以生气的口吻表达对烈日下等待人群的怜惜,张爱玲以罕有的温情写道,“有这么一刹那,我觉得种族的温暖像潮水冲洗上来,最后一次在身上冲过.”

第八处:小说《怨女》中文版的发表刊物名称有误.“年表”在“一九六六年”项下记为“长篇小说《怨女》(《Pink Tears》中文版)在香港《星岛日报》连载.”

这里弄错了连载报纸名称,《怨女》并非发表于《星岛日报》而是《星岛晚报》.顺便指出的是,“年表”英文表述的不规范.英文中一般不用书名号,书或文章的名称,用首字母大写表示,因此Pink Tears并不需要另加书名号.

第九处:《惘然记》(后改名为《半生缘》)的连载时间有误.“年表”“一九六七年”项下记为“《半生缘》在香港《星岛晚报》、台北《 》杂志连载.”

事实上,由《十八春》改写的《惘然记》1968年才在台湾《 》杂志连载,此事宋以朗访谈录里两次提到,“继《怨女》后,《惘然记》1968年又在《 》杂志连载.”

第十处:长篇小说《半生缘》(单行本)的出版时间有误.“年表”“一九六八年”项下记为“台湾 出版社出版《半生缘》、《流言》、《秧歌》、《张爱玲短篇小说集》.”

1968年起台湾 出版社陆续为张爱玲出版了一套“全集”,分别为长篇小说《秧歌》、《怨女》、散文集《流言》、短篇小说集《张爱玲短篇小说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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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长篇小说《半生缘》.《秧歌》是这套“全集”的第一本,初版时间为“中华民国五十七年七月”,即1968年7月.《半生缘》是“全集”最后一本,在版权页上标明“初版:中华民国五十八年三月”,即1969年3月.因此,《半生缘》虽然确系台湾 出版社出版的一套张爱玲文集中的一本,但时间迟至1969年,“年表”将其不分时间顺序笼统列于1968年所出的张爱玲“全集”中,是不准确的.关于此事,宋以朗在访谈录中回忆张爱玲与台湾 出版社的关系时也记载了此事,“《惘然记》也顺利在1968年的《 》连载.同年, 出版社为她出版了一套“全集”,总算确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秧歌》是 替张爱玲出版的第一本书,接下来有《怨女》、《流言》、《张爱玲短篇小说集》和《半生缘》.”

第十一处:水晶的张爱玲研究著作《张爱玲的小说艺术》的出版时间有错.“年表”记为“一九七五年水晶《张爱玲的小说艺术》由台北大地出版社出版.”

仔细观察书中年表,年份记载顺序为“一九七二年 一九七五年 一九七四年 一九七五年 一九七六年”,时序表中有两个“一九七五年”,而第一处“一九七五年”夹在“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四年”之间,因此可推断此处应为“一九七三年”,是一个简单的手民错误.查该著作版权页,初版时间为“中华民国六十二年九月卅日”,即1973年9月30日.

第十二处:《色,戒》的发表时间不准确.“年表”“一九七九年”只有一条记录,“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发表小说《色·戒》.”

首先要说明的是,张爱玲小说发表的名称是《色,戒》而非《色·戒》;其次这条年表记录容易使人误会为《色,戒》最初是发表在1979年的《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其实《色,戒》最初发表于1978年1月号的《 》杂志,宋以朗访谈录里有专门章节讨论《色,戒》,“我爸爸跟张爱玲……不断通信,对《色,戒》里面的细节互相探讨、修改,差不多一年,张爱玲才把小说写好,终于在1978年1月号的《 杂志》上发表了.”也就是说,《色,戒》1978年先由《 》杂志发表,1979年再由《中国时报·人间副刊》转载.张爱玲作品在两家期刊杂志发表并不少见,据宋以朗访谈录介绍,“张爱玲当时出版的书有两种情况:一是先在报纸(如《联合报》或《中国时报》)和《 》杂志同时连载,再由 出书;二是把在报纸杂志刊出的短篇结集,再由 出版.”

第十三处:1994年 出版社出版的“张爱玲全集”的册数有遗漏.“年表”“一九九四年”项下,记录为“ 出版公司出齐张爱玲全集十五册:《秧歌》、《赤地之恋》、《流言》、《倾城之恋》、《第一炉香》、《半生缘》、《张看》、《红楼梦魇》、《海上花开》、《海上花落》、《惘然记》、《续集》、《余韵》、《对照记》、《爱默森选集》.”

此处“年表”有疏漏.1994年 出版社确实为张爱玲出版了一套全集,共计16册,分别为1。《秧歌》、2。《赤地之恋》、3。《流言》、4。《怨女》、5。《倾城之恋》、6。《第一炉香》、7。《半生缘》、8。《张看》、9。《红楼梦魇》、10。《海上花开》、11。《海上花落》、12。《惘然记》、13。《续集》、14。《余韵》、15。《对照记》、16。《爱默森选集》.“年表”遗漏了全集之四《怨女》.1996年大连出版社以 1994年版全集为蓝本,也出版了一套一模一样的“张爱玲全集”,甚至连从未在大陆公开出版的《秧歌》和《赤地之恋》也包括在内.但此套全集由于某些原因未能公开发售.

通过对张子静、季季合著《我的姊姊张爱玲》一书附录《张爱玲生平·作品年表》的梳理,可以发现此“年表”较为粗糙,出现错误、遗漏或疏忽达13处之多,作为一部专门纪念张爱玲、以历史回忆为主要内容的公开出版物,出现如此之多的史实错误着实令人惊讶.季季在本书“后记”《寻访张子静,再见张爱玲》里,声称“子静先生和我合著的这本书,既不属于学术的范畴,也不是写给学术研究者的史料汇编.……这本书主要是献给那一批又一批‘新张迷’看的.”虽有声明在先,但并不能免除责任.如果说本书并非学术著作,带有私人回忆的明显特征,内容上当然可以轻松、活泼,不那么严肃、学理化,但这并非意味着“生平年表”这类本身即要求准确清楚提供史实的部分可以出现错误.既然本书明确的阅读对象是“一批又一批‘新张迷’”,那么为张迷提供如此不准确甚至错误的历史信息,不知是对张迷们的不屑,还是存心误导张迷?而且此书至2003年文汇版已是第三版了,编著者却从未对“年表”进行勘误和补正,不知是对此书的盲目自信,还是过于漫不经心?无论怎样,这都是一种对张爱玲、对张迷们不负责任的行为.

至于为什么会造成如此粗制滥造的现象,我不敢胡乱猜测,单就本书而言,我认为本书著者之一张子静先生并不需要为此事负责.众所周知,张子静先生是张爱玲唯一的弟弟,但并非张爱玲研究专家学者,并不具备撰写“年表”的学术素养,而且季季女士在“后记”《寻访张子静,再见张爱玲》里也表明了此书的写作情况,由季季询问,张子静回答,“我先后拟了近一百个问题给他,有的问题他不清楚,他的答复就是‘不清楚’.”可见张子静先生既并不存在故意作伪的情况,也不负有编写年表的责任.

而这种现象,其实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处理文献史料上的常见问题,并非“年表”所独有.在学术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往往极为重视史实的准确和文献的发掘,有大量详实、可靠甚至繁琐的考证、勘误、钩沉,相比之下,现当代文学研究似乎更重视文本的阐释而轻视史料的查证,更重视文本的文学价值而轻视文学史价值,更重视用各种理论来对文本进行再阐释,而较少关注史实的考证、文本的初刊、版本的变化等.虽然近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文献史料问题日益引起专家学者的重视,已经出现了对期刊杂志、文学流派、版本变迁等方面的新的研究成果,但由于种种原因,在编写各类文学史、各类作家传记时仍出现许多不该出现的史料错误,比如余斌《张爱玲传》的“年表”中,将张爱玲的出生年份误记为1921年,而事实上张爱玲出生于1920年;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等都曾出现过大量明显的史料错误,已有多位学者就《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的史料问题提出意见.而《我的姊姊张爱玲》一书在“年表”上的多处错误,也再次提醒我们,中国现当代文学应该重视文献史料问题,在“诗”与“真”、“审美”和“历史”之间不应有所偏废,“审美”是在确保“历史”清楚准确的基础上的“审美”,而专业学者更有义务提供尽可能准确的历史知识,为初学者和业余爱好者提供真实可靠的文献史料,只有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研究,才是令人信服的,才能使学科发展更加科学、稳固.

[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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